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烈竞争下，教育还能造梦吗？

“诚然，时代、环境和历史，造就了我之所以为我，但我也远不止单纯地被造就。我们都是如此”，没有人甘愿做个被造就的温室花朵，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我们一边奋力摆脱出身印记，“我命由我不由天”，试图通过教育跃龙门，实现向上流动和成为“达官显贵”，光耀门楣，一边又相信“天命难违”、“命中注定”，奋力抗争终究逃不过天命，而无奈止步。

以前，我们不理解范进等人对科举的执着，毕竟“条条大路通罗马”，无法苟同孔乙己的特立独行，毕竟，封建礼教是会吃人的。上千年的封建制度洗礼和“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等思想让我们从未放弃过教育，在激烈残酷的竞争下，虽然教育对跃龙门的助推作用逐渐减弱，但无疑教育是实现个体转变的最佳赛道。

虽然一边自嘲为“小镇做题家”、“当代孔乙己”、“当代范进”，一边又在艰难跨越万山，走出浪浪山，虽然新一波读书无用论涌现，但读书真的无用吗？答案显而易见，我们从未停止追梦，从未放弃过教育造梦。

与其为孩子铺好路，不如让孩子学会如何走好路

我们从小就生活在被精心织就的安全网络中，如同B612小行星上的那朵独一无二的玫瑰花，被娇惯，被驯养，玫瑰花有小王子为其浇水除草、挡风、捉毛毛虫，根除着可能侵袭的猴面包树，最大可能隔绝着一切危险因素。我们也一样，被许多“小王子”的力量呵护，竭力将我们置于安全保护罩中，然而一切小心翼翼的过度保护，让我们一碰就碎，脆弱得不堪一击。

何时起，社会的主流观念和规范已经发生了转向，从斯波克的“放任教育”，现在已经转变成了一种精密教育的新模式。（卢金诺夫，2020：241）孩子不在成为放养的存在，可能源自家庭中孩子的稀缺性，也可能是生活条件改善使然，无论何因，父母总是设法扮演“好父母”的角色，他们愿意倾其所有，为孩子给予最好的保障，他们试图为孩子包办一切，事无巨细，从吃穿住行到读书写字，从娱乐游戏到结交朋友......他们总是凭借自己的经验，以爱之名，试图让孩子按部就班的生活。

然而，这种精密教育模式下，结果往往事与愿违，终究让孩子的课题和父母的课题发生混淆，引得孩子反抗，恶化了亲子关系。比如东林在林地纠纷的诉讼中和自己的艰难险阻的经历中，深切意识到教育对生活的重要性后，对小哥逃学和教育问题上异常严厉，将逃学的小哥“赶”回学校，并设法让小哥接受更好的教育，然而，这却引得小哥从小就相对疏远父亲。

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亦或是社会教育，无一不在强调安全问题，安全早已在我们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除了宣传教育和意识建立，家长和教育工作者等人士更是身体力行，将一切潜在的危险因素隔绝开来，试图造就没有危险的真空环境。

为了保证安全，远离危险，孩子们被剥夺了所有带有潜在危险的游戏机会，所有的活动都受到父母和教育工作者的严格安排和设计，从孩子一出生，所有的力量天然地在为安全环境的塑造而努力。

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自然，安全成了父母的重要考量对象，他们可能毫不讲理，总是设法排除一切潜在的或现存的“威胁”因素，不让孩子受到一点伤害，哪怕是其应当承受的必要惩罚。从孩子一出生，父母就会把一切危险物品和潜在威胁隔绝开来，呢喃学语时，耳边时常萦绕着“×××危险，别碰”等话语，久而久之，潜意识自然让我们远离警告的一切危险。

上学时，因为某个略带危险的体育活动，可能遭到家长的无情抵触，以及对学生“偏差行为”的略微惩罚可能会让家长大闹校园。在螺山镇上，就真实出现过家长大闹校园的事件。A老师对课堂上开小差，多次提醒未果的不听讲学生，略施小惩，却引得家长大闹校园，即使有在该校担任老师的亲哥哥劝说，也依旧要求A老师赔偿医药费并道歉等，最终，迫于压力，A老师不得不接受无理要求。

