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心从何来？

前两天接到第一财经邀请，说去年底他们和东方卫视推出的“年终讲分享秀”反响不错，今年底还要办，要我继续参加。去年我讲的题目是“乐见阳光之灿烂，乐嗅泥土之芬芳”。今年呢？脑子里跳出两个词：命运，信心。

经济是信心的函数。信心如何，关系到经济如何。而信心必须是真实的，发自内心的，才有效。

《动物精神》一书中说，“confidence”（信心）的含义是“信任”（trust）或“完全相信”（full belief），这个词语来自拉丁文的“fido”，意思是“我相信”。

“credit”（信用）一词也源自拉丁文（“credo”），意思也是“我相信”。可见信心就是相信之心，是由信而生的乐观预期。

这篇文章想从政策与市场主体的关系这个角度切入，说明信心从何来。

先说答案，很简单，信心来自政策带来的实惠。如果某些政策或政策的某些实施方式，不能给市场主体带来实惠，而是带来负担、负面，他就很难有信心。

当然，政策不是弥勒佛，对所有人都笑口常开。在法治化建设中，也少不了怒目金刚的“零容忍”。不过，对绝大多数市场主体来说，政策的出发点应该尽可能像观音菩萨那样，善解人意，慈悲为怀。

01. 神农架林区，一个脱贫创业的样本

想到“信心来自政策带来的实惠”，是9月中旬到湖北神农架林区参加一场读书活动时的意外收获。

活动结束后，主办方派车送我，从四季小镇的酒店到宜昌三峡机场要三个多小时，我和司机聊了一路。他1989年出生于木鱼镇一个村子，2014年开了一家民宿，去年还投资了一家酒店，今年刚开业不久，他还是一个车队的合伙人。

所以他不是一般的司机，而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创业者。他的名字叫雷涛。

神农架林区是北纬31度上的绿色奇迹，拥有世界自然遗产、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世界地质公园、国家公园试点区等国际和国家级名片，但多年来，这里民生多艰，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018年8月脱贫出列。

陈小雨 / 摄

神农架林区常住人口为66571人（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比10年前下降了12.6%，一半在城镇，一半在乡村。神农架的GDP在湖北17个统计单元中排在末位，2022年为35.6亿元，如按人均则排第14位。

神农架林区有六个镇，两个乡，2022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5.3亿元，加上转移性收入（19.48亿）和发债（近2亿），总收入26.6亿多元。城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6145元、13576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3%和67%。

单看以上数据，你心目中的神农架大概是一个贫弱丧气之地。事实完全不是这样。这里不仅自然风貌神秘神奇，人的精神状态也很阳光。

我将和雷涛交流的内容梳理如下，作为样本——

1. 雷涛小时候（1990年代）家里很穷，父母耕地，种玉米、土豆、红薯、茶叶，大米则从宜昌、荆州等平原地区买。村里的路面很差，一下雨就走不了。房子都是土墙砌的。父母会谈起他们年轻时挣工分、吃大锅饭的情况，那时日子更苦。雷涛有个姐姐，两人同读初中，如果一起读高中，家里承受不了，所以姐姐放弃了读书，后来嫁到外面。雷涛则在松柏镇读完了高中。

2. 现在的情况是，木鱼镇农民基本转向了旅游服务业。这是最近十几年发生的最大变化。雷涛一家三口和母亲住在镇上，他们在村里还有一点菜地和4亩茶园，母亲时不时骑电瓶车回到一两公里外的村子，打理菜地和茶园。她习惯了劳动，一天不干点活儿，浑身不自在。家里种的菜足够吃了。原来在村宅基地上起的房子也卖给别人了。

