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瑶知死

虎嗅注：步入老年的琼瑶写起了她的晚年生活以及她对死亡的思考，这样的思考来自于丈夫平鑫涛。对于琼瑶来说，丈夫生病后的日子是煎熬痛苦的，在接受GQ的采访时她说：“每天对我都是折磨。鑫涛这种状态，折磨大概只有对我一个人。因为我对他的感情是那么强烈。”琼瑶甚至想过和丈夫“相约殉情”安乐死。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GQ实验室”（ID：GQZHIZU），作者：徐沉沉。

新的一年，万物进入新的轮回，希望又回到很多人的生活里。但对有些人来说，改变是不可撤销的。

过去几年，琼瑶尽心照顾丈夫最后时刻的生命质量。他没能按自己的设想自然死去，失智中风成了卧床老人，这让琼瑶备受折磨。她也将独自面对以后的人生，直到最后。

当琼瑶遇到死亡，一个不普通的女性面对了最普遍的问题。她展示了一位老人对伴侣的爱意与关照，同样遭受了传统观念对“死亡”的争议，并做出妥协。

死亡足够普通，这是每个人的归处。

但死亡和由它而来的沉重问题，又被人们刻意回避。对“死”的思考盘踞在琼瑶脑海里，让她以79岁高龄再次走进公众视野，把自己的经历公之于众。

琼瑶的影响力，让那些等待死亡的边缘人群得以被主流社会看见。而对爱情的奋不顾身，是她小说主人公身上的鲜明特质，也是她在人生中践行并一以贯之的东西。这也使琼瑶自己的爱情故事在行至尾声时，再一次激起时代波澜。

看上去，琼瑶比实际年龄要年轻20岁。她皮肤细腻，没什么皱纹，口红的颜色是鲜亮的。每隔几天，她都要请人到家中洗头梳妆；见客之前，更要精心打扮自己：头发吹得微微蓬松，脸庞照旧白皙光洁。她身上不见太多修饰，但是得体。

见客是件辛苦事，几个小时的采访和拍摄之后，琼瑶经常需要休息几天。但这次，为了宣传新书，她下足了力气，两场记者会之外，甚至请了媒体到家里来做专访。这是十几年来不曾有过的事。

新书的内容，包含琼瑶的晚年生活，以及她对死亡的思考。这些思考从她的丈夫平鑫涛病重之后开始。这对夫妻的爱情故事曾经是人尽皆知的八卦，最近十多年里，二人的命运更加休戚相关。琼瑶尽心照顾丈夫，并为丈夫应该如何死去与平家子女们发生冲突。

2017年8月29日，琼瑶在新书座谈会现场

2017年9月初，琼瑶在家里等待媒体采访。她的客厅里，地面的石材、沙发，直到洗手间的水池都是红色，房间宽敞明亮，有两面大窗，可以看到满园植物在明媚的夏天里摇曳。

“我看他（丈夫）一点一点流失掉，如果我不爱他，对我一点影响都没有。……后来我说两个相依为命的老人太相爱是不好的，太相爱一个人先走另外一个怎么办？”坐在她的红沙发上，琼瑶说。

“我把这一路的心路历程写出来，是让别的家属不要犯同样的错误，告诉大家有一个东西叫做善终权……我还有我的影响。”

聊过3个小时，她的疲惫显露出来，叫印佣拿了喉糖来吃，然后说：“去参观一下拼图室我们就结束吧，我带你去。”温和笃定，声音是颤的，有点哑。

琼瑶已经79岁了，人们时常忘记这一点。她的老态是站起来后才显露的。琼瑶分外娇小，照顾丈夫失去的6公斤体重让她至今瘦弱。这天她穿了一双草编底的拖鞋，上边是黑色缎面。她几步走到我身边，脚步又轻又慢，有点颤巍巍的；又自然地牵住我的手，像祖辈对待小辈那样。她的手娇小绵软，握上去很温暖。

然后，她迈着同样缓慢的步伐领我去坐电梯，秘书小步跟着她。

大厦

这栋房子每处都花过心思：琼瑶习惯独居，平鑫涛就把他们的卧室设计成相连的两间；他还在琼瑶的化妆间里放满鲜花，趁她不在时更换，不让她见到花凋谢的样子；每天睡前他们要一起看电影，楼里还有一间电影院。

琼瑶搬到这里将近40年了，当时只是普通的洋房。随她一同入住的有儿子和丈夫，她和丈夫都是二婚。

1963年，作家琼瑶被《皇冠》杂志的社长平鑫涛看中，在杂志上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窗外》，讲女学生和老师谈恋爱的故事，脱胎于自己的经历。

很快，《窗外》出了单行本。这让爱情作家“琼瑶”广为人知，也让创办了九年的皇冠杂志社扭亏为盈。穷困的女作家和潦倒的杂志社就此摆脱了之前的命运。

平鑫涛鼓励她从高雄搬到台北，租公寓、雇女佣，从养育孩子当中抽身。他鼓励她尽可能多地写作。那时琼瑶每天要写12小时以上，手缠纱布也不停歇。她的小说都在皇冠出版。两人没签约，但任何人都没能挖角。再往后，平鑫涛说服她拍电影、央求她拍电视剧，让作家变成了编剧。

他还和她谈恋爱，为她离婚。

琼瑶和平鑫涛夫妻二人一起出现在公共场合

琼瑶靠写作赚钱，快40岁才改善了生活。平鑫涛等到自己的3个孩子都年满15才离婚，那时她正过得自在，父母又极力反对这段婚外情，她觉得没了结婚的必要——潜意识里还有“也让你尝尝等待的滋味”。婚事一拖就是3年。1979年5月，41岁的琼瑶嫁给了52岁的平鑫涛。

