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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07 20:16

城镇化的下半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元淦恭说(ID:yuangg173),作者:元淦恭,原文标题:《农民工、需求新增量和新房改》,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文章摘要
本文探讨了中国城镇化进入下半场的重要性,并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对于结构性改革的影响。作者指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内外需求不足的问题,而农民工市民化能够成为创造消费新增量的关键。文章认为保障房要服务农民工市民化,并通过保障房进城的模式来释放消费需求,对冲外需下行。文章还提及了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强调农民工为中国发展付出了太多,应该让他们能够享受更多资源和福利。

• 💼 保障性住房要服务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是下阶段结构性改革的重点。

• 🏙️ 农民工市民化能够成为创造消费新增量的重要来源,对冲外需下行。

• 🏠 通过保障房进城的模式,可以减少农民工在住房上的投入,释放身份转换和消费方式变化的需求。

近期领导对上海的考察,去了闵行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小区。见到租住在这里的敬老院护理员和保安,他勉励说要“扎根,落户,发展”,“外来务工人员来上海作贡献,同样是城市的主人,要确保外来人口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


这其实是个相当重要的信号——保障性住房要服务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是下阶段结构性改革的重点。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形势,是内外需求都不足。于内,人口进入负增长,房地产引擎失速。于外,国际经济形势波动外部需求减弱。


以往,在面临这种宏观形势时,决策层的选择就是“扩大内需”。而扩内需的重点,又一向是房地产和基建,尤其是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政府甚至直接放出了“房改”“医改”“教改”三个大招,从而全面启动了房地产市场。


而现在,已经没有刺激房地产市场的政策空间了,因为真实需求不足。新基建当然也是对冲经济下行的手段,但经过几十年的大规模建设,中国基建整体已经饱和对冲效应也非常有限。


既然已经没有继续依赖投资扩大需求的空间了,新增量必然在消费。


当前消费形势不容乐观,因为宏观经济波动导致居民预期波动,消费意愿比较低。但中国消费不振还有另一个原因,在于中国经济还没有完全走出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当下的“三元结构”,让一部分人的消费潜能远未释放。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现在,中国变成了三元结构。第一部分是典型的城市部门,由拥有城镇户籍的城镇居民组成,第二部分是典型的农村部门,由居住在农村的农民组成,而第三部分则是农民工,他们人在城市,户籍却留在乡村,他们的生产力水平已经达到城市部门水平,但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却没有城市化。


根据2022年的数据,中国大约有7.3亿就业人口,其中1.5亿白领,2.1亿二产蓝领,1.9亿服务业蓝领,1.8亿农民。根据统计局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全国农民工是2.96亿,其中约1.41亿从事第二产业(建筑业和工业),1.53亿从事第三产业。


简而言之,农民工占全国就业人口的41%,全国蓝领的大约74%,二产蓝领的约67%,三产蓝领的81%。


根据2021年数据,当年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4.72%,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6.7%,算下来,城镇常住人口和户籍常住人口的差值,是2.5亿。粗略地看,这个数字大体相当于外出农民工和他们的随迁子女的规模。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农民工的态度是工具化的。农民工吃苦耐劳,进行了大量的生产活动,成就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但他们却不是消费者——没有城镇户籍也买不起城里的房子,成年节衣缩食不消费往往只是为了存钱回老家盖房或者去县城买房供孩子娶媳妇,不进入到城镇居民的社保体系以农村土地作为其生活保障(如遇经济危机还可以让他们退回农村作为后路),子女和家人基本享受不到城镇公共服务(如果留守老家的话则以此为名创设了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


说得更直白点,就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而现在,随着外需的萎缩,这两亿多农民工不能再只是进行生产的“手”,而也要成为创造需求的“口”。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现有城市居民尤其是1.5亿白领的消费潜能,已经非常有限,那么最大的消费新增量,只能由农民工市民化带来。


所以,新一轮房改的目标就好理解了。未来的保障房,包括14号文规定的可出售(但不可转让的)的封闭式产权保障房和保障性租赁住房。主要针对的对象,是工薪阶层和外来务工者。


这里“工薪阶层”的提法就很有意思了。其实,我国三分之二的蓝领都是农民工,他们显然也是“工薪阶层”,只要农民工完成市民化,纳入城镇职工社保体系,享受当地公共服务,农民工就是如假包换的“工薪阶层”了。


1998年以来,中国的城镇化,新增的户籍城市人口,主要都是靠商品房进城的,所以直接带动了房地产市场,形成以房地产为核心的内需增量。


而三元体制(城市、半城市即农民工、乡村)发展到今天,要让两三亿农民工来支撑商品房市场的“第二春”,已经没有理论可能。现在的房子,早已贵得农民工不可能买得起,而如果把房价真的打下来,又是土地财政和金融系统风险的大爆发,解决之道,只能是商品房归商品房,保障房归保障房的双轨制。


所以,中国城镇化进入了下半场。上半场,新市民通过商品房进城;下半场,农民工通过保障房进城。通过保障房进城的模式,大大减少了农民工在住房上的投入,可以释放身份转换、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变化的消费需求,这个需求增量,用于对冲外需的下行。


从创造不动产需求,到释放消费端需求,这是一条当下不得不选择的道路,也是中国目前最大的结构性调整机会。


这肯定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两亿多农民工变成真正城市人,户籍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拉平的过程,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做。进城了,农村土地怎么办,如果进城了就丧失土地,很多人是不愿意的。进城了,子女教育怎么办,租购能否真同权,如果没排上保障性租赁房的租户是否也没有子女教育的后顾之忧,也是问题。


但是,不管再难,我们也只能迈出这一步。农民工为中国的发展付出了太多,是时候让他们能够享受更多资源和福利了。这不只是为了他们,更是为了中国经济。归根结底,所有需求的终极来源,都是人,如果我们只见物不见人,再多刺激手段激发的需求也会枯竭。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元淦恭说(ID:yuangg173),作者:元淦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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