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版《繁花》的故事重心放在90年代，当时，社会变迁的主轴、影响最大的事件是股市交易的出现，以及中国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因此，王家卫在《繁花》中也借鉴了股评家应健中的小说《股市中的悲欢离合》和《股海中的红男绿女》。

从一组数据，我们可以一窥当时的社会财富是如何快速拉开差异的：1993年，中国通货膨胀14.7%，1994年到达24.1%，对美元汇率从1：5一步跳贬到1：8，1992年到1994年，几乎是历来股指震荡波幅最剧烈的时期，破产或暴富神话频出。

以经济大事件为节点，阿宝不断在浪潮中向上鱼跃。1986年，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在上海南京路诞生；1993年，深圳的鲶鱼来了，资本市场历史上第一个恶意收购出现；最终，阿宝破产，搬离和平饭店，7年的奋斗近乎归零，但这个结局也暗藏希望，阿宝租下一片土地，将眼光投向房地产。中国的观众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除了阿宝这样的成功者，电视剧也刻画了不少股市中的失败者。阿宝最终也从宝总坠落，但也是在这时，他再次接住了时代抛来的红利。王家卫认为，是时代为“阿宝们”提供了机会。

金钱叙事也塑造着人物的欲望。《繁花》中人物爱情的试探、过招藏在金钱的包装之下。钱与爱看似是相斥的元素，但在这里巧妙地被声东击西，情字不响，像一切全由生意决定。作家李舒是《繁花》的食谱与文史顾问，她采访了很多上海饭店的老板娘，也看到了市场经济大潮下，女性身上被激发的特别活泼的生命力。

68岁的应健中在剧中饰演了一个“股市黑嘴”的角色，被庄家贿赂，站在交易所门口吸引散户入套，“当年这种股评家很多的，但肯定不是我，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个笑料。当然这种人在今天也有。”他笑道。

1985年，他就介入了萌芽期的中国股市，做过早期的股民，后来担任过证券公司总经理，从90年代开始他就在报刊上撰写市场评论。2020年，王家卫约应健中见面时，已经把他的两本小说看过好几遍。小说是王家卫在二手书店淘来的，在见他之前，王家卫派调研小队做过股市线的充分调研，为了帮剧组进一步复原90年代初股市的细节，应健中又为剧组写了约二十万字的文稿。

《繁花》刻画了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用应健中的话说，那是“所有人都从地板价开始起跳”的时代，人们相信机会均等。如今他怀念那种激情。

人的命运，就是一张K线图

剧中阿宝的故事完结在1993年。剧情没有交代的是，1994年的股票是熊市，之后，监管会加强查处股价操纵内幕交易，阿宝的个人英雄主义式的玩法也被时代所淘汰，中国股市从原来的散户时代进入机构时代。在这之后，量化交易出现，利用数学模型和计算机技术进行投资决策，机器也即将进行下一轮的迭代。

应健中：

小说中的阿宝是一个相对比较卑微的人物，家庭出身不好，做一点外贸生意，在浙江有加工点，在上海有专柜，有点奋斗精神，但剧中的阿宝强化了这个人物，强化了他的不甘心、想做大。剧中阿宝的人生梦想，是在时装公司上市之后，公司前10大股东当中有他的名字。他希望跟公司的利益和命运捆绑在一起，让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最终实现结合。这类人物在生活中是有原型的。我想把阿宝定位为时代的奋斗者，正如导演所说的，是时代为阿宝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1992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上海冲击最大的非股市莫属，于是由我提供故事碎片，再经过王家卫导演的取舍，最终给大家呈现了一部中国股市从无到有、早期如何逐渐发展的故事。

1984年11月，国家发行第一只股票，1992年，发股票认购证，我都是亲历者。我们要怎么让阿宝变宝总，怎么要让他从一百万变成一千万、三千万、五千万，然后又把它打爆？要将阿宝的人生震荡显现出来，那就要与当年相对应的股市震荡和重大事件相契合。

首先是散户时代，就是个人投资英雄的时代，阿宝要组建自己的“舰队”。以前的证券营业部，一楼是散户大厅，二楼是中户室，三楼是大户室，要进这个大户室，譬如说要300万门槛，我手中只有50万，我就找亲戚朋友、同学邻居集资。进了大户室，可以享受资讯的畅通，更关键的是抢跑道，毕竟涨的时候谁先买进谁就能赚钱。下面的散户，等大家举着要把委托单递交进去以后，股价已经不是这个价了。现在的私募基金就是这么来的。

