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模式，值得中国借鉴吗？

1961年的某一天，韩国首尔，一位一身戎装的韩国上校军官突然敲开了LG集团创始人具仁会的大门，令对方紧张不已。这位韩国首尔大学毕业的高才生会长当时已经是韩国最有钱的商人，他推出的Lucky牌洗衣粉、牙膏、洗发水在韩国家喻户晓，也见识过各种大场面，但是仍然被不速之客吓出一身冷汗。

在此之前不久的5月16日凌晨，朴正熙将军率领3600名士兵成功在首尔发动武装政变。这位强势的军事独裁者在12天之后开始对韩国最有钱的一批商人动手。

1961年5月28日开始，大批韩国商人开始被冠以“控制投机倒把的特别措施”关押，其中包括LG集团创始人具仁会在内的十几个韩国最有钱的商人。

他们被朴正熙政权冠以“自由贵族”的称号，意思是他们是依托前任李承晚政权的恩惠发展壮大，但是却没有给韩国做出多大实际贡献的资本家。

这些企业家被关押在日据时期修建的臭名昭著的西大门刑务所，里面有包括电击、拔指甲等酷刑设施，所有被关押起来的企业家无不毛骨悚然。

这些韩国商人被迫签署了协议，这些协议写道：“当政府需要我的财产开展国家建设时，我愿意全部捐献出去。”不久之后，这些企业家被释放。

但事情并没有结束。这位朴正熙手下的上校找到具仁会，希望他能在韩国政府的担保下筹集外国贷款，引进国外转让的电缆技术，在韩国建立一家电缆工厂。久经商场的具仁会没有中招，他此时一心想的是自己赖以起家的化妆品和化学等业务。他想办法向上校推脱，说自己不熟悉电缆业务。

“我原本打算让你一个星期之内办完，但现在作为特殊照顾，给你两个星期时间。”上校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向具仁会说道。

不久之后，被逼无奈的具仁会只好想方设法筹集了资金，从德国引进了电缆技术。这一信号迅速被其他精明的韩国商人，如搞外贸起家的三星公司的李秉喆，搞建筑起家的现代集团的创始人郑周永所领会。

这些韩国资本家很快明白其中的利害，软弱的一面继而暴露出来，只要发现有钱赚，就迅速屈服于朴正熙的指令。李秉喆开始设立生产彩色电视机和电冰箱的工厂，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三星电子。郑周永开始在蔚山建设规模庞大的汽车组装工厂，这就是日后闻名世界的韩国现代汽车的前身。随后韩国举全国之力支持这少数几家大企业进入政府想要重点发展的产业。

这些当初被迫走上制造业道路的韩国巨无霸企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高科技产业的代表。现在，三星电子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智能手机、半导体芯片和液晶面板生产商，现代汽车是年产销量曾超过500多万辆的世界知名汽车公司。而具仁会留下的LG集团，现在生产着全世界最好的液晶面板，包括苹果的iPhone和iPad在内的全球最顶尖的科技产品，都在使用LG生产的屏幕。

在韩国，这些巨无霸企业被称作“财阀”，三星、现代、LG、SK、韩进、乐天等前30大财阀所控制的产业占据韩国企业年销售额的近四成，它们的资产占韩国GDP的95%。

和在拉美地区各个国家、中国香港地区所成长起来的大多从事本地垄断产业，如电信、房地产、商贸、金融等领域的财阀不同，韩国财阀一开始就具有出口导向的意识，具有很强的全球竞争力。它们对于韩国发展国产替代和高科技产业的作用举足轻重。

在所有的后发国家进军高科技产业，以及国产替代取得成功的案例中，韩国应该说是最值得中国研究的一个。近些年来，全世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少之又少，但这些国家都成功实现了产业升级换代，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跨越到附加值相对较高的高科技产业。

而韩国被认为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典范。1994年，韩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然后用了大约12年的时间，即在2006年突破2万美元；再经过约11年的时间，即在2017年突破了3万美元。韩国在世界芯片、消费电子、液晶面板、造船、汽车、化工等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产业中都具有相当的竞争力。韩国作为起步较晚的后发国家，其科技产业“弯道超车”的成功经验，应该说是非常值得中国借鉴的。而韩国式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强烈社会负面效果，也同样值得中国人警惕。

韩国财阀们的主导作用

韩国的汽车、电子、半导体等产业曾长期在世界上缺乏竞争力。以汽车产业为例，韩国的汽车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长期缺乏竞争力，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韩国产的汽车不管是质量，还是价格、品牌，都拼不过它的邻居——日本。