婚后他们从敦化南路的钻石大厦搬了家。琼瑶卖掉公寓贷了款，全家住进这栋台北东区的小洋房里，四周都是空地和田野，穿过屋前的芭蕉林就是一条铁路。她给新家取名可园，攒钱陆续买下屋旁的零散地块。29年前，小洋房被推倒改成了花园，旁边建起这座粉色的高楼。

琼瑶在花园的凉亭里写手稿，在6楼的书房里敲电脑。几十年过去，可园四周田野变了楼群。

她家里也增了人口。儿子陈中维婚后给她添了两个孙女，一家6口住在这栋7层大厦里。从她卧室或者书房的窗口望出去，花园里有火焰木怒放着红色的花朵，不远处就是台北的101大楼。

一切看上去都很好。直到平鑫涛生了第一场大病。2002年，他得了带状疱疹，琼瑶每天抖着手给他换药，清创的时候，常常血和脓粘在一起。

照顾丈夫渐渐变成了第一要紧的事，写作要看他的身体状况进行：平鑫涛身体恢复了，她写剧本，拍了《又见一帘幽梦》；平鑫涛做开胸手术，她在家守了他两年；平鑫涛的身体再度好转，她四年写了两部剧本，拍了《新还珠格格》和《花非花，雾非雾》。琼瑶十几年没出过中国台湾了。早些年她爱旅游，写完稿就要出去逛商场，在电脑前坐得再久，她从不觉得自己是宅女。

但从那时起，这栋房子真正成了容纳她人生最多时间的地方。第二多的地方是医院。

爱情的结局

丈夫帮琼瑶做最后一个决定时，她并没有察觉。

2014年春天，她在重写《梅花烙》的剧本。琼瑶的弧形键盘上，快捷键一敲就是一句常用台词。她还像年轻时那样，写作一旦开始就闭关创作。她不上网，不见人，4个多月敲了45万字。

新剧定名《梅花烙传奇》，准备9月份开拍。儿媳何琇琼却在这时打来电话，告诉她剧情被于正抄袭了。

琼瑶给湖南台的新任台长打电话，答复是戏照常播。这是她和湖南台合作的第25个年头。她掉了眼泪，觉得自己被亲人伤害了。不久前，新台长还在她家，“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要我永远相信湖南卫视对我的重视和友谊。”

要不要打官司呢？一天晚上，全家聚在她的卧室里商量。是平鑫涛说：“告。”很坚决。因为他身体不佳，这件事琼瑶一直瞒着丈夫。但他这会充满了力量，劝家人“赌一把世间还有没有正义”。

官司延宕两年，最终胜诉。但在当时，琼瑶觉出了别的不对。丈夫常嘱咐儿媳：“我老了，没办法保护妈妈了，这场官司，你要把握好”，还有“千万要保护妈妈”。说了一次，琼瑶觉得他比自己还生气。第二天又说，然后反反复复地说了很多次。她心里渐渐觉得不妙。

平鑫涛已经有几年没生过大病了，时间长得够她做出那两部电视剧。这情形，琼瑶担心是失智症。她妈妈得了这个病，家里还有长辈也是如此。她最怕这个。

没多久，丈夫的一手好字写不出了，稿子也看不懂了。她立刻让秘书挂号，带他看脑神经科。等检查结果的一周里，他已经要靠拐杖走路。检查结果是中风。

到了2015年，晚上照例看电影，丈夫却把片子停住，问她“前面演了些什么？”平鑫涛的女儿平莹为琼瑶推荐了台北荣民总医院老年精神科的医生。

秘书带平鑫涛看病回来那天，琼瑶又在忙官司的事。好在平鑫涛一进门就笑着喊：“医生说我没有阿兹海默症，你放心啦！”秘书淑玲却对她使眼色。琼瑶心里骤然一紧。

当晚，她给大夫打了电话，得到确切消息：平鑫涛得了血管型失智症。他会很容易摔跤，病程伴随着中风加重。

琼瑶问：“这就是他人生最后的一站了，是吗？”

“是。”

她问：“他最后会把他生命里所有的人和事都忘掉，是吗？”

“是。”

她又问：“他会最后忘掉我吗？”

“不一定。”

她的爱情要有结局了，以她最恐惧的方式。琼瑶整夜没睡，她反复哭，心绞痛起来就“自己抱住自己”。她还无数次地走过那20步，到另一间卧室里查看丈夫是否安好。第二天一早，她让秘书去书店里买医学书，又把陈中维、何琇琼和两个孙女叫到身边，郑重宣布爷爷失智的消息。一家三代四个女人抱在一起哭。

演员李丽凤是从电话里猜出平鑫涛出事的。她两三天就要和琼瑶通一次话关心近况，或者逢年过节打来问候。许多年来，琼瑶家的电话总是平鑫涛接，他要过滤信息。这一年的年关，琼瑶自己接了电话。

他不记得了

一顿饭吃下来，琼瑶没有自己夹过菜，这件事李丽凤也一直记得。

她是琼瑶剧的老班底了。从1975年拍《在水一方》，琼瑶夫妇一起吃饭，平鑫涛给她夹了每一道菜，李丽凤羡慕极了。后来她们在饭店里打电动游戏，琼瑶玩得挺带劲，平鑫涛马上买了4台一人高的街机放在她家；琼瑶喜欢打保龄球，平鑫涛就给她在家盖了保龄球馆；她还发现可园那座古色古香的凉亭上安着纱门，原因是丈夫怕妻子在里头写稿挨蚊子咬。

