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高修娟（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原文标题：《远程养育：信息技术与人口流动对子女养育的叠加影响》，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人口与信息的快速流动对当今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得流动性成为当代社会最显著特征之一，社会科学也因此经历“流动转向”^[1]，新的流动范式正在形成，冲击着传统社会科学的静态模式^[2]。在国际学术界，对人口与信息流动的关注越来越多地反映在对流动性家庭新特征的研究上，远程养育正是在流动性家庭研究领域中一个繁荣的新课题。

远程养育是指在流动性家庭中，虽然父母和子女存在身体上的地理阻隔，但仍旧可以通过信息通信技术在身体缺席的情况下继续实施子女养育的行为，这种新型的养育方式被视为各类流动性家庭子女养育的新实践方式。本文将回顾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一议题的研究，总结远程养育的概念与内涵。然后分析远程养育产生的社会背景与技术背景，以及远程养育对家庭和社会领域带来的影响，并提出远程养育的概念对于建立流动性家庭框架的重要意义。

一、远程养育的概念梳理及界定

国际学术界对远程养育现象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领域，一是对电话、手机等信息通信技术的研究发现，父母不在子女身边时，可以借助于信息通信技术对子女实施一定程度的养育行为。首次提出远程养育概念的是美国学者纳瓦罗（Navarro）和拉科（Rakow），他们在1993年对手机使用的研究中提出“remote mothering”的概念（“mothering”一词可以指养育，也可以指母亲的养育，在界定远程养育时，学者们有时使用性别化的含义，使用“mothering”作为养育的含义，有时将“mothering”“parenting”与“fathering”区分使用，分别指母亲的养育行为、父母的养育行为和父亲的养育行为），他们认为，女性创造性地使用手机完成了对家庭和子女的责任，利用手机实践了“远程养育”^[3]。

韦斯特比（Vestby）在1996年使用了“remoteparenting”的概念研究挪威的固定电话使用情况，他指出父母和子女之间表意性和工具性的通话可被视为对子女的控制和照料^[4]。帕连（Palen）和休斯（Hughes）认为移动电话是远程养育的主要工具^[5]，因此有学者使用“手机养育”等概念表达远程养育的含义，如“smartphone mothering”或“mobile phone parenting”等^[6][7]。

二是对跨国家庭子女养育行为的研究，这些研究以跨国养育的相关概念，表达了远程养育的内涵。这一领域研究的焦点是“全球照料链”（指经济水平较低国家的女性到经济发达国家从事家政、照料等工作，而将家庭内的照料工作转交给国内其他女性亲属，国际间形成照料劳动在女性之间分配的链条）中跨国母亲如何通过信息通信技术在异国他乡履行母职。

1997年有学者在研究到美国当保姆的拉丁美洲母亲的养育行为时，首次提出“transnational motherhood”（跨国母职）的概念^[8]。此类研究关注到跨国母亲可以通过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虚拟在场”，从情感和道德两个层面履行其母亲职责^[9]。有些研究表明，这种远距离的母职实践往往会极端细致，比如早上叫起床，晚上说晚安，检查桌子，提醒吃饭吃药，提供抚慰，甚至还会提供工具性帮助^[10][11][12]。

随后，跨国父亲的养育行为也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出现了“transnational fathering”（跨国父职）^{[13][14][15][16]}，“remote parenting”（远程亲职）等概念^[17]。中国学术界在对乡城迁移子女养育行为的研究中也注意到父母和子女电话沟通的情况^[18][19]，但多数研究并没有对这类行为命名。

少数研究关注到这种远程养育行为并进行概念化，如王宇和陈青文将在上海的家政女工使用微信进行的养育行为称为“异地母职”^[20]。吴重涵和戚务念提出留守儿童“亲代在位”建构方式中有一种是“不在场的养育”，主要指父母虽然身体缺席，但仍承担父母责任，维持亲子交往^[21]。肖索未和汤超萍提出“流动的母职”的概念，其中包含母亲外出务工时的远程照料，对比返乡陪伴子女时的身体在场的照料^[22]。此外，张煜麟对中国台湾家庭的研究表明，在网络社会中，“数字家庭”兴起，父母可以通过社交媒体承担亲职监督的角色^[23]。这些研究都描述了在中国的流动性家庭中存在着的远程养育的行为。

