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夫妻，何以为“家”？

一、研究背景

2011年，电视剧《双城生活》通过讲述一个北京女孩和上海男孩的异地婚恋故事，描绘了异地婚姻家庭中的酸甜苦辣。影视剧中所形塑的婚姻与家庭，不仅是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描绘，更折射出时代发展的趋势。由于移民、服兵役以及工作安排等原因，夫妻双方有时会在组成家庭之后依然选择异地而居。近年来，互联网与移动通信技术为异地社会交往提供了新的空间，传统的地缘式亲密关系与夫妻关系逐渐被打破，电视剧《双城生活》中所表现的跨地婚姻也成为一个更加值得关注的议题。

通勤婚姻（commuter marriage）也是一种跨地婚姻关系，特指夫妻双方为了满足各自的职业需要而选择异地而居，在结束工作后再从工作地点返回家中的模式。分居的时长有时短至几天或几周，有时也可能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主要取决于夫妻双方的工作和居住安排^[1]。

近年来，网络的发展促进了日常生活中多元文化价值对人的渗透，并削弱了传统价值观念对人的影响。对现代人来说，身体不在场的婚恋关系不仅是对传统人际交往模式的颠覆，也反映出在高度现代性的社会中，新型的婚恋实践对传统规范的挑战^[2]。

与离婚分居不同，通勤婚姻并不代表婚姻关系的解除。但由于夫妻双方在物理空间中的分离，通勤婚姻的模式要求夫妻双方在子女照顾、养老、人际交往等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做出特殊的安排^[3]。从情感维度来看，夫妻物理空间中的分离会产生类似于婚姻解体的负面后果，降低夫妻之间的情感亲密度；从性别维度来看，与丈夫异地而居之后，“当家作主”虽然提升了女性的家庭地位，但是伴随着家庭责任的增加，也会导致压力水平升高^[4]。

既有研究在关注劳动迁移导致夫妻异地而居的议题时，较多关注男性劳动力向经济更发达地区迁移的模式^[5]，较少触及双薪家庭迁移过程中的独特之处。

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希望通过深度访谈探究通勤婚姻中夫妻双方如何塑造远距离的亲密关系和协商家庭生活。本研究的创新价值体现在：第一，国内对异地而居的婚姻模式中女性的研究较多关注母亲而非妻子的角色，既有研究多集中在城市—乡村流动背景下的婚姻模式，对都市中青年通勤婚姻群体的关注较少，也几乎没有对这一群体的生活经验与婚姻关系的深描；第二，本研究希望关注流动背景下青年夫妻的情感沟通与生活协商的方式与过程，并由此探讨通勤婚姻的去传统化与再传统化特征。

二、文献综述

1. 流动迁移：技术重构的空间与中介化的亲密关系

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John Urry）是“流动性”（mobilities）研究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他不仅强调物理、想象、虚拟和交流层面流动研究的重要性^[6]，也进一步探讨了流动性的多种所指：既包括因工作、家庭生活、迁徙等原因进行的身体旅行，也包括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进行的社交式旅行^[7]。

信息系统的发展使得全球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得以重组，劳动逐渐脱离单一的场所和地点，人们也不再需要经常改变永久居住地^[8]，但是日常生活中的空间流动，例如通勤，成了新的困扰^[9]。受益于德勒兹游牧哲学以及由列斐伏尔等学者促成的“空间转向”，流动被认为与游牧同样具有拓展并强化空间的功能，而互联网、手机等沟通技术也被纳入流动研究的范畴，被认为是对“空间转向”的进一步延伸^[10]。

文化地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已经将通信技术对空间的转换视为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11]。互联网并没有降低流动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而是成了流动的一部分，并且与地理空间融合催生了新型的、虚实结合的融合空间^[12]。

卡斯特提出了“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和“地域空间”（space of places）来解释网络时代以计算机、手机为代表的新传播系统如何改变人类生活的时空观念^[13]。网络将空间的概念从文化、历史和地理的分野中抽离出来，并重新镶嵌入特定的功能网络之中。新传播技术既通过分隔人们所生活的地域空间打乱了人们的生活，又通过某种方式将其连接起来，并形成一种全新的流动化的空间，从而将人们的生活重新凝聚了起来。

随着社会流动的频繁化和日常化，现代社会的夫妻正在大幅度摆脱传统社会和文化的规制^[14]。如今，异地而居的婚姻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现象^[15]。技术对社会生活的渗透要求我们在关注通勤婚姻中的夫妻关系时，需要把注意力转向以手机为代表的现代通信技术。在今天，它已经成为“流动的现代性的象征”^[16]。

