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1年，22岁的苏辙偕24岁的兄长苏轼奉命参加皇帝殿前的“制科”考试。四年前，两兄弟同中新科进士，在欧阳修等人的大力推介下，早已蜚声京城，不曾想这一年母亲去世，二苏不得不归乡服丧。

三年后，苏郎再归，踌躇满志。北宋的“制科”考试本是皇帝为特殊人才而设的最高层次“选调生”考试，新科进士如能由此出身，将来官场升进当如坐火箭，但这一选拔过程异常艰难。首先，两苏这样的优等选调生必须经由朝中名臣推荐，每位考生要提交50篇策论以供各方考评，通过之后才有可能拿到准考证。三苏早年冠盖京华，就是因为得到了前辈重臣如欧阳修、杨畋的大力举荐，当时的望臣司马光、宰相韩琦等也对苏门学士赞赏有加。

被欧阳修赞不绝口的青年才俊苏轼，在考试过程中毫无例外地拿到了“第三等”的成绩。宋朝大考，历史上一二等均为虚设，“第三等”实际上就是最高等。苏轼由此被授予大理评事、佥书陕西凤翔府判官的任命状。

弟弟苏辙却没有那么幸运，由于他在“御试对策”中直斥宋仁宗“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优无度”，只能名列“第四等”，而且只被授以商州军事推官的低级头衔。

按照北宋的惯例，新科进士被授官之后，还需要“封还词头”，即官方要书写一份正式说明任命理由的公文，此事才告完结。当时，负责撰写官方任命诏书的知制诰，就是名望如日中天的王安石。

在此之前，王安石和三苏父子早就结下了梁子。两年后老父苏洵以《辨奸论》行世，被认为暗讽王安石日后得志必奸，加上苏轼的旷达豪放的个人人格，更为王安石所不喜，王曾私下指责苏轼文章全类战国纵横家之游辞无根，为人则是“欲附丽欧阳修”，“以取天下之权”。但慑于苏轼当时的文名，王安石没有找苏轼下手，可是这一次，他并不打算放过苏辙。

知制诰王安石不仅不愿意为苏辙撰写诏书（即所谓的“封还词头”），还意欲在苏辙的任命状中再给苏辙按上一个罪名，说他“专攻人主”，状若西汉的名儒谷永，专以危言耸听之辞来攀附皇上。

最终的结果是苏轼当年赴凤翔府任判官，苏辙并未去商州做那个军事推官的小吏，而是申请朝廷允许其留在京城侍奉父亲（当时苏洵在京奉命修《礼书》）。至于苏辙的“封还词头”，在宰相韩琦的直接过问之下，改由另一位大臣沈遘来起草，绕过了宋朝第一拗相公王安石，石头才算落了地。

多年之后，苏氏兄弟并未忘记这官途险恶中的一幕。从北宋开始的大规模科举制度肇始的公务员选拔制度（当时被称之为“磨勘”制度），后来因通路日渐淤塞，曾令无数士人肝肠寸断。

日后位极人臣的王安石一直喜欢高唱儒家各种高调，变得愈加“不近人情”，比如他曾经宣称他做人的标准就是：“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不为’，乃可”，顾名思义，堂堂君子，连无端踩死一只蚂蚁也是不齿行为，而苏轼则据理力争，当场反唇相讥：“今之君子，增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当今那些号称君子的人，为了提前半年能坐上高级公务员的位置，哪怕叫他去杀人，他也会在所不惜），面斥当朝宰相王安石也免不了假公偏私，也算是为弟弟苏辙报了往昔的一记之仇。

士大夫的“选人苦海”

苏轼以杀人取官来譬喻北宋以来公务员“海选”险恶之深，内卷之甚，虽不免有夸张，但自北宋大规模开科选士以来，的确人为制造了一条士大夫的深度内卷路线，这条海选之路到底有多卷，宋朝的官员发明了一个词形容之，叫做“选海”。

