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现在深信，只有人类思维模式的基本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人类命运才会有巨大的改变。”这是哲学家约翰·密尔写在自传里的话，他当时困惑于19世纪英国公众在思维和情感上的不思进取，苦思良方。

他当然是在发牢骚，因为，思维方法的改进固然有望与时俱进，“基本结构”的巨变却谈何容易，那取决于人类出现关键的生物进化，也就是猴年马月的事，没人说得准。

不过，当天赋异秉的“通用人工智能”（AGI）渐渐走向人间，我们似乎具备了直面“密尔假定”的条件。人工智能的算法迥异于人类的思维结构，它不介意人类的七情六欲；它强悍的计算力能带来令人望洋兴叹的研究成果，也能帮助我们反思旧有的思维模式。

通过分析、评价它的工作，辅以扬弃的态度，我们老旧思维模式的地基或许有望被撬动。当我们对AI的依赖日益增强，运用日益娴熟，同时AI又处于持续进化中，别的变革暂且不论，思维“基本结构”出现转机、人类命运的整体运势出现意料之外的飘移，并非不可能。

比如，当我们习惯了人工智能的思维辅佐和经验校验，人类对美妙格言过度钦佩的集体陋习，或也有望改变——至少能减轻些症状。本文将结合金句大神奥斯卡·王尔德的语言芭蕾，稍加评析。

二

“赞美使我谦卑，但是谩骂纷起之际，我知道我摘到了星辰。”——话说得实在漂亮，普通人甚至不敢萌生剽窃之念：若贸然认领，就像难民挎一只普拉达包，送披萨的开着阿斯顿·马丁超跑。现实是，虽然每一位写作者都力求美妙表达，但越过某个界限，当文字扑闪出让人不敢逼视的精光，他们也就识趣闪避了。众人屏息，专候王尔德粉墨登场。

“万物神妙，我一语中的；众生苦渡，我一语解颐。”狱中的王尔德曾如此回顾往昔。他的口气很坦承，写出下面的话也不觉得唐突：“在那个世界里，我曾是王者，的确，我本应继续为王。”他接着提及自己与时代的对应关系，正如诗人“拜伦也曾经是他那个时代的象征人物”，但王尔德认为自己的象征性更高峻，理由是，“诸神几乎给了我一切：天赋、名气、地位、才华以及智识。我把艺术变成一门哲学，把哲学变成一门艺术。我改变了人们的精神，改变了事物的色彩。我的一言一行，无不使人惊叹。……我唤醒了这个世纪的想象力，于是它才能在我身边创造神话和传奇。”

虽然王尔德不乏批评者，奇怪的是，我从未见到有人指责他自吹自擂。他对自己既往成就的评价，别人坦然接受。王尔德的银幕扮演者斯蒂芬·弗莱，也是一位狂热的王尔德粉丝，他除了作家、演员、电视主持人等身份外，在性取向上也与王尔德保持一致，他这样评论偶像：“称王尔德为救世主，听上去有些过分夸张……但与基督的一生比较，相似之处明显存在。”

笔者资质鲁钝，较难领略王尔德式金句的智慧含量，也无法确认他的真实身份：是语言巫师？真理灵媒？还是上帝派驻人间的捉刀代笔者？或如诗人奥登所说，“是一流的语言音乐家”？当然奥登选择这个怪词，倒不是想加入王尔德粉丝团，而是强调他“不是一个思想家”。人们时常引用的王尔德妙语，音效奇特，听上去或像当胸挨一猛掌，或像唇间突受一吻，我们不敢确信其真，又不忍见证其假。试举数例：

执着是缺乏想象力之人最后的遁词。

经验是每个人为自己所犯的错误取的名字。

男女因为误会而结合，因为了解而分开。

假如一个女人无法让自己的错误显得迷人，那她只是个女性罢了。

女人是用来爱的，不是用来被理解的。

王尔德一直是全球知名度最高的同性恋者，又一直深受女人怜爱。我不清楚原因，但读到些互不兼容的解释，足以展示王尔德谜一般宽广的可爱幅度。王尔德位于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墓碑，历来饱受全球女粉丝的红唇攻击，公墓管理者不得不用一块大玻璃，把墓碑围起来。想到王尔德作为审美世界的缄默王者，无法跃出地面，就此事评说几句，我颇感遗憾。

我以为，人类探索真理的旺盛天性，与我们掌握真理能力匮乏的糟糕现实，构成一对永恒矛盾。该矛盾是如此强烈和无解，遂以其致命的诱惑力，供个别拥有表达天赋的才子——王尔德是突出代表——左右逢源，对着寻常人心仗剑作法，喃喃念咒。