同时，作为连接通勤婚姻的主要方式，移动通信技术的中介空间成了亲密关系被塑造和重新空间化的关键场所^[17]。有学者认为数字媒体平台提供了一种“隐喻意义上的共享空间”（metaphorical sense of shared space）^[18]。当更多的社会关系通过媒介建立，媒介空间与物理空间的边界也呈现出模糊的特点^[19]。在一个日常生活充斥着媒体使用的时代，我们很难在规避媒介技术的条件下去理解流动中的人际交往与关系^[20]，因此流动背景下对通勤夫妻的研究也需要关注媒介对其婚姻关系的建构过程。

2. 通勤婚姻：家庭经济策略与个体化需求的双重命题

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导致劳动力供需的地区差异，因此就业机会的增长和收入的增加往往是影响人口净迁入的重要因素^[21]。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双职工家庭的普遍化，在城市地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中逐渐出现了异地而居的婚姻关系。当个体在经济上不再依赖配偶，他们会转而追求更高层次的目标，例如职业发展和个人价值的实现^[22]。

婚姻的价值研究存在相互依存和个人主义两种理论框架^[22]。在相互依存框架下，婚姻意味着一种工具性的依赖，夫妻双方需要通过共同承担责任的方式更好地生活；而在个人主义的框架下，个体会认为自己是独立的，并且将婚姻视为一种能够促进个人发展、实现价值和收获幸福的选择。

当“男主外、女主内”模式逐渐衰落，两性之间工作专业化分隔程度不断降低，个体经济独立的能力不断提高，婚姻中伴侣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会越来越低^[23]。通勤婚姻群体因为相互依赖而选择走入婚姻，但又因为追求个人发展而分居，理解这两种看似矛盾的因素如何动态地作用于婚姻关系之中，有利于加深我们对婚姻价值框架和其意义演变的理解。

既往的婚姻研究大多假设已婚夫妻是居住在一起的，这也是一种社会规范和普遍期望。然而，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我国人户分离的流动人口数约为4.93亿，因务工经商、工作调动、学习培训迁移的人口占60%以上。尽管近年来随迁的夫妇有所增加，但依然存在已婚夫妇异地而居的现象^[24]。

作为一种促进家庭经济的策略，通勤婚姻中的迁移不会破坏家庭内部经济共享的基础，反而会通过在别处获得的更高经济收益而促进家庭收入^[25]。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异地而居的婚姻为家庭创造了更多经济收益，但是金钱收益却不能完全弥补分居带来的压力，这也是通勤悖论的一种表现形式^[26]。例如，缺少来自配偶的情感支持可能会影响婚姻的质量^[27]。由于缺少社会支持与伴侣监督，通勤夫妻可能会在健康、情感、心理层面存在更多问题^[28]，这也说明通勤夫妻的情感沟通值得更多关注。

在跨越地域的恋爱与婚姻中，地理位置的转变也可能带来一段关系内部角色的转换^[29]。因此，夫妻双方需要对彼此在家庭内部的角色和责任重新进行协商与安排，这种协商也揭示了婚姻关系中的权力模式^[30]。

女性自身的迁移与流动往往预示着她们在性别意识形态、母职认知等方面更深层次的转变^[31]。随着女性劳动力的增加和双职工家庭数量的增长，女性在流动中的弱势形象被颠覆^[32]。女性的工作迁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庭内部的性别角色分工，颠覆了以持家和照料为主的传统规范，强调了社会对女性经济贡献的认可^[33]，同时也为她们探索妻子之外的其他社会角色提供了更多机会^[34]。

作为工作领域与家庭领域之间的过渡地带，通勤婚姻成了日常生活中重新塑造性别结构的场所，也有助于挖掘性别、婚恋与家庭观念变革中的潜在力量。基于此，本研究关注在城市人口流动的背景下，通勤婚姻模式中的夫妻如何维系家庭情感，如何对生活安排进行协商，以及这其中所体现出的性别角色观念。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访谈的方法收集研究资料。在抽样方面，为了能够选择有代表性的受访者从而增加理解的深度，采用目的性抽样策略以达到对研究资源的有效利用。通过“滚雪球”法和互联网共招募了15位正处在通勤婚姻中的青年夫妻进行了45~90分钟的访谈。

访谈自2022年3月开始，至2023年3月结束，在确保访谈内容能够回答研究问题时停止样本收集。被访者的招募尽量保证学历、年龄、职业、地域等方面的多样性。在15位被访者中，女性有11人，男性有4人;其中有3对是夫妻关系，便于我们从妻子和丈夫的双重角度对通勤婚姻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洞察。受访者其他情况可见表1。