“选海”，顾名思义，遴选之海也。一入侯门深似海，一点都不假，宦途海海，每一位新科进士入仕，就是“选海”的开始。

按照大宋的“磨勘”制度，金榜得名进士及第，只是获得了进阶仕途的一种更加高贵的出身资格。虽然进士登第便予授官，往往都是判、司、簿、尉这样的最低级州县官幕职，时人称之为“选人”。“选人”这样的官职，按照苏洵当时的说法，“皆劳筋苦骨，摧折精神，为人所役使，去仆隶无几也”。

“选人”之上，是可以“纾意快志”的“京官”，在大宋公务员体系中才可以勉强算个“官”。但这样的“鲤鱼跃龙门”之术，对于那些面壁数十年的寒士来说堪比登天。两宋三百余年，大规模科举取士在笼络天下士人四海归心的同时，也是生产批次落第失败者的残酷制度。据统计，北宋和南宋的登科进士数量约为112000人（其中北宋61000人，南宋51000人），宋真宗即位后的首次开科考试，10万人参加省试，录取人数只有200人，录取率是1/500。

有学者测算过，按照南宋中级考试发解试额百人取一、省试十人取一这一最低的保守比例来计算，在南宋进士登科者51000名上岸者的背后，150年间，不少于5000万人次都是名落孙山的“失意者”。

万头攒动的乡试省试，还只是一部血泪斑斑“儒林外史”的开篇。士大夫制度在两宋的成熟，实为万人奔竞、无论出身（哪怕是工商杂人或者黥吏之子）的全新科举制度所造就。按照历史学者王瑞来在《士人走向民间：宋元变革与社会转型》一书的考证，大宋政权为了把最优秀的人才留在高层，几乎采用了有史以来最严苛的科举进阶之路——“磨勘”制度，千人竞渡之侧畔，早已是万骨衰枯。

《士人走向民间: 宋元变革与社会转型》，王瑞来 /著

大学问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7月

从“选人”开始，这些从5000万考试大军中脱颖而出的5万多名及第幸运儿，刚离科场地狱，又坠选调苦海。

“磨勘”制度将“选人”向上升迁之路分为七级，从低到高，分别称作：“修职郎”（类似试衔知县、知录事）、“从政郎”（类似县令、录事参军）、“从事郎”（类似防御团练军事推官）、“文林郎”（类似防御团练军事判官、京府至观察推官）、“儒林郎”（类似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承直郎”（类似留守判官至观察判官）。这其中，“选人”就是最低的一级官吏，被称作“迪功郎”（类似参军主簿尉）。

“迪功郎”向上升迁，倘若想要成为“京官”，至少需要三个条件：第一是熬年头（宋朝称之为“循资”，比如没有任何出身的“迪功郎”，需要完成长达十年的政绩考核，才有可能升为县令“从政郎”）；其次是政绩考核合格；最后才是最难的“改官”，“改官”之难，不亚于登蜀道上青天。（从低等官吏改为高级官吏）

“改官”之难，在于获得包括二份来自自己顶头上司的共五份推荐信，这究竟有多难呢？从北宋至南宋，大宋国土面积少了1/3，科举考试的考生却有增无减，官员的空缺职位更是少得可怜，宋朝为了严格控制高级官员的数量，每个推荐者（被称为“举主”）通常都有非常严格的名额限制。即便是当朝宰相，每年推荐的名额也只有5个人，知州每年的推优名额只有一个。

宰相这5份举荐信到底该给谁？这其中大有考究。举官数额太少，而求者又众多，无论推荐人还是被推荐人，都必须煞费心力。欧阳修无疑会把第一份举荐信给苏轼，无怪乎后者称自己就是欧老师的门生。剩下的4份举荐信又该投给谁？无数士人奔走一生，不外乎就是为了凑齐这5份太过珍贵的举荐信。

新科进士倘获第一纸，就叫做“破白”，即所谓实现零的突破；如幸运得到第五纸，则唤作“合尖”，譬如佛徒造塔，封顶之日即是大功告成之时。这5份有条件的举状，时人譬喻为跳火坑塑高塔：“矧堕七选之坑，欲结五剡之塔”，它不仅仅是大宋控制官员数量和质量的秘密武器，更是无数底层官员辗转一生、免于流落沟壑、奔向光明仕途的求生窄门。