说出疑似真理代笔者的妙语，既符合语词药剂师的虚荣（王尔德从不讳言这份虚荣），也更加符合倾听者的利益：后者需要有人替他们做出真理已经获得、难题已经解决的承诺。假如解决方案竟然只是一句易于记诵、张嘴即来的漂亮格言，就像一道简洁的真理方程，那就更加美妙，可算无上美事了。因此，大量经不起推敲的轻词丽语得到过度哄传，只因为它符合世人的惰性利益，让他们免除烧脑之苦，坐享不思之乐。

但是，拿这个严厉理由质疑王尔德，却是轻率的。有太多在知识界享有煊赫名声的人物——他们个个眼高于顶，拥有无可挑剔的笔墨自尊——都在王尔德的精妙格言面前低下高贵的头。他们与那些只想通过摘引来使自家文章增加几寸风雅的普通文人不同，他们目标远大，寄意深远，决心把王尔德的格言当成某种指导原则和艺术方针，以便提升自己著作的思想含量和精神含量。效果上看，王尔德格言之于他们的著作相当于开道警车和21响礼炮之于大人物来访，为他们的著作切切实实地增加了威严和庄严。

我且略举数例——

耶鲁大学文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在名著《西方正典》的序论里，心怀悒郁，对文学的未来充满悲伤，遂决定用王尔德的名言来提振审美信心。他是这样写的：“照那位凡事正确、品位崇高的奥斯卡·王尔德的说法，艺术确实毫无功用。不过他还指出，一切劣诗都是诚挚的。假如我有行事的权力，我会要求把这句话刻在每一所大学的校门之上，以便每一个学生都能思考其中的真知灼见。”

——他真要这么做吗？其实，这种等级的妙语王尔德只是随便说说，每五分钟就能贡献一打，我甚至无法确认他在写“一切劣诗都是诚挚的”之前，对此做过多少思索。据我所知，这句话他只是顺手写在一封狱中书札里，收信人——也就是间接导致他入狱的同性小恋人“波西”——毫不珍惜，阅后即焚，若非王尔德另一位同性恋人“罗比”事先对原件誊抄留底、事后还以“自深深处”（De Profundis）为书名把它交给出版商出版，布鲁姆教授就读不到它了。

王尔德熟悉收信人的品性，他当时也不是在从事文学写作，他只是抒发愤懑而已。当然，如有机会收集，王尔德的梦话也很可能包含“真知灼见”。他说过这样的话：“假设我孤身一人滞留荒岛，而物品齐全的话，我每天晚餐时都会盛装打扮。”所以，在不为人知之地咳金唾玉，词压群芳，也只是王尔德的寻常操作而已。

有“美国公众的良心”之誉的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也曾用王尔德的话来照耀自己的学术道路，她把王尔德的句子“惟浅薄之人才不以外表来判断。世界之隐秘是可见之物，而非不可见之物”，置诸篇首，作为名篇《反对阐释》的题记。桑塔格老实提供了出处：又是来自王尔德的书信。

名满天下的当代“超级语言学家”史蒂芬·平克，对王尔德的引用更加夸张，我甚至觉得略失体统。我发现他在《语言本能》和《风格感觉》这两部名作的开头，用几乎相同的句式郑重提及王尔德关于教育的一句名言——“教育是令人羡慕的东西，但要时刻记住：凡是值得知道的，没有一个是能够被教会的。”——然后表示：由于经常担心“王尔德是对的”，他必须伏案写作。因为，“如果不是与王尔德看法不同，认为许多风格准则确实可以传授，我是不会写这本书的。”——我为什么觉得略失体统呢？

据我所知，王尔德这句经常为人引用的话，出自他年轻时的批评文章《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闲论无所事事的重要性》。他甚至不介意这句话的归属，把它归在“吉尔伯特”的名下，而吉尔伯特只是那篇用对话体写就的文章里的两位虚构角色之一。

王尔德随手涂抹，大学者郑重引用，这种事最为司空见惯。前者的随手与后者的郑重，未必构成讽刺，修辞与真理间的力学关系，对深陷于传统思维模式的个体来说，依旧拥有永不枯竭的魅力。

王尔德就像一只栖息在扉页题记和沙龙沙发上的懒猫，表情慵懒，双瞳通灵。当你凝视这双美瞳，也就使精神处于一种特写般失真的影像氛围之中。所有的特写都缘于夸张和变形，它最不真实，又能予人最强烈的现实感，你无可抗拒。除非，我们试着对他袪魅。

