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读《寻路中国: 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虎嗅网

何伟并不是用外国人的眼睛来看中国人，他是以人的眼睛来看人，也看自己。何伟的笔下是真中国，是连一些生活在中国的青年人都不知道或拒绝认识的中国。

本书探讨经济，追踪发展的源头，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通过叙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来展现中国变革的实质。

前言

我叫彼得·海斯勒，是《纽约客》驻北京记者。这本书讲述了我驾车漫游中国大陆的经历。

2001年夏天，我考取了中国驾照，在此后的七年中，我驾车漫游于中国的乡村与城市。这七年也正是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期，单在北京一地，每天申领驾照的新人就有一千多，其中有好几年，乘用车销售额的年增长率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仅仅两年多的时间，中国政府在乡村所铺设的公路里程数，就超过了此前半个世纪的总量。

《寻路中国》一书有几条不同的线索。它首先叙述了我由东海之滨沿着长城一路向西，横跨中国北方的万里行程；另一条线索集中讲述了一个因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而发生巨变的乡村，在这里，我特写了一个农民家庭由农而商的变化经历；最后，则是中国东南部一个工业小镇的城市生活场景。书中所描述的这种由农而工而商、乡村变身城市的发展，正是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

《寻路中国》是我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之尾曲。它探讨经济，追踪发展的源头，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如前两本书那样，它研究中国的核心议题，但并不通过解读著名的政治或文化人物来实现这个目的，也不做宏观的大而无当的分析。它相信通过叙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来展现中国变革的实质。我经常在一地连续呆上数月、甚至数年，跟踪变化。我不会仅仅听主人公自己讲述，我会睁大眼睛，看着他们的故事在我面前一点点展开。

这三本书横跨了我的中国十年，从1996至2007。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处于世纪之交的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之一。正是在这十年中，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开始增大。更重要的是，这是邓小平去世后的第一个十年。在这十年中，中国历史的面貌开始变化，大规模的政治事件与强力领袖开始从中退却。相反，中国巨变的推动者变成了普通人——走向城市的农民、边学边干的企业家，他们的能量与决心是过去这十年中的决定因素。从《江城》到《甲骨文》再到《寻路中国》，我所讲述的都是他们的故事。　

读点：这是一篇神奇的土地

文/维舟（民间学者）
　

如果说一两百年前中国在西方人眼里的典型形象是“停滞的帝国”，那么现在大概就趋于另一极端：一个不停快速变化的国度。悖论的是，可能由于生活在其中，或过于热爱速度，中国人自己对这个魔幻现实主义的中国，有时看得还不如外国人清楚。
　　

和他的前两本著作《江城》、《甲骨文》一样，彼得•海斯勒在《寻路中国》中贯彻了他一贯的观察中国的态度：接触最普通的中国人，从他们的变化和视角来体会和理解中国社会的变迁。大概也因此，这个精通汉语的美国记者的中文名字取得极其普通：何伟。他似乎有一种本能的平民取向，在他的中国故事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名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对的，因为只有普通人的变化最能说明中国是否真的改变了，又是什么样的改变。
　　

虽然他自嘲是“蹩脚的期刊记者”，但看来却是一个天生的社会人类学家——他的外国人身份和细腻的内心使他能够批判性地进行体验，敏感地觉察到一种异文化的特别之处，其中有许多是中国人自己太习以为常而不以为意的。中国农村地区将谷物晒在公路上（“用别人的轮胎完成脱粒工作是最简便的方法”）、司机们像赌气和比赛一样惊悚地在各种路段（即便是在弯道和隧道里）相互超车的习惯、“国际宾馆”在多数城镇都有……这些中国人早已习惯的现象，在他笔下都显示出一种异常、神奇和魔幻的色彩，有时让人啼笑皆非，但不能不承认，这确实是那个在不断动荡变化的中国真实的现实场景。在这里，现实就很魔幻。
　　

这倒并不是基于肤浅恶俗的好奇心，也不是为了对浮躁和怪异的现象进行讥讽，他只是说明了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中独有的特点：不同时代的观念并存在同一个人身上（一个经商成功的京郊农民，对孩子健康问题的反应，竟是把名字改掉）；相互矛盾的现象彼此相邻；在看似没有任何变化的表面下事物却已发生了根本改变；很多事物似是而非，人们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却仿佛这根本天经地义。他不是为了谴责和嘲笑，他只是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这个动荡和浮躁的变迁过程中，人们常常必须同时过两种以上不同的生活，正如他所言：“有时候，他们似乎是本能地抓住了两个世界里最糟糕的东西：最糟糕的现代生活，最糟糕的传统观念。”于是整个社会展现出一种既快速前进，又原地踏步甚至倒退的情景。
　　