综合以上研究，本文将这些概念统一称为“远程养育”，并界定为：父母在与子女存在地理阻隔的情况下，通过信息通信技术的方式与子女进行远程沟通，提供情感支持、学习指导、道德引导、照料安排等养育行为。

远程养育成为一种新型的养育实践，其前提条件有二：一是在人口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中，出现了大量的流动性家庭，在这些家庭中，父母与子女存在地理上的阻隔，不能够实施“面对面”的教养模式；二是借助于信息通信技术，父母能够对子女施加影响，从而实施养育行为，尤其在手机、互联网此类即时通信方式廉价且普及的情况下，父母的远程养育行为才能够普遍地发生。

远程养育并非是对“面对面”养育方式的取代，而是在人口流动与信息技术共同作用的情况下，流动性家庭为解决子女养育问题而采用的一种弹性方式。这种新型的子女养育方式，产生于当代特殊的社会背景与技术背景下，对当前的养育模式和家庭关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远程养育的社会背景与技术背景

人口流动带来的家庭成员离散化与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构成了远程养育的社会背景与技术背景。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口的国内流动和国际流动在持续地增加，人口流动带来了家庭成员的离散化，各种流动性家庭日益增多。学术界关注的流动家庭主要有三类：跨国家庭、跨区域家庭以及各种离散家庭。一方面，大量的跨国移民从经济水平较低的国家流向经济发达的国家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跨国移民劳工父母对国内子女的养育参与^[24]，尤其跨国母亲的远程照料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另一方面，东亚国家中上阶层家庭往往因留学形成跨国家庭，如关注“留学母亲”（study mother）的远程养育行为^[25]，或被称为“野雁父亲”（wildegeese father）的留守父亲的远程养育行为^[26]。

跨区域家庭主要是指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以及苏联等国家内部的乡城迁移家庭，在同一个国家内，家庭成员分别生活在农村和城市两地的“跨区域家庭”（multi-locational households）^[27]。在这些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人口的乡城迁移并不是一步到位的全家迁移，而是部分迁移，因而出现大规模的跨越城乡的流动性家庭。

中国的乡城务工家庭也被学者称为跨区域家庭^[28][29]，这种家庭往往采用在城市务工、在乡村“养老养小”的生产和人口再生产拆分进行的模式^[30]。这些跨区域家庭中的远程通信就包含了大量的子女养育实践。

此外，还有各种离散家庭，如一些家庭存在长期或者短期的“在一起但分开居住”（LAT，live apart together）的家庭模式^[31]，比如一家人在不同城市工作或生活，孩子离家学习、工作等。也有学者提出分散式家庭（distributed family）的概念，指当代城市的生活方式中，家庭成员白天因学习、工作等原因散布在同一城市的不同地方，晚上或周末才聚集在一起的情况^[32]。这些离散家庭的父母也会通过手机、电话的方式远程控制与安排子女的生活，也具有远程养育的性质。

流动性家庭在不同程度上打破了传统上以物理临近性作为家庭重要标志的想象，人口的跨国、跨区域或同城流动，使家庭成员间出现地理阻隔，以往“同居共爨”的静态家庭生活模式受到了挑战，家庭的地理基础被削弱，而家人们努力通过各种方式维护家庭的集体利益与情感归属，通过一系列弹性的生活模式延续家庭的功能。远程养育正是在父母身体缺席的情况下，借助于当代发达的信息通信技术而实施的新的子女养育实践。因此，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为远程养育提供了关键性的技术背景。

信息通信技术被视为跨国家庭的“社会黏合剂”^[33]，几乎成为跨国父母实施远程养育的唯一手段，对其他流动性家庭的远程养育行为也产生重大影响。信息通信技术的特点是可以实现“缺席在场”^[34]，即人们身体不在场时，仍旧能够发挥影响力。