在保持访谈开放的同时，访谈主要询问和讨论了以下情况:夫妻双方工作迁移的具体情况、迁移前后的家庭经验、恋爱与婚姻生活中的故事、个人教育和就业经历、通勤婚姻家庭中的仪式和惯例以及媒介技术的使用。有研究发现，出于声誉、面子等因素的考虑，受访者有时可能会修改他们的生活故事^[35]。

本研究认为关于生活经历的访谈并非为了得出完全客观和毋容置疑的真理，而是为了突出主观叙述的特点，并通过这些叙述资料理解与之相勾连的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和权力动态，在此对访谈资料的特殊性进行说明：访谈难免涉及与婚姻家庭生活有关的私密问题，在牵涉到婚姻问题、财务状况等敏感话题时，受访者有权选择分享或者不分享这些信息，受访者表示不愿公开的访谈资料未被纳入研究。

四、流动性情感：亲密关系中的共现、依恋与展演

近年来的流动人口与家庭研究中，日常实践中的情感与权力关系得到越来越多的强调。文化地理学等领域也迎来了“情感转向”，呼吁学界关注情感在社会—空间生活中与人文—地理关系中的重要性^[36]。因此，本研究不仅希望关注通勤夫妻主观化、具象化的情感沟通方式，也希望关注抽象、流动的情感表达。通过分析媒介使用过程中超越语言的情感表征方式，探讨通勤夫妻的情感如何在流动空间中产生新的意义。

1. “云端共现”：以离身交往弥合具身交往

无论时间、地点、技术素养或其他的限制性因素，网络能够帮助使用者轻松地实现沟通交流的目的^[37]。流动会打破特殊节日时的相聚仪式，而移动通信的使用恰好可以弥补身体的缺席^[38]。对通勤夫妻来说，如何通过网络塑造一种共同存在的感觉，是双方沟通情感的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被访对象S7介绍了她和伴侣的手机使用习惯与仪式，用“早请安、午交代、晚汇报”来描述实时交流如何提供安全感。S7认为当两个人无法处于同一空间时，在同一时刻通过媒介看到彼此的存在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情侣会那么在乎秒回呢？就是因为秒回能够证明你关心他的时候他也可以回应你的关心，说明你们两个人是同频的。”（S7）

根据约翰·鲍比（John Bowlby）的依恋理论，人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依恋行为系统。当依恋对象不在身边时，会导致焦虑、失落甚至悲伤等负面情绪。这些负面影响会促使人们努力地接近依恋对象，直到与依恋对象重新建立联系^[39]。

通勤夫妻将移动通信技术的使用融入日常生活，构建了一种虚拟的、离身的联系方式，当物理空间的身体不在场时，通过媒介实现的流动空间中的在场弥合了空间距离。S3认为伴侣及时的回复与关心是她愿意接受异地婚姻的重要原因，在大事上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在小事上随时沟通与分享，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异地的孤独感。

“即使有时候两个人可能都有点累了，不想说话，但是也会开着摄像头，哪怕各自做各自的事情，你也会知道他就在手机的那一端。”（S3）

移动通信技术的使用帮助通勤夫妻构造出完备的社交场景，形塑“观看”、“被观看”和“在线陪伴”的互动关系^[40]。通勤夫妻通过网络给出“在”或“不在”的信号，不仅完成虚拟空间中身体的共现，也通过人、地方和时间之间交织的关系延伸了家庭空间^[41]。

S4讲述有一次家里的水管坏了，再加上工作压力比较大，和伴侣视频的时候一边说话一边哭了。而伴侣听到后马上联系了家附近的维修师傅和专业保洁，这件本来令人烦心的事情也成了通勤生活中的一个暖心的插曲。通勤夫妻在营造“共同存在”感觉的同时，也通过流动性的情感表达将家的感觉嵌入了流动性之中，家不再仅仅是一个固定的地理位置，而是一系列社会网络、社会关系组成的流动性概念^[42]。

“在家”与“离家”的两种状态不再单纯由物理空间进行界定，而是在流动空间中彼此渗透。对通勤夫妻来说，不仅在物理空间的家中栖息属于在家，在网络空间中与家庭成员的接触也是流动性的“在家”。家的感觉也在流动中不断被建构和想象，从过去单一的情感体验演变成复杂且多元的流动性空间体验^[43]。

2. “终端依恋”：以智能设备增进情感沟通

现代通信技术与社交媒体创造了一种共存的环境，即使媒介两端的个体在物理距离上相隔甚远也能够在媒介环境中相聚^[44]。同时，共存的环境也体现在通过技术在物理空间中进行定位，让他们随时在电脑或手机终端看到“家”的存在。有被访者提到，他们会在玄关或是客厅等最常去的地方安装摄像头，以便随时感知家庭成员的动向。