原因之一当然是变化太快，新事物在猛烈地推动和催迫着人们，因而出现了大量名实不符的脱节现象。在《江城》中他就意识到“所有一切都并非它看似的那个样子”，以至于他感觉“一切都充满不确定性，总会有踏空的危险”。十年后在《寻路中国》中他对此感受更深：“新发现差不多每天都有。其中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中国人普遍具有这种感觉：一切都在快速地变化着，没有几个人敢自夸自己的知识够用，人们随时都会面临新的情况，需要去琢磨透彻。”而一切都快速变化又形成了新的挑战，“总会有新的形势需要琢磨，人们来不及辨明方向。而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就因为他们先做后想。……长远计划没有任何意义：人们的目标就是有钱今天赚，有利今天获。不然，你就只有被下一次变革的浪潮淹没掉。”人们活得很有激情也很辛苦：“你会有种感觉，一群人正跟在后面，紧追不舍。”
　　

这确实是惊心动魄的一幕。一切都快速改变的结果，就是人们受一种强烈本能的驱使，不管怎样先干起来再说。虽然地图不断更新，但总是赶不上建设工程，“有时候，人们建设事物的速度，似乎比画出事物的速度还要快”——这是一个重要隐喻：制度和规则常常滞后于发展中的新事物，而人们也似乎越来越不在乎各种社会规范。于是，虽然公司聘用时任何地域歧视都是违法的，但现实中却公然存在，且时有发生。“打左灯，向右转”并不鲜见，而很多事都要打擦边球，其 “最基本的真理就是，事后原谅比事前许可要简单得多”。
　　

正因此，记录现代中国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多年来它那令人敬畏的摧枯拉朽速度已使许多事物和记忆化为尘土，一切瞬息万变，呈现出光怪陆离的景象。很难简单地说这是好是坏——或许是既好又坏。一方面它催迫着人们在急速调整中过一种动荡的生活，并造成了一种蔑视规范的无法无天；但另一方面，它却又显示出无穷的灵活性和惊人的活力。这两面同样令人感到可怕，但却是不同的“可怕”。
　　

伴随着这种急于求成心态（说好听点是“分秒必争”的高效率）和惊人活力的，是一种直截了当的做事方式，它和还未文明化的前现代朴实心理结合在一起，时常体现为一种粗俗的坦率。在中国不同城市，他都很不习惯地体验到行人之间的身体接触：不断被人撞着、推着、挤着，人们甚至毫无歉意；但有时，他作为陌生人又受到毫不迟疑的欢迎。农村的风水先生会在别人的葬礼上乐呵呵地发给你一张带有27种工种的名片、招工时人们也毫无礼貌禁忌，常常极尽直白地随意根据兴致和偏见行事、而打工者也毫不避讳地谈论自己最讨厌的东西。在读这本书时，你能隐隐感觉到，作者实际上喜欢这种粗俗的坦率。
　　

他也喜欢中国人面对压力的那种态度：即便在压力极为沉重的环境下，他们也不会失去常态。一如既往地，他表露出对那种生活的理解和同情，在京郊的三岔村生活的两年里，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房东家里的一员。在浙江丽水，在和路边杂技团聊过之后，“我已经慢慢地喜欢上了这个杂技团，怎么也无法再看一次他们的表演”，因为他体味到那粗劣的表演之后令人心酸的生活现实。
　　

在这些地方，他已经不是一个神情冷淡、保持客观的外部观察者（“除了忠实记录外，那些与我无关”），而是一个对这一些有着自身关切的关联者（“那些与我有关”）。他关切那些正在消亡的村庄，想建立和农村的某种联系，也想思考中国的未来。正是这一点，使《寻路中国》不同于同样描述中国变化的鲍大可著《中国西部四十年》，反倒更像是对自己故乡变迁的关注。
　　