那时，市场非常活跃，有的人在倒邮票，有的人在进早期股市，都在想办法完成自己的原始积累。老百姓的手里钱都差不多，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大家工资也就两三百块钱，即便是以前上海的资本家、工商业者，经过了60年代，抄家的东西返还了，但基本上大家还是坐在一个地平线上。我的形容是，80年代以后的社会结构，每个人都是地板价。

剧中像“邮票李”这样的黄牛角色，我认识很多，有几个人后来身家都做得很大。现在股票市场有句流行语叫“割肉”，就是从“邮票李”这种角色出来的，比如说他在门口收电影票，有的人要退票，7毛钱我收起来，然后他就等，等到要开场了，急于要两张票的，他就2块钱卖给他们，但到电影开始放映，票再不出去就是一张废纸，1毛钱也要卖掉，这叫“割肉”。

跟王导第一次见面，我就给他讲了一个故事。市场上有一个人叫老宁波，一个70岁的退休职工，专门倒国库券，冬天他披着一件呢大衣，大家说好价格，他就把我拉到边上，把大衣钮扣解开来，我一看很惊讶的，他大衣里子全都缝制成一格一格的，一格一叠国库券，一个流动的橱柜，王导听了说，大衣还找不找得到？我说，人活没活着我都不知道。结果，过了几天我碰到他，他给我看样片，说应老师，你说的这个情节你看看。他找到了，这是电视剧中一闪而过的一个画面。

我还给他讲过一个故事。一个股市上的大户，早期倒过电影票、粮票、布票、油票，但他最大赚钱的来源，你根本想不到，是倒数理化自学丛书。那是1977年，恢复高考第一年，邓小平说，不论家庭出身，大家公平竞争。但好多人还在农村插队落户啊，没有教材。出版社紧急重版发行《数理化自学丛书》，17册，书一出来，大家都去抢，这个老兄就高价囤积。他亲自坐火车送货到农村，因为邮局送过去已经来不及了，他就变成了一个自学丛书的批发商了，正版、盗版我也搞不清楚，那个年代有一句话叫，英雄不问出处。书价三块或者五块，但大家愿意高价用三十块、五十块，用半个月的工资从他这里买，每个人都在寻找出路。这个人说过一句话：“我没文化，你们富脑袋，我富口袋。”

电视剧反映了阿宝到宝总的跌宕起伏，做股票的人看的是K线图，股市每天的震荡形成了日K线，而我的眼睛看到的是人生的K线图。在那个年代，有了股票以后，它就成了我们人生宽幅震荡（大盘大幅度上下波动）的一个场所。我见识过有人变成富豪，收购上市公司，也有人跳楼，进监狱，不知所踪。

中国股市的独特之处是，它让社会不同阶层的人可以站在一个起跑线。

股市的社会学意义大于它的经济意义。在股市出来之前，人的阶层是固化的。上海人市中心叫上只角，以外的地区叫下只角。上海是一个很功利的地方，它可以清晰到什么程度？我从小生活的区域都在上只角范围之内，我们小的时候玩，最远只跑到北面南京路，东面外滩，隔一条路的地方从来不去，这就是上海人的隔阂。上海人只要问你家里住哪里，就可以形成对你的印象。

有了股市以后就不一样了，大户室可以有大学教授，也可以有菜场贩鱼的，像陶陶是卖大闸蟹的，也有监狱里出来的，大家都坐在一起讨论股市行情。以什么来论英雄？就看谁看市场看得准。

应健中在剧中饰演的“股市黑嘴”

剧中虚构了两个证券机构，西国投和南国投，南国投的总经理强慕杰，取材自我的小说。这个角色对应的是当年股市的一批风云人物，他们在市场上急于打开局面，这种叱咤风云的行为方式，在现实中确有其事。1997年到1998年，我担任三峡证券上海总部总经理，改制以后，我当过亚洲证券的副总裁，这些事情全在我脑子里。