村里大部分人都住在了木鱼镇上。木鱼镇有1万多人口，是神农架旅游观光的集散中心，因为这里距离六大景区都不太远，如距官门山只有1公里，距神农坛5公里，距天生桥9公里，距神农顶15公里。六大景区的套票是299元，5天以内有效。村民们在镇上开个农家乐，开个小旅馆，开开车（非自驾游客就靠私家车，当地没有网约车），冬天滑雪季和夏天避暑季生意都不错，一年就忙这几个月，其他时间很清闲。

3. 雷涛在镇上的家是一栋四层楼，2014年建好，也做民宿，2015年营业，有17个客房，旺季房间不够，淡季则一天开到三四间。客源主要来自武汉，夏天他们一来就是包吃包住一个月甚至两个月，每人每天只要八九十元。不少是老人带着孙子辈来，白天在外面玩。也有的是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一起来，外面逛逛，房间里打打麻将。如按一个房间住2人，一个人一个月2700元算，一个房间一个月的收入为5400元，如有15个房间住满（旺季不难做到），则一个月收入81000元。若是散客，一天要贵一些，在100元到120元之间。

雷涛家的民宿主要靠妻子和母亲打理，再雇上一人，夏天则再请一个做饭阿姨，妻子有导游的工作，兼顾买菜，母亲帮忙收拾。镇上这种模式很流行，就是在宅基地上盖楼房，亦自住，亦经营，客房都是标准间，十五六个平方，有独立卫生间、空调、WIFI。

去年雷涛和两个合伙人还投资了街上的一家酒店。酒店占地1330平方米，有32个房间。他们是从别人手上租来的，租金一年50万。当时主体部分已经盖好，但因几年疫情打击，别人熬不下去，就转手了。今年3月开始装修，买的床品都按照五星级标准，酒店取名“青木原宿”，7月10日开业，生意没有想象的好，因为客单价不高，但也不算太差。雷涛刚请了一个OTA（在线旅游）人才，负责线上运营。同时，为达到在线旅游平台的四钻标准，他开始建自助餐厅等。三钻代表经济舒适型，四钻代表中高档型，如能评上，引流会更精准。

4. 雷涛有私家车，没事的时候就带着游客跑景区。像他这样的司机，木鱼镇起码有两三百人。他建了一个神农架本地司机微信群，有490多人，除了司机还有导游、餐饮、住宿方面的。大家互通有无，比如有个顺风车去宜昌，回来时空车，就可以问问有没有谁的客人搭车。微信群里有这么多市场主体，说明这里有生意可做，有民富之道。

雷涛和几个朋友注册了正规车队（汽车租赁公司），但镇里也有不少“黑车”，比如谁的农庄里住了5个客人，他刚好有一个7座商务车，就开车带他们去玩。严格说，这不合法，运管部门要追究非法载客经营的话，可以罚上3万。但杜绝不了，因为神农架六大景区没有统一的景交车，散客出行不方便，这就给老百姓创造了补缺经营的便利。

不过政策也在调整。木鱼镇正在建一个游客集散中心，由省旅集团操作。如果将来景区不准私家车进，雷涛们就吃不了这碗饭了。现在有的景区有专用景交车，但9座以下的私人小客车还可以进。只有一个景区规定必须全面换乘，只能坐他们的景交车。其他景区，私人运输车还是可以开进去的。

雷涛自己开一部长安的纯电动车，此外家里还有5部车，广汽传祺7座商务车M8，北汽福田9座图雅诺，2017年给妻子买的进口宝马120，还有一辆拖货车和长安小面包，旺季时他要请两个司机。他的合伙人创办了旅行社，有正规资质，可以在携程等平台挂上他们的服务内容。

5. 雷涛有一个女儿。还准备生二胎，尽管“现在养个孩子成本挺高的”。他最大的遗憾，是父亲61岁就去世了，“不过他的愿望也都实现了，他想坐飞机，去天安门，去海边看看，我们都帮他实现了。2018年去了北京，自驾去的，到天津时去看了渤海。从神农架机场飞到过武汉，从天上看到了神农架”。