同样是驾车穿越全国的记录，本书和比尔•布莱森《失落的大陆：美国小镇之旅》相比，反差也很明显：《寻路中国》尽管也不时显露出不动声色的幽默感，但却并非轻松俏皮的公路旅行散文，相反，其中关于三岔村选举的一段倒比社会学论文更具洞察力。与他本人早先所著的《江城》相比，《寻路中国》则显示出对中国更深刻的理解和更熟练的写作技巧，那时在他看来中国的现实生活还是“一堆无法沟通与理解的纷纭乱象”，而现在他已经是一个举重若轻的新中国通。

柴静：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心灵没有归属

我刚做记者的时候，东方时空的制片人时间说过一句话，去现场采访的时候“要象外国人一样去看”。

他的意思是不要熟视无暏。

我以为自己听进去了，看一个美国人写的中国，才知道我对现实已经失去多少感觉。

他写 “任静要出去打工，妈妈有点惊慌失措地追着女儿到了工厂门口，求她留下来，说她太小了，姑娘什么也不说，也不看她母亲，那女人求着情，突然大哭起来，女孩儿依旧不为所动。最后，母亲让步了，大声叫着“去吧，你愿意去就去吧”

她转过身，慢慢穿过马路，大声哭喊着。

她一走开，女孩儿也不自禁大哭起来------把头埋在双膝间，抽泣起来。接下来一个小时，母亲和女儿站在街道的各一边，哭泣着，她们都很生气，不跟对方说话，不看对方一眼，可母亲还是不愿意离开。

姐姐来了，隔着路给妹妹传口信“她叫你当心”

十六岁的女孩回了一句“告诉她，我不会有事的”

五分钟后，姐姐说“她哭了，她是真想让你留下来”

女孩口气很硬“今天晚上一到那边，我就给她电话”。

工人们装好了车。她终于爬了上去。最后，母亲眼看着所有的哀求都无济于事，就送过来两百块钱。站在那儿看着车消失，泪水从脸上落下来。

另一对姐妹也在这个车上，来送的是父亲，没有拥抱，没有伤感，他关心的是更重要的问题“衣服要暖和，天气凉了，不注意要生病，生病了又得花钱买药，要穿暖和，好吧？”说完这些，转身大步走了。”

中国古老的乡村就在这个细节里挣扎着，又绝不回头地消失了。

何伟在90年代来到中国人，生活在小城市，一个美国想在中国默默观看什么事而不成为被注意的焦点，会有多难。但看看他写的清明这天的中国：

“早上杏花落了一地，象春天的暴雪……几个男人在土坟前转‘这儿埋的是我爷爷’

‘才不是呢’

‘我觉得是’

‘瞎说，那是你爸的大哥’

何伟写“他们很少提到人的名字，只提跟某人的关系，也没有相关的细节，没有具体的记忆。”

其中一个坟墓是新的，是一个前两年刚搬到城里的老头儿，坟上新鲜的泥土堆得很高，何伟拿起一把铲子，给土堆上填了一点土。“有人拿起一沓冥币，点了起来。另一个人拿了一支香烟，插在坟头上，香烟笔直地竖立着，几个人退后一步，看着这土坟，议论两句

“他实际根本没抽过红梅”

“对，贵得很，他原来都抽黑菊花”

“现在买不着了，80年代的时候流行”

这是人们提到的唯一与死者有关的细节。站了一会儿，魏说“好，走吧”

其中一个转头看了看“烟没事吧”

“没事儿”

他们几个人“顺着那条之字小路，下到了沟谷里，地上是杏花花瓣，高音喇叭里正在播送一年一度禁止上坟烧纸的通知。一行人回到地里干起活儿来”。

这个拎着铁锹的美国人，看到了我熟视无暏的中国。

何伟在美国的时候叫彼得海斯勒，他在小学校里讲中国，让小孩子提问，孩子问“中国父母杀掉女婴吗？”“中国人吃狗吗？”，他感觉很糟糕，“怎么两个问题都是这样子的？”

他在中国面临同样的问题，在四川涪陵教书的时候，课本上对于美国宗教的介绍是有什么样的邪教，对于学校的介绍是发生了什么样的凶杀案。他对学生解释“这些事是真的发生的事，但它不能代表真正的美国社会”

他希望人们描述一个国家要讲清楚那些背景，用时间去长期采访“而不是简单告诉他们什么是最不好和最好的事情”。

1996年，从牛津大学毕业，何伟坐火车到处旅行，经过北京，原来打算呆一周，决定留下来因为这里的人“比较活泼”。

27岁他作为志愿者来到四川的小城市，“生活在这样一个小地方你几乎看不到什么外国人，我喜欢这种挑战。我也喜欢长江和那里的风光。涪陵比四川中部更加多山，我喜欢在那里跑步或者远足。”