为此，韩国政府采取了许多非常规手段扶持这些大财团，比如给这些财团一些特许经营权。

1975年开始，韩国从日本引入了有利于贸易出口的综合商社制度。综合商社具有信息灵敏、市场开拓能力强、海外融资渠道广等诸多优势，在海外广泛设立商品推销机构，使商品直接进入出口国的流通领域。

综合商社是始于日本的一种特殊公司经营体系，其典型代表有三井、住友、三菱、伊藤忠等几大财团，其经营范围从便利店到银行，到军火制造，到汽车，无所不包。

一家综合商社旗下常常有上千家子公司。这种模式在开展海外贸易的时候有比较强的优势，比如三井财团被描述为在海外有40万人从事贸易情报网络工作。例如在开展与钢铁相关的贸易时，三井财团下面不仅有自己的钢铁厂，还在澳大利亚和巴西入股和收购了大量铁矿石矿山企业，同时三井财团旗下的商船队也控制着世界上相当一部分铁矿石的运输。

其海外竞争对手在与其展开竞争的时候往往非常痛苦，因为三井可能既是客户，又是竞争对手，它的情报和资源远超其他单一经营企业。

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公布了一系列组建综合商社的法规、法令。韩国政府规定，只有当外贸公司达到韩国商工部颁布的综合商社标准时，才能取得综合商社资格，享受政府政策支持。

取得综合商社资格的公司，可获得大量政策扶持。大致包括：贸易优先权，经营范围放开；优先获得贷款，当时韩国的普遍贷款利率是18%，综合商社只有10%；对综合商社代理其他中小企业的进出口贸易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更松的外汇管制，可以持有更多外汇，可以在海外贷款……这些扶持政策一直持续到80年代。

这些综合商社往往能享有远超中小企业的特殊政策。例如现代集团垄断了韩国海上钢结构销售，同时韩国政府要求韩国进口石油只能用现代集团生产的船来运输。

韩国现代通过造船业务所带来的巨额利润投资汽车产业。一直到1991年，也就是现代涉足汽车产业24年后，才生产出其首个内部独立设计的动力总成——Alpha型发动机，其艰辛可想而知，但是韩国挺过来了。

此后，现代汽车收购了起亚汽车。到2010年，现代-起亚集团在全球一共售出了570万辆汽车，超过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成为全球第四大汽车生产商。可以说，对于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汽车产业，韩国人从20世纪60年代起步，经过40多年的长期坚持才取得了成功。

与此类似的还有三星在芯片产业上取得的成功。三星电子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主要的产品是彩色电视机、电冰箱等家电，是一家在全世界只能排到二三流的家电企业。

然后从80年代开始，三星开始投巨资进入半导体产业。三星的半导体业务从收购韩国半导体公司起家，以自主研发为基础，具有较好的研发基因。

当时的三星电子掌门人李健熙力排众议，主张三星投入巨资豪赌半导体，因为他认为芯片将会成为未来家电和电子产品的核心部件。在连续5年向半导体领域投入5亿美元巨资之后，1993年，三星取代日本东芝成为全球最大的存储芯片供应商。

2002年，三星成为全球排名第一的N and flash芯片制造商。2007年苹果推出第一代iPhone前后，三星的芯片代工业务同样取得世界领先的地位，早期的苹果手机主处理器都是由三星代工。而在芯片上的巨大优势又带动三星自己品牌的智能手机出货量一度成为世界第一名。

到1980年，三星、现代、LG等韩国前10大综合商社的营收已经占韩国GDP的48%，韩国财阀垄断经济的格局就此形成。此时，韩国经济还集中在重化工、造船、汽车、建筑这些产业。韩国凭借这些综合商社的带动，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作为后发国家，这种“举全国之力”扶持少数产业和公司的做法，和中国人经常提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中国学者高奇琦、李松在他们的论文《国家公司与国家竞争力的关系》中指出，对于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崛起，学界大多把原因归结为强国家能力和成功的产业政策，而忽视了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尤其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公司的作用。

本质上三星、现代这样的韩国巨无霸财团，很好地践行了韩国政府的产业政策，扮演了“国家公司”的角色。

该研究指出，韩国式“国家公司”，与国有企业有着明显的不同。国有企业是政府参与和干预经济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它是政府针对市场失效问题，而代表公众利益所采取的诸多政策举措的一种。而韩国式的“国家公司”则是私有的，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运营，但是政府又在这个过程中对其施加了强大的影响力。