十几年后，《还珠格格》的剧组来中国台湾做宣传，赶上周杰失恋，琼瑶在书房陪他聊到凌晨两三点。周杰坐在地毯上要烟抽，琼瑶点了头，平鑫涛半夜下楼去买；再十几年后，演员张睿到这里宣传新专辑，琼瑶留他在家吃晚饭。桌上有平鑫涛亲自炖的牛肉和卤了几个小时的蛋。张睿坐在琼瑶身边，不知道说什么好，把菜一道一道拍下来，存到硬盘里。

平鑫涛还在写作的间隙陪她旅行，游遍了世界；给她的情书从年轻一直写到老，七八十岁了，写卡片还要叫她“亲爱的老婆”。他们都是外省人，都在贫穷里度过青春。哪怕在取得经济自由之后，他仍鼓励她写作，共创事业。琼瑶的才华在丈夫这里是不允许被浪费的。

他一直照顾她，让琼瑶的幸福保持在稳定状态。现在轮到琼瑶照顾平鑫涛了，直到最后。

《雪花飘落之前》新书座谈会上，琼瑶携家人上台向观众致谢，从左至右依次是孙女陈可嘉，儿媳何琇琼，琼瑶，儿子陈中维

她每天问丈夫三个问题：你好不好？你有没有不舒服？还有“你还爱不爱我？”

平鑫涛在浴室里摔了一次，医生诊断无碍，琼瑶还是请了新的印佣，把依达换成哈达——新印佣有6年的照顾老人经验，能说很清楚的普通话。她还给丈夫的卧室换了医院一样的升降病床；又买日本进口的老人椅给他做宝座，还买美国进口的太阳灯，电动拍背器……可平鑫涛还是又摔了一跤，也不喊她“亲爱的老婆“了。他的状态在下滑。

熬到夏天，8月的一场发烧，荣总的医生建议给平鑫涛插鼻胃管。琼瑶心里一紧，叫来他的儿女，让平云带着平鑫涛的信来。医生判断是肺部感染，看了信只说：“只要把肺部感染治好了，就可以把鼻胃管拿掉，再度用嘴进食。”鼻胃管插不插，成了一个问题。

2014年10月，丈夫让琼瑶代他写了封信。信是写给他儿女的，是对身后事的交代：

“一、当我病危（平鑫涛原本想写昏迷不醒，“病危”是根据琼瑶的建议改的）的时候，请不要把我送进加护病房，我不要任何管子和医疗器具来维持我的生命，更不要死在冰冷的加护病房里。二、所以，无论是气切、电击、插管、鼻胃管、导尿管……通通不要，让我走得清清爽爽。”

年轻的时候，她用笔写作，手指总是肿的。读者回信都由她口述，丈夫执笔；后来她懒于写序，平鑫涛就为她代序。这次终于轮到她用电脑代丈夫打字，并代替丈夫来表达意愿。

琼瑶拒绝插鼻胃管。平鑫涛的儿子说：“如果不帮他插，我要先看到病危通知书。”

鼻胃管还是插了。他抓着她的手，喊：“快救我”，“不要开刀”。她把他的床放低，跪在床前，双手握住平鑫涛的右手，哭着发誓：“这是最后一次，以后都听你的，你不要做的事，我再也不会让它发生了！相信我，相信我！”

平鑫涛那张老朽的、有点歪斜的脸庞与妻子那张年轻得多的脸庞相对而泣时，秘书和儿媳走进病房，拉琼瑶起身，她膝盖疼了很多年，原本不能跪的。再回到可园，她又失眠，吃了两颗安眠药才睡着，梦见平鑫涛向她呼救。

住院12天回家，平鑫涛状态下滑，不会吃固体食物了，也不认得自己的卧室。

下半年，他沉默、嗜睡，对谁都爱理不理。复健也去不了了。琼瑶看了很多医书，自己设计游戏训练他的反应力——“金锁银锁卡啦一锁”是摊开手掌捉他的手指；“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是让他跟着舞动手臂。她买儿童画板哄他画画，又发动全家争抢着买画哄他开心。下滑没有停止。即使在精神最好的时候，他仍然左手无力右手颤抖，画比字退化得还厉害。琼瑶感到悲哀，但无能为力。她发现两个人太相爱并不是一件好事。

2015年的冬天特別冷，琼瑶总让平鑫涛的所到之处保持温暖。他已经不会用画图板了，到了晚上，琼瑶就把他推进地下二层。这里冬暖夏凉，终年维持在25摄氏度。

她让平鑫涛看墙上那对大熊拼图。问：“这是你让人装配的，记得吗？那天你好得意，配好了叫我下来看，直说这样的天才老公上哪儿找？记得吗？”

他目不转睛，只会说：“画廊……太震撼了！”琼瑶知道他不记得了。

发现丈夫连她也不记得了是个偶然。那个晚上，平鑫涛照常坐在“宝座”上，琼瑶坐他脚边的小凳。她换了自己的问题：“有一个人，名字叫做琼瑶，你知道她吗？”他答：“不知道！”

她拿了一本《皇冠》杂志，问：“这是什么书，你知道吗？”

“不知道！”

她再找一本《皇冠》60周年特刊，问：“这本呢？”

“不知道！”

琼瑶没哭。她把书抛开，用手臂环抱住丈夫，在他耳边低声说：“你什么都没有了，失去的永远不会回来了。”她问：“我还能为你做什么？你……想不想去瑞士？”瑞士是通过了安乐死立法的国家。

原本，琼瑶更为“理想”的死法是和丈夫相约殉情。

1975年，经济学家刘大中查出肠癌，他带着妻子回美国母校，在山清水秀的大学里服药殉情。几个朋友在琼瑶家的聚会上聊起这事，她就觉得那种死法很美。老友沈君山也在场，他也跟她一样羡慕，只有平鑫涛主张自然死。那时他们正值壮年，琼瑶还没跟平鑫涛结婚。