他没学过中文，不是任何媒体的记者“因为以前没有研究过中国，我对这里的人和物反而没有什么强烈的态度或意见。有时候你缺乏相关知识不是坏事，中国变化太快了，如果我1980年代真学了什么有关中国的东西，到1996年它也早已过时——中国已经变成另一个国家了。”

2001年他申请了驾照在中国漫游，租了一辆北京产的切诺基沿长城行驶，外国人租车是不能离开北京的，不过他已经学会了小小的违规，如果车撞坏了，租车的人会拿出一张“美中拖拉机协会”的空白介绍信算作他的单位。他写下人们对他的各种反应“不管限制是什么，它都是现实的反映。”

他不能在车上带GPS，害怕在西部被当成干测绘勾当的外国人，他在小旅馆住宿有时会被上报给警察局，“罚一点钱”，所以晚上他住在主路分岔出去的土路上，午夜帐篷突然被照得通明，他猛地坐起，以为是驶近的车灯，拉开门帘，才意识到是圆月升上地平线，他在那个月光里“静静地坐着，等待我的恐惧平复下来”。

他沿着长城漫游，后来在怀柔一个偏远的小村子里生活下来，租住在魏家，墙上是《还珠格格》的海报，和一对双胞胎小男孩的大幅画像，“生双胞胎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唯一可以合法拥有两个孩子的方式，其实就连这张像上的双胞胎也不是真正的，只是一张复印了一份，反着放在一起。”茅房里两块石板中间留着小缝算是蹲坑，晚上睡觉他听到老鼠在墙上跑动“每当月圆的时候，这些家伙尤其活跃，在那样的夜晚，我能够听见它们把核桃滚到屋顶的秘密仓库里藏起来”

自从他租住在三岔村后，村子里叫“搅屎棍”的人向警察告发他。他知道“警察只是不想有麻烦”，他找出法律条文，主动去拜访了警察，中秋送了月饼，春节送了水果，终于有一天警察对搅屎棍说“别作无用功了”。

他的房主姓魏，卖核桃为生的农民，这个荒僻的小村子2003年开始多了游客的生意，老魏从务农转成经商后，收入超过了三万元，比前一年多了百分五十，但这个家庭的人都开始焦虑不安。

男人原来只是偶尔抽只红梅烟，但现在一支接一支，晚上喝酒，问他哪里不对劲。他说“随时随地感到很紧张”

他不断地担心钱的问题，从亲戚那儿借的钱，他准备向银行贷款。在买一样大东西前，大多数中国人要存很多年的钱，或者有“关系”去借钱。他买了一双三十多块钱的“意大利”牌皮鞋，鞋盒子摆在很显眼的位置上。他还有一件人造皮的夹克，每次离开村里去县城的时候就穿上。来旅游的人有时候留下来的高级烟很管用，能帮他拉到生意。

男人入了党之后应酬变得多起来了，晚饭后，女人打电话给男人，接电话是别的人，她听了一会儿，突然变得不耐烦起来“他喝醉了，是不是？那他晚上还回不回来？叫他给我电话”

她坐在饭桌旁沉思了一个小时，孩子好象没看见。

后来电话响了，她挪到另一个屋子里接，“你晚上必须回来”她声音很严厉“听见没有？今天晚上一定要回来”

何伟出门的时候，发现父亲已经回来了，喝醉了，倒在墙边上。

女人也想跟男人一样试试自我发展，她把自己做的玉米粉条送到城里卖，她挨家挨户推销，但她不会抽烟，也不会喝酒，没有“关系”，只好退回到这个孤独的村庄里。

后来她的口头禅成了“我管不了”，她对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不看不听，用这种淡漠的态度来作消极的反抗。但人的心里是受不了什么都没有的，所以她信了佛教，因为她听城里来旅游的人总谈起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对一个人该怎么生活，他们有主张”。她在靠墙的地方放了两张桌子，上面铺了黄色绸布，摆了两尊佛像，还有三个桔子，五个苹果，三杯白酒。她觉得自己平静一点了。