S10在家中的客厅和孩子的卧室各安装了一个智能监控，空闲的时候就会时不时打开手机软件看看家人在做什么，发现孩子看电视的时间过长时也会在监控里提醒孩子注意眼睛。当家庭成员可以通过移动设备观察流动个体查看监控的频率时，“被观看”似乎产生了“被关心”的隐喻。

监控作为一种管理系统常常因为其对隐私和自由的干扰而受到批判，然而当监控进入私人生活领域时，家庭监控在家庭成员的使用过程中被驯化出新的意义，帮助家庭成员在线上与线下空间塑造了镜像的互动与远程的陪伴。流动家庭对媒介终端的使用与依赖代表媒介技术对家庭互动的介入和对时空关系的弥合，并且以视觉与听觉互动为表征，建构了媒介与情感多重影响下的互动场域^[45]。

访谈对象S15和妻子来自同一个南方小城，毕业后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工作，妻子回家比他更方便一些。因此在大家庭聚会他不能到场时，S15会和妻子视频，妻子也会拿着手机走动，让他有机会和其他家庭成员打招呼。他不仅可以看到亲人朋友在做什么，也会像平常那样叮嘱父母注意身体。他在流动性的日常生活实践中体会到作为丈夫和儿子的责任，这种团聚的情绪借由网络的传递感染了他，让他感觉好像自己也在家庭聚会的现场。

由此可见，移动互联网成为流动个体自我表达、协调自己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实践身份认同的媒介。尽管网络本身提供的是使用价值，但其内涵作用已经远超使用价值本身，具有重要的情感和象征意义，帮助家庭成员延续家庭情感与日常生活实践^[46]。

根据依恋理论，人际关系中对依恋的向往是持续性的^[47]。当人们打开手机时，依恋行为也跟随这一系统进入了数字世界中。人们对手机和网络的依赖其实是对屏幕另一侧对象的依赖，而这种流动的交往也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亲密关系中所必需的安全感^[48]。

被访者S2专门总结过适合异地伴侣使用的手机应用软件，并且讲述了她如何使用这一系列APP保持和伴侣的情感沟通。例如使用打卡软件记录自己和对方的生活习惯，将对彼此的关心具体化为手机软件中的数据记录。同时可以使用一些桌面小组件，发一张自拍过去，照片就会在对方的手机桌面弹出，方便随时随地制造惊喜。

“我们在手机上设置了家庭空间，并且连上了手环，有一次我手环突然震动，一看提醒说是您的家庭空间成员老公睡眠时间不足，我就会去关心一下。”（S2）

综上，在通勤婚姻中，智能通信设备被认为是激活“流动性亲密关系”（mobile intimacy）的重要工具，不仅帮助人们维持人际交往和家庭生活的日常秩序，甚至成了向伴侣表达亲密的中介^[49]。在远程沟通设备的辅助下，与家庭有关的情感记忆与身份认同在流动过程中被强化，家庭的物质性与情感性依然紧密联系在一起^[50]。

3. 亲密关系展演：以虚拟实践重演家庭仪式

根据既有研究，家庭仪式通常包含三种类型：特定文化中标准化的庆祝活动，如婚礼；家庭内部组织的相对固定的仪式，如生日、周年纪念等；家庭内部的惯例活动，如固定的晚餐时间或周末娱乐活动^[51]。

随着媒介技术与私人生活不断交织，过去隐藏在公众视线之外的家庭仪式有时也会转变为通过手机进行的亲密关系表演，“秀恩爱”“晒幸福”的例子在社交媒体中屡见不鲜，一些特殊的技术设置也促进了爱意的表达^[52]。对通勤夫妻来说，移动通信技术为他们提供了厄里所谓“虚拟旅行”（virtual travel）的机会，让通勤夫妻能够在线上空间重新实践家庭仪式，从而弥补身体分离所带来的遗憾^[53]。

“今年他过生日那天，正好是我工作最忙的阶段，我就没能去陪他。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电子贺卡，和其他的贺卡不太一样，可以自己画蛋糕和蜡烛，还可以录制一段音频祝福，就自制了一个发给了他，制造一点仪式感。”（S8）

婚姻关系本应是长期的、稳定的、有安全感的，但通勤婚姻模式却带有不确定和缺乏安全感的特征。如果一方频繁担心另一方会在目的地有新的伴侣，也会影响亲密关系^[54]。S13认为信任是通勤婚姻最重要的基础。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他和伴侣各自拥有不同的社交圈，所以他们会在见面的时候拍摄合影公开在社交平台。在纪念日，他们会把各自吃过的美食、看过的风景等生活日常用拼图软件拼在一起进行发布，情感的表达和来自大家的祝福一定程度上慰藉了异地的辛苦。