雷涛喜欢神农架的生活，他说不会离开这里，有点不满意的是镇里还没有电影院和大型商场，业余生活就是到河边钓钓鱼。镇里的文化生活要丰富起来，这挺重要的，否则年轻人空下来就会去打麻将，或者天天在手机上打游戏。还有一个是教育问题，他计划女儿将来到宜昌读书，也准备在那里置个业。

陈小雨 / 摄

02. 什么样的政策能带来信心？

神农架林区人民生活的改善，政策起到了极大作用。

首先，公路修到了村镇，高铁站神农架站开通了，旅游发展起来了，外面的游客能更方便地进来了。村民变成了经营者，虽然身份还是农民，但从事的基本是非农产业。

其次，经营成本相对很低。盖民宿是在宅基地上，没有土地出让金。小微企业（雷涛就是小微）每个季度有30万元免税额度，一年120万，在此收入之内免税。雷涛投资装修酒店花了300多万元，100多万来自银行贷款，不需要抵押（需要担保，如亲戚开了家手机店就有担保资格）。其中40万是政府贴息贷款，利率在4%上下。在疫情期间，小微企业2年期20万元贷款是免息的，政府来贴。

第三，政府体谅民情，对小微能帮就帮。雷涛家民宿附近还有11家民宿，前面没有停车场，有一条沟壑。他们向政府部门联名写信反映，建议把沟壑盖起来，铺上石板，弄成停车场。原计划是，如果政府不投，就每个商户拿几万元出来修。结果政府立项，招标，投了300多万，不仅把沟壑填了，还把里面的排水沟修成1.5米宽的渠道。这个停车场可以停200辆车。

最后，政策性的民生福祉有很大改善。在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下（一年一户大概缴纳260元），现在木鱼镇的村民到宜昌看病，门诊可以报销百分之七八十以上，大病也能报销大半。雷涛的父亲患食道癌，手术花了20多万元，自付部分6万多。现在就算得了大病，也不像过去那么恐惧了。村里还有护林费，一亩地一年补10元，雷涛家有近60亩林地，一年补近600元。冬天需要烧柴火，也允许砍一些树木，只是要到村支部办理砍伐证。

雷涛对生活很满意，对政策很感谢，对前景很乐观。他还说，大城市节奏太快，压力也大，在神农架就挺好的。

什么样的政策能带给市场主体信心？

从雷涛这个案例可以看到：要么是大环境改善，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创业赚钱的机会；要么是民生基线不断抬高，一定程度上“削平”了三座大山；要么是有很多具体支持与帮补。总之就是要带给人们好处。而且政府要算大账，不妨稍微糊涂一点，不要跟老百姓锱铢必较，或与民争利，看到哪里有钱赚就自己上。

这样做的结果，政府最后也是大赢家。

一是造福人民，赢了民心，稳固了社会和执政基础；

二是通过发展旅游这种无烟工业，使生态能够保持好，造福千秋万代。否则，村民为了生计，就会像早年那样依赖砍伐和采石。

2016年5月，神农架国家公园被国家发改委批复为全国首批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之一。试点开展以来，累计聘用了社区公益性岗位人员两三千人，其中67个行政村332个村民小组，原则上每个小组要有不少于2名村级生态护林员，一年每人发放4800元生态管护补助。对几百户生态移民搬迁户，则发放“以电代柴”的补贴。2018年7月，神农架在国家公园范围内探索实施惠民生态保险，为辖区5个乡镇种植的农作物、中药材和养殖的蜜蜂购买野生动物损害、候鸟捕食和自然灾害商业保险，该做法在2021年3月推广到整个林区，理赔金按农作物生长周期赔付40%至100%。林地生态补偿、农业兽灾商业保险、社区以电代柴补贴，这“三大机制”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到了政策红利，也自觉自愿成为生态保护的实践者，也是受益者。