隔着几米远，就是她丈夫泡着刚杀的野猪幼仔的白酒坛。

男人看不上他老婆的求神拜佛，他是村里唯一看过三十几本法律书的人。他一心想竞选村党支部书记，暗地张罗，双方都不动声色，书记是个女同志，请他吃饭，不明说，但意思谁都明白了“你要是不争，等我卸任了就是你的”。但他不打算退，觉得书记在征地上的事让村民不满，他的胜算还挺大，竞选前镇里的领导来开了一个会，什么都没说，只是表扬了一下在任书记，然后让党员表态，轮到他，他心里已经挺清楚了，说了句“干得不错”，就坐下了。

他从政的经历就此失败，在此前一个算命先生对他说过“你绝对不要介入政治”

他从来没瞧上过他老婆的求神拜佛，这事之后，他找了开天眼的人，把天井重新翻修了一下，这是他学到的又一样东西“他再也不会把算命先生的警告当作耳旁风了”。

何伟写下这些，他说“西方的报纸上总是着眼于中国的巨大变化和政治的东西，但是根据我的所见所闻，这个国家最大的焦虑却是极度个体化，极度内在化的，很多人都在探究，他们把过去的经验用来应用到现代的挑战上，遇到了麻烦，父母和孩子处在不同的世界里，婚姻更加复杂----我很少遇到在一起真正感到快乐的夫妻。要人们在如此变化的世界站稳根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写这个村子不是他的本意，只是生活从人身上流过，一开始只是细流，后来漫溢成河，回转盘旋，他不由得要对它观察。

老魏的孩子是一个精瘦的农村男孩，精力无穷，喜欢跟他打闹，叫他“魔鬼叔叔”。孩子上学之后，学校里没有零食，也吃不太饱，但一回到家，都是城市旅游的人带来的方便面和薯片，每天写完作业吃着垃圾食品看电视，但母亲并不觉得怎样，对农村的人来说，“孩子能吃永远是好事，电视不看就浪费了”

孩子肚子已经有点滚圆，腿上长出赘肉，稍跑几步就气喘吁吁，何伟希望他能多吃点水果，但妈妈说冬天不要吃水果“不顺气”。她打量着儿子，挺满意“他现在有点象城里孩子了”。

何伟写“他们同时过着现代生活，和传统生活，但他们同时抓住了这两种生活里最糟糕的部分。我并不反对进步，我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急切地摆脱贫困，也对这种适应变化的努力保持崇敬。但这个过程如果太快，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本书的主题鲜明如刀，就是中国农村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变，但何伟并不是从写“史诗”的雄心出发的，这只是生活的潮水落下去之后，自己裸露出来的主题。

他的书被称作“非虚构”写作的典范，但他不太喜欢被归类，““非虚构”我也觉得是个很奇怪的词，它不是说这东西“是什么”，而是说它“不是什么”。我觉得分类并不重要，哪怕我的书被分为旅游书它也是有特点的”

他默默无闻写了很久之后才成为《纽约客》的作者，但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记者，他没有学过新闻学，也没有捆在身上的荆棘“我写作的领域由我个人的兴趣，而不是出版商或者编辑决定，我愿意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有真正的决定权，这对我非常重要。”这种独立性让他更象一个作家而不是记者。编辑有时会要求他去采访某一个热点事件，他说了句让中国新闻人会莞尔一笑的话“我能顶住”。

他也不回避自己在生活里的参与。在三岔，小孩子得了血液病要输血。何伟认为血源不安全，但他最后也没争过那里的医生。争执之后，他写“我坐了辆出租车回到家，洗了个澡，一个人吃了晚饭。夜里，我感到一阵麻木。一刹那间，我在空荡荡的公寓里坐了起来，感到十分的无助，竟至无法呼吸。”

用连清川的话说“如果你要了解当下中国的真实生态，你就必须有这种窒息的体验。”

他在书里也诚实地写下不愉快的事情，一个擦皮鞋的男人欺负他是外国人，他们大吵，几乎动起手来。

给他校对的美国朋友说“我不喜欢你这个样子”

当地一个女孩却写信给他说，这个细节让她接受和同情他“因为我理解一个人被自己曾经厌烦的东西捕获时的悲哀”。

何伟并不是用外国人的眼睛来看中国人，他是以人的眼睛来看人，也看自己。

看了何伟这本书，很多美国人对他说：“我一直觉得中国到处都是公安。但是看完这本书却发现，并不是这样的。”

这本书的封面上是西部荒凉的公路，路边放着一个塑料片做的警察，这是在中国常见的场景，何伟说他选这张照片的意味是说“在中国很多地方其实是没有权力机构管的，是市场和普通人自己在管”