2007年，75岁的沈君山三度中风，被违背意愿插了管，从此再没离开卧榻。再聊死亡，话题不那么远，琼瑶和平鑫涛也是一对老夫妻了。他说：“我们绝对不能变成这样。”这次两个人达成了共识。

到了2013年，琼瑶75岁了。她和平鑫涛提了殉情：“你比我大11岁，可能你会走在我前面。你走在我前面之后，我不见得还能够单独活下去。”她问丈夫可不可以浪漫一点，“我们定一个日子，什么时候活够了我配合你的时间，一起到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或者是到我们以前去过的地方。我们就自我安乐死。”琼瑶老了，她仍然觉得这种死法浪漫。

平鑫涛起初不同意，说“这个不行”。琼瑶一直求他，说“这个一定要做”。他答应了，定了个日期，等到那天却又忘了。

“我们有个约定你还记得吗？”琼瑶问他，“我们不是要一起去死吗？”

他想起来了，“坐下来，坐下来，我们对这个问题好好谈一谈。”

那是他们第一次正式地讨论死亡。平鑫涛说：“人生于自然死于自然，这才是正确的方向。”又嘱咐妻子：“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万一我先走了，你可能会选择一条不归路。我不要你做这样的选择。”

事到临头，殉情或者安乐死应该是做不成了，琼瑶接受了丈夫自然死亡的观念。

死亡的权利

几乎在丈夫忘记琼瑶的同时，台湾当局有了所谓“《病人自主权利法》”。只是她还不知道。

2015年12月18日，杨玉欣的身份是国民党的政界人士。确切地说，台湾立法主管部门的第8届第8会期持续到这天下午3点，她此刻还是政界人士。任期还有几个小时就结束了，她一大早就被人抱上汽车，一直开到台湾立法主管部门的门口。7点钟，又被人从车上卸下来，放进轮椅，推进协商室里。

中国台湾前政界人士杨玉欣

卸任前，杨玉欣还有最后的一宗法案等待通过。当琼瑶在寻求安乐死的可能性时，她在试着把这个议题往前推进一步——即使安乐死为时尚早，人们也应该享有对医疗说不的权利。这法案贯穿了她四年的任期。

台湾当局现行的所谓“《安宁缓和医疗条例》”规定——被两名以上专业医师判定为末期病人、走相关程序立病人意愿书或家属同意书，即可享有拒绝医疗的权利。杨玉欣想要推动的所谓“《病人自主权利法》”把适用人群扩大了，病人成为了主体。据规定，具完全行为能力的人，对病情和医疗选项有优先知情、选择与决定权，可以预立医疗决定，在符合特定临床条件时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医疗。

如果通过，这就是亚洲第一部医疗自主权利法。但是太难了。即使所有党派的党团协商都能赶在这几个小时里达成一致，在她卸任后还有二读和三读两道门槛拦着。只要任何一个人提出反对，事都成不了。

杨玉欣的轮椅停在协商室里靠门的地方。她看着台湾立法主管部门的负责人主持各种议题，政界人士们在眼前进进出出，这里和菜市场一样嘈杂。她只能等。党团同意签出法案之前，还轮不到她见院长。

她的办公室主任、研究员，还有先生孙效智都来了。协商室只有同样身份的人能进，他们把杨玉欣摆在门口，自己等在办公室里。

民进党的“党团会议”开始了。杨玉欣事先做足了准备：对方田秋堇委员的爸爸有切身的痛苦经历，愿意支持法案；柯见铭委员有医学背景，她找他做过很多次专业讨论。会议前，民进党里发言支持的人已经安排好，她要跟抵制者来人海战术。

上午快过完了，杨玉欣的办公室主任打过电话来，法案被民进党签出了。但坏消息马上也来了。法案遭到了台联党的抵制。所有人措手不及。办公室里的高层全员出动，每个电话都在问“你有没有认识谁谁可以沟通？”杨玉欣疯狂地拨电话，从党鞭到秘书长，一个一个打过去拜托。

对方还是不签。得到国民党的政治交换之前，他们怎么沟通都只得到一句抱歉。文件送不出去，一直拿在杨玉欣手上。

她没想到民生议题还要用作交换。对死亡的知情与选择，早就是一些地方的基本人权，但它却是华人语境里的禁忌、社会的边缘话题。

被死亡为难的人——他们可能被隐瞒病情、接受过度医疗、违背意愿延长生命，或者经历着医疗无法解脱的痛苦却求死无门……这些人真实存在，却总是被主流所忽视。

对于面临死亡的人，“如何死去”是残酷的问题；对需要死亡的人，一旦这份权利被大环境剥夺，就只剩下无解的痛苦。对其他人，死亡也只能暂时逃避。

杨玉欣要做的就是帮助人们解决这个问题。到这一步之前，法案已经被讨论过无数次。杨玉欣早就记不清自己开过多少场公听会了。每次讨论，卫服部、法务部、司法院还有医学界和病友团体的代表都要悉数到场，会议六小时起开，每场中途休息30分钟。杨玉欣要穿着铁甲才能在轮椅上坐住，去一次洗手间预计要花20分钟。她不敢错过一个字，每次也都不敢吃喝。

起初会议是专业性的，逐句讨论文字，越到后来政治的意味越浓。但政治不是最让人绝望的，早先很长一段时间的沟通无门才让人绝望。不少人避讳“死”字，根本不愿意见她，话头一提起对方就找借口溜了。同样的身份，杨玉欣要一直吃别人的闭门羹。

但这些问题都被解决了。在国民党党团和党鞭的力挺下，法案通过了。签出时间是当天下午2点59分30秒，距离卸任还有半分钟。这部法案将在2019年执行。

背叛

新的一年到来，琼瑶先是习惯了叫救护车：丈夫1月跌倒送医，2月发烧送医一次，连续呕吐送医一次。她一直胃疼，还是秘书给她挂了号，趁平鑫涛入院全麻时她照了胃镜。她从食道一直到十二指肠都已经有了溃疡，压力引起的，离胃穿孔不远了。

