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的活火山

当女性主义者老了，她还是女性主义者吗？她会加入保守的群体，变成自己年轻时讨厌的样子吗？她会羞提当年的勇敢和天真，发现男女平权的理论禁不住坚硬现实的打磨，理想难逃虚妄，终将在顽固的习俗和人性的惰性中显出可笑和轻狂吗？

坦率说，在上野千鹤子之前，我一度以为是的，甚至以为所有社会思潮的急先锋都终将沦落为自己年轻时反对的模样。令人意外的是，上野千鹤子不是。她如今七十多岁的年纪，言谈间露出的却是二十几岁青年才有的锋芒，而曾经与她对话的二十多岁的人，在她面前暴露的却尽是保守和“老迈”。她的锋芒中有岁月的智慧、学术的沉淀和阅人无数的见识，也有未婚未育（为了给友人提供临终照护，并办理临终的各项事宜，上野千鹤子有过15小时的婚姻）的“人生轻盈”，自然让人无法抵挡。

的确，最近几年，几乎没有一个学者的热度超过上野千鹤子。以《厌女》《始于极限》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著作，让她成了畅销书作家。她颇有点儿“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说话风格，也让她收获了诸多粉丝。据版权代理介绍，她平生40多本书，无论涉及女性话题，还是老龄话题，一时间都成了出版商竞逐的对象。

在这样的热度中，很少有人注意，她的研究其实仍在西蒙·波伏娃的革命性著作《第二性》的范畴内。而所谓“厌女”，无论是男性出于生理的，还是威权的，对女性的厌恶；无论是女性出于性别本身的耻感，还是社会性受挫的自我嫌弃，问题的核心都是男女性别的天然差异和人类诞生之初就开始的分工差异。这差异甚至只有有一天男人能生孩子才能解决——从理论的层面说，这些都无非是“第二性”的部分层次而已。当然，饶是如此，她的表述也充满启发性和煽动力。

说起来，女性主义仿佛活跃的活火山，即便沉寂，反抗的火苗也不绝如缕，不定期喷发的时候，威力更是惊人，尽管大多从区域性、特定文化属性出发，但最后，全世界都难免被波及。看上去是新的现象刺激出新的问题，仔细观察，又发现问题的核心其实鲜有变化。

根据记载，从18世纪启蒙运动开启，带有女性主义倾向的诉说就开始了。核心议题从女性应该受教育、应该享有跟男性平等的工作权利开始，很快就发展得更深入，到了女性的生理、心理特征都应该被重视，进而到了她们的欲望和矫枉过正的诉求也应当被尊重。

总之是从生理属性到家庭属性、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女性主义的理论触角已经探触了两性关系、社会发展、文化传统和公序良俗的方方面面。然而，一到现实实践，情况就复杂起来。有的问题，比如女性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随着社会发展自然就解决了；有的问题，多年后又会以另外的面貌再出现，比如女性到底应该在职场还是留在家庭的问题。

于是就出现了很有意思的女性主义活火山现象，也可以叫新瓶装旧酒现象。盘点下来，唯一的收获似乎就是产生了新一代旗手，旗手身后又聚集了一批新人。好在，能够成为旗手的学者一般都是比较冷静的，在惊世骇俗、标新立异的话语方式背后，还有擅长从宏观历史角度看问题的头脑。她们在呼唤女性觉醒的时候，并没有一味地“破坏”下去，在打破对两性关系认知的固化模式和偷懒模式的同时，也意识到了理想征途的任重道远。

比如对于超越厌女症的未来世界，上野千鹤子的态度就是悲观的，她说：“由于我出生成长在一个厌女症根植太深的世界，我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厌女症的世界。”如此说来，理性清醒支配下的极端表述，就成了刺激两性话题火山爆发的重要话语策略，或者，是任何写作都需要的传播技巧。

“厌女”和“男性凝视”的分界线——《洛丽塔》

《厌女》说，所有人都或多或少患有“厌女症”，并且试图列举各种情形说明“厌女症”的存在。不出意料，在《“父亲的女儿”的厌女症》一章，上野千鹤子提到了纳博科夫的《洛丽塔》，那本世界文学史上的奇书。这本书写的是一个12岁的女孩儿洛丽塔被有恋童癖倾向的男主人公亨·亨伯特极端思恋和爱慕。