得普利策奖的华人摄影师刘香成说过他拍中国的方式“我并不刻意去拍政治，我只是拍了普通人的生活，只不过普通人的生活里反映出了政治”。

何伟经常被问，“中国的政治下一步会怎么改变”他说这种问题特别难回答，“实际上对于我来说不是太重要，我在中国的工作不是改变中国，或者改变中国人的想法。我关心的只是今天他们怎么想”只不过，他说，在不到十年的时候里“所有人都改变了对自己的看法，也都改变了自己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每个人都在剧烈地变化，反复摇摆，有时自行其是，有时候被裹胁而去。

他很少对这些人评判，只是了解，但有一个细节除外。

六岁的魏嘉经常感冒，他父亲的反应是把名字改掉。嘉这个字有十四划，不吉利。计算机分析说五行中缺水-----何伟说，“我在中国认识的人基本上都缺水”。计算机给的方案是“淞”。

改完名字之后，孩子总是一言不发，大人问好几遍，他回答“不好”。有什么不好，他不给理由，也没提出另做选择。跟往常不一样的地方是，他没生气也没冲着他妈吼叫，他的反应只是一句“不好”，这两个字还是自言自语说出来的，时间慢慢过去，这种克制态度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结合体，当中有无能为力，也透露些许力量。他爸爸无法明白哪儿“不好”，很快就懊恼不已。

对这孩子来说，电脑已经给他承诺了鸿运当头，大富大贵等等，但到头来，这一切统统“不好”，反正就是拒绝使用。

几个星期后，他的父亲放弃了，再没提起这个名字。

写完这个故事后，何伟不常见地写了一句有点抒发感情的话“从此以后，他永远叫魏嘉”。

对这个并不与什么对抗，只是要成为自己的孩子，何伟好象有某种敬重和感情。

前阵子，我爸打电话给我，说家族决定把老房子拆了卖掉。这是一个三百多年的清代宅院，我在那儿出生，长到八岁，一个人关于熟悉和稳定的感觉都从那儿来。我爸问我“你看你什么意见？”

这个房子的产权属于十几户家庭，我也没有那个财力去买那个房子，我只能说“由它去吧”

放下电话，我想，由它去吧，对所有我干预不了的事情，我只能狠狠心，由它去吧。就当是看历史，旁观好了。我早就变化成另一个人了，我不需要这些。别动感情，就这么着吧。

我认为我已经忘了这件事，看何伟的书，我才重新感觉到内心的掀腾。

在他书里，写到这个家庭里，魏嘉的大伯是一个智障聋哑人，村里人叫他傻子，没有人理他，只有不满6岁的孩子跟他玩，玩的时候他很欢乐。何伟每次试图跟他说话，都被村民拦住“他听不懂”。

有一天，魏嘉的爸爸让何伟开车送一家人去镇政府，到了门口，开开门，他把傻子拉下了车“政府应该每个月给我们钱养他的，他们不给，我只能把他留在这儿，直到他们愿意出钱为止” 。傻子没有任何表情。

魏带着他哥哥穿过院子，走过一个金光闪闪的大钢球雕塑，进了大门。

下午稍晚的时候，领导们用车把人送回了大山里，在离村子里还有几公里远的地方停下了，傻子从来没有一个人离家那么远过，但他靠本能找到了回家的路。

何伟再回到三岔村的时候，傻子远远地看见他，咧着嘴大笑，指着轿车，比手势，是在讲述坐过他车下山的事。

“我懂”何伟说“我记得”，他想道个歉，说自己当时明白这事儿的时候，已经太晚了，还是把傻子丢在政府了。但是怎么也找不到一个办法表达歉意，傻子还在那儿激动地大大比划着手势。

后来补助就有了，再后来还给残疾人发了彩电，魏嘉的爸爸把彩电送给了一个“关系”-------“反正傻子也看不懂”。傻子晚上一个人坐在黑屋子里。

等孩子6岁之后，长出了父亲一样的桶状胸脯，也学会了像其他人一样对傻子不理不睬。

何伟写出了我熟视无暏的中国，和那种亲切的酸楚。那个酸楚就是剧变的实质-------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心灵没有归属，不管你知不知觉，承不承认。