现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单向通信技术阶段与互动通信技术阶段，前者如广播、电视，是单向的信息传播，后者如电话、手机、互联网，则可以实现及时的互动通信，对人类的社会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35]。尤其是在及时、廉价、普及的手机、互联网通信技术发展起来之后，原本以身体临近性为标志的家庭成员关系变成了由媒介联系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可以实现“互联在场”（connectedpresence）和“虚拟共在”（virtualco-presence）^[36][37][38]。

当前信息通信技术可以使家人们通过多种方式、多种渠道进行及时的互动，视频通信技术能够让父母和子女进行深度谈话，实现“准面对面”的交流^[39]。而在复媒体（polymedia）环境中，父母和子女还可以实现“环境共在”（ambientco-presence）^[40]，即父母和子女可以同时使用多种媒体技术进行交流；即便他们不在直接交流的时候，仍能够感受到彼此的存在，仿佛身处于同一空间^[41]。

传统养育行为高度依赖身体在场，或者说依赖身体的物理临近性，身体的缺席即意味着养育行为的缺席。然而，及时、可及、廉价的信息通信技术突破了身体的地理阻隔，身体的缺席与在场不再成为养育行为唯一的决定因素，家庭成员可以以新的在场方式—“虚拟在场”，延续养育行为，使得身在他乡的父母仍旧可以远程实施养育行为，因此，信息通信技术拓展了养育的含义，也为家庭内的亲密关系实践带来新的改变。

三、远程养育带来的影响

远程养育作为流动性家庭模式下的一种新型养育实践，对子女养育、亲职观念和亲密关系实践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带来了新的不平等问题。

远程养育所涉及的人口、物品、信息以及情感的流动，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儿童养育模式和亲职实践。正如利科普（Licoppe）所指出，信息通信技术带来的交流，并非是对亲人缺席的某种不太成功的弥补，而是提供了一个持续性的、媒介互动的机会，并整合进原有的关系实践中，这样一来，缺席与在场之间的边界就变得模糊了^[42]。

在跨国家庭中，远程养育是外出父母的主要养育方式，跨国家庭并不如其他类型的家庭能够经常实现身体在场式的养育，而高度依赖信息通信技术。远程养育行为得以跨越时空障碍，使父母广泛参与儿童照料的日常，提供经济、情感、照料、教育甚至工具性支持^[43]；远程参与使迁移母亲将工作与照料统一起来，精细化的“密集母职”得以远程实施^[44]；远程联络中的情感沟通使得“参与型父亲”的新话语也找到新的实践载体^[45]。

在这个意义上，远程养育拓展与重构了亲职的概念，增加了子女福祉。因此有学者认为，当代社会家庭的基础不再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房屋，而是被手机提升了的父母^[46]。

远程养育的实践重塑了家庭亲密关系。对于跨国家庭而言，一方面，信息通信技术是家庭成员的连接纽带，正是借助于此，信息、情感、关爱才能跨越国界，使身在异国他乡的父母可以跟进孩子的情感状况，随时随地提供工具性帮助。“虚拟共在”成为此类家庭习惯性的生活方式，家庭成员可参与彼此的日常生活，信息与感情可以持续流动，家人好像不曾分离^[47]。跨国父母对复媒介的运用，重新创造了一个家庭实践的空间，形成不同的“做家庭”（doing family）的方式^[48]。家庭成员们通过特定的远程交流惯例与例行公事的形式，创造和维持家庭的归属感，从而影响到彼此的幸福^[49]。

另一方面，信息通信技术也给亲密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亲子之间会产生隐瞒、情感负担^[50]、“数字监视”^[51]、亲密感减弱^[52]等现象。王（Wang）和利姆（Lim）总结了跨国远程养育给亲子关系带来的三大弊端：一是远程的通信交流更多具有一定的仪式性，而非高密度的情感投入；二是即便能够通过视频通话，实现视觉陪伴，进行情感交流，但仍旧不能享受充分的亲密感；三是远程通信也会激发亲人的距离感，在双方那里都会产生内疚、焦虑与孤独的感觉^[53]。