父母对孩子的看重和对安全问题的重视，自然引得校方不得不更加关注安全问题。校园管理者从安全性和免责考量，普遍倾向于采用一种“宁可事先谨慎有余，不要事后追悔莫及”的态度，无论是颁布堆积如山的校规，还是扩充校园行政人员的聘用，无一不体现出校方对安全问题的重视。（卢金诺夫，2020：292-293）

在夏洛茨维尔，在麦柯斯.海特的幼儿园里，家长被强制要求参加入园培训，并可能部分孩童对花生过敏而颁布了禁止坚果入校园的规则（卢金诺夫，2020：27）；在伦敦东区某小学只因为孩子们可能摸到雪后，团成雪球，可能因为莽撞的行为让手中的雪球成为造成眼睛受伤的罪魁祸首，而颁布了“孩子们不准用手去触碰刚落下的雪”的新校规（卢金诺夫，2020：328）；大学校园里，学生手册规定的行为准则更是涵盖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社交媒体上可以发什么，在宿舍里可以说什么，在校外可以做什么，加入什么组织都有清楚的规定（卢金诺夫，2020：280）......

校方采取的宁可牺牲所有孩子玩略带风险之游戏的机会，来达到的哪怕只能防止一个孩子受伤，也应当持续下去的想法和行为不过是一种过度保护和过度监管，不仅是身处官僚架构之内的美国管理者的工作方式和“明哲保身”的思维定式，也在社会上渲染了过度保护的“安全主义”，助长了“言论寒蝉效应”。（卢金诺夫，2020：280-281）

然而，生活总有自己的方法，制造出完全不在预期内的事件。（卢金诺夫，2020：32）安全的真空环境不过是空中楼阁，保护得再好的花朵终究有面对阳光雨露和风雨的一天，孩子终究会长大，家庭和校园终究不是一劳永逸的保护地带，当大学生走出校园，走出家庭，步入社会，他们会面对各种风险和困境，此时，早就无人挡在身前，那些生活中的伤害、轻慢和争端，也不得不去承受和经历，与其上他们一出校园，就脆弱得不堪一击，不如尽早让他们适应社会，面对风险。

既然风险和压力都是生活中自然、不可避免的一部分，父母和老师就应该帮助孩子激发他们的内在能力，从此类经验中学习，获得成长。（卢金诺夫，2020：33-34）毕竟，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与其为孩子铺好路，不如让孩子学会如何走路。

教育从来不是单枪匹马的事

教育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它是关于每一个家庭、学校、国家和社会的大事。儿童高辍学率不仅说明了家长不够重视，或者经济条件供不起他们上学，也说明了儿童厌烦学校的生活，教师激发不了他们的学习热情。（彭虹斌，2009：87）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其教育方式和态度贯穿孩子发展的始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的读书观。异化的城镇化带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尚未的均衡分配的教育资源，让乡村孩子，尤其是留守儿童成为异化现实的承受者。在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受户籍制度的现实制约，资源分配的倾向性，使得城乡差别悬殊。具有商品粮的学生即使不用努力学习，也可通过招工考试进单位，所以他们多数不愿意读书，而农村户口的学生不仅需要放学帮工，也要面对残酷的现实，他们要么通过读书这条唯一的路径“跳农门”，要么只能务农，比如路遥笔下的孙少平。（彭虹斌，2009：34）

当人口流动的放宽，越来越多走出家门的人看到繁杂世界中教育的重要作用，他们试图带着孩子进城，接受更好的教育，然而农村教育一直未能受惠于异地城市化，无奈只能退回户籍接受教育，但这些留守的儿童，时常由于老师找不到家长，被边缘化的他们一度成为教育的“弃儿”，（彭虹斌，2009：83）虽然社会的发展对这种状况有所改善，但不平等的资源分配注定将产生悬殊。

当然，这不仅是华中的螺山镇独有的现象，甚至在沿海一带的江村，或者是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都存在着明显的教育差别。并不是每一位孩子都能很幸运地遇到开明且重教育的父母，对于那些高知分子的家庭来说，受到教育红利的他们更愿意让孩子多读书，多识字；对那些深受重男轻女毒瘤影响的家庭来说，女孩的教育情况更是一度沉寂，受过完整初中教育的女孩少之又少。

此外，家庭的经济现实也限制了孩子的教育程度，收入较高的家庭对于孩子的教育成本无足轻重，但，对于一个本就在贫困线挣扎的家庭来说，每一笔支出都是要命的，他们的精打细算并不能支撑每一个孩子接受充足的匹配教育，更不要谈及“天价”的精英教育、私立教育了。