继续生活——《寻路中国》读后感

文/灰土豆（豆瓣网友）

《寻路中国》的书名与副标题（“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十分迷惑人，我将之当作旅游散文买下来，沏好咖啡，将阳光迎进屋内，打算惬意地欣赏一番，然而只翻两页，看到作者何伟把机动车驾驶员理论考试题抄出来的时候，我兴奋而尴尬地笑了，我自己考驾照时也背过、考过。大部分题目匪夷所思地体现出形式主义的精髓。譬如书中提到的一题：如果别的驾驶员停车向你问路，你应该： A）不告诉对方。B）耐心细致地予以回答。C）给他指一条错误的道路。

继续读下去，当何伟将中国驾驶员的各种鸣笛方式归纳为“负责传导驾驶员的本能反应”的神经学语义系统时，我哈哈大笑。

这一段是如此写：一下短促的“毕”声，用以引起注意。连续两声“毕-毕”表示愤怒。如果是一阵特别悠长的“毕————”声，那代表着驾驶员遇到交通拥堵了，他已经没有边缝可钻，正巴不得路上所有的人和车统统消失。如果有“毕————————”声回应，说明他们动弹不得。另有一种略带口吃的“—毕—……—毕—”声，代表着驾驶员除了痛苦就再无别的感觉。还有一种事后才摁一下的“——毕”声，这一般是新手们的做法，他们通常反应迟缓，还没来得及摁喇叭，刚出现的状况就已经自行化解。

我即刻知道，这本书的内容将是比旅游散文深刻数倍的事，而这种深刻，也将从这些无意义、甚至好笑的碎片中整合出来。《寻路中国》最终能够勾勒出中国这十年发展的一条脉络，功劳几乎全要归功于类似的琐碎细节。譬如这套“喇叭语义系统”，好像是作者随意的观察与幽默的表达，但它与书中的内容暗地里有广泛地联系——中国汽车爆炸性的增长过程与城市道路建设的无能为力导致了拥堵时的喇叭声，在这场增长跃进中，有国民收入增加后的自觉意识，也有政府刻意的刺激。国外汽车公司从八十年代的无所适从，到新千年慨叹“钱太好挣了”；国内类似奇瑞的公司，从购买国外过时发动机生产线起家，依靠“抄写”设计制造廉价国产汽车并以此获得巨额财富。

在书中第二部“村庄”中，何伟以他观察到的各种生活细节描述了一个京郊农民魏子淇的生活轨迹。魏子淇一家从贫困到小康，原因之一便是汽车年代的到来，城里人将驾车郊游作为时兴的生活方式去追随，魏子淇改造了自家的屋子，使之成为一处“农家乐”，提供农家菜和住宿，他在几年内便获得了比以前种地多几倍的收入，而他在有钱之后，终于也要买一辆车以作为自己的地位标识。

与汽车问题紧密相关的是道路问题。作者何伟写本书第一部分“城墙”时，租了一辆本应是越野之用然而却设计成“city special”的切诺基7250，顺着长城遗迹，经国道、省道、乡间小道这些非高速路从北京一路向西驶去。第二部“村庄”，何伟则见证了乡村道路从无到有的过程，这些路几乎全为了将城里人引入乡村，并带来经济繁荣。第三部“工厂”里，何伟开始描述高速公路全面铺开的年代，他顺着浙江的高速公路一路开过去，路旁布满了各类工厂，而他采访的其中一间胸罩调节环厂，正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标本，他笔下那些鲜活的老板、中层技术工人、刚刚出来找工作的未成年女工，撑起了这些经济体。

看《寻路中国》时，我沉迷于作者笔下那些中国人、那些最底层人民这十年迅速流变的生活状态，并未注意到“道路”在书中的脉络。掩上书，作者驾车行驶的那些道路开始在脑海中清晰起来。这些仿佛巨型魔术一样铺设出来的城市道路、乡间公路、高速路，将亿万中国人带到不同的地方，将农民的土地与老式生活状态彻底瓦解。这些道路建设的伟岸成绩，由专政者在发展压制一切的观念下，花费巨额资金刺激出来，击垮了中国本来存在的一切其他观念。而中国就是这样继续向前，继续“在路上”。如此一看，书名“Country Driving”真不能再贴切了。

极可贵的，本书作者没有武断地将中国整体的险恶发展状态怪罪到任何人头上，他也没有怪罪中国政府。他在具体的生活中发现，如今的可怕状态很难说有一个具体实在的魔怪在作祟，或者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魔怪的组成部分。