从纳博科夫的书写看，亨·亨伯特博学儒雅、浪漫多情，具有上野千鹤子说的一个男人所能占有的各方面的资源：金钱、外貌、地位、体力、魅力——“魅力”也是一种男性资源。然而，已经到了性觉醒年龄的洛丽塔，被如此“完美”的男人处心积虑爱慕的体验却并不美妙，命运也并没有因此给她恩赐；相反，却过早地给了她无数的考验，在浪漫的赞美和自由自在的公路旅行之下，她面对的是少年丧母、四处流浪、被控制、被胁迫、逃离魔爪，最终又死于难产的命运。

因为以恋童癖为主人公，放大他的隐秘欲望，书写他充满激情的“男性凝视”，这本书曾被美国五大出版商以言辞激烈的方式退稿，最终只得辗转到法国、在上不得台面的出版社以丛书的方式出版。这还不算，1955年书出版后，法国、阿根廷、新西兰、南非和澳大利亚都禁止销售这本书。

直到1958年，美国普特南公司的出版人明顿找到纳博科夫，才让这部奇书得以在美国出版。然而普特南依然是上不得台面的色情作品出版社，而且他们出版这本书的理由只是“能大卖”，而与文学价值无关——事实证明，《洛丽塔》的确好卖，据报道，当年它的销售速度和热度只有《乱世佳人》可以与之媲美。

此后，这本书迅速在争议中走红，“洛丽塔”也迅速成了一个流行文化符号。据新近出版的、关于奇书《洛丽塔》诞生和传播的幕后故事的《洛丽塔重生》这本书的内容显示，《洛丽塔》不仅在上世纪60年代迅速席卷美国与日本，也以突破性压抑的极端写作风格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如今，七十多年过去，这本20世纪最“骇丽”的小说早已成了经典，是亚马逊“一生要阅读的100本书”之一。它掀起的飓风、引发的话题依然会不定期爆发。它既可以作为以适当分寸再现了美学与道德、法律与欲望、自由与约束的文学范本，也可以作为两性心理学和特殊人群爱情心理的研究标本。所以，上野千鹤子提到它是意料之中的。

《洛丽塔重生: 再读二十世纪最骇丽小说的冒险》

（美）珍妮·明顿·奎格利/编 刘海平、秦贵兵/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3年6月

只是，这带来了另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或者说，或许可以破解一个文学史之谜——纳博科夫到底为什么要写《洛丽塔》？为什么1960年出版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会被起诉，而早它一年的《洛丽塔》能够免遭此劫？

对全世界的纳博科夫粉丝来说，这都是一个难解之谜。因为他本人没有恋童癖，他和妻子薇拉的婚姻很幸福，甚至，都堪称幸福的典范——据他的传记作者判断，纳博科夫是20世纪的大作家中婚姻持续最长的，而且是最擅长经营婚姻的。他的爱好，除了捕蝴蝶，就是给妻子写信，而且擅长在日常的事无巨细中表达罗曼蒂克的深情，一写就是几十年，而其间他们分别的时间少之又少。他形容自己近五十年的婚姻生活为“晴朗”——毕生没有阴霾。

同时，作为俄国贵族，他在《说吧，记忆》里充分展现了自己引以为傲的出身和修养，在《俄罗斯文学讲稿》等著作中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品位与格调。此后，被迫经历的革命、一战、二战和几乎不间断的流亡，都可以作为他丰沛的创作素材。至于他的天才，他跨语言、跨文化的阅读背景，他犀利的审美，以及对包括弗洛依德、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很多名人都不屑一顾的“毒舌功”背后的创作实力，更是毋庸置疑的。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完全可以驾驭更“大”、更“正面”、更少争议、更有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的题材。那么他到底为什么要花费六年的时间，选择写这样一部主题越界、有道德风险的作品？

对此，纳博科夫自己有过几种解释：一种是说自己的灵感来源是一则新闻，一只经过科学家调教的猴子创作了一幅画，画中涂抹的是囚禁它的笼子的铁条，酷爱隐喻的纳博科夫大概是想达到一个丰富的关于囚禁、控制和审美的效果。一种是说《洛丽塔》的初稿雏形是用俄语写的，被销毁之后，他开始用英语写作——这本书是“他与英语恋爱的记录”。一种是说，他认为色情作品品质未必就是二流的，没有人规定淫秽必须与平庸配对。还有一种解释是纯技术派的傲娇——他认为，任何虚构作品的最终评价标准都是无论写什么、怎么写，都能带给人“美学幸福”……