宋朝把文官分为32个级别，从第26级“承直郎”到第32级“迪功郎”，都被称为“选调”生（即“选人”）；从第21级“宣教郎”到第25级“承务郎”为“京官”，横亘在“选人”和“京官”两者之间的漫漫苦海，就是暗黑无边之“选海”了。

从“选人”到“京官”，最终获得“改官”的幸运儿，究竟有多少呢？大宋朝廷几乎每年都是严防死守，牢牢控制选人入官的控制名额，从北宋早年的每年上百人，到南宋后来的每年仅30余人。粥少僧多的局面，到了南宋晚期更是捉襟见肘，一个空缺的官员职位，至少有3个候补者在排队，官员数量虽然大增，但是政府为了避免更严重的“选海”危机，不得不将一年一度的科举考试，改为了3年1次。

源源不断地士人汇流，在南宋终于汇成选人大海。南宋末期，随着冗官问题愈加严重，更是从末端彻底堵死了选人改官的唯一通路。有南宋官员统计，1004年的北宋景德年间，要以320个郡的财赋才能供养10000多名官员的俸禄；到了南宋末年，国土面积大为减少后，国家不得不以100多个郡的财力，供养了整整24000名冗官。寒士改官之难，不亚于登天。无数士人为求得这五份推荐信辗转腾挪一生，终依旧不免流转于沟壑，岂不痛哉！

内卷社会的危与机

在学者王瑞来看来，中国历史上的唐宋之变，就是基于社会制度上的整体性转化。汉唐之中国古典社会，精英群体大都来自血缘门阀家族，而大宋肇始，太宗鼓吹重文抑武，寄厚望于以科举促天下归心，寒门学士也有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机会和雄心。

学者黄博在《宋风成韵：宋代社会的文艺生活》一书中，揭示了大宋缘何制造出一众以苏门弟子为代表的“文艺青年”们层出不穷的终极原委。自两宋开始，官家取才不论门第，科举之门大开，参加者愈众，考生命中的几率必然会降低，而随着宋朝的进士数量越来越多，寒士素衣想要跻身仕途之路，也变得愈加逼仄。

《宋风成韵: 宋代社会的文艺生活》，黄博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年7月

以中唐为例，每年入长安参加京城考试的士子数量大约在1500名左右，获得科举功名的约为140人，录取率为1/4左右；可是到了宋代，自宋太宗推崇文治、废黜武功之始，淳化三年（992年）进入崇政殿考试的举人数量就高达17300人，最后只录取进士350余人，录取率就只有1/50。

换言之，两宋文化之登峰造极，是以读书率然成风的普罗大众和众多落魄才子为文化基础的。私家藏书之丰，印刷术之精良，文化传播之广，宋代读书风气之普及，早已折射出一种时代的巨大变迁。

另一方面的弊端则是，如此多的失意者，再加上两宋的“磨勘”制度，事实上也堵死了大多数下级官吏的上升通路，读书人该如何自处？

大悲大喜之际，有“远方寒士殿试下第，贫不能归，多至失所，赴河而死者”，有如范进精神失常者。面对科举功名，举国若狂，哪怕南宋之末亡国在即，士人们还忙于应试奔竞，“置家国于度外”。

为此，宋真宗在《劝学诗》中给出的解药是：“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皇帝劝学其用心之处，全在于如何笼络士人，使天下英士，尽入吾彀中。

苏轼可不信这一套骗人鬼话，他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坚决和科举、和磨勘制度割席，他在晚年的一首题为《送千乘千能两侄还乡》的诗中写道：“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苏氏兄弟作为过来人，自知大宋官场太过险恶，为此在诗中谆谆劝诫来京赴考的两个侄儿要安贫乐道，以稼穑为业颐养天年，过一种“清江入城郭，小圃生微澜。相従结茅舍，曝背谈金銮”的不被欺瞒、怡然自足的乡居生活。

