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给你100元，在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生存15天，你会怎么做？

今年7月，一所湖北的高校召集了一群在校生，完成一场百元生存挑战。他们用尽浑身解数，寻找能够维持生存的工作，15天里，他们经历过拒绝、欺骗和高强度的劳作，学会过“扮演”，也遭遇过出乎意料的善待。学校发起这个挑战，是想锻炼大学生在都市生存的胆识，不过，挑战结束后，老师听到最多的感想是，“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

“我是大学生，我给你洗个碗，你不要我吗？”

从走出火车站开始，拒绝就在不断产生。两个大二学生拖着行李箱，一间一间店铺地问，“美女姐姐，需不需要短期工？”连着几十家店铺都拒绝了，拒绝时老板头都不抬。

当他们拖着笨重的行李离开面试地，天上又下起暴雨，女生何一一脚踩进泥坑里，为了省钱提前买好的大捆矿泉水从包里滚落，全数滚进泥水地。她崩溃哭了。

身上的骄傲显得可耻且多余，同伴高宇凡抱怨，“我觉得我是大学生，我给你洗个碗，不要什么钱，总该有人要吧？可是他们真的不要。”

给你100块钱，你能不能在大城市生存15天？这句话是吸引学生们报名的理由。今年7月，湖北某四线城市的一所二本学校招募了61名在校生，让他们分别前往上海、广州、深圳、合肥等大城市进行生存挑战。类似的挑战在抖音上到处都是，他们原本以为，找一份与专业相关的工作并不那么难。

然而很快，一个广州队友发现，在写字楼做保安都需要本科文凭，而他们还没有毕业。一个上海队友应聘暑假训练营的助教，但助教也需要教师资格证。高宇凡应聘家教，面试者问，你的学校是一本吗？不是。对面不回复了。在饭店做服务员一般需要健康证，但办一个健康证就要100多块，他们出不起。

出发前，每个人都在线上招聘软件投递了工作，最后总是发现，一些招聘方给出种种优渥待遇承诺，似乎只是为了把他们先“骗”去招聘地点。到达合肥当天，高宇凡和何一坐了几小时地铁去城郊，去面试“电话话务员”，到达一个工业园，他们见到了一头黄发的面试官，看起来像初中都没上过的小孩。工作内容是打电话推销，工资算卖货提成，卖货讲话术，越说越邪门，高宇凡听着害怕，提前跑了。

一直到第4天，广州队的唐韦豪都没找到工作。每天一早，这个黝黑内向的男生便开始沿路问人是否招工，走累了，就在马路牙子坐下，投递个十来份线上简历。有天上午，他终于拿到一个餐饮店面试机会，特意提前两个小时出发去面试，但广州的地下通道实在太多，手机导航失灵，他不断迷路，一直到面试开始前两分钟，他终于狂奔到会面点。见了面，老板不好意思地道歉：人招满了，看在大热天的份上，送你两瓶可乐。

出发到上海前，美术系学生孙紫迎曾做了详细的生存挑战攻略：上海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咖啡店、快餐店都能过夜，但到达第一晚她就被驱逐了两次。在便利店，买了东西，可以允许她坐着，但不允许她睡着，睡着就会被店员拍醒。她试图在一间小巷中的星巴克门外坏掉的凳子上休息，到凌晨三点，店员突然出现在面前，说店要关了。

第二晚，她选择了麦当劳与肯德基，据说这两个店只会到店员换班时赶人。这一晚，她看到了真正的流浪者，他们带着轻便的被子或外套，一进店门就趴下睡觉，从不点餐，但她敏感地觉察到，店员对这群人眼神不太友善。于是她与两个队友凑钱点了一份最便宜的9元小薯。果然，店员最后逐个将没有点餐的人拍醒。