知道了结果，琼瑶坐在候诊室生闷气。秘书领药过来，她突然站起来，坚定地要求去营养科。还说：“我不能生病，我得马上治好它。” 

2016年2月29日晚上，丈夫呻吟不止，失去了回应。挨到天亮，一家人又进了台北荣民总医院的急救室。琼瑶和医生讨论病情，拿出封信拿给她看。

第3天，核磁共振的结果出来了，又是中风。医生握着琼瑶的手，告诉她要有心理准备：“恐怕平先生再也不会醒来，不会和你玩‘上山打老虎’了。”

她的眼泪夺眶而出。她冲进病房，握住丈夫的手扑倒在他身上。又到了决定是否插管的时候。琼瑶告诉医生：“我尊重他，什么管子都不要插！”她时刻记着丈夫对死亡的意愿，这是她能帮他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她把平鑫涛的儿女叫来，两家人开了一次没有结果的家庭会议。医生的判断是不插鼻胃管，两三个月内他就会离去；如果插管，维持生命的时间或许是几年。儿女相信爸爸会好转，坚持插管。医生离开前又留下一个判断：鼻胃管插了上去，就会终身跟着他。

壮年时期的琼瑶和丈夫平鑫涛

回到病房，琼瑶说，丈夫不会恢复如初了。平鑫涛的儿子说：“只要插了鼻胃管，我爸就会好，你为什么不向前看呢？”

琼瑶几近崩溃。这段感情的开端注定了她和平家子女关系的脆弱，但她要维护爱人的约定。她一会儿想“我已经努力了五十年，我不要三个儿女恨我！”一会儿又控制不住地爆发，对他们喊：“在这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爱你们的爸爸！”或者“‘凄凄惨惨地躺着’那样是爱吗？是爱吗？”

她哭着出病房，回可园，走进卧室站了很久。20步外就是她买来的专业病床。“在那一瞬间，我明白，我失去了鑫涛，也失去了他的儿女！因为那根他妈的鼻胃管！”一年之后，等到琼瑶愿意诉说的时候，她在 Facebook 上这样写，并罕见地说了粗话。

平鑫涛转到了脑神经内，会诊确认，他大脑里有中风后再也不能恢复的坏死组织。面积是11×8×3cm。于是又开会。新的主治医生又提议插管，琼瑶请他和上一位医生谈，给他看会议记录。

平鑫涛开始打白蛋白了。药物挂在点滴架上，两只手臂都是累累针孔，只能在脚踝上找血管——如果插了鼻胃管，药就可以直接灌进去。平家子女在怨她。琼瑶还是坚持：“让他这样离开，我会很痛很痛。可是，让他加工活着，变成卧床老人，我会对他歉疚终身！请你们为他想想吧！”平家子女说：“他现在没有病危。”

琼瑶后悔到想给自己一耳光，但她仍然坚定。后来回想此刻的心情，她在书里写：“我不帮他做主，没人能帮他做主！……我不能背叛鑫涛，我不能不为他长远着想，所有的箭射向我吧！我挺立在那儿，让他们的眼光，把我碎尸万段！”

当晚，吃了抗抑郁药和安眠药，琼瑶还是睡不着。凌晨一点多，她发了一封短信给丈夫的儿女，还在劝说：“真正爱他，请不要让他陷进他最怕的境地！”没有回复。

她独自躺在床上，感受煎熬。

第二天，平莹来电让她咨询一个人。晚上十一点多，她给前麻醉科医生、现在皇冠出版社的作家侯文咏打了个电话。他早前是她家的医疗顾问。他也劝琼瑶同意插管。琼瑶说丈夫的病况，又提到那封信。挂电话前，他说：“现在不插管，他注定是死。”还有：“治疗效果不好，你再把鼻胃管拿掉不就好了？”

挂了电话，琼瑶第一次筋疲力尽。她突然意识到这不是一条鼻胃管的问题：她想到自己的名人身份、想到那段婚外情，还有仍受争议的“善终权”。她感觉自己会成为全世界的饭后谈资：你们知道那个琼瑶吗？当初抢人家丈夫，过了几十年好日子，等到平鑫涛老了、失智了，她就不想照顾而要他去死。琼瑶甚至想到了阮玲玉。

“如果坚持不插管，平鑫涛的儿女会恨死我，整个社会也会批判我。”天亮时，她妥协了，给平家子女发短信：“爱有很多种，我相信你们也是爱爸爸的。”

为了不让自己后悔，她选在第二天执行。两家人再聚齐，她在丈夫床前坐下，先是握着他的手忏悔，又抱住他的头，说了一串对不起。

儿媳给她递纸巾，琼瑶没哭。她坚持找值班医生帮丈夫插管，合十双手对着他拜。插管的时候却不忍心看，她和秘书走到楼下去逛商场。

回到病房，鼻胃管插好了。丈夫在呻吟，像上次一样想扯掉鼻子上的异物，印佣哄着他。琼瑶走到床边看他。五十多年来，这时她突然觉得他们真正分开了。“他不再爱我了”，她想。琼瑶觉得自己背叛了丈夫。出了病房她往电梯走去，她决定付出代价，想爬到医院的顶楼跳下去。

她第一次自杀是童年。抗战时期跟着爸妈逃难，从湖南往重庆跑，她的孪生弟弟和小弟丢了，爸妈带她投河；少女时代在宝岛度过，她因为学习不好，和与比自己大21岁的老师谈恋爱，两度吃安眠药自杀。老年再回望，第一次是走投无路，青春期大概都有没办法管控自己情绪的时候。等到做了母亲，有了责任感，就再没往这方面想过。