三

“当然，我知道，我是不会沦落到在路边乞讨，如果我真的在夜晚躺在冰凉的草地上，那也是为了给月亮写一首诗。”王尔德写这句话时，处境远比“路边乞讨”凄惨。

作为英伦曾经最有体面的花花大才子，他在两年内被毫无体面地先后囚禁在两座监狱里，饱受屈辱，死念频生，甚至决意“在出狱的那天自杀”。但他在给小冤家“波西”写信时，出于难以猜度的心理，一边不停地谴责对方，一边又时出软语温言，展示自己的可爱与不凡，似乎他想同时完成两个目标：既勒令对方“滚开”，又轻唤对方“别走”。最要命的是，即便身处地狱环境，情绪也糟不可言，王尔德仍能把句子打扮得尖新入时，妖羞欲滴，读者会恨不得把它写下来，并装裱悬挂，比如这句：

我在巅峰上呆腻了，就有意滑向谷底，寻找新的感官刺激。

谁都知道，这里面没有一星半点的事实和诚意，纯属“给月亮写诗”。加缪甚至怀疑“王尔德在被判刑前是否想过世界上有监狱”，但他就敢说得这么豪，这么美，这么不当一回事。

布莱恩·吉尔伯特执导、斯蒂芬·弗莱主演的传记片《王尔德》（Wilde，1997年）里，有一幕场景，观众只是因为它描摹的是王尔德，才不会发作，怡然欣赏：书房里的王尔德翘着高腿，漫不经心地读书，巨大书桌上同时摊开着二三十本书，他手上正拿着一本。

他的姿态极为敷衍，不到两秒钟就翻到下一页。妻子康思坦丝开门见到这一幕，她看晕了：这也算读书？为消除疑虑，王尔德莞尔一笑，用谦逊的绅士态请求康思坦丝当场测试。——场景中断。怎么说呢？根据我的凡人经验，我不认为那是看书，而是雄鹰俯瞰草原，昏君巡视后宫，AI扫描图书馆。

但编导的设计情有可原，面对王尔德，唯有采取若干“反物理”的手段，才能进入他的超常世界。王尔德的付出与成就不成比例，结合他享年46岁的短促一生，他的创作成就堪称斐然，但考察他的生活方式，我们根本不清楚他哪有时间写作。他好像一直在玩，在时尚界和情人界周而复始地旋转。他曾对青年纪德说，“我过日子是凭天才，而写文章只是凭本事。”

加缪则评论道，“作为一个真正的纨绔子弟，（入狱前的）王尔德太过哗众取宠和醉心于引人注目了……他惟一的幸福，就是在时装店穿衣打扮。”王尔德给“波西”的信里提及花在对方身上的钱，他们相处一周的惯常消费在80-130英镑之间，那是19世纪末的英国物价。

作为对照，同时期的丘吉尔在军队里担任军官的月薪不过10英镑，青年毛姆口袋里揣着20英镑，就敢远赴意大利，作长达六周的文学旅游了。对钱的挥霍也是对时间的浪掷，当王尔德短短数年就在波西身上累计花掉5000镑（这是王尔德自己的统计），两人相处时的精神品质就不必打听了，你顶多闻到萨沃伊饭店海龟汤的美味，以及那些“颜色厚重如琥珀、味道也像琥珀的香槟”。

但是，与王尔德超凡入圣的文词才华相比，他日常生活和待人接物中的愚蠢——尤其在那桩导致他落魄入狱的糗事上——实在过于触目，几乎不用祛魅而魅力尽除。奥登用一种合乎王尔德身份的英式刻薄挖苦道：“王尔德的人生是一出戏剧，按时间先后顺序阅读他的书信给人一种类似于观看古希腊悲剧的刺激感——观众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而主人公却还蒙在鼓里。”

王尔德的强项是给自己的蠢行贴上金箔。“人选择敌人的时候，再小心也不过分。”这是他最常为人引用的格言之一，闪烁着王尔德特有的机智（余光中曾友善地提醒看官：“妙处全在俗语所谓‘择友宜慎’的心理背景”），但我们很难找到比王尔德更不把这句话当真的例子了，如他本人日后承认：“我怎么也想不到，我会被一个贱人作践成一个贱人。”

他之所以锒铛入狱，正缘于他主动挑逗一个惹不起的“敌人”——“波西”的父亲昆斯伯里侯爵。这位伯爵虽然长着为王尔德鄙视的“罗圈腿”，但他曾是现代拳击规则的制订者，对于绳圈内外的人间搏杀，经验远在王尔德之上，他凭一个有效闪躲和一个近身偷袭，瞬间就对我们的大才子实施了锁喉。