应该说，韩国式“国家公司”兼具了国有企业讲政治、迎合国家大方向的优点，又具备了民营企业经营效率高的优点。从积极的角度看，这些企业帮助韩国作为后发国家迅速在消费电子、汽车、半导体、液晶显示、造船等具有较高门槛的工业门类上取得了世界领先的地位。

我认为，中国的华为、腾讯、阿里巴巴、字节跳动、中芯国际、联想、复星、比亚迪、宁德时代等民营企业，都具备成为“国家公司”的潜质。这些民营企业的经营效率，远高于国有企业。

由于其所处的行业，又是全球化竞争极其激烈的领域，保持高效的企业运营效率至关重要；因此，国家应鼓励这些企业继续保持民营企业的身份，避免盲目国有化的冲动。

与此同时，也应该通过产业政策避免资本本能性的无序扩张，避免形成日、韩那种财阀控制国民经济甚至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现象，使这些企业与国家大的方向政策保持一致，保证资源投向那些国家急需的产业，比如芯片、大飞机、云计算、新能源汽车等。

韩国企业如何权衡“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

我查阅了大量关于韩国发展高科技产业和国产替代的文献资料，从中可以看出，韩国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在技术来源上，牢牢坚持了自主创新这个根本，没有造成企业对于国外技术尤其是合资的过分依赖。

现代汽车凭借和福特合资而起家，但是与大部分中国汽车公司不同，郑周永家族很快意识到合资带不来真正的技术积累，企业要长远发展必须靠自主研发。值得一提的是，汽车产业是一个壁垒相对没那么高的产业，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汽车工业已经诞生了几十年，属于非常成熟的产业。

美、日、德、英、法、意、捷这些国家，都有非常成熟的汽车技术可供转让。在一些大的汽车厂商拒绝向现代汽车转让核心技术的时候，日本三菱公司出于财务考虑，同意了向现代汽车转让包括发动机、变速箱和车桥在内的核心技术。作为回报，现代汽车向三菱公司转让了一小部分股份。与此同时，现代公司雇用了大量来自国外的工程师帮助自己掌握独立自主的汽车生产技术。

1987年前后，现代汽车抓住日美贸易战的窗口期，在美国市场推出了比竞争对手便宜20%的产品，结果一炮走红，一年向美国出口26万辆汽车。一直到90年代初期，韩国现代在评估时还认为，自己的生产效率只有其对手丰田、本田的一半。

但是韩国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帮助它坚持了下来。首先就是通过韩国式财阀机制，通过混业经营保证自己活得更久，在其国际市场其他竞争对手出现危机，甚至倒闭的时候，韩国财阀又可以以相对廉价的投入获取其技术积累。

三星、LG都曾经经历过与欧美日大厂商合资的过程，但是它们很快发现，合资带不来真正的技术积累。所以，韩国公司自始至终都将自主研发放在很重要的位置。

为发展本土科技自主创新，韩国加强了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韩国大幅提升了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韩国是从此时才开始加大国内自主研发力度的，此前韩国一直以引进技术为主。到2000年的时候，韩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已经高达2.65%，远高于当时中国的1%、中国台湾的2.05%。企业重视研发投入，使得韩国的高新技术成果层出不穷。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外资企业越来越不愿意向韩国出口技术，因为韩国开始野心勃勃地进入外资企业所把持的技术密集型市场。对韩国人触动极大的一件事情是1986年美国德州仪器公司对韩国三星公司提起的诉讼。德州仪器公司发明了集成电路，并申请了固态电路专利。德州仪器公司指责三星在未经专利授权的情况下在美国出售其生产的电脑芯片。最终三星公司付出了10亿美元的巨额代价与德州仪器公司和解。此后，大部分韩国企业都意识到了自主研发技术的重要性，韩国专利申请数大幅提升。

韩国式资本主义适合发展长周期、高投入、可预测的产业

我仔细分析了韩国的半导体、液晶面板、汽车、通信设备、手机、PC、机床等几个主要产业的发展，从中发现，韩国式资本主义体制，并不适合每一个产业的发展。

在汽车、半导体、液晶面板这几个产业当中，韩国企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几个产业的共同特点是周期较长、发展规律易预测、重资产投资等。这些产业特别适合韩国发展。

三星进入D-RAM存储芯片行业的时候，世界主流厂商还在生产1KB容量的存储芯片，而存储芯片行业的发展轨迹是非常清晰确定的，即由1KB到16KB，再到64KB、256KB、512KB、1MB……所以，三星直接下重注在美国成立研发中心加强独立研发，直接跳过了16KB阶段进入64KB时代。