在远程养育中，父母的控制和照顾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长期的远程通信，会使孩子产生情感负担，父母的联络会打断日常生活，孩子会对不断地向父母汇报日常生活感到厌烦，甚至产生隐瞒，有些孩子“只报喜不报忧”^[54]。媒介交流的环境，使得使用者比较容易操纵互动内容，一些孩子以策略性的方式回应远方的父母，如长期被忽视的留守子女通过积极的方式（“构建杰出的自我”）或消极的方式（“揭示过失的自我”）策略性地呈现自己，以吸引父母的注意力，改变他们的照顾不足状况^[55]。

在父母一方，手机媒体带来的频繁的家庭监视也导致了一些家长抱着一种幻想，认为自己在履行父母的职责，从而不断延长在外逗留的时间，因此，远程养育可能成为父母长期缺席的借口之一^[56][57]。

此外，与远程养育相关的不平等问题也引发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在家庭内部，远程养育会加剧父母在养育上的传统性别分工。远程养育与性别规范的叠加使外出母亲承受工作与家庭的双重重担，跨国母亲或者乡城迁移的母亲，将挣钱纳入了母职的范畴，挑战了男人挣钱养家的性别规范，却又通过远程养育延续了母亲照料的传统规范^[58][59]。但同时，却远未同等促进父亲的育儿参与，迁移母亲处于“两头不讨好”的尴尬处境^[60]。

而有些迁移父亲在免除情感和照料职责的同时，也面临被家庭边缘化的危险^[61]。外出使男性更好地完成传统的挣钱养家职责，也使父亲远离家庭的日常互动，因而加强了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62]。

在家庭之外，远程养育也以一种新的方式昭示着国家、阶层以及种族间的不平等。首先，远程养育依赖于对信息通信技术的利用，在儿童养育领域出现“数字鸿沟”，不同的父母群体在对信息通信技术的可得性、利用能力上存在差异^[63][64][65]，父母在流入国的法律地位、经济地位和移民身份等都会影响对信息通信技术的利用^[66][67]。在流出国一方，留守家庭成员的信息技术利用能力也会限制远程养育的实施。“全球照料链”将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性别不平等转嫁到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国际资本主义边缘地带有越来越多的家庭，习惯了父母缺席的生活^[68]；而“身体在场”的家庭已经成为新的福利标志，标志着社会经济的不平等^[69]。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远程养育相关文献的梳理，可知远程养育是在国际和国内人口大规模流动与信息通信技术发展的双重背景下，家庭为应对子女养育的挑战而实践的一种新型的子女养育模式。这种养育模式对传统上高度依赖父母身体在场的“面对面”养育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引发了学术界对照料、亲职及家庭关系的重新思索。

目前学术界对流动性家庭的研究，不仅产生了丰富的实证研究成果，而且形成了众多新的学术概念，进而形成流动性家庭社会学的解释框架。

我国当前对家庭流动性认识仍旧不足，因此一些学者提倡关注家庭的流动性特征，建立流动性的家庭解释框架。陶伟等指出，“家”的观念和内涵不同于以往的“有界”和“固定”，流动性理论视角为研究“家”的内涵提供了新思路^[70]。吴小英认为，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家庭存在着矛盾的定位，“因为既有的关于家庭的理解，始终将它作为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静态单位或者理想模式来思考，而未能看到其流动性的一面”^[71]。因此她提倡建立流动性家庭框架，把握住家庭的时空流动性、结构关系和家庭模式的变动性才能更好地认识当前的家庭。

传统的社会学解释隐含的关于家庭“同居共爨”的静态模式，在家庭变迁中将核心家庭理想化，在解释流动性家庭时显得力不从心，用静态的思维考察动态的家庭模式，将人口流动带来的家庭成员分离视为缺损的、不正常的家庭，而忽视了家庭灵活应对社会发展的弹性和生命力，未能把握流动性乃是当今社会家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本文通过梳理与界定远程养育的概念，旨在从流动性视角把握流动性家庭中新型的子女养育实践，在考察人口流动和信息技术发展对家庭的影响中，将人、物、信息、情感的流动纳入对家庭关系的考察中，可以为研究流动性家庭提供一些值得借鉴的学术概念与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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