S15也提到了如何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的特殊设置来维系信任：“如果说你有伴侣，但是他/她总是不在你身边，那么时间长了如果你不说，身边的人都会觉得你是单身。所以我们会把朋友圈的背景设置为两个人牵手的特写，一方面公开展示我们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能避免一些误会，这对保证我们双方在关系中的安全感和信任都是很重要的。”（S15）

对通勤伴侣来说，使用数字媒体进行亲密关系的表演是一种特殊的“亲密策略”，也是一种努力创造虚拟共存并防止关系破裂的方式^[55]。通勤夫妻在物理空间中分离时，利用媒介空间制造了一个中介的时空，通过展演亲密关系来重建作为丈夫和妻子的亲密身份。

媒介也同时分割了身份的前后台，在媒介空间的前台，通勤夫妻利用数字媒体平台的可供性增进情感与信任，然而在媒介空间的后台，真实的情绪往往不像社交媒体中呈现的那样完美无缺。访谈对象S2用“牺牲”来形容通勤婚姻，并且提到虽然手机和网络促进了伴侣之间的沟通，但是当不使用手机时，落差会导致更强烈的孤独感。在媒介的后台，双方都需要不断要求自己尽量理解对方、吵架先认错等等，网络空间的情感表达更像在面对现实时的不得已的一种选择。

“两个人都会想，我们异地本来就很辛苦了，能不吵架就不吵架，在快要吵架的时候一方就赶紧低头认错了。异地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如果总是因此吵架，那会让我们的牺牲看起来不值得。”（S2）

综上，传播技术的使用不仅意味着对功能的使用，更有着建构意义、指导实践和塑造关系的作用。在通勤婚姻中，以网络为中介的虚拟空间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不仅仅是家庭关系的附着物，更是建立和维系关系的重要场所。

值得注意的是，通勤夫妻虽然可以通过媒介使用沟通情感，但孤独情绪有时依然难以化解。为了避免让关系变得紧张，通勤夫妻也会选择压制负面情绪、暂时忽略一些矛盾。卡斯特所描绘的由网络技术所支撑、跨越时空勾连社会实践的流动空间，将家庭情感的逻辑与意义也融入其中。

五、双城生活：性别身份与家庭责任的多重协商

20世纪以来的性别革命见证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然而女性进入公共领域与男性进入私人领域的程度并不平衡，导致女性承担着职场与家庭的双重压力^[56]。既有研究认为配偶之间基于身份认知与夫妻协商界定了各自在家庭中的性别角色分工，在双职工家庭中，家庭场所与工作场所的转换成为检视性别权力关系的新情境^[57]。

通勤婚姻的特殊性凸显了夫妻协商在家庭分工中的重要性，为了全面、深入地理解通勤家庭内部的性别权力关系，本研究不仅考察了夫妻协商中体现的性别观念，也关注代际支持如何影响流动的过程。

1. 角色转换：“妻职”与“夫职”家庭身份的再造

性别和家庭研究领域有大量研究关注工作随迁的议题，且多数情况是女性选择放弃工作以适应配偶的劳动迁移^[58]。但是随着已婚妇女越来越多地进入职场，婚姻中更广泛的性别平等观念以及个人主义思潮的涌现^[59]，家庭内部的个体化倾向使得每个家庭成员都可以在保持家庭纽带的同时追求自我发展，女性也有机会自由地协调自我、妻子、母亲等多重身份，建构她们的主体性。S2谈到了她和丈夫在协商通勤决策时自己提出的观点：

“我去我老公那边，应该找不到现在这样好的工作机会。以前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但是现在大家都同样接受教育，凭什么一方就要为另一方牺牲呢？”（S2）

传统的异地婚姻模式中，迁移决策往往以男性为中心，要求女性为了家庭利益而放弃个人可能在职场中获得的利益，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并没有像男性一样从迁移中受益^[60]。但是事实上，在劳动迁移过程中，女性和男性一样有能力找到合适的谋生途径甚至更好的工作机会^[61]。中国家庭以亲子关系而非夫妻关系为核心，因此“妻职”与“夫职”的重要性往往从属于母职与父职。鉴于流动为女性追寻自我价值、逃离性别化的边缘困境提供了契机，通勤妻子对于“妻职”的认知呈现出了新意。

S11这样描述她对妻子身份的看法：“我不希望妻子这个身份会变成我的牵绊。当我不需要为家庭琐事烦恼时，我真的可以热情地、专注地投入在工作中，我甚至明白为什么男性那么容易事业有成了。这个社会越来越多元，职场可以有女强人，家里也可以有‘男妈妈’。”（S11）