最终，以“诽谤罪”起诉对方的王尔德，反被对方以“同其他男子发生有伤风化的肉体关系”的罪名，弄进了班房。过程中尤其可悲的是，在自己臻于顶点的辉煌人生堪堪覆灭之际，他还完全蒙在鼓里，依旧在法庭上表演自己的机智。所有这些表演，不仅加重了他的罪名，还给英国闲人增添了无量笑料。

意识到自己的过失后，王尔德为此写下的愧悔——一种类似“基督的心肠和莎士比亚的头脑”的混合体——倒也会让人以为他的反思深度足够移山填海，而事实上他只是在体验一种过期作废的文字高潮。因为，若我们对照王尔德狱中书简中对“波西”恶迹的种种指控，我们只会更加震惊于他的颠三倒四、毫无准则。

假如他的谴责成立，剩下的问题便是：你既已清醒如斯，为何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跳进对方的火坑里？——出狱后的王尔德，就像世间最招人怜的痴心傻姑娘那样，再次与小他16岁的“波西”会合，两人款款走向当年欧洲同性恋者的天堂：意大利卡普里岛，直到“波西”再次厌弃了他，而他的阳寿已所剩无几。与此同时，我们耳边回响着当初王尔德对“波西”撕心裂肺的控诉：

我们不要再做这样的傻子了吧！不用害怕改变，最大的邪恶是浅薄。

这就是发生在我们的友谊当中最可怕的事实：当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你完全毁掉了我的艺术！而我也因自己居然能够允许你站在艺术和我之间横加干涉，而深深地谴责我自己。

然而，为了让你高兴——为了让你高兴，我什么事情没做过？

这话，感人归感人，委实缺少些智者气概。

四

显然，王尔德是那种得到神明“枕膝独传、夜半密授”的幸运儿，他毫不遮掩地声称：“我用一句短语包含一切体系，用一个警句归纳所有存在。”他洞悉短语的力量，他掌握了多种语言混响术，就像一名词界巫师，单凭脊椎里的本能就足以让文字与人心发生化学反应。他负责打动你，但不保证自己被打动；他负责指点你，但不承诺身体力行，更不为你提供售后服务。

他早早看出“格言是智慧耐用的替代品”，所以，他不必写出具有真智慧的短语，他只要弄出智者的装束，给真理装几根灯带，添一些气氛，就大功告成。给智慧增加一点暧昧，等于让智慧一飞冲天。

他曾借笔下人物欧内斯特之口，向读者透露了自己的文字秘术：“你仿佛把世界当作水晶球来看待。你将它握在手中，颠倒反转着以满足任性的幻想。除了重写历史外，你什么都没做。”事实上，他可以为世间任何一条箴言，准备一个反例或Ｂ方案，就像金庸小说里玩“左右互搏”的周伯通那样。

比如，我们都认为“做”比“说”难，俗语“站着说话不腰疼”正是讽刺光说不练的假把式的，但王尔德不以为然，他反弹琵琶地指出“完全不是这样。那是个普遍的严重错误。任何人都能创造历史，但唯有伟大的人才能书写历史。”再如，我们都会推崇良知和诚实，哪怕言不由衷，口头上也得咬住不放。但王尔德偏不，他的B方案是：“良心和胆怯其实是一码事，良心不过是胆怯的商号名称罢了。”“人以自己的身份说话时最是言不由衷。给他一副面具，他就会道出真情。”

王尔德的强项对应着人类的认知软肋。受制于传统思维模式，我们对真理的旺盛热爱，总是遗憾地变成一种贪婪，引诱我们轻信一切真理已在掌中的断言。我们愿意相信上帝具有修辞偏好，不忍拒斥任何机智俏皮的表达。我们折服于舌绽莲花之士时，内心特别纯洁，就像步入教堂。

当词语在王尔德笔下产生不寻常的速率、节奏和形变，我们作为语言动物的惯常反应模式被阻断，我们因惊愕而轻信，因轻信而虔诚，我们遁入膜拜时刻，而文字的药性趁虚而入，在我们心灵之井里叩出种种回响和余波。这类活计，没有人比王尔德做得更漂亮，他精准拿捏着人类的心理，玩儿似的。他说过：

人可以相信不可能的事，但从不相信不大可能的事。

他说对了吗？很少有人看出来，于是，世人趋之若鹜，对他深信不疑。这也是“人类思维模式”的顽固孑遗，在“基本结构”改变之前，我们注定如此。英国学者约翰·凯里写道：“奥斯卡·王尔德宣称‘美学高于伦理学’，其实这与宣称美学位于伦理学左边或右边两英寸处相同，没有任何意义。”——这就对了，这就是祛魅。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ID：eeoobserver），作者：周泽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