存储芯片是一个需要投入巨资进行产线扩充的产业，这类产业特别适合三星这样的韩国财阀投资，因为它们总是不差钱，能撑得起长期投入甚至亏损。

类似的事情也正发生在液晶面板产业中。液晶面板产业的发展和半导体很像，遵循摩尔定律的发展规律，其产品与产品之间的差距并不大，以尺寸作为主要的竞争区隔。所以产业的投资遵循1代线、2代线、3代线、4代线、5代线、6代线、7代线、8代线、10代线等尺寸升级规律，相对可预测。

一开始，全世界几乎所有的液晶显示技术都是美国的RCA、罗克韦尔、西屋电气、摩托罗拉、AT&T、GE、施乐、惠普等公司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明的，但是这个产业天生投入巨大、见效慢，有短期资本回报压力的美国企业并不太敢于在这个产业下重注建厂发展。

此后的80年代，几家日本企业在美国技术的基础上开始建立液晶面板产业，其领先者是日本精工和夏普。1991—1996年全球至少有25条大液晶面板生产线建成，其中21条在日本，此时日本几乎垄断了全球的液晶面板产业。1994年，日本生产了全球94%的TFT-LCD。

韩国的LG、三星等公司是从1995—1996年前后在液晶面板产业大规模扩张的，那时候正值行业大萧条，许多日本企业快撑不下去了。而韩国人之前在半导体芯片产业领域曾击败日本人，他们从那场战役中获得了无穷的信心和经验。此后他们用了10年时间，把日本人从液晶面板产业的王座上赶了下去。

在日本企业看来，韩国企业不按常理出牌，它们常常选择产业衰退的“逆周期”加大投资，韩国人雇用了大量的日本技术人员利用周末时间“指导技术”，同时许多日本设备和材料厂商在日本行业下行没有生意的时候，往往把最新的技术出售给了韩国公司。

到1999年，三星占全球面板显示器市场18.8%的份额，名列世界第一。LG占16.2%的份额，名列世界第二。此时韩国面板双雄已经将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开拓者夏普甩在了身后。

2001年，当全世界的液晶面板工厂都在亏损且不看好大尺寸产线的时候，韩国LG又大胆投资建设了世界第一条5代线工厂，这种策略完全不顾短期盈利。而这一决策却成为此后韩国在液晶面板产业中超过日本的决定性因素。韩国由此成为世界液晶显示产业的霸主。

但是，在PC这种创新频率高、概念切换频繁、具有高度不可预测性的产业中，韩国企业的表现就比较糟糕。在竞争激烈的PC产业中，韩国企业屡屡押错了产业周期，且不适应这种快速变化的行情，最终在美国、中国等竞争对手的强力竞争下，败下阵来。

当然，韩国企业在智能手机时代表现尚可，三星手机的出货量一度位居世界第一。但是应该指出，三星手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三星独特的垂直整合模式的成功。因为三星不只生产手机，还生产手机芯片、液晶面板这些手机的核心零部件。

我在前作《一只iPhone的全球之旅》当中曾经分析过，三星的这种体制带来的竞争优势是很明显的，苹果手机的芯片和液晶面板曾经长期放在三星生产，这意味着苹果下一代手机是什么样子，三星的手机部门提前就知道了。

此外，当行业不景气的时候，三星的手机部门和电视终端部门又可以保证自家芯片和液晶面板工厂的订单，削减其对手的订单，尤其是中国台湾的液晶面板工厂，在与三星的这种既是朋友又是敌人的奇怪合作模式中深刻领教过它的厉害。

具备这种独特垂直整合能力的手机厂商全球仅有三星一家。其他厂商包括苹果、华为、小米、OPPO、vivo等都更加偏向于是纯粹的手机开发商。

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之后，外资在韩国企业发展高科技产业来源上的占比大大提升。1998年韩国放开了对于用外资购买韩国上市公司股票的限制。此后，外商投资占三星持股比例一路攀升，到2004年甚至阶段性地超过60%。此举一度引发了韩国民众的恐慌，韩国人担心三星会被国外资本控制。

然而仔细梳理三星的外商持股名单，发现国外主权财富投资基金在其中占据了较高份额，如沙特阿拉伯政府、新加坡政府等，单个外资股东的持股比例都非常小，大部分都是个位数。

三星作为全世界最优秀的公司之一，有大量外资购买三星的股票，对于三星在资本市场上再融资，以投入其耗资巨大的新兴产业，应该说有很大好处。同样地，LG发展液晶面板的资金，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荷兰飞利浦的投资。外资的大规模涌入，在近20年韩国新兴产业的发展当中，起到了巨大作用。

