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英：你为什么不让孩子当农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城市进化论（ID：urban_evolution），演讲：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原副部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土地制度与发展、制造业转型升级以及城乡互动），文字整理：余蕊均，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节前一周，城叔连着参加了几场高端论坛，探讨的核心话题包括：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民工市民化；疫情之后工业经济的恢复；城市群与都市圈建设，中心城市能级提升等等，都是当前中国城市发展中所面临的核心问题。

趁着这个加长假期，我们将其中四位重量级专家学者的演讲整理归纳，以假期特辑的方式，分享一些干货给大家。

从左到右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全国政协常委、中铝集团原董事长、成都市原市长葛红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 图片来源：论坛主办方及学校官网

本期人物——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作为一名长期研究土地制度与发展、城乡互动方面的学者，下一轮城镇化进程，农业发展的出路何在？他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新版《土地管理法》已于今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其最大亮点在于取消了多年来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不能直接进入市场流转的二元体制，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扫除了制度性障碍。

可以说，城乡融合翻开崭新一页，“三农”问题有望在“十四五”时期迎来更大突破。

众所周知，“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基于对传统中国的基层近距离观察后提炼出的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概念。而2010年代前后，随着80后、90后成为劳动力迁移主力军，“农二代”们离土、出村、不返农，促使城乡关系发生革命性跃迁。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刘守英总结，目前中国的基本格局已经处于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变的过程中，农民与土地、乡村的黏度在下降，中国不能只有城市化，还要有乡村，二者一定要融合性发展。

事实上，近年来，我们在各大论坛上总能听到专家学者对“三农”问题的思考和呼吁，能不能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兜底”，相应地把土地“解放”出来，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鼓励农民工进城落户，是不是也要允许城里人下乡？现有制度安排，是否真的能匹配“农二代”的经济社会行为变化？

试想一下，在市场要素的流动过程中，如果一个农村只能依靠非农产业振兴，依附于城市的旅游业才能够实现振兴，难免会蒙上“悲惨色彩”。

我们讲“四化同步”，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但对于农业现代化的关注，关于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举措，还远远不够。

我们需要反思，为什么没有家长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去当农民，而为什么有学者会哭着喊着问“能去湄潭当农民吗”？为什么城市可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

新发展格局需要新城乡关系，其前提在于能否正确认识农业及其面临的发展难题。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刘守英 图片来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官网

以下是刘守英日前在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政策·实践论坛2020”上的发言，题目是《农业工业化与农业产业革命》：

我今天谈的主题，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谈论农业问题的理由，一个是“十四五”期间我们只谈城市空间的事可能是不够的，因为“十四五”期间城乡之间的关系，我们一定要从城市延伸到关注乡村问题；第二个，中国下一轮的城镇化进程，从上一轮的经验来讲，如果农业没有找到出路，城市问题又要回到农村。今天想谈的主题就是在整个下一轮城乡融合的阶段农业发展的出路。

首先，整个上一轮城市化进程非常之快，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阶段，但是在从一个农业社会转向城市过程中，整个中国的农业出现重大的反常现象。

第一个，从国际一般经验来讲，在整个城市化进程中，农业的两个份额应该是同时下降的。大家看荷兰、丹麦、以色列和日本，这些都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农业非常强的国家，也是出现了两个方面的同时下降，就是农业占GDP的份额和农业占就业的份额，同时下降。另外就是老牌的法国、德国、美国和加拿大，都是同时下降，这两个份额同时下降。

这两个同时下降，实际上我们在讨论城市化问题的时候重视是不够的。所以这里面出现中国的两个反常，第一个反常是这两个份额不一致，农业占GDP的份额和国际趋同，现在差不多6%左右。但是我们的就业份额还占到将近30%，而且这30%里面还有来来回回要跑的。

第二个反常现象，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在整个农业的两个份额下降的同时，国际的一般规律是农业的回报率是提高的，但是中国出现的问题在哪里？