出发前，医学系的老师告诉他们，医院有10块钱一晚的折叠床，是给陪床家属用的。但这个方法他们只成功过一次，当上海队的6个队员第二晚再去，门卫就死活不让他们进了。

只有长沙分队的赚钱事业出奇地顺利，大挑战开始前一个月，一个学生正好来长沙游玩，发现小吃街的客流量比白天还大，萌生了摆摊念头——在夜晚十一点后，在长沙某著名的夜市一条街，摆摊不用申请。

于是，这个学生设计了一个吃面包的挑战赛，10元参加一次挑战，40秒内吃完一片面包就能得30元奖励。一星期里，只有一个人挑战成功，团队进账707元。第一晚，他们摆到凌晨一点半，地铁已经停运，他们就在橘子洲大桥上奔跑，虽然脚底酸痛，但感觉“特别青春”。上海分队的队员听了很羡慕，但他们很快发现，这种成功无法在上海复制——上海对摆摊有极严限制。

到广州的第二天，没有找到工作的唐韦豪被同伴拉进了太古汇商场，同伴说，在小红书上听说过这个商场，想见见世面。不过，这个商场给他留下最深的印象成了厕所，打开一间奢华的厕所门，他很奇怪，厕所怎么只有一个马桶？转了一圈才明白，这只是一个专为残疾人提供的隔间。

广州地铁的价格也让他吃惊，唐韦豪平均每天支出9块钱，其中来回的地铁费就占了8元。有次出行，唐韦豪出错了地铁口，只好扫码重回地铁，发现被扣了两块钱，非常心痛，他第一次知道，广州地铁只进站不乘坐也是需要扣费的。

太多事情是大学无法教会他们的。有一次，队员黄博世带着队友出行，走错路多花了2块，队友十分难过，“以后出门再也不和你走了。”他们的大学所在的四线城市没通地铁，负责活动的老师来广州视察，才惊奇地知道现在的地铁能用手机扫码了。

 “那是我最后的休息时间”

第一天快结束时，崩溃边缘的高宇凡终于找到工作，做救生员，虽然他并不会游泳。

当时，高宇凡正在问一家酒店是否缺人，一旁的保安突然出声提醒，酒店四楼的游泳馆正招救生员。这次过程出奇地顺滑，游泳馆给高宇凡办了一张健康证，他持证上岗了。

救生员一共4个，3个老人，一个他，其他人看上去也不像会游泳。凑齐4人，主要是为了应付检查。每天高宇凡只需要坐着，看水，总是不小心睡着，“真适合养老”。他曾疑惑，这种好事怎么会落在自己头上？后来听同事八卦，这个岗位之前是馆长的外甥在干，前一天外甥坐着玩手机，被老板发现，大吵一架，外甥生气跑了，救生员紧急四缺一。

不过，这种闲适感不久便消失了，“我开始感觉自己地位特别低。”坐着看水，本来就是他的工作，但老板总觉得他们太闲，一来视察就叫他们去捡点地上的垃圾。一位70多岁的救生员告诉他，自己在这做了六七年，月薪一直是2400元。两三年前老板曾承诺每个月涨薪200元，但至今没有兑现。他也不敢开口问，怕被辞退。

这份工作日薪100元，包吃住，但入住员工宿舍第一晚，高宇凡就失眠了。等级在这个方寸大的空间分明，几位游泳教练各自住一个单间，而他和其他三个救生员合住客厅，属于他的那张铁皮床，上铺堆满杂物，下铺仅有一个床垫，高宇凡睡觉就用外套盖着。

这都不是问题，他难以忍受的是“宿舍气味”，夜晚，他在床上枯坐到了半夜。床旁靠着一堆自行车，同事们每天都要把这些上了年头的车停放在宿舍床边，怕被人偷走。

高宇凡失眠的深夜里，仍然有人在线上苦苦寻觅着工作。他们在招聘软件上发现，许多工作的接洽方都用同一个头像，虽然软件上标明是老板直聘，但显然，他们都是中介。女生孙紫迎曾遇到要求她先交几百元“伙食费”才能介绍工作的中介，男生唐韦豪曾面试一份日薪300，包吃住的优渥工作，只有一点特殊，对方再三确认他要带身份证原件，怀疑是诈骗，他没敢去。

