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笔者应邀参加在日本东京举办的一场日中经济交流会。当时，有位日本专家谈到，日本实施《日本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是在1963年，中国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是在2003年，两部涉及中小企业发展法律出台的时间距离，也反映了两个国家经济差距的时间距离。笔者当时并不明白这其中的逻辑是什么，如今却深有感悟。

一、企业，家

最近，一篇关于江西赣州人为什么要到广东潮州打工的文章提到，2022年江西赣州市的GDP是4500亿元左右，而广东潮州的GDP仅有1300亿元左右，赣州GDP是潮州的3倍多，完全超过了汕头经济特区。为什么江西人宁愿去潮汕地区打工呢？

文章分析，赣州城区遍地高架桥，开发了一栋又一栋的楼盘，城市基础设施投入很大，房价也很高，这应该是赣州GDP高的原因。但这些产业都是以国企为主，哪怕赣州GDP再高，也没有给社会提供多少就业岗位。

相反，潮汕地区虽然GDP不高，但中小企业产业集群众多，普通老百姓如果希望有非农收入，还必须离开家乡，到经济看起来不是特别“发达”的广东打工，且粤东还是广东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

笔者跟一位潮汕企业老板聊天，他说江西员工的素养都挺高，有很强的组织纪律性。他们企业给到员工的工资都有五六千元以上，有一定技术或管理能力的人的工资能超过一万元。公司还提供免费住房，一天十块钱就可以吃三餐。很多员工都把家安在潮汕，在当地买房买车，企业老板也会协助员工子女在当地入学。

据笔者走访企业发现，广东很多制造业企业，基本都在公司盖有员工宿舍楼，免费或以低价提供给员工住宿。有些企业的宿舍还配有健身、娱乐设施，有夫妻房，低价或免费的饭堂。有些企业则配有图书馆，还有各种兴趣和爱好的学习小组与社团，甚至有传统文化的学习，有各种乐施好善的义务组织。

笔者问一些企业负责人，是不是企业有外单，需要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需要通过社会责任的审查？他们表示，外企对企业确实有社会责任审核，包括劳动安全、工作强度、薪酬水平、环保排放等。但他们认为，中国人有家族文化传承，一旦企业将员工视为家人，给予家人般的关怀，员工还是有知恩图报、士为知己者用的文化。

他们说，对于优秀的企业而言，社会责任认证仅是基础，真正的员工关怀不是应对验厂审核，而是要满足员工真实的生活需求。

深圳有家企业的负责人讲，员工离乡背井出外打工，就是需要实实在在的收入，如果企业给他们一个月一两万元的工资，员工在外面租房、坐车、吃饭，每月就要万把块钱的支出，实际收入就很少。这位负责人说，企业和员工是命运共同体，员工的能力关系到企业竞争力，所以不仅仅要关心普通员工的生活，还要关注他们的工作，关注他们个人能力的提升，比如制定企业职工的技能培训及考核。

江苏苏州的固锝公司把传统文化应用到企业管理上，着力打造幸福企业，不仅大大提高员工的幸福感，而且创造了企业经营的高业绩。

河南省许昌市的胖东来公司，企业文化主张公平、自由、快乐、博爱。公司除了建立非常好的分享机制，还帮助员工进行职业规划和生活规划。

中国的这些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如此善待企业员工，甚至比国企还讲福利、讲人性、讲公平，它们不是只会偷税漏税、假冒伪劣、行贿受贿、低买高卖、囤积居奇吗？现在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二、农，家

企业作为工业社会、现代社会的细胞，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过去农业社会乡村宗族作为社会最基层组织的功能。

中国已经有连续20年以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出台了关于中央对于中国农业与农村问题发展的相关政策。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便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与农村的政策设定问题是根基之策。

三农专家温铁军认为，中国农村承载了中国人生态、生活、生产“三生合一”的生存方式，由此决定着一种文化传承的方式。传统上，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尽管王朝更迭，但只要中国的农村存在着宗族延续，中国的文化就能得到延续。中国农村就是中国人生产、生活、教育与文化传承的最重要载体。

温铁军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解放以后，都是通过农业与农村，化解了新中国的多次经济危机，包括建国初期的城市供给危机、工业化原始积累问题、城市青年就业问题等等。