访谈中，大部分通勤家庭中的丈夫对妻子的职业选择和社交生活都持较为开放的态度，并且也能理解妻子的愿望和想法。鉴于不稳定的工作环境，他们认可夫妻双方应该共同分担经济责任，不会干涉妻子对事业成功的追求，也愿意承担一些家务劳动。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中的通勤妻子往往与丈夫拥有相似甚至更优秀的教育背景与工作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合理化了她们的流动行为，而那些更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拥有性别平等意识和家庭责任感的丈夫会更倾向于认可妻子的工作迁移。至少在通勤家庭的内部，妻子拒绝随迁本身就是对职场与家庭领域性别隔离传统的一种反抗。在通勤夫妻的认知中，职业发展更像一种与性别无关的行为，女性也能够摆脱家庭义务的负担和男性一样投入事业。

具体到通勤家庭的生活安排方面，当“流动”与“留守”的界限趋于模糊，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在一些具体的家庭责任安排中被自然而然地打破。流动导致夫妻有时无法共同承担家庭责任，但基于双方相对平衡的经济贡献，家务分工的安排也因此更加趋于公平，丈夫也无法继续合理化地认为家务劳动只是妻子的义务。S14提到有一次为了给妻子惊喜，他在妻子上班时来到妻子在工作地的家中，购买鲜花、打扫房间、悉心准备了晚餐。

既往研究关注家庭与职业领域的性别化分工，发现家务劳动不仅被指定为女性的职责，甚至女性从事、男性不从事才是家务劳动的本质属性，而职业场所却被认为是一个完全男性化的领域，只有男性才能成为理想的工作人员^[62]。而在通勤婚姻中，女性的经济贡献为她们在家庭领域赢得了更强的议价能力，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家务劳动的对等分工。

在中国传统社会观念中，妻子除了当好家庭内的贤妻良母，还负有照顾丈夫其他家庭成员的责任，除了丈夫之外，丈夫的长辈也对妻子有压倒性的权力^[63]。但是在通勤婚姻的模式中，妻子能够一定程度上从贤妻良母的压力中解放出来。

当流动的过程重组了家庭内部的经济与家务分工时，丈夫与妻子同时承担养家的经济责任和顾家的家庭责任，会使得性别分工趋于平等，女性也在家庭关系中赢得了更大的话语权^[64]。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妻子的流动还是访谈故事中呈现的家务分工情况，这些都是婚姻生活中较为特殊的情境，并不能代表通勤家庭实现了性别分工的平等化。

由此可见，通勤婚姻脱离了物理空间的凝视，展现出了一些超越传统的性别观念。事实上，通勤婚姻本身就代表着一种非典型性别规范的萌芽。过往关于婚姻迁移的研究观察到当女性在与同样有职业追求的男性谈婚论嫁时，往往会为了未来家庭的利益放弃个人职业目标^[65]，而通勤夫妇正在通过颠覆女性职业选择需要从属于丈夫的规范来消除性别刻板印象。

当女性有权选择不再追随伴侣而是坚持自己的价值实现时，通勤婚姻就有了一种由女性主导、由女性决定的潜在意义。但需要指出的是，丈夫因承担家务而受到的特殊褒奖，一定程度上说明女性作为家庭照料者的角色期望依然存在。

2. 责任“归位”：非对称的生活安排与性别分工

通勤婚姻呈现出了女性在突破性别刻板印象中的潜能，但是这种潜能更像是昙花一现，并没有延续下去形成真正的力量。有学者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离婚现象，发现只有在不伤害孩子的前提下，夫妻才会为了个人的幸福离婚，这说明虽然个体化思潮使得“妻职”与“夫职”不再完全凌驾于自我价值之上，但是对自我价值的追寻仍然让位于为人父母的身份^[66]。

在本研究中，当“妻职”转换为“母职”，“夫职”转换为“父职”，角色分工几乎完全回归传统，这与育儿协商的相关研究结论一致，即丈夫愿意且能够承担一些必要的家务劳动，例如烹饪、清扫，但是面对育儿活动时，他们往往会“退回”到性别化的育儿体系中去，认为妻子在育儿方面比自己更加熟练和专业，因此妻子理应承担更多的育儿劳动^[67]。

在通勤婚姻中，这一结果通常是由住宅安排决定的。访谈对象提到，通勤家庭的居住安排较为特殊，一般会有一个主要住宅作为双方共同认可的“家”，也是他们在结束工作后相聚的场所，但除此之外也会有一个出于生活便利的目的在工作地安排的附属住宅。有时只有配偶中的一方会住在附属住宅，另一方则一直住在主要住宅中。

与丈夫相比，妻子更有可能居住在双方共同认可的“家”中，成为留守的那一方。而在有孩子的家庭，孩子很大概率也会跟着母亲一起生活，这就导致母亲依然承担着作为孩子核心养育者的责任。