韩国模式对中国的启发

韩国模式在产业发展上具有非常强劲的生命力，适合产业后发国家进行产业赶超，适合那些重资产投资、有周期性且高度可预测的产业，比如半导体、液晶面板、汽车等。但韩国模式不适合那些变化快、高度不可预测的产业。

作为后发国家，要发展技术含量高的国产替代工业，需要很多钱。资金是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最重要要素。一条最新的液晶面板生产线，投资动辄上百亿美元；一座高水准的半导体工厂，投资动辄上百亿美元；一个民用大飞机项目，投资动辄上百亿美元。

作为后发国家，必须长期忍受本国的产品落后于先发国家主要竞争对手的局面，用长期的资本投入支撑到自身领先的那一刻。这个过程需要钱。

韩国式“国家公司”的发展思路，从本质上解决了发展高科技产业的钱的问题。

早期，韩国通过给予三星、现代、LG这些“国家公司”大量经营特权，使得它们可以有巨额资本投入那些需要长期投入的领域，从而有资格进入一些寡头垄断的行业。而当企业成为全球某个顶尖产业的寡头垄断时，就有可能带来超额的利润，同时也有了向上下游开展垂直整合的资本。

韩国的成功证明了它至少在半导体和液晶显示这两个壁垒极高的产业上成了全球少数玩家，取得了寡头垄断的资格。同时在智能手机、造船、汽车等技术含量同样很高的产业上具有重要的全球竞争力。

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来看，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种类型：一种是朝鲜式的政府强干预类型，政府几乎主导一切经济活动，经济活动以国有企业为绝对主导；一种是类似许多拉美、欧洲国家那种弱干预类型，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话语权较小，民营企业可以主导金融、移动通信、媒体、采矿等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

而韩国模式，本质上可以称作政府“中度干预”模式。也就是说韩国有很强势的政府，以金融国有化为标志，政府主导产业政策的制定，并且通过金融信贷、特许经营牌照、出口补贴等产业政策引导产业的发展。

目前在世界的主要发达经济体当中，就政府参与经济深度来说，韩国与中国最接近。就政府参与经济深度的程度来说，中国参与得比韩国更深，以电力、石油、钢铁、造船、移动通信、石油化工、金融、媒体、采矿业等主要领域的大规模国有化为标志。

因此研究高科技产业发展当中“看得见的手”，韩国在所有国家当中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最大。同时，中国与韩国同属东亚国家，文化接近，且同属后发追赶国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韩国模式也是最值得中国参考的后发追赶模式之一。

政府运用银行信贷、出口补贴、政策支持等手段引导企业投资。比如当韩国政府希望重点鼓励汽车产业的时候，那么一个企业能否制造出真正属于韩国且能出口的汽车，就将是它能否获得贷款的重要条件。韩国通过关税壁垒使得韩国本土汽车售价长期很高，这样能让韩国本土汽车企业获得巨额利润，用于进一步扩大投资。

中国很有希望学习到韩国模式在产业发展方面的长处。举例而言，中国的京东方从韩国收购现代集团的液晶生产线之后，先后投入近1000亿元进行自主研发、自建产线，这背后有北京、合肥、重庆等城市地方政府的参与。

到2021年，京东方的液晶面板产业已经可以与韩国的三星、LG相抗衡。京东方的成功，证明韩国模式在中国具有一定的可复制性，尤其适合半导体、液晶面板、大飞机、太阳能、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等重资产投资且高度可预测的高科技产业。

相比起韩国，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有14亿人口的巨大国内市场。以高铁发展为例，当时中国铁道部先抛出一个全世界规模最宏大的高铁网络建设计划，邀请日、德、法、加的高铁龙头公司参与竞标，最终利用这几国公司之间的竞争，以相对较好的条件成功实现高铁技术的引进。

有专家指出，类似的案例可以在许多行业应用。例如中国在未来10年将会采购数千架民用客机，是世界上规模较大的民航增长市场之一，中国同样可以利用这一市场优势来加速大飞机的技术引进。

和韩国相比，中国的劣势在于其所处的国际地缘环境较差。韩国在政治上采取了依附美国的策略，因此韩国企业得以较顺利地借助美国搭建的全球化网络，获取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韩美科技交流非常频繁。

而中国因为体量太大，容易陷入和美国的老大老二之争，也就是常说的“修昔底德陷阱”。长期来看，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科技体系，并且获得美国最新技术的难度会越来越大。