但随着改革开放与工业化的开始，工厂开始从农村吸引大量劳动力。而今的农村，又变成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的地方。现在的农村，要人没人，要钱没钱，仅有的资源，被城市与资本侵蚀，留下的是残败、萧条与环境堪忧的村落。

与此同时，温铁军也提出了很多乡村振兴的建议与观点，包括对于农村生态化的发展方向，认为生态化是比工业化更高的生产、生活与文明方式。

今天，反观农业现代化发展良好的国家，无一不是工业化、现代科技发达的国家。工业化是农业现代化重要的基础，这应该也是中国农村与农业发展的新生态。

三、农，技，工

最近，笔者考察了位于广州白云区的某农业园。它们探索开创了一套立体种养、生态循环、低碳环保、优质高效的种养一体化模式：利用山坡地，用钢构搭成四层楼高的农舍，一层养鱼，二层养猪、养鸡，三层种植蔬菜或者名贵中草药，外墙还种着一种名为忧遁草的抗癌草药。

鱼塘的水含有硅藻、螺旋藻养分，通过智能的滴灌设备灌溉植物，植物无需农药化肥就能健康生长。鱼塘中的养分，则是来源于投喂鸡的饲料。在鸡饲料中添加了菌草料，鸡吸收后排出粪便直接掉进鱼塘，进而裂变成很多硅藻、螺旋藻，成为鱼的养分。如此养殖出来的罗非鱼味道非常鲜美。

该农业园创始人陈进辉博士解释，架空鱼塘养鸡的设计可以降低鸡粪清理成本，也消除了传统养鸡的臭味。这一模式不但节省空间，还具有提高鱼氧、改善池内生态系统营养环境、减少鸭寄生虫病等优点。据介绍，康御园区亩产可超百万元产值。

陈进辉博士今年已经67岁，他说自己是农村出身，有机会出来读大学改变命运，后来下海创办企业和工业园区。有了原始积累后，他一直希望能够力所能及地用自己的智慧、知识与实践反哺农业农村。于是乎，他在家闭关一年，构思自己的农业3.0、4.0模式，而今已经迭代到6.0模式。

在陈进辉博士的农业园区里，动植物都可以听音乐，鸡舍、猪舍没有异味，鸡舍的负离子可以达到50000万个，我焉知鸡比人幸福？

陈博士的研究团队，有种子种苗研究的、有水分子研究的、有植物研究的。他认为，中国农业的发展不是单靠国家政策，一定要按照市场规律来发挥作用。农业也要靠资本，资本要讲投入产出。中国农业的发展，最终还是要看产出。农业产出，一定要借助现代的科学技术、工业成果与商业模式。

现代的农业文明也好，生态文明也好，一定要借助人类工业文明的成果。荷兰国土面积狭小，气候偏寒冷，每年农产品的出口达到1000亿美元，仅次于自然资源良好、耕地面积超大的美国。这正是借助了工业技术的成果，智能大棚、芯片发光、育苗育种。荷兰的大棚光照时间，能够达到一年5500个小时。

跟笔者同去陈博士农业园的，还有几位中小制造业的企业家，大家也畅想了将其农业园的模式推广及商业化可能：

• 一是通过结构化、标准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总体设计，进一步降低投入成本。

• 二是通过提升光能效率与增加负离子等等现代技术，促进动植物的健康成长。

• 三是通过现代生物技术总体提升农业园的科技水平，从而打通农业发展的技术、商业模式与客户的所有验证。

四、企业，社会

中国改革开放最伟大的成就，无非是让中国发展工业化，彻底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文明生态，让中国彻底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因为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中小规模的制造企业大量吸收中国农村的劳动力成为中国的产业工人。

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量、政府财政收入结构、中国人的收入结构，也从过去几千年依附农业到依附工业转变，让7亿多人口摆脱了贫困，占全球减贫人口的70%以上。2022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城镇化率）达到65.22%。

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谈及中小企业时，喜欢用“56789”来形容中小企业的作用，即“贡献了50%以上的国家税收，60%以上的国家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占企业数量超90%。”

从这个视角看，中小企业的存在，不是简单的经济发展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问题。从经济规模与税收收入、就业结构与城镇化水平角度，中国的中小企业，就是中国成为工业化国家的重要基础。

笔者认为，工业化国家不仅仅是工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高，还必须涉及就业结构中产业工人的比例，产业工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城市化或城镇化的水平等，工业技术成为社会的生产力支撑，工业文化与价值观念在社会逐步形成。