如今，这种解释似乎可以增加一种——在写作这条路上，即使才华横溢的作家、自视甚高的作家，想要短时间内出人头地、被人关注，也需要冒险精神，需要题材策略。显然，纳博科夫想要用特殊人物的特殊癖好探索欲望世界的黑暗和深奥，借此挑战自己，看能不能在道德冒犯和美学控制力之间走钢丝——他成功了，文学的美和题材的丑在他魔法般的笔下实现了和谐。

据《洛丽塔重生》的编者，也是《洛丽塔》首个美国出版商明顿的女儿介绍：《洛丽塔》写作之初，纳博科夫便清楚这本书的风险——他极有可能被指有恋童癖倾向，也有可能因此失去康奈尔大学的教席。虽然作家本人绝不等同于《洛丽塔》中的“不可靠叙事者”亨伯特，也曾在采访中多次重申自己并非恋童癖者，但人们向来会混淆作家和他笔下的恶魔角色。

纳博科夫非常清楚，自己可能面临被声讨、被质疑、被封杀，甚至上法庭的风险。他也想过放弃，想过毁掉手稿，被妻子阻拦终于写成之后，他又想用笔名发表。甚至都到了跟明顿签出版合同的时候，他还要求加上这样一条：出版商愿意在法庭上为这本书辩护。可见，他完全清楚这样一本书可能带给他的负面影响，也完全知道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样一本畸形情感的书会引起多少人的不适。

有意味的是，薇拉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古往今来，有很多女人为奇书、传奇作家的诞生发挥了作用，歌德的情人、托尔斯泰的夫人、菲茨杰拉德的夫人、纳博科夫的夫人等等。

在《洛丽塔重生》的29篇文章，也就是29个幕后故事中，有一篇叫《薇拉和洛》的文章写道，纳博科夫的妻子薇拉才是最相信《洛丽塔》是最好的小说的人。她鼓励纳博科夫的“冒犯”，为出版四处奔走，为书扩大影响鼓与呼——当读者，尤其是纳博科夫的学生们看到，不再年轻的薇拉始终站在纳博科夫身边的时候，他们对这本书的疑虑打消了一半。后来，随着世界性的性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洛丽塔》越来越拥有了自己的天时地利人和。纳博科夫终于因它而永恒。

多年以后，尽管争议一直在，但毕竟肯定的人更多，而且大多是女性。

一直在诉说的洛丽塔们

为什么一部写12岁女生被身体暴力和精神控制、而且始终处于沉默状态，只能任由施害者在陪审员面前巧舌如簧的书，会有那么多女性读者？就像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会有那么多同龄女读者？

《洛丽塔重生》中，有很多知名女作家、女评论家、女电影人，从不同角度写《洛丽塔》那“令人销魂的美像毒气一般”，让哪怕最警惕的读者也无从抵抗，它激发女性最私密的体验。

青年作家、女性主义者劳伦·格罗夫在《罪念之乐》中说：“13岁时，我在这个女孩的性觉醒中看到了自己。20岁时，我看到了恋童癖者的道德沦丧和他的灵魂里的深渊，对他有了某种谨慎的理解。30岁时，我已为人母，我在洛丽塔的妈妈身上看到了自己，可怜的被误解的夏洛特·黑兹，还有在小说中心的小姑娘身上的可怕经历产生的回响。但尽管如此，直到最近，我才正视自己参与其中的实质。”

获得过普利策批评奖的罗宾·纪凡在《〈洛丽塔〉时尚》中说：“当洛丽塔被成年女性作为一个公共身份标签所接受时，洛丽塔能够成为一种力量的宣言。女性对什么着迷、被什么撩拨、对什么有欲望，都应当被考虑和尊重。”

印度裔青年作家宾度·班西纳斯在《〈洛丽塔〉把我从我的亨伯特手中解放出来》的文章中，详细描述自己从15岁开始被53岁的叔叔——爸爸的好朋友凝视和主宰的全过程。她说，这小说对她而言，“不仅仅是一种应对机制，它成了我的向导指南”。