“没有孩子的时候，也没有觉得特别辛苦吧，但现在就是感觉既当爹又当妈，什么事都要管。他说他同事像我们这样的，老婆就会辞职几年专心照顾小孩了，但我又不想这样，只能希望孩子长大几岁以后会好一点。”（S5）

当丈夫在异地工作时，妻子在家庭事务中往往能获得更多自主权和决策权，然而家庭中的权力和责任总是相伴的，有时自主权的获得可能是非自愿的，因为这需要女性承担起整个家庭的责任，并且负责一些并不在自己处理范围内的家庭事务。尤其是在经济压力相对较大的家庭，责任往往会让妻子变得更加疲惫。在被访者S5看来，丈夫的流动似乎给了他更合理的借口来逃避家庭责任，她也用“单亲妈妈”一词形容自己在婚姻中的感受，并且提到只有在自己不断地要求之下，丈夫才会参与孩子的照料。

男性在妻子要求甚至指挥下承担家庭责任，显示了在家庭主义的影响下，孩子构成了夫妻共同关切的价值基础，“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本位逻辑导致夫妻双方的个人幸福和利益往往让位于家庭利益^[68]。

通勤夫妻中留守家庭的一方必须在没有配偶直接参与和帮助的情况下处理家庭事务，如果一方与孩子一起生活，那更面临着要对孩子的成长承担全部责任的压力。在应对身上的多重角色时，也无法获得配偶提供的全面支持和照顾。在访谈中，绝大多数拥有未成年子女的通勤家庭中，孩子都是跟随母亲生活的，父亲被反复要求照顾孩子的现状也掩盖了母亲的精神劳动^[69]。

非对称的责任分配不仅仅因为住宅安排的现状而产生，即使双方都处于工作迁移的状态下，流动的妻子也比流动的丈夫承担了更多远程照顾家庭、关心家人的责任。虽然一些家庭琐事完全可以通过短信、电话等远程的方式完成，但女性明显更在意对家庭的照料。一些不对称的性别分工似乎已经成为家庭内部的惯例，丈夫作为经济提供者、妻子作为家庭照料者的传统角色也在不平衡的分工中得到进一步强化。

在既有的研究中，通过使用互联网实践“远程母职”的例子也比“远程父职”常见得多^[70]。S6就提到虽然自己的女儿目前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但是过生日的时候，她不仅要编辑生日祝福语，订外卖和礼物，也会尽量放下自己的工作回家陪她庆祝，但是孩子爸爸一般只会给钱或发红包。互联网一方面为女性追求职业发展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又因为远程照料的存在进一步将女性束缚于传统妻子、母亲的身份^[71]。

综上，在家庭流动化的趋势之下，虽然女性拥有了探寻多重身份和角色的机会，但是受到传统母职、妻职观念的影响和婚姻相互依存框架的作用，在丈夫由于职业迁移而缺席时，压力也会越发地被强化。

未生育子女的通勤夫妻在双方都是养家者的情况下，女性对家庭的经济贡献得以凸显，但是在生育子女后，似乎由于传统性别秩序规范的作用又被迫回归了家庭照料者的角色，导致女性既要发展事业又要照顾家庭，事实上承担着经济贡献与养育贡献的双重压力。工作与家庭的冲突对妻子的影响更显著，而丈夫却更有可能享受独居的益处，合理地从家务琐事中解脱出来。

3. 代际协商：个体思潮与家庭观念的碰撞

中国文化中“父母在，不远游”的俗语揭示了代际关系对子女流动的影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中国父母为成年已婚子女提供的帮助，并指出子女对父母的依赖增强了代际联结^[72]。对通勤夫妻来说，父母提供的所有工具性支持，包括支持买房、帮忙料理家务和带小孩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通勤夫妻在家庭领域的后顾之忧。

S1和丈夫都是公务员，工作地点在同一个省份的不同城市，孩子出生后虽然安家在了丈夫的城市，但她的工作性质导致她每周只能回家一次，于是双方的母亲都从老家赶来帮助她照顾孩子，这不仅缓解了她的育儿压力，也给了她更多空闲时间，这让S1对现阶段的生活很满意。

除了工具性支持之外，父母提供的情感支持也是促进流动的重要因素。S9与丈夫结婚时间不满两年，通勤见面的频率和恋爱时相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父母对他们的选择给予了最大程度的支持，甚至在过年期间他们也是各自回到各自的家中。来自父母的支持增强了子女面对不确定与风险时的信心，同时也缓解了夫妻异地可能带来的失落感与孤独感。S9这样描述父母对他们的支持：