韩国坚持了制造业立国的产业发展方向，同时在技术来源上，韩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坚持了以自主研发为主、外部引进为辅的原则。合资并没有给韩国企业带来真正的技术积累，虽然同属西方阵营，但是美日在经济、贸易上对韩国的打压从来都不手软，在交出了无数学费之后，韩国坚定了以自主研发为主的道路。2018年，中国研发费用占GDP的比重是2.18%，美国是2.8%，韩国是4.5%。可以看出，韩国人对在研发上进行投入是非常坚定的。

中国还应该学习韩国在扶持企业的时候坚持的出口导向原则。因为三星、现代这样的企业占据了巨额的社会资源，然而它们是否真正高效地利用了这些资源？出口是检验的一个重要标准，因为国际市场相对公平。

如果现代汽车仅仅是依靠韩国本国的关税保护，以高价低质赚本国人的钱，这样的企业，就是国家的寄生虫。但如果现代汽车有能力在全球市场上参与极其激烈的公平竞争，还能赚到钱，那么这样的企业就是真正值得扶持的民族之光。

同理，中国有许多拿到大量社会资源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它们在相对公平的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如何呢？这个问题能检验出很多企业的优劣，比如华为、小米、格力、京东方、字节跳动，就依靠自身过硬的产品和技术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这类企业应该得到更多的扶持和社会资源。

而许多中国本土汽车厂商，它们依靠特殊的政策保护，长期在中国国内销售价高质低的没有竞争力的汽车，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这样的企业就不值得扶持。

然而产业上的巨大成功不能掩盖韩国模式的深层次社会问题。

少数财阀占据了过多社会资源，阻碍了普通人的上升通道，对中小企业形成资源挤压效应。同时，财阀过度的产业扩张往往导致社会资源低效配置。而财阀的手伸向政治领域，又进一步导致财阀的利益难以被撼动。

政府与财阀企业之间的关系理不顺，账算不清楚，会带来很大的隐患。这一点上，中国自身的教训也不少。在晚清洋务运动时期，以盛宣怀为代表的人曾经主张“官督民办”，大概意思就是让民营资本出资兴办企业，而清政府派人管理或者监督，政府给予这种企业各种特权。

李鸿章曾经用16个字形容盛宣怀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盛宣怀这样评价民营资本和外资：“民资可用，也可欺凌。洋资可用，绝不可信”。他深信“非商办不能谋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

盛宣怀，晚清三大商人之一

但最终，在这些官督民办的企业当中，民营资本的话语权始终不大，官督导致了企业管理腐败、亏损严重，商人不再愿意投资这样的企业。而近年来，中国各地“官督民办”的影子依然没有完全消失。

许多行业，政府不方便直接出面的，就找个民营企业出面办，政府给予各种支持，最典型的如足球队，比如广州恒大、武汉卓尔、河南建业、上海申花、大连万达，一支中超球队，一年动辄亏损几个亿甚至十几个亿。

从纯市场盈利角度看，这并不是一个多么值得投资的领域，但是近年来大批房地产公司投入了巨额资本进入这一领域。这就是有很典型的“官督民办”的影子，其中账算不清楚，权责利不分，极容易产生官商纠纷。

近年来，韩国国内对于韩国式资本主义负面的一面有过深度的反思。比较典型的是韩国学者张夏成所著的《韩国式资本主义》一书中有深刻的洞悉。到2014年，三星、现代、LG、SK4个财阀旗下的上市公司就占据了韩国资本市场总市值的近50%，其中三星一家就占了25%左右。和美国的苹果公司这样专注于消费电子主营业务的公司不同的是，韩国财阀几乎无所不做。

以三星公司为例，这家公司从事70多项业务，涵盖手机、电视机、电冰箱、空调、洗衣机、吸尘器、半导体、液晶面板、电脑、造船、化工、建筑设计、摄像机、医疗器械、坦克等军事装备、机器人、制药、钟表、胶卷、建筑工程、液化气、服装、信息技术咨询、互联网、餐饮、酒店、糖果、广告、贸易、游乐场、高尔夫球场、物流运输、保安警卫装备与服务、保险、信用卡、游戏、风险投资等多个领域。

财阀什么都搞，什么都做，这意味着对于韩国中小企业生存空间的挤压。同时，对于社会资源来说，也是巨大的浪费。在三星所从事的70多项业务当中，只有手机、半导体、液晶面板等少数几项业绩较好，绝大部分三星的子公司都经营得很一般，更多的是依靠集团内部交易苟延残喘。例如三星的汽车业务就做得很糟糕。