苏轼当然美化了这种乡居生活。作为当年通过科举考试走出巴山蜀水的大宋士大夫翘楚，他太了解成功背后的辛酸经历，不忍心侄儿们再走一遍他们兄弟的老路。

诚然，“读书不求官”，也反映了时代转换之际文人士官们的无奈心理。苏轼的好友文同当时也非常赞成这一观念的转变，他附和道：“读书不求官，但与稼穑亲”，不求官、亲稼穑的背后，是求官不得、求官太难了。大宋三百年，党同伐异之风尤烈于西汉党锢，士大夫外表在施政理念上的撕裂，和骨子里大宋磨勘制度中潜滋暗长的师门攀援、缔结朋党之风，草蛇灰线处有着惊人的重叠痕迹。

北宋肇始科举制度昌盛，的确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阶层的流动和市民社会的形成，某种程度上呼应了一个繁荣时空，尤其是在南宋移都南方之后，商业代表的新都市文明悄然而起，一种“斯密型市场经济”在繁华都市开始萌芽。

科举作为官僚再生产的一架永动机，客观上为大宋的文艺复兴和市民社会繁荣，提供了大规模文化普及之基础。但对于苏轼苏辙兄弟这样的白衣寒士来说，要走出自己命运的种种泥淖，操弄之手早已浑然如天幕，连“夜雨对床”、全身而退这样的朴素梦想，有时也成为一种遥不可及的诅咒。

学者王瑞来形容这一科举制度下七级选人终身翻转其间的命运之海，就像是一个立着的葫芦：这一由士大夫创制的宋代科举、选调、改官等一系列庞大的官僚体制，外表看是一条通往高官爵位和名利功业的金光大道，骨子里却是一个底部容量和吸附量足够大、中间细小又逼仄的细长型闷葫芦。

无论是科举、荫补、摄官、进纳、军功、吏人补授，种种宽泛入流的成千上万的地方士人俊杰，早已将这个葫芦的底层塞得满满的。最终，大宋王朝扩大统治基础的人才战略，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它的反面，就像宋朝名臣周必大所形容的那样：“入流太泛，入仕甚难。受命者至有十余年不成一任，贤愚并滞，殊无甄别。”

“贤愚并滞”、文士命运之途淹塞，使得大量士人绝望于仕途，不得不沉潜下层、滞留乡里，一时间，胥吏、幕士、讼师、商贩、术士、乡塾先生，都成了士人的无奈谋生之选。南宋文坛四大家之一的杨万里28岁登第，当上最低一级的“选人左迪功郎”，被授以赣州司户参军，待阙两年后才赴任；32岁始被授以零陵县丞，37岁因结识后来成为宰相的名臣张浚，才被以堂除方式改官左宣教郎，任命为临安府府学教授，终于挣脱出了选人苦海。

《鹤林玉露》的作者罗大经1226年登进士第，8年后的1234年因拾遗补缺，才被授予广西容州司法参军的低级官吏，又过了18年，他才从选人阶段的迪功郎往前进了三级，还只是到了七级选人中间的从八品从事郎，整整26年过去了，脱离选海看上去还是茫茫无期。直到他在抚州任上受到牵连，彻底梦断官场。

《鹤林玉露》，罗大经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1月

从前朝君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两宋的理学道学鼓吹的儒家全新四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宋朝士大夫的心理转换在向内求的范式变化背后，也折射出一种时代变化的无力感。当“学而优则仕”不能再成为士人追求的唯一人生目标，无休止的社会内卷，早已注定蹇涩了他们的命运之途，知识精英们只能“上山下乡”，或隐居而绝，或稼穑为业。

士人流向民间，无疑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平民社会的培育，知识分子摇身一变，由北宋理学演变成南宋道学，不仅成为南宋弱势国运申说正统的精神支撑，更成为一代代士大夫们承载道统的思想旗帜。

只是，令后人倍感遗憾的是，无论是早年新党王安石推行的富国之术，还是旧党如苏轼恪守的养民之道，还有无数士人的经国济世大梦，都未能从根本上拯救大宋王朝的式微国运。时邪？命邪？两宋之间科举文化繁荣背后的时代转换，如果依旧不能呼应外部世界变革的浩浩荡荡之社会进化大主流，这一过度社会内卷带来的深度危机，就很难转危为机，只能成为后人感喟不已的一种宿命、一声叹息罢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马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