陈小雨 / 摄

环境好了，旅游业就会发展得更好。今年1至7月，神农架重点旅游景区接待游客量212.1万人次，同比增长15.9%，与2019年同期相比增长26.2%；实现旅游经济收入44.9亿元，同比增长15.1%，与2019年同期相比增长7.2%。

三是从输血走向造血，激发了内生创业活力。雷涛就是一个典型。神农架林区政府通过土地流转、订单生产、保价收购等方式，累计培育珙桐、天师栗等20多个品种珍稀苗木33万余株，建立中药材基地2600亩，受益农户达576户。政府还设立了国家公园社区居民“英才奖”“育才奖”，对大学生发放助学金，广泛开展社区居民产业技能培训。神农架林区涌现出一批有为创业者、企业家，也吸引了不少外来投资者，他们集体扎根，未来会更有希望。

03. 关于政策与信心的几点思考

在神农架我体会到，只要政策造福于民，带来实惠，人们一定感受得到，并且产生实实在在的信心。

不久前我采访义乌双童吸管创始人楼仲平，他说，他去过40多个国家和地区，觉得中国最适合创业，原因是义乌政府放水养鱼。

我也去过相当多科创企业，不少都说现在是创业的黄金时代，因为他们拿到了几百万元几千万元乃至更多的，源自科技线、人才线、发改线、经信线，以及从中央到地方好几个层次的各种无偿资助。我甚至觉得，有些企业拿的钱太多、太容易了，并非好事。

但确实也有不少市场主体信心不足，其普遍特点是：

• 他们更多在城市；

• 他们更多还在劳动年龄（尚未退休）；

• 他们更多是民营企业；

• 他们所处行业曾被以各种理由整顿，有的仅仅因为一个偶发事件就导致全行业停摆，且不知何时恢复，且不少处罚和跨地区执法都是朝着越严越好的方向发展；

• 他们所处产业往往被认为不够先进，不够高大上、高精尖，所以被另眼相看，也不能上市，如一般制造业、一般服务业、一般消费品产业，很少有领导愿意到他们那里问寒问暖，好像去了他们那里就不够“高质量发展”；

• 他们的就业形态比较灵活，保障感不强，有些是在市场上自发生长起来的，当时并无相关政策，现在要严格进行“合规”的话，随时有叫停的风险；

• 他们大量是中小微，但凡政府有个新想法，如搬迁、刷新，他们就首当其冲；

• 他们很多是外贸型企业，正面临着全球供应链调整的压力……

我去过不少产业带，地方政府和很多企业合力打造了一个产业集群，本指望培育出一两家上市公司，整合小散，实现升级，结果某日券商突然说：“你不符合新的窗口指导意见，上不了了。”就这么行政性的一个政策转向，可能有N多地方的N多产业带，一时看不清未来的方向。

每一次政策调整对产业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前不久我到一个医疗器械产业带参观，镇和园区领导苦涩地说：“我们规上企业有一两百家，销售人员总计5000人，现在搞集采，医院都不愿跟企业直接打交道，而愿意跟国药、九州通这样的大渠道来往，大渠道也会采购我们企业的产品，但账期拉得很长，企业的现金流问题很突出。”很多民企都反映，由于政府采购的国有化偏好，加剧了对民企的挤出，就算可以从总包的国企那里得到分包机会，应收账款也往往磕磕绊绊。

我们一方面强调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打造，强调稳定政策预期，但另一方面，在某些部门和某些地方，政策的变动性以及政策执行者的随意性，并未根本好转。

有一位做进口食品和原材料进出口的企业创始人最近对我说，过去几年他们进口了一些DHA藻油，做凝胶糖果，进口时归到食品类别，但现在海关人员找他们，说要归到植物油里，要补交关税（现在植物油的税率更高，在中美贸易争端之前进口食品的关税更高）。