在剧中，因为股价跳水害得发根自杀的414股票，对应的是当时一个叫XXX的股票，当时上市的时候，宣传团队到股市沙龙当中来推荐这个股票，说是中国第一个医药股，28块开盘了以后会炒到40块、50块，说让大家终身持有这个股票，以分享公司发展的成果。结果，好多大户买进，一年以后跌到3块多，好多人满仓加透支，就这样，一批大户被消灭了。这个故事反映了地方市场向全国扩容过程当中的一种镇痛。

背景补充：1984年，上海发行了第一张股票（延中实业），但交易冷清，直到1990年4月开始，深圳一批投资者到上海参与炒作，股价急速上扬，3月20日还是90.6点，到年底跃升到了439.37点。1993年8月，深圳上市公司宝安集团的证券部主任厉伟北上拜访，他告诉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上海股市之所以不温不火，是缺少“鲇鱼”的缘故。尉文渊听懂了，笑着说：“你们愿意来上海当鲇鱼吗？”一个月后，鲇鱼就来了。

电视剧中，阿宝和强慕杰展开的“宝瀛大战”，原型来自中国第一个收购兼并案，“宝延风波”，老股民对延中股票是很有感情的，延中最初是延中路的街道企业，属于法租界，是黄金地段，老资本家、老工商业者比较多，到了80年代后期的时候，资产还给他们了，他们要寻找投资方向。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好是知青回城，解决就业问题的时候，正好延中实业解决了以上需求。它的主营业务是面包房、彩色照片复印社，老百姓们不仅买它的股票，还买它的面包，专门从杨浦区跑到市中心买，因为他们想为上市公司提供利润，这是很朴实的感情。剧情也反映出了上海人的这种热情。

当时，宝安买到延中5%股份时举牌公告，但实际上，宝安用了好几家公司名义开了账户，他实际总持股比例已经达到16%了，延中提出，宝安违规，没有即时信息披露。有律师就提出，要查收购方的资金来源，当时正好要严查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社会就对这个收购进行了一番争议，不过最后，证监会的处理是，对宝安公司罚款一百万，收购有效，最后双方握手言和。

宝延大战成了教科书式的案例，证券法的出台也是对此的总结。至于这个股票，后面又发生了好几轮的收购兼并，最后落定方正科技，现在还挂在盘子中。这是后面的故事了。

昨天一个朋友给我提供了一张照片，是30年前，1993年10月份，宝安控股延中事件发生后，上海总管办紧急召开研讨会，照片里发言的竟然是我。

应健中在研讨会的照片，受访者提供

中国股市用30年走过了西方的一两百年，它对计划经济带来一种全新表达。30年下来，我们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初创到规范完善的过程，每一步都会带来机会、风险和阵痛。市场应该对投资者加大保护力度，你把你的家当与大家的利益捆在一起，是中国的老百姓将自己的利益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利益捆在一起。证券市场就像一个人的五个手指，大拇指是国家，是市场的组织者，食指是上市公司，它是融资者，中指是券商，它是买卖双方的一个撮合者，无名指是股民，小手指是附加在市场上的各方的参与者。五个手指灵活，就是一个健康的手。

所以，发股票的初心就是成为命运共同体。

未来不可判断，那只能看眼前

电视剧《繁花》围绕阿宝，呈现了三段情感，都和钱有关。编剧秦雯曾透露，更早的一稿剧本，她尝试表现玲子摆烂经营夜东京，要宝总经常来补窟窿，因为如果经营得好，宝总就不来了，这是她和阿宝纠缠的方式。对于玲子、汪小姐的情感，阿宝无力回应，便总是在生意上让步，这是他偿还情分的方式。

上海人的关系和经济密不可分。当金钱的冲击波涌入社会，人们的爱情观、家庭观也会遭受剧烈震荡。在《繁花》原著中，雪芝的家人嫌弃阿宝，说的是“住这种垃圾地段。”作家李舒是王家卫聘请的美食与文史顾问，为了玲子一角，她采访过许多在日本夜总会工作过的女性，“那时候，尤其是姑娘，会觉得说我做得好不如嫁得好。当时，为了要出国，很多人要提出分手，也有人是到了那里之后，打了第一个电话，男的就跟她讲，我们不要联系了。”

