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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 (ID:feihuayuchangshi),作者:叶克飞,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如果人变成犀牛,社会将会怎样?如果你身边的人都变成了犀牛,你是随大流还是坚持做一个人?
在荒诞派戏剧经典之作《犀牛》中,欧仁·尤内斯库假设了这一情境。
欧仁·尤内斯库生于1909年,父亲是罗马尼亚东正教徒,母亲有法国、希腊及罗马尼亚血统,是个新教徒。
尤内斯库童年的大部分时光在法国度过,他曾回忆一个片段:自己走在外省小村的夏日阳光中,被光线所震撼。他感受到强烈的光照,产生了在大地上浮起和不可阻挡的幸福感。当他“飘回”地面,“光线”离开了他,他感到现实世界充满腐朽、堕落和毫无意义的重复行为,所以死亡终会降临到每个人身上。
这一感受正是尤内斯库未来创作的价值观所在,他反感现世,厌恶交流,试图在荒诞中营造一个人类无法触及的世界。
1925年,尤内斯库在父母离婚后随父亲回到罗马尼亚,继续攻读学业。1938年,他回到法国打算完成博士论文,但1939年二战爆发后,他被迫再次回到罗马尼亚。1942年,他又前往法国定居,在马赛呆到二战结束,之后搬至巴黎。
此后便是他的人生辉煌期,1949年开始戏剧创作,第一部剧作《秃头歌女》于1950年在法国首次公演,引发戏剧技巧革命。此后他陆续发表三十多个剧本,主要作品有《椅子》《犀牛》《国王正在死去》《拜访死者的旅行》等。1969年,尤内斯库获得摩纳哥皮埃尔王子文学奖和法国国家戏剧大奖,1970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同年获奥地利欧洲文学国家奖,1973年获耶路撒冷奖,1985年获艾略特奖。
1959年的《犀牛》是尤内斯库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他虚构了一个故事:一个小镇上出现了一头犀牛,不久后所有居民都染上“犀牛病”,慢慢变成了犀牛,他们还以变成犀牛为美。只有边缘人贝朗热竭力保持自己形貌不变,还坚守自己的独立人格。剧终时,他高喊“我是最后一个人,我要做人做到底,我不投降!”
在故事中,小公务员贝朗热在小镇中是绝对异类,他酗酒、无所事事,看似是这个健康向上的小镇中最糟糕的人。可是,当那些曾经看起来坚强的人们一个个变成犀牛时,他们从惊惶渐渐变得“适应”,暴露出内心的软弱。贝朗热却是唯一例外,眼见着他的上司、同事和朋友相继变成犀牛,他却始终坚持。他的爱人戴琪表达了一个平常人早已习惯的观点:既然大家都这样,那是不是我们错了呢?我们是不是该服从大多数?于是,她也变成了犀牛,贝朗热则坚持做那个“异类”。
在人类历史上,有无数这样的时刻。“犀牛群体”一再壮大,在人们的选择中,对错变得次要,关键是站队,随大流才是最明智的选择,因为少数派会面对各种打压甚至厄运,坚持自我和真理,往往会变成“愚蠢”的代名词。
“主流”是那么重要,它往往会遮蔽常理与常识。就像《犀牛》里那样,犀牛刚刚出现时,人们陷入恐慌,因为那时人类是大多数,犀牛是异类。人们都相信“人类就是人类”这个常识,可是当犀牛越来越多时,人们抛弃了自我认知和常识,放弃了理性,忘记了何为“独立思考”,一个个沦为犀牛,并认为犀牛才是正常的。
《犀牛》的指向无疑是人类的惨痛时代——人们为何屈从于纳粹?因为变成犀牛就无需再思考,反倒可以肆意而行,就像那些帮凶一样,可以肆意暴露人性之恶。“犀牛”本身也有着极大的隐喻,它的皮极厚,有着麻木一面,身体笨重,反应迟钝,视力很差,意味着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分辨力,它还有尖角,意味着攻击性。因此,不少统治者都会喜欢犀牛,喜欢那些不会思考、容易被骗、思想麻木,还有攻击性,可以当成炮灰的庸众。
贝朗热没有变成犀牛,多少有些偶然。他从一开始就是个边缘人,在健康向上的氛围里,他的边缘显得比较糟糕,而当大家的懦弱、伪善一一暴露时,他的边缘同样显得不合时宜。他也没有能力改变这一切,按照许多观念,既然无力改变,那为什么不随大流呢?起码可以确保自己也是安全的。可尤内斯库选择让这样一个无力的小人物成为最后的坚持,本身就是在荒诞中对这种观念提出抗议。
纳粹并非人类经历的唯一暗面,尤内斯库指向的是那些造成悲剧的“集体主义”,直至今天,人类仍被它所困扰,仍被谎言所蒙蔽。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 (ID:feihuayuchangshi),作者:叶克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