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风雨中的从容

1974年初冬的一天，25岁的江苏下乡插队青年莫砺锋偶然路过镇江金山寺。进门一看，吓了一跳，迎面挂着一幅大标语，写着“彻底揭开反革命两面派——苏轼的画皮”。看旁边的大字报，才明白是批判苏轼在北宋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新旧党争中，一会儿倒向这边，一会儿倒向那边。

不久前我在无锡江阴主持“传习江南——书院文化交流大会”时，见到了莫砺锋先生。他是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听完演讲，我意犹未尽，又搜了他的很多文章，也买了他的《漫话东坡》一书，一边看，一边感受他对苏东坡一生的概括——“风雨人生中从容前行的足迹”。

莫教授评论说，在王安石变法中，苏东坡通达平正，不伪善，不投机，不是宰相怎么说他就怎么跟，而是从事实出发，从于国有利的角度出发，尽管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那天的文化交流大会，整整一天，几百名商界人士却听到了最后。下午莫先生讲完，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林乾教授讲曾国藩的用人，同样反响热烈。

这么多商界中人听苏东坡、曾国藩，也许是因为风雨已来，大家都想从他们身上汲取一些力量。我也结合对莫教授文章的学习，借花献佛，把一些感受分享给大家。

不人云亦云，守住我心

人是环境的产物，但人生不是只有随波逐流当浮萍一条路。苏东坡一直守住了自己的心。

自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起，新党领袖王安石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大刀阔斧，激进变法，励精图治。因反对者众，他采取了一种手段，反对新法的贬逐，支持新法的提拔。

苏东坡属旧党，他坚决反对，认为新法推出得太草率，没有好好加以论证就执行，对民间扰乱很大。他因此得罪了宋神宗，被调离朝廷，做了杭州通判，相当于副职。此时他如不再对新法说三道四，也就太平无事。但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职期间，他看到新法带来的许多弊端，愈发抵制，就写了一些诗词表达意见。

元丰二年（1079年），苏东坡被调到湖州做知州，给神宗皇帝写了《湖州谢上表》。虽是答谢，却有“知其（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等“影射”之语，被一批新党官员抓住，对他弹劾。此时王安石已被罢相，实际是神宗皇帝本人在主导变法，神宗收到弹劾，也被触怒。苏东坡遂被抓回汴京，关进大牢130多天，险些丧命，最终免于一死，被贬谪到黄州。

神宗去世后，旧党领袖司马光东山再起，苏东坡被召回，还升了官。司马光急于恢复旧法，说要在一年内把新法全部废掉。这时苏东坡又站了出来，和私谊甚佳的司马光争论，认为新法中有的条例还是合理的，且已实行数年，百姓也已习惯，若一年内就全废，会引起社会震荡。

司马光是君子，并未因为苏东坡的反对就加罪，但一年后，司马光去世，其亲信下属视苏东坡为“眼中钉”，再将他排挤出朝廷。

苏东坡22岁中进士，66岁去世，在朝廷只呆了8年零11个月。一方面，这是因为北宋规定地方官任期不得超过三年，所以他不停地调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三度被贬，在黄州、惠州、儋州度过了十年时间。

倘若在新旧党争中只唯上，人云亦云，苏东坡无论如何不会“两头不讨好”，但他宁可不讨好，也不愿失去自我和本心。

苏东坡能守住内心，和母亲程夫人早年对他的价值观教育应该分不开。程夫人注重教育，在他年少时曾和他一起读《后汉书》，其中有一篇《范滂传》。范滂因为反对东汉宦官专政，被朝廷逮捕，执行死刑。他被捕临出门时告别母亲，范母大义凛然，赞成儿子的做法。程夫人读到这里很感动，当时只有十岁的东坡在旁边问，假如他将来要做范滂，母亲同意不同意？程夫人说，你要能做范滂，我为什么不能做范母？

不自暴自弃，旷达坚韧

在无辜的遭遇下，苏东坡并非没有想到过放弃。公元1079年7月29日晚，他在从湖州被押往汴京，官船行至太湖时，就有过纵身一跃、了此一生的念头。

之所以没有跳下去，一是被严加看管，没有跳窗的机会，更是因为想到了同朝为官的弟弟，兄弟俩相约将来告老回乡后一起过田园生活。

公元1101年，苏轼在常州去世。去世前两个月，他到金山寺，寺里的和尚拿出一幅他的肖像画，请他在上面题诗。他写了四句六言诗，后两句是“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地方都是他被流放的地方，45岁被贬到湖北黄州，59岁被贬到广东惠州，62岁流放到海南岛儋州。