“我们双方父母还挺支持我们这个决定的，虽然最终还是希望两个人能在同一个地方。人家爸妈最爱的是自己的儿子，就像我爸妈最爱的是我。相比有没有把他照顾好，我爸妈肯定更关心我的未来发展怎么样。现阶段只要我们自己过得快乐，他们不会干涉太多。”（S9）

S9的生活故事让我们看到子女的个人主义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父母的态度，但是这种观念的改变在大部分婚姻家庭中接受程度并不高。大多数情况下，父母为子女提供支持的同时，也有着较高对于代际互惠和子代反哺的期望。父母倾向于将通勤婚姻视作最大化家庭利益的暂时性策略，尽早结束通勤行为、回归传统式家庭才意味着该策略的成功。

在这种期望下，女性的个人价值追求被隐去，成为必须让位于家庭生活的附属品，并且常常因为未能满足性别规范而受到负面评价。前面提到S1的母亲在育儿方面给予了极大支持，但是也相应地对她的工作和生活有了更多干涉。在休完产假之后，她选择给孩子断母乳、喂奶粉，但是却不止一次因为这个问题和自己的母亲发生冲突：

“我妈妈不止一次说我，‘你的心怎么这么狠啊，要不你还是找机会把工作调回来吧。’但是我老公也不是每天都回家照顾孩子的，从来没有听我妈说过他。这就是我很困惑的地方，为什么我自己的妈妈也不能理解我呢？”（S1）

对通勤妻子来说，除了无法更好地照看孩子，没有和丈夫住在一起有时也被长辈认为是一种反常的行为。她们看似因为异地而居而暂时从职场家庭的双重压力中解脱出来，但是在心理层面，女性所要面临的不只有母职惩罚，还有“妻职惩罚”。S11在访谈中提到，每次有亲戚知道她和丈夫异地而居时，都会劝她的父母“管一管”，而她也在一次次的解释中感到疲惫：

“长辈有时候确实会暗示，我不和老公住在一起或者不去照顾他，那我就是一个不够称职的妻子，这种感觉会让人很不舒服。好像我最终的价值还是在家做一个妻子。”（S11）

通勤家庭中的两代人形成了代际支持层面的默契，然而代际支持对于通勤夫妻的流动却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影响。一方面，长辈通过提供隔代抚育、家庭照料等帮助支持子女的流动行为；另一方面，父母依然希望子女尽早结束跨地通勤，恢复夫妻同住的传统，尤其是在“从夫居”观念的影响下，女性往往承担着更多更换工作、回归家庭的压力。

这种看似矛盾的结果主要是因为人口流动意味着家庭的离散化和养老功能的弱化，同时也源于传统家庭价值观的强大影响力。在这种约束下，通勤婚姻成为生存理性导向之下的一种候鸟式迁徙，子女对职业的追求也相应地被理解为一种被迫无奈的权宜之计。这一发现体现出个体化思潮与文化规训在家庭领域的碰撞，也说明即使在流动的背景下，中国家庭并未像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所预言的那样走向疏远^[73]。

六、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15位通勤妻子/丈夫的访谈，旨在回应学界在劳动迁移和社会流动研究中关注“情感转向”的呼吁，将情感与婚姻置于配偶迁移的研究中，并关注网络与媒介在流动性结构中如何勾勒出通勤婚姻中的亲密关系^[74]。

过去，双职工家庭中的丈夫如果有了更好的工作机会需要远迁，妻子往往会放弃自己的工作与丈夫一起移居^[75]。如今，通勤婚姻的模式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女性在冲破婚姻家庭限制方面的能动性，以及迁移对女性就业机会的重塑^[76]。当夫妻可以通过网络为彼此提供情感支持时，地缘就不再是缔结婚姻关系时不可抗拒的因素。

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虽然通信技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物理空间中性别权力的摩擦，但它同时也可能成为一种具体化主流意识形态和不平等权力结构的渠道。例如，在媒介技术的帮助下，女性也有机会且必须承担起“好妈妈”“好妻子”的责任，这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母职和妻职规范，也增加了现代双职工家庭中女性作为家庭照顾者和养家糊口者所承受的双重负担^[77]。在这种情境下，网络反而遮蔽了父权期望，限制了女性从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的潜力。

社会空间中的性别不平等在数字空间中依然存在，也弱化了互联网为女性的赋权。在代际协商方面，父母的工具性支持与情感性支持一方面促成了通勤婚姻且增进了家庭联结，但通勤妻子面临的质疑与责难依然远远超过通勤丈夫。传统性别期望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在通勤婚姻中也难以完全摆脱。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网络与数字时代增强中华文化全球影响力的实现途径研究”(项目编号:18ZDA312)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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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冯雨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