教师也是影响教育的重要因素。我们感叹清北高材生为幼小学生上课的人才浪费，也唏嘘着那些专科学生在初中校园里风生水起。在教师的专业性教育上，发展受限的教师虽然也有通过学历教育和教育培训，以各种形式的进修和考试来提升教师水平，但就自学考试、函授学习和脱产进修的形式大多只是徒有其表，隐含了很多“水分”，甚至个别老师的不负责和不作为，直接影响了学生的学习状态。当然，以分数成绩论的填鸭式教育，并没有为学生灌输更多的知识，这种凯洛夫的教学方式一直影响着中国教育。在美国，学校设置的“办公室时间”直接为学生开设了沟通渠道，虽然这种强制性的要求，对于双重贫困生来说是艰难的一步，但客观上推动了学生的发展。

政策也是影响教育的重要因素。无论是某一学校政策还是国家政策都直接影响着教育的发展。在美国，社区教育和私立教育悬殊，那些接受社区教育的学生很难改变天命，真正从社区教育中走出来的学生微乎其微。

然而，私立的精英教育单是在学费上就扼杀了绝大部分想跨越的底层家庭，无奈只得望而止步。幸好，只要足够努力，极少部分学生有幸成为寒门幸运儿，接受精英教育。此外，大学校园里更是为寒门幸运儿和双重贫困生提供了“勤工助学”的工作，这种校园派遣能够缓解经济的局限；同时“奖学金+”项目也为他们提供了更多接触社会的机会；无贷款助学政策也成为扫除经济障碍的重要手段，也向未被充分代表的弱势群体拉开了大学录取门缝。（杰克，2021：229）校园派遣这类福利政策却给这些学生带来了更多的隐性成本，污染了他们的体验，也腐蚀了穷学生和学校的关系，（杰克，2021：205）让他们都因这些政策身负重担，也在情感上留下了边缘化所带来的伤痛（杰克，2021：171）。

当然，在中国同样存在各种惠学政策，比如义务教育的推行，“两免一补”政策，“助学补贴”等各种福利政策让越来越多的家庭摆脱经济限制，同时对于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的关注也让想乡村教育看到了希望。

不完美小孩：读书真的无用吗？

杰克在书中说："最大的敌人莫过于你自己的想法，一不留神， 它就会对你形成暴击。然而， 一旦掌控自己的思想， 那它就能成为你最大的助力， 即便你的父母也不可比。"随着信息化时代和文凭、分数膨胀的到来，即使“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认知根深蒂固，但很难不受“读书无用”的影响，甚至还在内心无数次地默默诘问过自己，注定无法十全十美的人生路上，黑天鹅事件也逐渐涵盖到了读书领域，在成效不高的教育收益上，开始对干教育投入产生了质疑，无法永葆理性的我们，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总会各种干扰，注定不完美的我们虽然迷茫、徘徊，偏过航，但我们始终未放弃教育造梦。

关于读书的争论尚未形成统一论调，耳边时常回荡着读书无用的声音。在对读书无用论的追根溯源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两方面。

一是社会的现实背景，高投入高消费的教育并没有带来即时性的价值匹配，理想中的高等学历并没有实现高收益和高薪资的产出，教育没有带来相应的既等利益。受益于教育先行政策方针，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突飞猛进，2007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2%。但经济并没有实现同步发展，国家对高等人才的培养数量远远高于社会的需求，以至于出现了人才应用结构性问题，具体表现为高职、本科和研究生的比例不协调，大学本科生的数量过多，学科的专业过于理论化，培养了学生动手能力差，高等职业教育数量偏少，全日制研究生是以培养学术人才为主，实用性人才写的不足。

社会的现实需求与学校的培养脱节，导致很多毕业生面临惨淡的就业环境，无法找到心仪的工作，毕业即失业。并且大部分人不愿脱下学历长衫，委屈于小岗位，尤其是对那些经过层层筛选，过关斩将，好不容易走出浪浪山的农家子弟来说，大学毕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并不愿下基层，就业不如职业高中生的他们很容易对过往接受的教育产生怀疑。