现在她觉得自己责任已了。“先走一步我也解脱了，也不必以后七八年再来背负这个煎熬”，她想。她也只想到这一步可走。

失去爱情的琼瑶没有跳楼，她甚至都没去成楼顶。她在病房门口被儿媳和秘书拉住——插管之后，平鑫涛要转院。针对卧床老人的长照中心条件很坏，私立医院有好病房，但是价格贵而且一床难求。何琇琼托人找到一间，需要琼瑶赶快做决定。

没死成，她的责任感又来了，开始忙着勘察医院、转院手续、交代护士和印佣。

平鑫涛一向和琼瑶共担风雨。80年代，他决定拍电视剧，周五播出了第一集，下周一要播的戏还没有剧本。琼瑶原本极力反对做电视剧，但还是哭着赶了剧本，不到两周把收视率从最末救到第一。别人在楼下开香槟时她还在楼上写戏；1990年，电视剧《婉君》在台播出前两天接到通知，第一集必须删除，否则不准播出。这是他们到大陆拍的第一部电视剧，琼瑶决定不删。电视剧不播出的赔偿费相当于卖掉房子，再加上两人的所有积蓄。平鑫涛支持她，召开新闻发布会，用舆论向主管部门施压。

但是这次，他成了她的风雨。

书，信

平鑫涛再也没从医院出来过。入院第一周，琼瑶每天都去看他。护士劝她不用来这么勤，“他每天都一样”。后来她隔一天去看他一次，渐渐改为一周三次。她总在上午去医院，去病房待到将近一点回家吃午饭，然后发呆、乱想。心里难受得挨不住了，就写几行思念丈夫的散文，她叫它们《无法投递的信》。

失眠是她年轻时就有的毛病，这时也常常发作。卧室的电灯开关上，丈夫贴上去遮挡亮点的胶布还在，夜里睡不着，她就在自己和平鑫涛相连的两间卧室里徘徊。20步的距离里，悔恨和痛苦涌上来，又想象各种自杀的方法。

琼瑶这样低落了一年，直到2017年3月12日。这天她又失眠，在临近早晨的时候睡着了一会，又梦见平鑫涛。梦里的他年轻，充满活力，拿着一沓稿纸放到桌上，命令她“写”。“把你面对的问题和经过，通通写出来。”醒来之后，梦里的情景依然清晰。琼瑶记得他让自己替那些无法发声的老人们说话，“把你面对的问题和经过，通通写出来。”

这个早晨，她下了床，起身梳洗，换好衣服，打开电脑。

过去几十年里，琼瑶的一天经常这样开始。除了吃饭，她整天坐在电脑前写稿。要到晚上12点，平鑫涛叫她下楼，一起去影厅里看部电影然后休息。这套程序快两年没执行了。丈夫患上血管型失智症以后，她把电脑从6楼的书房搬进了5楼的卧室，想在照顾他之余写点东西。但坐在电脑前的机会寥寥可数。

她给儿子和儿媳写了一封信，从早上写到下午，早餐午餐都没吃。信里写了她对死的选择：不及急救，不插管，不住加护病房，死后火化花葬，不要宗教仪式；然后她又写“帮助我没有痛苦地死去，比千方百计让我痛苦地活着，意义重大”。

下午3点45分，她把这封信贴上了 Facebook。这是她第一次在自己的 Facebook 上发东西，也是琼瑶第一次公开谈论死亡。她还在信下附上了一个链接，她从这里听说了所谓“《病人自主权利法》”。

窗外天有点阴。可园的院子里花木葱茏，凤凰木如盖的枝桠探出院墙，给忠孝东路的巷子里又添一抹绿意。琼瑶的信在窗外的世界里迅速传播。晚上，儿媳何琇琼打来电话。她哭了，说：妈妈，你要做的事我们都会帮你做。儿子陈中维从楼下冲上来找她，问：妈妈你写了一封信给我？为什么不直接下楼交给我？

琼瑶让儿子去网上读信。陈中维看完又冲上来抱住她，保证让她善终。陈中维一直管继父叫平伯伯。他说：“十年前我不会了解，可能会说救到底，但是现在我给你保证。” 

这封信之后，琼瑶真正开笔了。她回忆自己照顾丈夫的点滴，打算出本书。她把自己的故事按章节写好，即时贴上 Facebook。除了对丈夫的照顾，她还回忆花园里的草木和锦鲤，展示丈夫老年时期写给自己的卡片和情书。唯独丈夫的病容一直不忍公布。

有人在留言里推荐陈秀丹。琼瑶把她的文章转到自己的主页，是关于死亡权利的。

在这里，陈秀丹医生名声很大。不断有病人从各处转院到阳明大学附设医院，找她当主治医生。这些人都想求死。

阳明大学附设医院医师陈秀丹

说到底，华人世界里抢救到底才是孝。一个人的“死”往往是整个家庭的命题，具体方式、时间，甚至是否知情都可能由别人决定。中国台湾有超过五成的医生为了避免纠纷而实施无效医疗——当医疗再也不能“增进病人健康或减少伤害”时，它仍然继续。快死的病人不能再开口了，一旦病人和家属在死亡意愿上出现分歧，执意留住病人的家属才是能把医生告上法庭的人。

那些在其他医院撤不掉维生设备的人，就转院到陈秀丹的名下享受一死。

在重症病房做了十几年医生，她最熟悉抢救，早就见过求死不得的病人。这让她绝望，也认定死亡是病人的权利。陈秀丹激进敢言，别人怕的东西难不倒她。有人警告或者到医院投诉她也不退缩。

琼瑶还在留言里发现了一张照片，是30年前丈夫为她代笔回复的读者来信。

作家年逾古稀，读者人已中年，仍在留言里写：“无论外界怎么想，我始终是您的信仰者。”