此外，韩国的财阀具有一定的家族封闭性，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韩国社会的上升通道，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大部分韩国财阀的实际掌门人都在本家族内部挑选，有的甚至依据传统传男不传女，还通常奉行长子继承制度。1994年，LG集团掌门人具本茂的独子车祸身亡，LG陷入接班人危机，具本茂还有两个女儿，但是他奉行韩国的传统，坚持传男不传女。2004年，60岁的具本茂终于决定将弟弟具本绫26岁的儿子具光谟收为养子，培养他当LG的接班人。

韩国的财阀企业经营难度相当之高，这些从小养尊处优的二代、三代接班人能否有效地承接前辈打下的江山，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韩国学者对于韩国财阀的未来一直表示担忧。

此外，和朴正熙时代政府强势而企业弱势不同，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韩国的财阀已经牢牢掌控了韩国的经济和政治命脉，就连韩国总统也惹不起他们。平民出身的总统卢武铉在任上大刀阔斧地打压财阀利益，但他离任后随即遭到财阀报复，最后在丑闻中黯然跳崖自杀。

财阀对于韩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控制，也引起了韩国民众的不满。

韩国是亚洲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近年来一系列知名明星的自杀事件，揭开了韩国财阀的另外一面。2009年3月，韩国影星张紫妍在家中自杀身亡的消息震惊世界，遗书中写到其生前曾遭到经纪公司的胁迫和殴打，用性服侍导演、高级新闻记者和政客名流共31人。而这背后大部分都有韩国财阀的影子。韩国知名财阀韩进集团（旗下有大韩航空）一家人近年来屡次被爆出殴打、辱骂员工的丑闻。这些韩国大财阀利用手中的权势骑在韩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引起了韩国民众的极大愤慨。

此外，韩国的财阀通常都能轻易地获得巨额贷款，所以韩国财阀大多有强烈的扩张冲动，但是其投资却往往被诟病比较低效。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排名前30的财阀有三分之一破产了。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对财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得财阀成为负债率很低而外商持股比例较高的全球性企业。

这种复杂的局面使得过去几十年来韩国的政界与商界内斗非常频繁。

1979年10月，朴正熙遇刺身亡。韩国迎来全斗焕、卢泰愚执政阶段。此时恰逢西方世界遭遇石油危机，韩国也受到波及。此前，韩国财阀在长期高速扩张当中，严重依赖债权融资，举债扩张，企业的杠杆率到1980年曾高达400%，这些企业有79%的融资都是债权融资，而非美国式的股权融资，它们的大量贷款来自利息更低的海外市场。

石油危机爆发后，韩国企业开始遭遇流动性危机。全斗焕和卢泰愚执政期间均试图减少财阀对韩国经济的绑架，但收效并不大。为了扶持韩国财阀，韩国不得不压制和牺牲劳工利益，由此形成了严重的劳资冲突。

与此同时，韩国在军政府结束执政后，在美国的干预下开始逐步在政治上过渡到西方式民主体制，由此为此后韩国民粹政治与财阀政治几十年的严重内斗埋下伏笔。

1993年到1998年是金泳三总统执政期间，他上台后大力推动韩国融入经济全球化，放松外汇管制。在此期间，韩国大幅降低利率，成为亚洲利率最低且投资增长最快的国家。三星的半导体和液晶面板业务，以及LG的液晶面板业务，其投资都是在此期间开始大幅增长的。通过长期的巨额投资，其最终击败了曾经强大的日本厂商。但是韩国财阀仍然没有改变高负债率的毛病，韩国的短期外债达到其外汇储备的300%。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外资迅速对高负债率的韩国企业抽贷，这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高负债率情况下，一旦出现现金流危机，企业就会马上倒闭，到1997年底有3万家企业倒闭，韩国前30大财阀中有三分之一倒闭，包括大宇和起亚，韩国政府此时再也无力去救那么多同时出现危机的财阀。

次年，金大中就任总统，临危受命的他应该是朴正熙之后对韩国做出贡献最大的一任总统。此时正是韩国财阀最虚弱的时候，因此金大中终于等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对财阀动手的机会。

金大中改革的措施包括：禁止财阀附属公司之间互相提供贷款担保，提高管理层透明度，降低公司债务权益比至250%以下等。同时金大中大幅改革了韩国金融体系，1997年修订了《韩国银行法》，经由立法设立了“金融监管委员会”，其下设执行机构“金融监管局”。该局合并了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和非银行金融业的所有监管职能，并直接向韩国总理办公室汇报工作。

金大中政府对于排名第6至64的中型财阀制定自愿解决方案，以重组方式解决债务问题，避免企业大量破产导致的社会动荡。通过了《公司重组条例》，由6家大银行负责，以延期偿付、债转股、降低利率、放弃债务、出售非核心业务等方式推进财阀重组。