应健中：

王导和我开玩笑说，应老师，把你放到1992年、1993年，你也是谈情说爱的年龄，你怎么看玲子、李李和汪小姐？那时候，感情跟经济理所当然是有联系的，1993年，金钱对社会有冲击波，大家第一次感觉，看看很普通的人，买200张认购证，他就可以变成100万的身价。

我的小说里描写过一个场景，是有原型的。小时候，我有一个邻居小姑娘，人家给她介绍对象，在机电局工，每个月的工资36块，谈到一半，有人给她再介绍个对象，是仪表局，每个月的工资有39块，一对比，小姑娘把36块甩掉，跟39块的人谈恋爱，后来结婚了。当然，那个年代两肋插刀的人也很多。

当社会的变量增大，未来不可判断，那只能看眼前。小说里面阿宝的前女友雪芝有一个梦想，她想出国，追求财富，这里有经济的因素，因为阿宝做小生意，“你不会有太多的出息的，”这是她父亲对他的表述。电视剧里，雪芝要去香港，他们最后一句话是，约定10年以后再见面。王家卫也跟我聊到这个话题，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变化的时代，对雪芝来说，她会后悔，10年以后她回来了，大家坐在一起，阿宝不是原来的阿宝了，雪芝还是原来的雪芝。

上海90年代流行到澳大利亚、日本去打工，但有人辛辛苦苦三五年，赚了五六十万回来，回到上海一看，这个社会怎么变化这么大？原来不入流的人，现在都腰缠万贯了？事业越做越大，做企业，买股票，买房子的10年以后就翻数倍。他们回来一看，心态就不平衡了，然而人生没有回头路。甚至有好多人因为不甘心，回来后把赚的五六十万投进股市了，（已经错过进股市的好时机）进去后就被打爆了。这是社会变革对人性带来的冲击。

惊人的物价，拉开的社会层次

《繁花》剧里的物价一度备受争议。李李的至真园一桌酒席要1800元，玲子升级后的夜东京的日式本帮菜500元一位；一件梦特娇polo衫卖到1000元还被哄抢......但是，1991年上海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只有约276元，1993年，上海城镇非私营单位职工月平均工资约471元。

事实上，这些物价都有出处。当年的物价，正在由定量配给、统一定价过渡到市场定价、市场调节。

不同的物价也展现了社会参差的可能性。有一次，王家卫让美食顾问李舒尽快想两道不同的菜，能用来“对照”，这道菜黄河路要卖得贵，夜东京卖得便宜，李舒很快想到了“红烧划水”与“青鱼秃肺”。“青鱼秃肺”这道名菜至少要用十几条鱼的鱼肝，而“红烧划水”是一道家常菜，用的是鱼尾。她让珍贵的“秃肺”去了至真园，剩下的“尾巴”去了夜东京，在玲子这里，鱼尾反而是鱼身体上最“活”的一块肉，也体现了上海女人的生活智慧。

另一处对照，是至真园里挂着陈逸飞的《聚焦》和《笼中女人5》，这两张画在当时的价格已经过百万，并将在未来增值迅猛。事实上，陈逸飞的画是中国油画迈向商品化的标识。作为对照，另一幅由陈逸飞的弟弟陈逸鸣绘制的油画，挂在玲子所住的拥挤的石库门房里，画的是少女时期的玲子，这是一个画家的暗恋。王家卫专门请了陈逸鸣来饰演这个画家。

有趣的是，2017年，以1个多亿拍下陈逸飞一幅画的富豪刘益谦，有一段与阿宝相似的过去。出身于“下只角”的刘益谦原本是跑出租的，1990年，刘益谦用跑出租的积蓄认购了100股原始股，1992年，刘益谦收购了1000张认购证......在资本市场，他留下了诸多传奇，被称为“法人股大王”“定增大王”“资本猎豹”。

市场机会的松动，也松动了一部分女性的选择。上海涌现出来的一大批饭店老板娘，后来被人评价为“第一批经济独立的半边天”。

应健中：

好多人说没有这么高的物价，那是因为他没经历过。当时，吃饭是一个载体，关键是交流信息。我们到黄河路吃饭，吃饭吃到一半，听说哪个总经理在哪个包房，大家就拿着酒杯到那边敬酒。那时候没有公共场合，没咖啡馆，你总不见得到公园露天交流。

