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今日的秘鲁就像是空中的一张纸，哪里风强，它就飘到哪里。”曾经的秘鲁总统托莱多，对青年学者吕晓宇如是说道。

离开总统之位多年以后，托莱多第三次参选时，邀请吕晓宇担任其竞选团队的顾问。吕晓宇是英国牛津大学博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与国防研究中心研究员，曾供职于联合国，从事冲突协调和国际发展的工作，现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

2016年，吕晓宇接到好友邀请时，正在牛津大学的研讨课上讨论“经济和民主”。进入博士阶段，吕晓宇对传统学术越发失去耐心，研讨课上讨论的内容，几乎可以等同于他博士阶段生活的缩影——辩论内容愈加艰深，词汇愈加复杂，可答案却似乎离现实越来越远。

“秘鲁大选，在总统竞选团队做幕僚，速来。”好友的信息写道。吕晓宇没有丝毫犹豫，接受邀请，来到秘鲁的首都利马。这里紧挨太平洋，面积和中国内蒙古接近，人口3000多万人，最著名的是银矿、渔业，以及和马尔克斯齐名、同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代表的作家略萨。

秘鲁首都利马俯瞰图。（图/Unsplash）

这些年，吕晓宇的足迹遍布欧洲、亚洲和拉美，欧洲是求学，亚洲是返乡，拉美是工作。出发去这些城市的理由不尽相同，获得的体验与感受自然也会不同。

吕晓宇对英国的形容是：巨大的车站。毫无疑问，这里是领略世界的窗口，能够结识往来世界各地的不同的人。

而在亚洲的游览感受则十分特别，很多亚洲国家是我们的邻居，但这些邻居给人的感受却略显陌生，“我在一些亚洲国家游览时，异域感反而是最强烈的，在文化习俗方面，大家预判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可实际上，我们对此毫不知情”。

可能因为之前看过太多拉美文学，在真正踏足这片土地之前，吕晓宇已经对其魔幻现实的一面有所准备，他说：“未曾踏足的时候，我以为书中描述的很多内容都是作家编的，真正抵达之后，才发现书中描述的都是真的。我以为的魔幻现实主义，实际上都是现实主义。不过，可能因为在真正进入这片大陆之前，就已经通过文学了解这里，文化冲击感反而没有那么强。”

古巴哈瓦那街头的三个音乐人。（图/Unsplash）

走访如此多的异域，吕晓宇最大的感受就是，文明冲突论是谬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清晰地定义文明与文明之间的界限，而文明之间更多的却是穿透与交流，“边界是不断浮动的，它甚至不是历史阶段性地浮动，而是分秒都在变化”。

站在异域看中国，吕晓宇见识过很多国家对中国的误解与偏见，与此同时，他亦能感受到异域国度中蕴藏的包容与理解，“有些国度的包容程度远超我想象，误解与包容是并存的，只有走出去才能感受到”。

或许，这一切正如阿兰·德波顿在《旅行的艺术》中所说的——“我们怀着谦卑的态度接近新的地方。对于什么是有趣的东西，我们不带任何成见。”

以下是《新周刊》对吕晓宇的专访。

诚实、礼貌地相待，永远不要试图假扮他人

《新周刊》：你曾供职于联合国，参与各项国际事务工作，这段经历对你认知世界有何影响？

吕晓宇：这段经历与我彼时所做的研究是相关联的，时常令我反思该如何看待全球的制度安排。我觉得联合国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一种官方、可靠、安全的进入全球事务的方式，它推行的政策所代表的普遍意义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这样一种安全、可靠且具有合法性的方式，在现当代来看也意味着离全球现实越来越远，以不接地气的方式与这个世界打交道。

大多数情况下，联合国之于国际冲突区域或发展中国家的驻地是封闭的社区——围绕它形成的封闭的社交网络和群体。形成这些封闭社区是出于安全上的考量，而我反思的问题恰恰在于此：如果觉得与当地人打交道是不安全的，需要时刻提防，这样的话，人们又怎么能真正地融入当地呢？

《新周刊》：在你看来，怎么做才能更好地融入异域文化？在“求同”和“存异”的两端，如何找到最恰当的方式？

吕晓宇：最好的方式是不要想融入的问题，人们总是试图让自己尽快融入当地、尽快忘掉自己外来者的身份。这种感觉如同去别人家做客，却试图融入别人的家庭一样。实际上，人们最应该做的无非是诚实、礼貌地相待，让对方感到舒服。与此同时，不要忘了自己并非对方的一员，永远不要试图假扮他人。

《水下之人》 吕晓宇 著 大方∣中信出版集团 2023-9

《新周刊》：行走在异域，难免会为旅行的不可预料性隐隐担忧，你会有类似的感受吗？

吕晓宇：旅行的确具有不可预知性，无论做了多少准备，都可能发现意料之外的事情，这一点是肯定的。与此同时，人们还会因为身份、性别、地域、年龄等不同因素，而面临不同的危险，因此要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就我个人而言，一旦行程开始了，所有的担忧便会消失。那些不可控的东西，就让它发生。