大家看，中国的这一条线，我们在整个的两个份额不一致的情况下，中国的农业回报率非常之低。这带来的结果就是谁还愿意搞农业呢？这是我们最快速的城市化阶段出现的第二个反常，就是整个中国主要的农产品的农业利润率是下降的。

第三个反常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最底下那个“睡觉”的就是我们。所有国家，在整个城市化进程中农业劳动生产率是要提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就意味着农业跟其他产业之间的竞争力是等同的。这是我讲的反常。

所以这个反常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整个中国农业陷入一种困局，这种困局主要的表现，第一就是单一的农业。

我以前在从事农业发展研究的时候，印象非常深，我们改革发展之初一直强调怎么样多种经营、怎么样提高农业的复杂程度，但是整个中国的农业做到现在实际上是越来越单一。

▲ 2003年以来中国的粮食作物不断上升，包括谷物、豆类和薯类

单一化农业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把一种作物做到很强，比如把大豆或者玉米做得很强，是可以的，但是单一农业的背后，如果只是单一的话，这个农业怎么可能有回报率？所以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农产品的复杂度低，是我们非常要命的事。

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从2000年的0.931:1提高到了2017年的2.28:1；而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约为4:1。

我国果蔬、肉类、水产品的冷链流通率仅为5%、15%和23%，粮食、水果和输出的产后损失率分别高达7%~11%、15%~20%和20%~25%；发达国家农产品保鲜规模达到70%~90%，日本的粮食和果蔬收后损失率低于1%和5%。

目前我国农产品二次以上深加工率仅有20%左右，发达国家精深加工达到90%以上。

到我们的农村去，跟日本比，最要命的是什么呢？就是同样一个农产品，比如说香蕉就是香蕉，但是日本一个香蕉可能会造出几十种产品出来。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你可以把中国的农产品做得非常的单一，没关系，但是单一你要强，强的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提高农产品的复杂度，包括加工业产值的占比，农业的深加工。

第三个就是产业的融合层次非常低，结果就是导致整个乡村的功能和价值被窄化。现在一定要纠正一个错误的概念，“中国的农业就是搞粮食、就是搞吃饭”，不是这样，大家去看费老的书，历史上整个中国的乡村实际上是一个小康生活，主要表现在它是靠农工和农副互补，就是农业解决吃饭的问题，副业解决生活。所以只要没有外面的冲击，农工和农副互补，日子就过得下去。大家看这几年我们搞乡村旅游，现在的结果是越搞越低了。

第四点就是农产品的成本持续上升。原来我们讲农产品成本，一直是讲物质和服务的费用高，现在又加了土地成本和人工成本。这个根源在哪？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整个中国的农业在要素组合和升级上碰到了困难。

所以整个改革以来，我们实际上一直在谋求农业的现代化，但是谋求农业现代化方式，我现在反思，因为我做了28年的政策研究后来到了大学，28年我们做了什么？当时做了什么？基本上就是这个不行来那个。

比如说土地制度改革，改得差不多了，最后觉得没有什么改的，再就说经营模式，把规模扩大，当劳动力数量下降的时候，强调新农民、职业农民，我经常开玩笑说“你怎么不让你的孩子当农民？”数量下降、提高质量，再有就是后来人走了以后强调资本，机械化，强调提高单产的技术，基本上是单一要素的单兵突进。

单兵突进带来的结果就是整个农业的要素不匹配，不匹配的主要结果就是我们所有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所有要素的利用不经济，中国的农业不是人懒、也不是投入不够，是不经济，整个要素不匹配带来的不经济。

一个是劳动力利用不节约带来劳动成本上升。到农村去看，还有很多结构性问题，大量的老年劳动力在家里是闲置的，这就是说整个劳动力利用不节约导致劳动成本上升。

第二就是土地利用不集约带来土地成本的上升。很多人说是规模不够、土地流转不够，但是我们现在土地流转率已经达到36.98%了，全世界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像中国如此活跃的土地租赁市场，但是流转以后整个土地不集约，所以最后土地成本上升。