金大中政府同时推动FDI（外商直接投资）自由化，由此引入了大量外资入股韩国财阀，如三星的外商持股比例一度超过50%。此举挽救了许多处于困境中的韩国财阀，但这也在日后留下了巨大争议。

对于前五大财阀，金大中政府要求它们互换子公司。其目的在于减少重复投资、削减过剩产能，使每家财阀在其核心竞争力领域更为强大，着眼于造就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例如要求大宇将电子企业交予三星，而三星将汽车企业交予大宇；要求现代与LG的存储芯片业务进行合并等。

金大中的这一系列狠招受到韩国财阀的抵制，但是此时处于严重倒闭危机中的财阀，已经无路可走。这些改革对韩国经济影响极其深远。事后证明，金大中的许多措施都是很有远见的。重组后，韩国前五大财阀的杠杆率下降至200%以下。

金大中的改革是以大量韩国劳工下岗作为代价的，同时韩国企业的劳工福利也大幅下降。这和中国加入WTO前的大刀阔斧地推动国企改革、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改革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此期间，韩国财阀在高新技术产业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三星的存储芯片业务一举击败日本厂商，称霸全球，LG和三星的液晶面板业务也通过高额投资打败日本对手，最终称霸世界。

此后当选的卢武铉和文在寅都是劳工律师出身，他们站在普通民众一边，与财阀展开斗争，由此获得了很高的人气。卢武铉上台后着手打压财阀，包括推动改善劳工待遇，推动财阀进一步透明化等。他推崇清廉政府，反对官商勾结。

此时随着韩国深入推动金融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美国资本持股占到韩国股市总市值的50%以上，韩国财阀开始和华尔街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往来。而卢武铉在外交上则主张韩国独立，对美国不低头。为改变韩国经济首尔一家独大的局面，他推动迁都计划，但最终受到当时首尔市市长李明博等人的强烈反对而失败。

此后现代建设集团社长出身的李明博当选总统，他与韩国财阀的关系密切，随即对卢武铉展开清算，最终导致卢武铉跳崖自杀。李明博试图推动对大企业的减税政策，此举被认为是给财阀派红包。此时恰逢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韩国也受到很大冲击，韩元贬值40%，韩国股市暴跌60%。但是经过之前的金大中改革，韩国企业的负债率大幅下降，杠杆率从最高的400%降到了50%左右，且韩国外债很少，因此韩国在此次危机中受到的冲击并没有那么大。

在此期间韩国企业逆势投资，在半导体、液晶面板等重资产行业投入了数百亿美元，而它们的竞争对手日本企业则由于在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下政府没有余力大力扶持而节节败退，如东芝、夏普等，韩国企业相对日本企业取得了更大的优势。李明博的结局也不好，最终因为贪腐和舞弊入狱。

2013年朴正熙的长女朴槿惠就任总统，她的政策被认为是亲财阀的，电子工程专业毕业的她对于信息产业很在行，因此下大力气继续加强韩国的三星、LG、SK（SK HOLDINGS）这些公司在电子信息产业上的优势，同时继续对韩国财阀的业务进行重整。三星集团将化工、军工防务和航天板块（包括旗下三星综合化学、三星道达尔、三星泰科和三星泰勒斯四家子公司）整体出售于韩华集团，以便将优势进一步集中于半导体等高科技领域，而韩华集团在军工防务和化工领域的优势也得以扩大。

2017年，朴槿惠因为贪腐和舞弊被弹劾最终锒铛入狱，卢武铉的密友和学生文在寅接任总统，劳工律师出身的他同样是韩国民粹政治的代表，代表中下层人民利益。他接过卢武铉的旗帜，继续对韩国财阀开刀。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韩国的财阀模式不是完全成熟的市场经济机制，它带有一部分东亚传统文化的影子，又融合了一部分西方市场经济的优点，是一个奇怪的杂交产物。韩国自身也还在不断地与这种奇怪的体制进行斗争，希望将它改良得更加科学。

中国在发展自主创新、国产替代的时候，要学习韩国模式的精髓，比如坚持自主创新为主、技术引进为辅，比如坚定长期投资半导体、液晶面板这种可预测、长周期的高新技术产业，比如坚持出口导向以保证社会资源的高效配置。但是要避免中国出现韩国式财阀，避免社会的财阀化。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星海情报局 （ID：junwu2333），作者：曾航（军武科技CEO，曾任21世纪经济报道资深记者），摘自星海情报局原创书籍《大国锁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