上海证券交易所就设在上海外白渡桥旁边的浦江饭店，黄河路离交易所就几公里。90年代，全国各地的金融机构都到外白渡桥附近设立证券营业部，办公楼太少，就把旁边的上海大厦、浦江饭店、海鸥饭店，以交易所为中心一公里范围的宾馆全包了。租5间客房，晚上把床放下来睡觉，白天把床翻起来，电话线接通，开始拉客户。交易大厅从一厅发展到两厅、三厅、四厅、五厅，黄浦江边上的仓库都全部改成交易大厅，几千个人吃饭成问题了。最开始，乍浦路开了好多饭店，后来乍浦路的饭店容纳不了，就转移到黄河路了。

李舒：

前期我们筹备小组对黄河路做过很多采访，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忘年交的朋友说的话，他当年做外贸生意，有很多日本客人，但他说我去黄河路吃饭，完全是因为黄河路便宜。黄河路没出来之前，他请日本客户吃饭会去扬子江饭店、希尔顿，在黄河路宴请两到三顿花销加起来约有一万，但在扬子江，一万一顿都打不住。我听完这些很惊讶，觉得好像我们活在不一样的世界里。

他还说，那时候大家请客时兴开麦卡伦威士忌，全上海只有一到两家有，约三千块一瓶，他有一次在常去的黄河路饭店居然看到了这个酒，很惊讶，才知道是老板从香港走私回来的。他说要开，老板娘劝阻说这个太贵了，她摆在那里充门面的。但他还是开了，因为日本的客人要喝。他老板听说他开了这瓶麦卡伦，特别激动，说多亏你开了这瓶，我也可以喝一口了。

那段时间，突然有很多人开始做外贸，下海做生意，可供选择的店是不多的，尤其是高端餐饮的场所，黄河路就应运而生。除了炒股的，黄河路上的客人里更多的是做外贸的人，当供小于求的时候，价格就涨上去了。

但朋友说他并不喜欢黄河路，觉得拉客手段太激烈。黄河路上的“断水断电”争斗、老板娘之间的“轧苗头”，都有真实原型，两边的领班抢客人，服务员就打群架，到1995年左右，街上出现了很多啤酒小姐，为了抢客人也会打架。

我们采访过国际饭店的大厨，他们说，80年代饭店都是国营的，组织上安排他们去北京传帮带三个月，心里想的都是我要好好把这个知识传授给人家。但市场经济就不一样了，当他们突然遭遇到市场化的诱惑，用高价挖人，人性的种种可能一下子被激发出来了。

为了调研，我们采访了大量的饭店老板娘，我在这些女性身上看到特别活泼的生命力。有的饭店是夫妻店，但男的一般更多管后厨，女的管台前的事。其实从民国时代开始，上海滩里的饭店就都是老板娘了。一个是老板娘的办法非常多，第二是她们能放得软身段，做这行很多时候真的要求人。

那个时候，把老板娘都叫做勤行嘛，都是服务业。所以我们有句台词，一个女人要不是没有办法，怎么会想要做老板娘呢？女性在危机的时候，千方百计想要寻出一条活路来。那个时候女性能选择的不多的，但烧饭她总归会的吧，那我摆个小吃摊子可以吧。

我们给马伊俐准备了一些老板娘故事，包括开锦江饭店的董竹君、开梅龙镇酒家的吴湄。很多故事都很惊心动魄。有一个老板娘老被黑社会骚扰，她想了一个办法，因为她的店是开在夜总会附近，夜总会的女孩有男朋友，她就送那些女孩消费卡，男朋友们晚上等女孩下班，可以来这个店一边免费吃东西一边等。就相当于是，她用饭钱让这些精壮小伙子保护了这个饭店。我听了以后觉得，这种点子只有女人才想得出来。

别看彼时辉煌，黄河路的最终结局大多黯淡，积累了第一桶金的厨师因为烂赌而黯然回乡，攒下无数小费的啤酒妹以为可以在客人里找到如意郎君，谁知却是“放白鸽”的小白脸。市场竞争激烈，几年后，黄河路就非常萧条了。