他看到琼瑶的第一封信时父母都遭了“抢救到底”的罪。父亲死前脑溢血卧床7年半，84岁的母亲脑坏死四分之一，糖尿病导致失明和截肢，已经卧床5年。医师无视“不积极治疗同意书”，一样说：“鼻胃管也没有什么。”他要求出院，病房氛围凝重。

4月2日，琼瑶把这篇回复写成文章发表。她加了他好友，劝他不要被“孝”字绑架。他们谈起来了，琼瑶写“只有你看出我心里的洞是怎么回事？谢谢你说更敬佩鑫涛，因为我爱他也更甚于爱自己。”或者是“我陷在自己逃不出去的漩涡里，原因不是一点点，是很多很多点……我确实有‘呼救’的意思！” 

留言板里有人说自己得到启示，也有人评：“其实是琼瑶女士自己把关键问题跑偏了，对老年失智患者的照顾本来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她非要和公示自己和平老先生的私生活、展示自己内心、暴露个人情感紧密联系起来。这样的话，别人当然会把她的选择和决定与她的个人感情连成一体看……”

爱情作家的爱情结局在网上持续发酵。5月初，平云用女儿的账号写了一封公开信回应琼瑶。

信里写，琼瑶告诉他们“对我来说，你们的父亲已经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肉体，从今以后请你们自己照顾，我要去过我自己的生活了”，还有“我们很感谢这一年多年来您反过来对父亲的照顾，但比起百分之六十多长照家庭必须完全靠亲人自己照料的辛苦，您有1个秘书、2个看护、1个佣人可以使唤，您有儿孙，父亲也有自己的子女，您并非孤立无援”。

琼瑶否认说过那句话，她也感觉自己一夜之间成了众矢之的。网友和媒体都沸腾了，就像她之前想象的那样，这次骂声淹没了一切声音。

她写道歉信，“我不该认识你爸爸，不该写出让你们不愉快的文字，很多很多不该！”还说自己暂时不去探望丈夫了：“我现在万念俱灰，也不再相信人间有情。”

结婚39周年前，她宣布自己要在那天关闭脸书。这次还写“珍重再见，后会无期”。

自己的生活

琼瑶没有后会无期，“失去”爱人，也回不去“自己的生活”了。三个月之后，她的新书《雪花飘落之前》出版。人生头一回，琼瑶新书的出版社不是皇冠。这本书她写得吃力，按她的笔力，十几万字的东西哭哭停停写了5个多月，可算很慢。

可园的客厅里，杨玉欣坐着轮椅赶来见她。这个失去自理能力已久的人是来帮助这位作家的。

中国台湾安宁疗护病房，这里可以为病人提供身心灵的治疗

她们聊了3个小时。卸任后，杨玉欣在为所谓“《病人自主权利法》”的实行做准备，死亡话题上，琼瑶的影响力前所未有的大。她主张安乐死，杨玉欣告诉她“安乐死是加工缩短生命”，这是为了确保病人的自主权利；琼瑶讲自己照顾丈夫的过程，杨玉欣说“家庭照顾者80%患慢性精神衰弱症”，她的痛苦是被理解的。

43岁的杨玉欣理解79岁的琼瑶。她19岁那年得了罕见病，慢慢瘫痪，已经这样坐了10年。除了被人抬上马桶跟床，每天只能保持这个姿势，裙子底下是两只长年累月肿着的脚。她还当过主持人、在罕见疾病协会工作过。

在这场会面的尾声时她的先生孙效智也赶到了，法案正是这位台湾大学的哲学系教授写的。见到琼瑶之前，她的经历上已经进了孙效智的教案，“里面有很多不了解相关规定，束缚老百姓思维的地方”。孙效智正在训练医护人员了解台湾地区有关规定，他一条一条地给学生分析：遗嘱里说病危的时候不要插管，就相关规定而言没效果——要签的是意愿书，不是遗嘱；病危的概念也很不专业；他适不适合现行所谓“《安宁缓和医疗条例》”中的拔管条件呢？这需要先被相关专科医生诊断为末期病人……

他们坐在这里见琼瑶是受了陈秀丹的引荐。琼瑶给陈秀丹打电话，问“这里的老人有善终权吗？”，又问她可不可以帮自己的新书写序。陈秀丹当然愿意，又说：“我不够看，我帮你找一群人”。她还找了中国台湾的安宁疗护之母赵可式教授。那封公开信也写进了她的讲义里。

8月1日，琼瑶为新书开了记者会。面对镜头的时候，她极不熟练。问了几次“听得到吧？”声音断断续续。她总是对不准麦克风，“对不起，因为我实在没有这个经验来接受这么大的访问。麻烦静一点……”还是断断续续，“对不起，因为我实在太笨了。”直到有人上前举起话筒对准她，琼瑶才讲起自己写书的初衷。她攥着手机上台，想展示大孙女发来的祝贺微信。拿出手机又不会操作了：“淑玲在哪里？我又没有办法把它调出来了。”她叫秘书上来帮忙查微信。

有记者问她和平家子女的关系。

这是琼瑶最不愿意提的。但她说了很多：“现在我们避免见面吧，这是最坦白的答复。认识鑫涛以后，我觉得我是奉献了我的一生。我认为我对皇冠而言，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对鑫涛而言，尽心尽力照顾他，最后他失智，我还为了他的善终权而和子女起冲突了。这个是我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假如有一天，他的子女想通了，我是因为爱他的父亲才会这么做的，我愿意张开我的双手，把他们抱在我怀里，我们可以一起哭。”

又说：“我不能因为他们的抗议，而不写这本书。这本书是针对整个社会的，不是针对我们的个人恩怨。”