企业说，海藻并非植物，且国内企业生产同类糖果所申请的生产许可证也是属于食品类的。还有更无语的事，企业有些产品从新西兰进口，当时申请了原产地的食品证明，新西兰和中国之间签了关税互免，不管食品还是植物油都互免。但海关人员现在说，你们过去是用食品税号申报的，现在需要重新按照植物油的原产地证再报一次。由于产品早已进来，且卖掉了，新西兰方面不给补办。

海关人员说，那你们只能按照非普惠的正常关税交税。现在食品的关税是12%，植物油的关税是25%，而当年从新西兰进口的食品的关税为零，加了一点利润就卖了，现在这部分要从零补到25%，企业无论如何交不起。整个过程中，海关人员也不出具正式文件，全是口头告知，要求企业自己申报，说当初的税号报错了，现在要重报。

我深信每个政府部门的政策都有正当理由（个人寻租除外），问题是，当某些行业、企业、市场主体从政策施行中感到的更多是压力、负担，看不到明天的光亮，看到的是利益在减少，不确定性和随意性在增加，以及市场化配置资源的程度在收缩，你让他们充满信心地投资、消费，谈何容易！

最近，有些看法越来越强烈地出现在脑子里——

1. 从态度上，要平等地对待乡村和城市。这不是说城市不该反哺乡村，而是说城市也有扶贫、扶弱、济困、扶就业等问题。如果不高度重视城市的就业、产业，城市的活力和就业吸纳能力就会下降，又会影响到农村。我们已经看到，城市人继续到乡村地区旅游，但客单价在下降（我今年去的丽江，雷涛今年开业的酒店，情况都是这样）。而由于外贸压力增大，城市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的就业机会也在下降，他们出不去，收入就成问题。

2. 从态度和政策上，要尽可能平等对待一切行业和企业。要让所有地方看到，他们脚踏实地做好现有产业，也有发展的希望。我本人日常主要调研龙头冠军和创新企业，但丝毫不认为一家芯片设计公司和一家新茶饮公司有什么高下之分。中国是高差异的人口大国，大部分地方的主要就业支撑还是种植、养殖、制造和服务，且它们本身都有巨大的进化潜力。如果不夯实这个基础，高精尖也尖不起来。今年上半年A股近百家半导体企业，除了设备公司外，业绩普遍下降，不少企业首次亏损，原因就是实体经济的终端需求不足，对半导体的需求相应下降。

3. 要以极大的责任感继续推动共同富裕，推动乡村振兴，但不要动辄拿“贫富分化”说事，至少不宜再渲染中国的贫富分化在加剧。因为过去这些年，在中央的强有力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贫的问题特别是农村贫的问题已有很大改善，净收入是上升的，养老保障是提高的（虽然基数还很低），转移支付是巨大的。而城市人群，包括中高收入群体，近年因为各种各样原因（特别是疫情影响和资产市场下滑），财富缩水相当普遍。在贫富分化已经开始校正之时，如果互联网上还充斥着对富人、资本、财阀等等的声讨，只会加剧企业家群体的内心紧张，这完全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也是中央反复出台文件但民间投资意愿依然不足的重要原因。

最后我想到《史记》中的一段话，“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政策和市场主体的关系，也是这样的道理。

最好的做法是顺其自然，其次是因势利导，再次是进行教育，再次是制定规章明确限制，最糟的是与民争利。即使要“整齐之”，也要考虑出路问题，程度问题，“整齐”之后衍生出的各种问题。

雷涛们对政策的信心是真实的，一部分市场主体信心不足也是真实的。无论是信心样本，还是信心不足的情况，都提醒我们，任何政策的出台以及实施，一定要有更仔细、平衡和周密的思考。

新发展理念中有一条是协调，但常常被一些部门忽略。不注重协调的结果，就是市场主体一边不断接受着鼓舞人心的信息，一边不断被各种随意和意外所挫伤。多一些温暖，多一些体谅，多一些因势利导，多一些将心比心，不应该这么难。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作者：秦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