去年共73部、增长近两倍，未来的合拍片还要注意哪些问题？

文/郑茜、刘媛

“一些美国影片，大家在观影结束以后发现有一些中国的特色，中国的面孔。我在观影之后会问为什么会有来自于中国的面孔？当然他们都是配角，但是这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我并不是说演配角不好，配角也有自己的闪光之处，只要电影拍的好配角也没有问题，但是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昨日（4月17日）下午，在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中外电影合作论坛”上，导演陈凯歌一开口便揭开了去年数量暴涨的合拍片市场的“面具”之一。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李国奇在论坛上指出，2016年，“共计完成合拍影片73部，占到国产影片总数的十分之一。”

73部，较前年的40部增长接近两倍。中国在市场崛起、外部资源加速蜂拥的同时，却难以在合拍片中将中外文化融合得体，这也让一众中外电影人感到焦虑。

华谊兄弟电影有限公司总经理叶宁、中国导演陈凯歌、两度戛纳影展金棕榈奖获奖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印度制片人阿米尔·汗、Raindog（英国）电影公司CEO盖德·都赫提和《速度与激情》导演罗伯·科恩，一众中外大咖在“中外电影合作论坛”上对合拍片从制作到市场定位进行了交流。

在肯定了“互相学习”的必要性之外，大咖们话里话外也对包括壹娱观察在内的众多媒体表示，现在是一个变革的时期，市场越做越大，出现问题很自然，要意识到前路漫漫还有很多努力要做。

库斯图里卡：“我们不要让电影院成为一个民主的场所，导演才是创作电影的人”

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合拍片，是近年来泡沫横飘的影视圈里最实在的一个泡泡了。因为它所带来的切实回报通常要远远盖过它的瑕疵。

尽管有着中外面孔莫名混搭、演员戏份定义不明、影片的商业性和艺术性无法相提并论等等瑕疵，但在2016年国产片票房的前十名中，依然有8部是合拍片身份。

对此，一向随性敢言的库斯图里卡却提出，合拍片更应该关注的还是导演的声音，以及影片本身的质量——

“第一次去戛纳电影节是上世纪80年代，当时有六百多部电影参选，现在参选的电影数量是过去的十倍。所以不要太关注于院线本身或者是数量本身，因为现在有很多粗制滥造的影片，这是不对的，合拍片应该更加关注质量。”

两度戛纳影展金棕榈奖获奖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

“我们不要让电影院成为一个民主的场所，我们要保证我们的特色。我认为电影院应该为这些电影人、导演提供一个发声的环境和场所。制片人总会告诉我们要做这个、要做那个，这是一个不公正的现象。导演才是创作电影的人，制片人可以提意见，但是最终创作的人才是应该做决策的人。合拍片也是如此，如果导演是作为一个后台的人物而不是决策者来参与创作的话，最终这些影院也会走向衰落。”

与库斯图里卡一样倡导“导演中心制”的还有陈凯歌。

而对于前不久才公布的戛纳电影节片单上，华语电影零入围的问题，作为唯一一个获得过戛纳金棕榈奖的中国导演陈凯歌的第一反应则是：“简短来回答，我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陈凯歌

“戛纳关注的是导演，不在乎这个电影来自哪个国家，只关注这个导演是谁。所以我觉得有一点也很重要，如果作为导演，有机会有一个很好的制片理解你愿意支持你，能让你做你想做的电影的话，这真的是太美好的一件事了，不然的话结果就会有冲突，还会有其他的问题。我本人是很幸运，因为我的太太就是我的制片人，她一直很支持，也想在这里感谢我的太太！”陈凯歌继续说道。

阿米尔·汗：好剧本才是合拍片的根本

印度国宝级演员、导演、制作人阿米尔·汗因主演《三傻大闹宝莱坞》、《我的个神啊》等被中国观众所熟知。当被问及“拍片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什么样的类型更适合于印度的市场和国际市场”时，他说道：

“在我读到一个剧本的时候，我如果觉得振奋的话，我在当时是不会想到观众的，不会考虑印度的观众还是全球的观众会怎么样，我只会想到自己，我只会来看自己会不会觉得这个剧本让我振奋，让不让我激动，这是推动我来做电影最根本的原因。”

他说，在做电影的时候，更多情况下不是考虑它受不受印度或者是国际的观众欢迎，而是往往会遵从自己的本心。“我觉得本身电影世界是一个很神奇的世界，进入影院关灯就可以沉浸在电影制中了，这是适用于全球所有的国家，有一个好的故事不管面向全球哪类观众，都可以打动人。”

跨越合拍片的文化鸿沟：建立文化的共识是成功最重要的一点

有了好故事、好剧本，另一个对于合拍片很重要的因素来说，就是如何消解文化差异。

“噢老伙计，看在上帝的份上吧！（For God's Sake）”

相信大家对于这些国腔翻译出来的英文应该不会感到陌生，这些“怪腔怪调”可以说一度让观众非常出戏。因为，在这里，它代表的并非仅仅是简单的中文或者英文的问题——而是跨文化传播时的表达鸿沟。

导演科恩在关于合拍片的制作中就主要提到了电影的视听语言在形式、结构的表达上往往难以跨过文化差异这条鸿沟。

“我跟中国的团队做《马可波罗》这个戏的时候有鲜明的感受。我发现同样的一段话对派拉蒙和对中国影视公司来说含义是完全不同的，语言也不一样，要让不同的团队在一起合作，在共同影视语言中解读不同的问题是很艰难的一个过程。”科恩说道。

罗伯·科恩

美国导演科恩与“电影节气质”的库斯图里卡和陈凯歌有所不同，他是好莱坞系统内的。对于合拍片的着眼问题则放在了“能不能有文化敏感性”、“有没有电影共同语言的见解”和“能不能解决融资问题”。

“因为电影的拍摄是一个大成本的事情，需要各方的努力，我们本身说电影它本身是有商业内涵在的，这一点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前提，不然也就做不成电影。”科恩说道。

无独有偶，在英国Raindog电影公司CEO都赫提看来，如何跨越合拍片中的文化鸿沟同样是个大问题。

Raindog电影公司CEO盖德·都赫提

他总结出了要考虑的三大要素：

第一是好故事，一定要找到一个跟拍摄的国家有文化联系的好故事；

第二要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尽管这要花不少时间去建立信任，但这种沟通是必要的；

第三要了解拍摄目的地的文化背景，而且很多时候会需要本土的剧作者来重新进行创作，但建立文化的共识，这是一部成功的合拍片中最重要的一点。

华谊兄弟电影有限公司总经理叶宁

作为华谊兄弟电影有限公司总经理，有着丰富合拍片经验的叶宁对此深有体会。他认为，中国的观众对好电影是能够理解和喜欢的，所以对于创作者来说，别纠结于要拍摄成是否是中国的电影、中国的故事，第一步还是先说好故事。

其次，他认为中国电影人应该要多和成熟的电影市场合作，要学习成熟的类型表达和工业技法，要形成自己的风格和语言。“做一个好的电影，真的没有任何的捷径可走。中国电影人特别是年轻中国电影人太需要这种工匠精神了，就像李局说的，中国电影太需要一个蓝翔技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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