这个市场并不是平地而起的，它有传承

爷叔这个人物设定，是金宇澄小说没有的，剧情交代，他是解放前从事股市交易，“16岁进入上海交易所，18岁拥有了自己的经纪牌照”。按时间推算，上海当时正处于“孤岛时期”。根据网友“寂静的春天”从上海地方志考证，当时，上只角的银行和交易所照常营业，甚至一度异常繁荣，随着战争的扩大，沦陷区的资本和南洋、香港的资本也进入了这个安全地带，1940年，从世界各地流入上海的热钱甚至增加到50多亿元。

爷叔的台词部分借鉴了企业家冯仑所著的《野蛮生长》中的内容。最近，冯仑在一个公开活动上聊到爷叔这个角色，回顾他1989年开始做生意时遇到的“爷叔”，那时他30岁，想要创业，找到一个老大哥帮忙，老大哥只提了一个很简单的要求，“我给你写这四个字，你相信，答应我，我就帮你。”这四个字是“守正出奇”，即恪守正义，出奇制胜。那时候他并不理解，后来，遇到任何麻烦，冯仑都给他打电话，老先生只一直重复这四个字。老先生做他的监事长，做了17年，这17年他一直坐在轮椅上。

应健中：

爷叔的原型，来自我在90年代写下的一篇文章，《七重天宾馆喝早茶的证券老人》。

1989年，上海市政府决定建立证券交易所，由人民银行负责筹建，但交易所是什么样子，当时主事的人都没见过。股票到底怎么买卖，怎么清算，怎么交割，怎么报价，那时候我碰到总经理，他说我根本就搞不清楚。于是，他通过人民银行，全上海找1949年以前在旧社会干过证券行当的老先生开座谈会，找来了二十来个人。

这些老先生真的经历坎坷，年龄最大90多岁，最小的是65岁，其中资格最老的曾是蒋介石做股票经纪人时的同事，有的在1949年以前因为“打老虎”运动坐过监狱，有的人1949年以后因为“投机倒把罪”坐牢。

交易所成立了以后，老先生们的合作也结束了，他们自发地在南京路的七重天宾馆聚会，每周六早上八点钟，一个大桌，老先生轮流买单。这个沙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爷叔。这样一来，每个星期吸引好多人来喝早茶，可以说上海股市的名人都参与过沙龙。有外地的金融机构来开证券营业部，想要了解市场也会来。我已经在报刊上写专栏了，每次我也去讲半个小时。

然而，沙龙办了没几年办不下去了，这次去这个位置空了，再去那个位置空了， 我打听，这个走了，那个进病房了。我的感受就是那首交响曲《告别》。

有人来了几次沙龙觉得不新鲜，因为老先生们的经验跟现在的市场并不连贯了。有些90岁的人拄着拐杖颤颤微微已经说不出什么话了，老先生对市场的炒作也觉得有点心脏受不了，1992年放开股价，没有涨跌停板，他们就说，我们老了，对这种走势我们也看不懂了，机会都是你们年轻人的（笑）。

下面的茶客，当时是年轻人，现在我们也成为爷叔辈分的了。游本昌老师所饰演的爷叔反映的是，这个市场并不是平地而起的，它有传承。

归纳起来，我的理解是，所有的创新实际上都是对现有规则的合理冲撞，现在这种激情蛮难找的。我曾经跟王家卫导演说，我们这个片子贡献给谁？贡献给在市场经济大潮发展过程当中，股市当中，所有的赢家和输家。电视剧也刻画了不少失败者，这就是市场经济。

我也找到自己人生的影子，我们这一代人实际上就两个字，激情。我看开头胡歌骑着自行车猛踩，好像要追上什么的样子，我觉得这就是我，我曾经就是这样。

好多年没有看到上海人这么兴奋了，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朵“繁花”。好多人看了说这个片子吵，我说吵就对了，我们沉闷太久了。

至于大家有没有理解这些股市的故事，说老实话，也不要太看懂，我的书早绝版了，这是一段尘封的故事，能把它展现出来就很好了。我退休了，如今也淡出了股市，我以前有过律师执照，退休的时候我就向司法局把律师执照销掉了。剧组问我，给年轻人有点什么忠告？我说忠告没有的，故事讲出来就好了，年轻人不要躺下，躺下的应该是我，机会和激情应该让给年轻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ID：GQREPORT），采访、撰文：刘楚楚，编辑：李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