由于生存挑战只进行15天，而大部分店铺招人的要求都是1个月起，许多队员只好选择做日结，到手工资有多少，主要看中介想抽多少。

群演工资70元一天，这是抽成15元后的价格。上海队员遇到的第一个剧组，是一部青春校园剧。上海33摄氏度的高温下，他们需要穿着包含长裤、短袖、外套的校服充当走动的背景。孙紫迎实在热得受不了，去化妆间门口乘凉，却因与队友说笑喧哗，被领队斥责了一通。累得受不了时，有些群演直接躺在地上睡着，但负责人总会把他们叫醒，说这有损形象。

戏里一个男孩跳楼了，一开始，剧组在地上放了一个假人，后来可能对效果不太满意，领头的转头看向一旁的群演。

大二的体育生周梓豪成了被选中的人。当时，被注视的他以为是好机会来了，周梓豪有些窃喜，直到被要求躺下并盖上白布，他才知道，自己在扮演一具尸体。

愕然与恍惚之中，周梓豪感觉脚底被塞了什么东西，听到一句，“红包塞你脚底下了。”随后，“法医”来案发现场拍照，闪光灯光线极强。拆红包时，同伴们都好奇地围过来，但里面只有10块。

在周梓豪体验的所有日结工里，快递分拣的日薪是最高的，180元，结钱也快，但他很快理解了这份工作昂贵的原因。从早上7点多到晚上8点，中间不能休息，不能碰手机，不能坐着，不能蹲着，“一直被骂”。这里没有空调，他的眼镜在汗水中不断滑落。

在浦江某快递中转场，他搬运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钢管、塑料管、洗衣机、冰箱、空调，到快下班还见到了活体鸽子。工作包一餐午饭，饿极的他飞快吃完，回到岗位，才意识到吃太快了，“那是我最后的休息时间。”

如果非要比较，会展的食品发放工作是他最喜欢的。首先，会展的培训日给80元，工作日给180元（后来他才知道中介抽成前的价格是300元），不仅能吹空调，还提供免费零食。一款看起来奢华的冰淇淋，英文名字他记不住，拍了照片去淘宝识图，标价50元一根。他一天吃了六根，吃得太撑还把剩下一半扔了。

与他共同在会展工作的女生孙紫迎并不这样想。她害怕和顾客打交道。顾客兑换食物需要核销券码，有些顾客上来就蹦一长串上海话，她问对方，可不可以讲普通话？没有人回应她，他们拿着换好的食物转身就走。

我是大学生

上岗第四天，终于适应了“宿舍气味”的高宇凡睡了个好觉，兴致勃勃地到游泳馆上班了。然而，这一天还没过完，他就迎来被辞退的消息。祸可能是一名记者“惹”的。

对这次生存大挑战，学校配备了带队老师，还给每个队伍配了两名“宣传员”，与当地媒体活络关系，因此，一名某日报的记者在这天突然出现在了游泳馆。也是这一晚，馆长第一次礼貌地问起了他的来历，在挑明身份后他被劝离了。

不过，他们身上的“特殊背景”还是逐渐显露了优势。被辞退后，高宇凡本应赶快搬离宿舍，但好心的同事们悄悄收留了他。得知高宇凡是大学生，老人们喜欢跟他聊天。有天夜晚，那个7年未涨过工资的老头买了十多块钱的卤货与高宇凡分享，他说自己很少这样开荤。

在多次被招工者拒绝后，一些队员开始有意无意地表明，自己是大学生，正在参加生存挑战。本来，听说他只能工作15天后，一家剧本杀店拒绝了黄博世的应聘，但刚刚踏着拖鞋到店的老板叫住了他们。后来，这个25岁的老板告诉他，自己没有读过大学。