北宋时，官员成为犯官，不仅政治上没有出路，经济上也会陷入困境。因为犯官不发官薪，朝廷只给一份微薄的生活费。到黄州时，苏东坡一家几代加上书童、丫鬟等，有20多口，生活费根本不够，所以他第二年就开荒种地，养家糊口。黄州官府把城东山坡上一块50亩的荒地借给他种，地名叫东坡，所以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号，“东坡居士”。他在东坡上盖了几间房，种大麦，种水稻。有一次途中遇雨，写下了“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定风波》。

风雨中的淡然和坚持，让苏东坡把三个人生低谷都变成了高地。在黄州，他的书法大有长进，写了很多词，包括《念奴娇·大江东去》。在儋州，他写了研究《易经》《论语》《尚书》的三部学术著作，他曾说，有这三本稿子，即觉此生不虚过。

旷达背后其实是坚韧和对自己的相信。流放中有朋友写信安慰他，他回信，干嘛悲悲切切来安慰我，我们这样的人对自己的道德是充满自信的，认定在政治上的见解是正义的，为国家提意见是对的。他62岁被贬到儋州，朝中的政敌希望他在那里郁闷而死，但他随遇而安，65岁又复归了。

苏东坡有一种四海为家的襟怀，不管在哪里都能过好一个家。他到杭州，作诗说“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他在黄州，写信说“某谪居既久，安土忘怀，一如本是黄州人，元不出仕而已”。他在惠州，作诗说“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他离开儋州北归时，作诗说，“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不碌碌无为，做有建设性的事

苏东坡在地方官的任上，总是想方设法做有建设性的事情，造福百姓，也深得百姓热爱。

他到江苏徐州任职不久，就遇到黄河泛滥。当时洪水离城墙顶端不到一尺，他立即指挥全城人民把城墙修好，又让大家在城墙里筑了一条堤坝，从里面托住城墙，免得洪水把城墙压垮。他在城墙上搭了一个帐篷，晚上就住帐篷。由于洪水一连几十天不退，他走到禁军驻军的营地请求支援。按规定，禁军只有朝廷下命令才能调动，但禁军首领看到他浑身泥浆，满面憔悴，决定参与抗洪，终于转危为安，保城成功。第二年，虽然没有洪水，他仍动员大家加固堤防，修堤岸，以备后患。

苏东坡被贬到惠州时，路过广州，发现百姓都喝珠江水，珠江在南海，涨潮时有倒灌，又苦又咸。他就给广州知州写信，说城外不到20里地方的半山腰有泉水，流量很大，都流失了，应该用大的毛竹管一根一根接起来，把泉水引到广州，给老百姓作为饮用水。他还建议，要在前面细的毛竹管这头先缠上一层麻丝，再在麻丝上涂层漆，然后再插进去，以防渗漏。在第二封信中，他又提醒，过段时间泉水会有沙泥，堵塞了管子，所以要在每一根毛竹管上钻一个绿豆大小的小眼，用竹钉插住，到时候拔掉小眼，就可以判断是哪里堵了，换那根竹管就可以了。

苏东坡两任杭州时为老百姓做了很多事，带领百姓治理生态，疏浚西湖，利用浚挖的淤泥构筑了苏堤，“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政声多在道途间。一些百姓在家里挂上他的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回报他为百姓所谋之利。

苏公堤，东坡寺，东坡楼，东坡亭，各地以东坡命名的建筑，就是对他最好的评价。人们希望永远和这样的人在一起。

不仰仗聪明，一生下苦功

苏东坡才华盖世，诗词文赋、琴棋书画无所不精。宋神宗评价李白时，曾说“白有轼之才，无轼之学”，即李白有苏东坡的才气，却没有他的好学、博学，可见对他推崇备至。

但苏东坡的勤奋往往被忽略。他晚年对弟子说，我年轻时开始读书，每读一部经典一定从头抄到尾。他到黄州后，有人去他家看他，发现他正在抄《汉书》，并说这是第三遍抄。第一遍用楷书抄，第二遍用行书抄，一边抄，一边练字。

君子以自强不息。苏东坡在《晁错论》中写到，“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他赞赏大禹治水，“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于成功”。

苏东坡一生都在学习，思考，不虚度光阴。去世两个月前，他还请友人程之元代购毛笔100支、纸张2000幅。如能多活几年，不知还能创出多少作品。纵观他40多年的创作生涯，写了4800多篇文、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数量居北宋文学家之冠，可见生产力是多么旺盛。

苏东坡晚年从海南北归途中，曾遇到一叶扁舟搁浅在沙滩上的场景。四周都是湍急的江水，别人惊惶失措，他却神色自若，在倾斜的船舱中写字。与其困着无所事事，不如抓紧时机写字，也不要浪费时间。