《新周刊》：在旅行过程中，你会感觉到极大的放松吗？

吕晓宇：我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即便以旅游为目的陪家人朋友出去玩，还是会忍不住进入一种社会调查的研究状态，这俨然成为一种职业病，我没有办法轻松地、不带任何研究包袱地在任何一个地方休息。

之前的行走体验，曾给我带来过莫大的安慰，但如今行走带给我的放松感已经消失殆尽。目前这种状态，我还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不过也有好处，那就是一旦出行，我就会迅速进入状态，变得更加专注，感受力也更加敏锐。

行走的目的，在于放下自我

《新周刊》：当人置身于陌生环境，感受力似乎会变得格外敏锐，你有同感吗？

吕晓宇：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旅行确实会让人回归到孩童状态，就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彼时彼刻，感知力无疑会变得十分敏锐。大部分人会对周遭陌生的环境，产生诸多好奇与疑问，并且不会因为提出疑问而感到羞愧。

要知道，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存在大量的不可知的部分，可人们总是羞于发问，而一旦身处异域，人们就会坦然承认自己的困惑，这令发问变得自然。

《新周刊》：很多作家会以旅行经历作为写作素材，你的创作也不例外，行走异域是如何反哺你的个人创作的？

吕晓宇：我的两部作品都与我的旅行经历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行走在异域”是我一直以来的创作母题。我曾在旅行中见到过非常多跨越边境的人，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边缘化、处境最危险的人群之一，关于如何适合新的环境、进入他乡，不同的群体会有不同的经验、做出不同的反应。

一个人被抛至完全陌生的环境，是一个非常当代的经验，“他乡”亦成为一个非常当代的问题之一，我将对这些人的观察，融入我自身的写作和创作。

《新周刊》：人们总是相信，向往的生活总会在某个尚未涉足的远方，而实际生活在此地的人，一样想要逃离去另外一个地方。对此，你有何感受？

吕晓宇：我觉得最厉害的一种人，是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感受到他乡感与陌生感，有能力将习以为常的一切陌生化，重新去理解和体会。实际上，到他乡去寻找理想的生活，乃是权宜之计，是通过物理空间变换来换取短暂新鲜感的体验。

用手机来打比方，去他乡寻找自己，就如同发现手机内存不够了，干脆更换一部新的手机，可有的人却能通过重装系统来清理内存。一直更换手机是不现实的，一直通过物理空间的变换来刺激感官也是不切实际的。

《新周刊》：有一种说法是，旅行以寻找他乡的面目出现，实则是寻找自我。你认可吗？

吕晓宇：我觉得这样想问题未免自恋，如果到了他乡都没有办法忘记自我的话，那么行走的目的肯定没有达到。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旅行最大的意义是让人感受到世界的辽阔、意识到个体的渺小，行走的目的在于放下自我。

所谓行走，就是走出习惯、走出固有认知

《新周刊》：在你看来，行走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吕晓宇：倘若把行走简单理解为物理层面的跨越，未免过于肤浅。从现象学来考虑问题的话，行走实际上是一种还原，那是把既有经验模式和感官习惯搁置或悬浮起来，从而使自身回到初始状态。

而这样一种还原，既可以发生在遥远的异国他乡，也可以发生在无比熟悉的周遭。最理想的生活状态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也能找寻到异域感。所谓行走，就是走出习惯、走出固有认知。

《新周刊》：可以举例说明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异域感的场景吗？

吕晓宇：首先，当一个人漫无目的地散步，抑或偶尔走错路，熟悉的环境就会突然变得陌生起来。我会在行走时观察道路两旁的电线杆，走错路时，路口电线杆的电线排布会变得不一样，空间压缩的感觉也不同，抬头看天时，电线切割天空的方式也会大不相同，天空的尺度变了，脚下的土地不一样了，周遭的一切开始变得陌生。

其次就是带着朋友游览自己的家乡，这意味着我要重复去那些固定的景点。实际上，人反复去一些熟悉的空间时，反而会体会出不一样的味道。

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去武汉长江大桥，上面是公路，下面是铁路，铁路和公路并行，夜晚行走在桥上，听到桥下传来的老式绿皮火车的轰鸣声，火车速度不快，车前灯照亮桥墩，映现出整座大桥的轮廓与骨架，那是一个非常电影化的时刻。

《新周刊》：你喜欢参加城市漫步、戈壁徒步或山地越野吗？

吕晓宇：我喜欢在放松的状态下随意行走，不抱任何期待，不做任何攻略，“乱走”，走到哪里都可以。倘若需要一群人集结在某地，一起出发去某个特定的地方，就没什么兴趣，因为一旦具有某种目的性，势必会剥夺行走过程中的意外惊喜，甚至会让我觉得仍在工作，就像游戏中要领取任务去完成那样。

《新周刊》：你觉得哪种行走模式称得上从容？

吕晓宇：一些人在旅行过程中和旅行结束后，不作任何社交媒体的公开，在他们身上感受不到任何打卡感。对他们而言，这段旅程不需要被任何人看到，甚至都不需要被记录，他们单纯享受行走的乐趣，不需要受到任何人的关注。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傅淼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