他们逐渐掌握了一种“正确”的“扮演”方式。周梓豪在酒店里的洗衣房睡觉，有人进来时，他就旁若无人地玩手机，这样就会看起来像一个正在等待衣服洗好的客人。发现他们饿肚子时，一位保洁阿姨会偷偷给他们煮挂面。

来广州的第三天，唐韦豪去了一家服装厂应聘。试工的内容是穿裤带，熟练工1、2秒钟就能穿好，他需要几十秒。随后，他向厂长道出原委并求情，说自己3天没有找到工作了。虽然最终没有录用他，但厂长主动帮他解决了住宿问题——有一个朋友开民宿，里面有空房间。就这样，唐韦豪在这间舒适的房间奇迹般地住到了活动结束。

老板慈爱地笑：我对你们的大挑战十分支持，希望你们借此提前体验社会的“痛打”。

何莉也奇异地遇到了一个“妈妈一样”的老板娘。那是到合肥的第二晚，她沿着本地批发市场墙上的招聘电话一个个拨打，打到一个厨具店老板娘，一听她说是大学生，老板娘就直接让她来上班了。老板娘说，她有个女儿刚考上研究生，想找暑假工也没找到。店铺没有员工宿舍，老板娘把何莉接到了家里，为了让她住得安心，她特地安排丈夫与儿子去了另一处房子。

住宿方面的帮助至关重要，在大城市，最便宜的青年旅社也要30元一天，对于真正的日结工而言，工资仅够抵消昂贵的交通与餐食。

第二天，在一家餐饮店，女孩何一终于找到了“完美工作”——做服务员，包吃住，半个月工资1000元。然而，当她跟着女同事走向宿舍，心情一路坠到谷底。光明的大厦背面是阴暗的城中村，二者隔着一条二百多米的漆黑小巷，积水密布，没有路灯，入口堆满溢出垃圾的垃圾桶。宿舍四人一房，上下床，男女混住，人和食物垃圾也混住一起，地上爬着蛆。

她问那位同龄女同事，你在这里住了多久？两年，女孩说，她高中毕业就来了，一直没告诉过家人。似乎是看出了何一对居住环境的嫌弃，女孩的脸上有些不自在。

当晚，何一辞去了那份来之不易的工作。领她来的女孩没有多说，朝着相反的方向转身回了小巷。

我想走出去

找不到工作的深夜，唐韦豪总是在广州的街头游荡，然后怀疑起参加这个活动的意义：为什么不拿这么多宝贵的时间来准备考研，却在这边到处轧马路浪费时间？

前两天，唐韦豪“不自量力”地去了越秀区很多家写字楼求职，但做保安也至少要本科毕业，这对他冲击很大。原本，他想用这个暑假的体验来回答，是否应该选择考研，“现在我体会到社会生活的艰辛了，更加坚定了考研的决心。”

在我们访谈到的十几位学生里，几乎所有人都表示了考研的打算，尽管他们都知道有多难。高宇凡听说，一个毕业两年的学长一直住在学校附近，考了2年都失败了，就为了摆脱二本，考上重点。

孙紫迎也被深深地冲击了。面试一个夏令营的兼职班主任，面试官本来对她很满意，最后问了句，你是上海哪所大学的学生？接下来她被请出房间，“我们只要上海的大学生。”现在，她再次确认了自己的位置，“我们这种学历，别说去上海了，稍微一线的城市都是不够的。”她原本打算毕业后直接就业，现在她决定考公，“之前我没接触过社会。”她从未如此深刻地感受到自己对稳定的渴望。

只有叫何一的医学院女孩的转变有点不同。在其他人眼里，她也许有点古怪，首先是情绪不太稳定，容易哭泣与崩溃，还有人说，她像“这辈子没见过外国人一样”，一见到外国人就搭讪。她说，之所以报名这个挑战，就是想走出家门，走出湖北省。在此之前，学校有一个去匈牙利的访学活动，她特别想去，但访学需要个人自费两万，妈妈掏不起。