不高高在上，平易近人

苏东坡有德有才，立功立言，脾气却很平易，一直以善良的眼光去看别人，丝毫不歧视位置比他低的人。他说“吾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自己“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注：卑田院是乞丐收容所）。

他第二次到杭州做知州时，在州府衙门审理一个民事案件。由于被告实在还不上钱债，他就亲自帮忙，在扇子上写字、画画，卖掉换钱，帮被告还债。

因为为人善良，交游遍天下，即使被贬到某地，地方长官也往往对他照顾有加。他在黄州遇到的三任知州，在惠州遇到的两任知州，对他都很友善。在海南，当他被前来督察的使臣逐出驿馆，不得不在桄榔林中建屋安身时，昌化军军使张中甚至不顾上面的意旨，亲自帮他挖泥运土，因此被朝廷追究。

苏东坡身为朝中大臣或地方长官时，百姓并不容易接近。但落难被贬民间后，则结交了不少平民百姓。他在黄州时，“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老百姓也同情爱护和帮助他。他开荒种麦，毫无经验，农人热情地传授秘诀。他的平民朋友中有开小酒店的，卖药的，他和他们经常来往，一起游玩，有时住到别人家里，一住就是几天。

他写过一首诗，“江城白酒三杯酽（yàn），野老苍颜一笑温。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借此告诉远方的故人：我在这儿与朋友们相处得非常愉快，你们不用再设法让我离开黄州重返朝廷了。

苏东坡在黄州修建雪堂，在惠州建造新居，在儋州搭建茅屋，都有百姓自告奋勇来帮忙。他在儋州的集市上遇到过一个进城卖柴的黎族山民，两人语言不通，竟也攀谈起来。山民又是叹息又是挥手，临别前把卖柴换得的一块木棉布赠给他，说今年海风寒冷，让他做件衣服御寒。

不冷漠度日，对生活充满热爱

苏东坡有过锦衣玉食的朝堂生活，但也能从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中，从简朴乃至艰苦的生活中，创造乐趣，自得其乐。

黄州的猪肉特别便宜，他天天买一点来做，成就了一道千古名菜。普普通通的鲫鱼、鲤鱼，他也能做出“东坡鱼羹”的好味道。他爱各地的水果，一到岭南就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在惠州时，他写信给弟弟，介绍他发明的一道佳肴：“惠州市井寥落，然犹日杀一羊。不敢与仕者争买，时嘱屠者，买其脊骨耳。骨间亦有微肉，熟煮热漉出，渍酒中，点薄盐，炙微焦食之。终日抉剔，得铢两于肯綮（qìng）之间，意甚喜之，如食蟹螯。”

大意是，惠州的市场每天只杀一只羊，好部位都被官员买走，他只能买点剩下的骨架，骨缝里有点残肉，但把残肉切下来，粘上盐，稍微烤一烤，烤焦后再吃，像螃蟹一样美味。

苏东坡在饮食上随遇而安，爱尝鲜，不忌口。他在海南岛第一次吃蠔，说味道太美了。他原本怕腥，但努力适应那些闻所未闻的海产，并吃出美味来。他专门写了一篇短文写吃蠔的经历，“剖之，肉与浆入水，与酒并煮，食之甚美，未始有也”。相比之下，同为被贬之人，唐代的韩愈南贬潮州时，只是勉强食用了蠔、蛤后，就完全不能接受那种“腥臊”之味。

在人间超越命运的无常

“即使在困境中，他依然用自己的文化优势去普及知识、发展教育，让人生焕发出正面的意义。他用自己的人生经历诠释了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正能量，这种乐观与坚韧流传至今。每个人都能从他的生平和著作中汲取到跨越时空的精神鼓励，获得人生启发。”莫教授如此诠释苏东坡的现代意义。

“领导力之父”沃伦·本尼斯说，“逆境是锻造领导者的熔炉，就像风吹雨打塑造了山形一样，问题造就了领导者”。他认为，成为领导者的人，并不是具备一系列的天生特质，而是持续一生自我探索的结果。

苏东坡的一生也是自我探索的一生。他追求精神的价值，但并未到空门求解，他认定“仙山与佛国，终恐无是处”，“何似在人间！”他就要在人间，超越命运无常的安排，活得有滋有味，有品有格，有声有色。 

苏东坡在黄州时写的一封信中说：“平生为道，专以待外物之变。”他的内心好像已经储备了力量，应对外来的变化。在当下的各种风雨中，他的这些力量，我辈虽不能及，也能见贤思齐，有所汲取吧。

本文引用了莫砾锋教授相关论文中的一些素材和研究成果，特此鸣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秦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