此外，维克多·拉瓦勒的《色令智昏》从一名大学教授的角度，由亨伯特的英俊联想到自己的学生特里，反思颜值是否可能让人忽视那些易怒敏感的性格；专栏作家伊恩·弗雷泽讲述《洛丽塔》与美国上世纪50年代公路旅行文化的关系；以非母语写作的波斯尼亚裔作家、《黑客帝国：矩阵重启》《超感猎杀：完结特别篇》的编剧亚历山大·黑蒙则回忆自己通过学习《洛丽塔》的语言，练习使用英语写作的经历；亚历山大·奇回忆了自己少男时代被年长30岁的男性性侵，在他眼里，洛丽塔不只是女性；斯隆·克罗斯利则探讨了《洛丽塔》与流行文化的关系……

有感于近些年席卷多国的女性主义运动，有感于话题的禁忌越来越少，但却越来越敏感的现实，有感于互联网上主动让自己色情化的年轻女孩以赢得男性凝视为荣，《洛丽塔重生》的主编珍妮·奎格利开始重新评估父亲当年决定出版《洛丽塔》的勇气，思索《洛丽塔》之于不同人群的意义，也开始发出质疑：假如纳博科夫现在完成了《洛丽塔》，它能顺利出版吗？《洛丽塔重生》试图用众声喧哗的方式回应这些问题，与此同时，它提出的问题更多——经典总是如冰山，有待发掘的比已经明了的更多。

她发现，与七十年前相比，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现实与观念的冲突却从未消减，两性关系的问题不是越来越简单，而是越来越复杂。同时，她也发现，不同年龄段、不同生活处境的人对《洛丽塔》的阅读感受会激烈对立，而且都言之成理。至于纳博科夫那充满诗意又饱胀情欲的写法，那在变态犯罪和极致深情间塑造人物的能力，更是让人不断重回关于小说的根本性问题：我们需要从文学中获取道德准则吗？今天我们应当如何阅读《洛丽塔》？如何看待生活中的洛丽塔？如何看待爱情？如何界定两性关系中的犯罪和挚爱？到底该如何伸张女性权利……

七十多年来，洛丽塔的诉说一直没有停止，而只要这个小说被阅读，洛丽塔就会不断重生。她总是能够不断在自己的来世找到寄生者。而最近在中国，她的寄生者是电视剧《不完美受害人》。当年轻女孩赵寻面对已婚精英上司的“男性凝视”，陷入对权力的恐惧、对物质的朦胧崇拜、对自我的迷茫之中时，她没有说“不”的勇气，更没有说“不”的能力，她怯懦、恐惧、沉默中夹杂着羞耻和惊喜，她犹豫、迟疑、反反复复、跌跌撞撞。

幸亏有律师林阚，有警察晏明，甚至有女强人辛路，不然，赵寻恐怕永远也无法获得说“不”的勇气，最终也难逃洛丽塔的结局。而事实上，看似强大的林阚，也是另一个“不完美受害人”，她所有的拯救行为其实都是为了自救，救出那个被父辈老师凝视的自己——最终，因自杀残疾的赵寻和重新创业的林阚结成了同盟。

如果洛丽塔知道，她的来世有一个中国名字叫“不完美受害人”，她们不仅成功逃离，还得到了好命运，大概也会喜极而泣。

上野千鹤子说，多年来，总是有男人在她耳边嗡嗡说：“上野君，不管活到多大年纪，这个世界还是只有男人和女人。男人和女人是一条藤上的瓜，分不开的，还是一起过最好。”而她，只想告诉他们：“女人早就开始建构无需男人的女人世界了，只不过在你的视界中成了死角，你没看见而已。”

但她终于没有说出来，因为嫌麻烦。

女性主义从来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它看似只是立场，实际还是能力、勇气、修养、文化、性格、处境……还有种族、民族、生理、童年记忆等等。

布克奖历史上第一个获奖的黑人女作家伯纳丁·埃瓦里斯托，去年在中国出版了她的小说《女孩，女人，其他》，其中的女性主义者为自己找到了非二元性别的身份，但她拒绝做跨性别运动的领袖，她只想做自己，而且，她说，她不是突发奇想要演一个身份，而是要做真实的自己，这种选择只跟自己有关。

而在上野千鹤子的观念里，女性主义就是自由。她全部的努力并不是为了争取平等，而是争取自由。只要有选项，有自由，不被定义，女性就已经获得了胜利。或许，这也是纳博科夫用小说“审判”囚禁者亨伯特的用意所在，是《洛丽塔重生》值得关注的意义所在。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ID：eeoobserver），作者：付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