何一出生在广州番禺，母亲在广州开工厂，但因父亲赌博输光了家中积蓄，母亲只得卖掉工厂，带着她退回家乡，一个湖北的小县城。从小，她一直是父母眼中的乖乖女，母亲性格要强，经历了重大挫折后，逐渐将对成功的期待转移到了女儿身上，她希望女儿全心投入学习，严格限制她的交友和外出活动，并总是对她不满意。

为了走出家门，脱离掌控，她一路“奋斗”。她对我讲述着自己是如何一路厮杀进县城最好的高中，又如何从班级的倒数几名，考进班里前20名。然而到高考当天，她急性肠胃炎发作，最后只能进入这所离家不远的二本学院。这是她“走出去”路上最大的失败。

上大学后，她憋着一股劲拼命读书，大一期末考时，考取将近满分的绩点。她心想，只要成绩足够好，以后就可能跳出这个城市。然而到了大二，几门医学的专业课对她来说实在太难，她的绩点一下掉落到1点几，还挂了一门课。虽然通过了后来的补考，但她登录教务系统时才发现，补考的分数前有一行“没有及格”的红色字迹。这行红色成了她的心魔，那段时间，内心无处排解的压抑击垮了她，她确诊了抑郁症，住了几个月的院。

原本，她希望考研去大城市，离开湖北省，但父母担忧她的精神状况，经常劝她放弃，毕竟本校毕业后回县城的小医院工作也是足够的，她一度被说服了。

在合肥做炸鸡店收银员的日子里，她最大的“收获”是与一位澳大利亚学生的友谊。最初这个外国人只是瞟了炸鸡店的招牌一眼，对她笑了一下就走开了，而何一“抓住机会”，追了上去，连说带比划，在她的游说下，“澳大利亚”成功地买了一份无骨鸡块。

配餐时，她告诉这个澳大利亚人，“感觉我被束缚了很久，好想有天能出去看看。”“澳大利亚”鼓励她坚持自己的想法。聊着聊着，他问，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明天就要走了，可以在合肥玩些什么？于是何一还自荐成为他半天的导游。

“澳大利亚”问她，你以后想去哪个国家留学？何一回答他，我会去澳大利亚。采访回溯到这里，我问何一，留学费用怎么办？她想了会儿说，出国肯定付不起，但未来去大城市是可以的，反正，大城市跟外国人交流的机会多。

经过合肥之旅，她走出去的愿望重新被点燃。只不过，对她而言，通往外界的桥只有一条，还是考研。

走出一场恐怖游戏

现在，61名大学生全数完成了15天绝地生存，但这次挑战的余震并未结束。老师与回来的队员聊天，听到最多的话是“我之后一定要好好学习。”这显然是学校乐意看到的。宣传层面上的效果要更喜人——至少有15家媒体对此做了报道。

这场生存大挑战在2007年就举办过，之所以在今年突然重启，缘于学校对学生就业状况的忧心。在学校看来，很多学生不是不能，而是不愿意就业，毕竟校方每年给学生提供的就业岗位远远超过学生人数。班主任调查历年毕业生就业情况，总是发现有些人回了家，“无所事事。”

老师们多次在采访里袒露，想通过这次活动，“增加就业的经验”“增加学习的劲头”，看起来，两种目标都达成了。老师正在召集学生组成“生存大挑战宣讲团”，要在开学后全校巡讲，将这种“教育”成果“传递”到更多人身上。

不过，在这个暑假，学生们听到的说教已经够多了。高宇凡在游泳馆工作时，一位三十多岁的单身游泳教练就常抓着他说，现在的丈母娘常常要求女婿月入过万，哪有那么多人月入过万？整个合肥能有一万个人月入过万吗？此番话是为了“教育”这个懵懂的男孩，挣钱不是那么容易。

何一在快递驿站找工作时，快递小哥也教育她，学校给你们这么一个机会，不是让你们女孩子来搬快递的，毫无意义的事情你们就不要做了。

那什么是有意义的工作呢？

我想起在一个法学类公众号上看到的一名学生对送外卖的自述，《关于我X大硕士毕业爱上送外卖这件事》，作者把送外卖形容为现实世界中的原神游戏，商家是“未解锁的锚点”，外卖员通过送外卖，可以在日常生活之外“解锁更大的地图，发现新的城市秘境”。