8月末，新书座谈会。主持人引着她和一众嘉宾上台，掌声响起来。

琼瑶坐下，裤腿往上蹿了一点，黑色的纽巴伦鞋里露出黑色的中筒袜，包裹住两条细瘦的小腿。她把两条腿娴静地并拢着，脚尖碰着脚尖，侧向一边。她瘦多了。短发吹得蓬松，显得脖子尤其细长。别人说话的时候，她向台下看着，没太多表情。先是左手放在右手上，隔几秒钟又迟疑着颠倒下位置。

还是有点局促。琼瑶要适应一会，但这次的时间可不算短。嘉宾就坐前，已经有人在台上讲了好一会。

她新书的出版社选了《天下文化》。高希均很早就上台发言，这位执教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经济学家也是《天下文化》的创办人。

“我们35周年，出了将近4000种书里面，基本上跟文艺爱情这一块联系不大。”他讲自己没读过琼瑶，又讲起1977年沈君山带他去她家做客的一面之缘，然后谈到他与琼瑶40年后的第二次见面“6月下旬我们在我们的小小的人文空间……”那天他拿到了新书的手稿，一晚上就看完了。

高希均说到“因为这本书是提倡一个新的观念，叫善终权”的时候，准备上台的赵可式在心里叹了口气。

中国台湾“安宁疗护之母”赵可式

她已经为这件事奋斗了30年。40岁时从护士岗位辞了职，留学念到博士才把安宁疗护带回这里。为的是让人死前能得到免除痛苦的科学治疗，非延长痛苦的过度医疗。

2006年，赵可式在成功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查出乳癌。这里的安宁病房由她开创，那年她还在医学院里兼任教授。把病理报告输进专业网查了自己的存活期：五年存活率是20%。她想把自己的经验留下，做完手术把手吊在衣架上写书。

英国《经济学人》报做过一份死亡品质调查，2015年，中国台湾在这份报告中位列全世界第6、全亚洲第1。这是从她开始的，赵可式当得起安宁疗护之母的名头。

现在，她感慨讲台上的大知识分子对这领域的空白。再好的制度也需要先被了解，可琼瑶夫妇这样的文化人不知道、高希均这样的知识分子把它当做全新的观念、这里的少数医生至今还以为帮病人拔管是犯法的。

现在，69岁的赵可式每年演讲200场，自己搭捷运往返，自己做400页的 PPT。但台下的听众总是那些老年人。直到琼瑶的新闻出来，她接了很多记者电话，又都拒绝了。因为“记者问我说，你要说 YES 或者 NO。我说要15分钟才讲的清楚。”

在台上，赵可式管79岁的琼瑶叫琼瑶姐。她做了几十页的 PPT，发言超时，挤掉了陈秀丹的时间。

“假设我的病非常清楚，以现在的医疗是不可能再好起来的，我就是躺在床上任人宰割，吃喝拉撒大小便全部都是这样。那请问你们愿意这样子活着的请举手。”说到最后，赵可式向台下发问，没有人举手。

最后一个媒体提问环节。琼瑶也问了台下的观众三个问题：“大家都看过我这本书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感动吗？”

“有！”最响的一声从第一排当中传出，一个拼尽全力的男中音。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你们认为我这本书对鑫涛有任何害处吗？”

“没有！”整齐划一。

“谢谢你们！你们认为我提议善终权是因为我爱他还是我恨他？”

“爱他！”山呼海啸。

散场前，她把儿子儿媳和孙女叫上台，全家向观众席鞠躬，又走下台和亲友道别。

观众席里迅速出现一种对峙：琼瑶在一头，家人和出版社的工作人员跟着她，有人搀扶着她的手臂。不断有人上前和她拥抱，他们头挨着头说上一两句，或者挽住彼此的手轻拍；媒体在另一头，闪光灯噼啪作响。所有观众都涌到前两排，把他们层层围住。

一位女士从后边大步走来，大声哭诉她丈夫相似的经历。她一直进到圈里，没人阻挡。琼瑶也走向她，眉头紧皱，努力听。闪光灯转过来，一阵噼啪。琼瑶一样拥抱了她。

红色的桃心

“每天对我都是折磨。鑫涛这种状态，折磨大概只有对我一个人。因为我对他的感情是那么强烈。”这句话她在座谈会上说过了，接受《智族 GQ》的采访时，她又说了一次。

采访的最后，她迈着缓慢的步伐领我去坐电梯。电梯下到地下二层，拼图室很宽阔，半人高的拼图一张张挨挤着挂在墙上。

第一张拼图是老两口带孙女出门时买的。2003年，丈夫的第一场大病刚好，琼瑶停下写了一辈子的笔，决定歇一歇。

8岁的小孙女沉迷得很，每天很快就把饭吃完，用头撞着她的背要去玩拼图，还在比赛上拿了奖；图越拼越大，市面上的图案买光了，家人、秘书就去国外网站上搜罗新的类型；后来孙女的兴尽了，琼瑶还沉迷其中。她在卧室里放了一张很大的桌子，上头是拼图的半成品，家人走进来，都会坐下来拼一拼。

拼好的图多到没法处理，平鑫涛请来木工，在地下室装满画框，把它们挂到墙上。北极熊的巨幅拼图有两幅：彩色的大熊偏艺术化，身上有别的动物，脚下是几只小熊；白色的大熊写实，一只小熊偎在它身上。平鑫涛把它们放进最大的画框，让两窝熊变成一幅画。

现在，北极熊的两家人依旧高悬着，呼吸相闻，画面宏大。另一张挂在下面的巨幅拼图，角落里签着全家人的名字：平鑫涛、琼瑶、陈中维、何琇琼、陈可柔、陈可嘉。

有人在旁边画了一颗红色的桃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