“村庄”的故事中，魏子淇起初说自己对政治不感兴趣，他在一开始也的确如任何一个勤恳的农民，勉力经营自己的生活，后来他主动入了党，参与村级政府的议事，因为他知道这个身份会为他的农家乐经营带来实际的好处，他有村委会的支持，于是从银行贷到款扩大经营。“工厂”的故事里，那些温州老板们与官员们在拉关系上的互动，全部主动得没有一丝抱怨，而中华香烟和茅台酒这些礼品的流转，代替现金成为关系结构中的硬通货币。“工厂”这一部分中，何伟还提到了一个希望找到外国媒体曝光不公的生意人，他与一些镇民一样，因为水利工程的修建而被迫搬迁，却没有得到公平的补偿，他相信那个大坝的融资有严重的问题，并与政府做着斗争，但同时他作为一个地板砖销售商，又在搬迁新镇的工地里做生意并获得利益。

何伟没有批判他，因为他相信这至少是国人弄清真相与基本问题的起点，而解决问题的动力正是经济。他清晰地指出：“中国需要发展到某个点上，让中产阶级和上层人士都感觉到，这样的体系对他们获得成功已经形成了障碍。不过，这种情形还没有发生，即使在高速公路出口的小城镇里也没有发生，因为他们仅凭着卖几块地板砖也能赚到大钱。”

也就是说，人们既觉得不满而抗议，但他们又能想尽办法绕过障碍获得丰厚的利益，所以没有人真的想为真正的改革做些什么，而是在现有的恶魔般的体系内继续钻营着。这种矛盾的漩涡处处可见，譬如造成“喇叭语义系统”的原因——城里人他们一方面振振有词地辩论应该如何行车更文明，另一方面上了路就和别人一样刁钻地冲撞，理由当然充分得很：不野蛮一点，在城里是开不走车的，而野蛮地将车开起来，也是一种胜利。

或者人们一方面痛骂政府，另一方面自发地组成了国考的大军。又或者一方面做一个口头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以这种名声博取良好的生活条件。这些情形，为数众多，千篇一律，司空见惯。这种矛盾漩涡令我们失去了洁身自好的可能，毕竟，连出家的地方也都一片乌烟瘴气，和尚一边念经，一边收着香火钱来办公司。

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何伟带来的新闻写作方法。他像魔术师一样把自己观察到的种种细节粘合在一起，组合成一幅令人担忧、却并非漆黑一片的中国图景，最重要的是，我看得到有生命力的人。我一度想，是否因为他是个外国人，未曾卷入国人的真生活，才得以如此客观地描述我们的当下。但似乎又并非如此，像《南方周末》、《新世纪周刊》、《凤凰周刊》等等做深度报道的报刊，也都尽量以详尽的调查，将许多问题揭露与展示出来。但他们的文章缺乏令人感动的魔力，不是将细节堆叠得毫无生命力，就是观点并非从细节中来、而将细节强行纳入预设的观点中。我看完他们的报道，总是看得到问题，看不到人。现在国中即便是最好的新闻报道，也还缺乏对具体的人的关怀，太注重对不公事件与观点的关怀。

正是何伟描述的这些生动的人，让我觉得我可以更加不相信《新闻联播》，但我也确认了另一样早就在警惕的问题，即我也不能全然相信门户网站的新闻全面负面化。这种负面新闻的排列在当下有令执政者警醒的意义，这些网络编辑们努力地让我们看到官媒之外的真相，这是极可贵的。在官媒把持主要传播渠道的时候，这些门户网站的斗争是抵抗1984状态最有力的武器。

而我们自身要做的是，避免每天早晨起床看到这些新闻就觉得自己深陷于一个恶毒的世界。这会让我们忘记了真正经历的生活，忘记去体察事情运行的真正缘由。其中最可怕的，就是忘记我们自己乃是造成这个恶毒世界的一份子。

我们有必要在《寻路中国》的细致观察中对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家做一次重新的考量。我仿佛第一次得知我并不是在一片漆黑中行走，而是看清了一些无可救药的肌理，又看到一些被治愈的可能性。也许最好的状态就是，叫嚣者继续叫嚣，愤怒者继续愤怒，反抗者继续反抗，探路者继续探路。我们需要喧嚣的声音，而每一个生活者，必须在喧嚣中心的宁静地带继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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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读《寻路中国: 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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