一个211大学的硕士也许有“资格”开玩笑说爱上了送外卖，但对于一个普通的二本学生而言，他们很难将这种体力劳动视做一种新奇游戏，或者说，他们很难觉得自己离这种生活很远。刚在炸鸡店收银时，何一总是出错，总为店长的脸色担惊受怕。现在何一领悟了，“如果以后不能凭学识进一些合适的岗位，就得一辈子待在这种地方看人脸色。”

“解锁未解锁的锚点”，学生们也都畅想过，唐韦豪曾计划，“要用自己的脚丈量广州的每一寸土地”。在广州的前几天，他确实日均行走超过20公里，但大多数时候只是去往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招聘。后来，他在一家甜品店当服务员，并在老板有意无意的“消失”下，逐渐发展到包揽包括制作甜品、清扫、端盘、洗碗、收银在内的所有工作。因为暴走与长时间的站立，工作的第二天，他就发现自己大脚趾和小脚趾两边分别起了一个水泡。

忙于工作时，他感觉不到水泡的存在。我们问他，后来什么时候挑破了这几个水泡？他说，其实我一直都没有管它，水泡到现在还没有消退。

在这所位于湖北四线城市的大学里，不少生源就来自本省下面的县城和村庄，大多父母都在大城市打工。结束在广州的挑战后，唐韦豪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先去不远的深圳见妈妈。妈妈在工地工作，在工地的平房宿舍里，他坐了5小时，就坐上火车回家了。

唐韦豪跟着爷爷奶奶在农村长大，从小，他的父母像候鸟辗转在不同的沿海城市，只在过年回家一次。他有时去看望他们，但他对不同大城市的记忆也仅限于工地区域。爸妈在家时总会阻止他做家务，也很少对他提及工地的辛苦，只是劝导他多用时间去学习。父母希望他毕业后就留在本地当个医生，但他自己希望的，是去大城市，他想读博士。

每个月，爸妈给他1200元生活费，他偶尔在学校做监考赚零花钱。有一个月，因为多了几次同学聚餐，他花超了200元，父母问了原因，没有责怪他。成长的经历结成的最大的果实，是内向，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内向，是和同学一起聚餐，他坐在角落，几乎没人主动找他说话。这次大挑战里，有次同伴嘴灵，多恳求了一句，很快就得到了工作，而他等到了第四天。

黄博世是剧本杀的资深玩家，曾经，剧本杀最吸引他的是体验不同人生的感觉，然而，当它变成工作后，魔法消退了。店里没有窗户，整日亮着灯光，分不清白天黑夜。玩家们喜欢熬夜玩到快天亮，下班后的黄博世就睡在店里的懒人沙发上，常常睡着睡着就被大灯“啪”地晃醒，一位保洁阿叔提着扫帚进来，他才知道到第二天了。活动结束那天，黄博世瘦了十斤。

他带过一个恐怖向的本子，在其中，他扮演一个“变态”NPC。带本前，他需要经过三次考核，每过一关，黄博世都要模仿一次，渐渐地，他觉得自己快成了变态。3天后，他第一次走出店门，那是一个下午，广州东站旁车流如梭，噪声涌来，一切好像不是真的，他喊了一声，“活着真好啊！”他一度担心自己走不出角色。

采访结束，他向我调侃，现在，属于我的大挑战开始了，“你在北京生活，比广州还可怕吧？”我说是的，在北京我从来不敢进线下的商场买衣服。他笑了，“我还是在幻想里再活一段时间吧。”他庆幸地回到学生的角色里，截止到我们谈话那天，他正在享受属于他的真正的学生假期。   

（文中受访者皆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 （ID：GQREPORT），作者：崔旭蕾、刘楚楚，编辑：王婧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