如今，中国企业的管理形态与四十余年前改革开放初期已完全不同。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三来一补”与农民工组合的业态，到大产业与产业工人的业态，中国企业也从单一的制造业态到企业组织业态，并开始拥有自己的管理文化与经营逻辑。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家族关系，也在中国现代企业中找到一些痕迹。企业是原来外来务工人员、现代产业工人的家。它提供了产业工人参与生产的机会，提供了新的生活业态，提供了人生新的发展方向与目标。每家企业都成为中国社会的细胞，承载了现代中国人生产、生活、生态的新“三生合一”。

德鲁克认为，企业作为经济主体，其存在的目的是创造经济绩效。但这种经济绩效并不是企业的目的，而是企业作为经济主体所履行的经济责任，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逻辑起点。他还讲企业是社会的一部分，是社会的一种器官。企业依托社会而存在，社会为企业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空间。这意味着企业不仅受到社会的影响，同时也对社会产生影响。

德鲁克强调企业管理者必须承担起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并采取符合道德标准的行动。这是因为企业的目的是在企业本身之外，必须维护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基本权益。这既是对社会的一种责任，也是企业作为社会细胞的伦理底线和道德要求。

当中国企业拥有了属于中国文化的社会伦理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最重要的力量，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直至今日，笔者还是要追问：中国究竟是农业国家，还是工业国家？为何中央每年出台的一号文件还是以农业及农村为主？是历史的惯性，是中国人口组成还是以农民为主，还是中国社会组织的基层就在农村？

为什么我们的中央一号文件，不能关注中小企业的发展？笔者曾跟一家海外智库交流，专家讲，美国2023财年国防开支预算8130亿美元，刷新历史最好水平。如果要通过国会预算，就会有议员质疑是不是向军工集团输送利益。为了争取法案通过，约定其中的一半预算向中小企业采购，就容易得到代表中小企业利益的议员支持。

我们很多企业出海到欧美投资，人家不关心GDP，不关心企业税收，就关心两项：一是就业人数，二是工资最低水平，即就业与收入。

既然中国中小企业提供了中国80%城镇人口就业，那么中小企业才是国之大者。日本在疫情三年就补贴中小企业，只要企业不关张，国民就有收入，有收入就有消费，有消费经济才能够持续发展。

疫情三年，全世界央行都在放水，美国、德国、日本通过军工企业发展，增加中小企业订单，美国公民都有补贴，日本中小企业有补贴。中国将货币扩张落在哪里？高科技企业、城投公司还是基础设施建设？如果这些投入都没有转化为中小企业的订单，就落不到老百姓的口袋，老百姓没钱就没消费。在出口拉动、投资拉动失灵的情况下，消费拉动就是出路。

把多印的钱转化为中小企业的订单，转化为老百姓的收入，才是真正的王道。因为中小企业，不仅是56789，它就是1，它就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基础与重要组成。

就此，笔者或多或少明白了文章开头提到的日本专家所讲的经济差距，不是经济规模，不是经济发展水平，不是科技水平，而是观念。

在一个国家政府、社会、人民的认知观念中，什么东西最为重要，什么是经济发展的起点与目的，什么是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一性原理？

它必须认真思考一些新的维度：中小企业之于就业与创新的意义，中小企业存在之于中国就业结构与城镇化、社会结构的意义，工业化之于中国式现代化（包含农业现代化）的意义。这包括就业、创新、收入、社会、现代化、文化、社会组织、社会生态、新的商业文明等等。

一旦我们解决了认知上的问题，中小企业的应收账款问题、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订单问题，都成为我们国家解决现阶段主要矛盾的抓手了，成为国策，那都还是问题吗？

假如我们没有努力解决中小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中小企业都跟着国外订单走，中小企业都想着出海，那哪怕有再多的高楼大厦，再多的高铁，再便捷的高速公路，笔者都有理由担心，中国人要背井离乡，下南洋或去全世界找寻新的出路。

相比GDP亦或是高楼大厦，一份跟上GDP增长的收入更有现实意义。而平民百姓的工作岗位，最多是由中小企业提供的。

当前，国家对中小企业愈发重视，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但文件解决的是“术”的问题，还需从根本上解决“道”的问题。中国已是工业化国家，必须建立新的观念、新的认知，确立中小企业“1”的定位，其它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 （ID：eeo-com-cn），作者：谢泓（作者系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