当然，这种现实环境并不是中国的独有现象，在美国、韩国、日本等多个国家都存在着教育的现实问题。美国教育竞争力也很突出，在美国存在着明显的种族隔离的教育体系，社区教育的质量远远低于精英学校，社区教育的不良环境并不是一个学习的修炼场，并且高昂的精英学校费用也让大部分人望而却步。

美国的新精英并不是一群靠家族财富和信托基金混日子的人，他们更多的认为自己具有个性化，坚信在圣保罗这样的地方待下去需要勤奋努力，而持续占据有利地位需要不懈的努力。他们淡化了对‘高尚情趣’和‘你认识谁’的重视程度，取而代之关心一个人认识世界的方式和在这个世界里扮演的角色。像圣保罗和常春藤这样的院校看上去越来越不像一个排外的游艇俱乐部，而是越来越接近我们多样性社会的一个缩影——一个包含细致具体的社会规则的微观世界。

精英们尚且如此努力，底层人士更是艰难前行。对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士来说，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机会极为稀缺，那些为数不多的橄榄枝需要格外努力才可以抓住，比如升入精英中学的寒门幸运儿，进入大学的双重贫困生。虽然校园生活为他们提供了很多机会，但就业压力成为了现实困境，在职场上不仅有赤裸裸的育儿惩罚、家长惩罚、母职惩罚，还不得不面对生活成本的现实窘境，比如中产阶级中教师、律师、护士和儿童保育员等传统职业面临价值被低估、薪资过低的现实，不仅难以享受阶级的优势，同时，攻读硕博学位和辛勤工作的多年时光并没有换来期待的工作，在夹缝生存的现实状况下，为了谋求生存和养家糊口，那些没落的中产阶级不得不进行生存斗争和羞愧感的斗争，试图从这个国家看待父母的观念迷宫中寻找一条出路（阿莉莎夸特，2021:274）。

时间的最大化管理和拼命的努力生活不过是无奈的生活选择。那些拼命向前奔跑的中产阶级，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却发现自己只是停留在原来的圈子里。夹缝生存的压力源自一个人的财务状况、社会地位和自我认知。（阿莉莎夸特，2021:5）

第二人生产业的开辟弥补了微薄工资的生存压力，白天在校园里为学子上课的教师们，下班后加入优步驾驶员，在接单间隙中完成本职的教师工作，这种被迫卷入零工经济的教师又面临科技发展和共享经济的冲击；同时，在养育孩子上采取的合作抚养是缓解经济现实的有效手段，既共享房屋和照顾孩子的责任，又共同负担吃饭等成本账单，虽然租赁关系使两家人一开始并不平等，但他们在生活的安排和共同分担的责任上却尽量做到公平公正。

二是与农民心态有关，教育投资是一项长远投资，如果光看眼前却是上完初中，外出打工比继续读高中，上大学自然是赚的钱多一点，但这只是一种短视行为，这种短视行为也与农民心态有关。农民心态泛指农民身上的偏狭意识和短视行为。可以这样说，经济越落后的地方，农民的思想意识也就与时代脱节的越厉害。

小结

教育虽然不能增加社会流动的机会，不能改变父子两辈职业的相关程度，甚至也无法提供职业所需技能，但教育水平的证书却实实在在地成为换取较优受雇机会和挑选较优职业条件的通货。教育也许是一种奢侈品，只有富有的国家才能承担得起；也许只有更加民主的政府才会在人民的要求下提供教育。（可汗，2016：25）

虽然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空间在缩减，教育带来的既得利益也不及从前那么明显，无论是中国的现实状况还是美国中产阶级的衰落，教育带来的思考从未间断，我们不应该只做教育的既得利益者，更应该在教育的洗礼下，在成长路上，从目的论出发，才能在世俗的社会中不忘初心，不偏航行。

我们不可能永处同一环境，不断变化的环境也在推动着我们改变，正如林耀华先生所说“人类的生活有如起伏的海潮，时而平静，时而峥嵘。没有人能平顺、单调地度过一生。生活时时变化，即使最平顺的日子也会在新的刺激和新的环境下发生变迁。”

教育在起伏的人生中扮演着重要作用，虽然“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时代有所暗淡，但作为最能支撑平凡人逐梦的读书，已经早已在人们心中刻骨铭心。作为不完美的我们，更应该明白人生的意义是自己赋予自己的，带着被人讨厌的勇气和追逐梦想的目的，把种子埋在地里，让它生根发芽，开出绚丽的人生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走南闯北的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