第三个，整个中国历史以来的农业，一直在提高土地单产，但是新中国以来，为解决工业化的食品需求和粮食安全，不断地进行现代投入，比如说使用化肥，这些都是使用过量的。第四个就是我们的机械利用不合理。

所有这些问题来源于哪？来源于我们的要素没有组合，要素之间不匹配，带来所有的要素成本都上升，这样农业怎么可能有竞争力？

所以我要讲，下一步中国农业的发展，或者农业产业革命的过程，实际上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如何实现要素的组合，第二，推动要素组合的力量需要有制度的变革，第三，最终的目的是要提高农业的回报率。

首先，要素组合的本质是什么？实际上就是工业化的过程。

现在有一种非常错误的倾向，就是把工业化当成是制造业的工业化，当成在城市的工业化，原因在于我们把工业化当成一个技术过程，但实质上来讲，工业化就是一个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过程。这是谁提出来的？这是张培刚先生1947年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就是写的农业工业革命。

但到现在为止，全球在讨论的时候都忽略掉了，都只想着我要工业化、我要城市化，忽略了工业化的过程就是要素组合的过程，产业升级实际上就是这种组合方式的变化，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定义，农业也可以工业化，农业工业化就是农业要素组合的过程，组合方式的变化和升级的过程，包括人口、资源、制度、技术等。

第二点，一个地方的农业出问题是因为它被锁定了，要素之间处于低水平的均衡状态，打破这种均衡靠什么？

要有一种力量推动，这些要素本身不足以推动整个要素组合的变化，就是原有的组合被锁定了，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要打破这种均衡，中国农业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要打破它就需要有制度变革。这种变革实际上是撬动农业的要素组合升级，促进劳动力、土地和资本这些要素的组合提高配置的效率。

所以我们讲，农业的转型和现代化实际上要依赖各种要素的组合和匹配，这种要素组合的匹配就带来要素结构变化和要素成本收益结构变化，来促进要素匹配度提高和农业要素组合升级，那农业生产的绩效就解决了。

第三点，如果中国在“十四五”期间的农业不能提高回报率，还是没有用。如果农业的回报率不解决，农业的产业就没有希望，整个的乡村振兴就没有希望。

所以农业回报率的提高核心是什么？提高农业的规模报酬，提高农业规模报酬本质是什么？就是提高农业要素匹配度，降低前面讲的单要素推进带来的成本提升，这里面就包括服务的规模化，包括要素匹配度的提高等等。

最后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贫困地区的例子。所有的贫困地区都希望搞园区工业化，模仿东部地区，结果是什么呢？“死”得非常惨，原因在于那些地方不适合用制造业的工业化和园区工业化来解决问题。

1988年我们在湄潭（注：属贵州遵义，2018年退出贫困县）做试验，一个贫困地区要推动农业工业化，它需要持续的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不是说一个制度放在那里就行了。

我们的试验是万亩全部做茶，在茶面积扩大的同时，湄潭的农民不是都外出打工了，而是增加了大量的茶农，一部分年轻人出去，还有很多人在底下做茶农，同时在乡村还出现了新的组织和企业，合作社、茶产业的加工厂等，这些不是在哪个园区发生，就是在乡村地区发生的。

另外就是它的机械和创新，这些东西都有大的发展。还有乡村地区的市场，品牌专卖店、茶馆，所谓一二三产业融合，这些东西才有。

所以结果大家看，这么贫穷的地方，有一个不断强大起来的农业，不断富起来的农民，和越来越美丽的乡村。现在一个县把一个产业做到100个亿，而且主要来自于茶产业的收入，另外就是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还有城乡收入比，在全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湄潭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1988年去的时候湄潭还是一片荒地，这里面发生了什么呢？在我看来就是发生了要素组合的变化和要素组合不断升级的过程，也就是农业工业化的过程。

另外一个例子，城市边上也一样可以发生农业工业化的过程。这是我们在上海松江做的家庭农场，原来的土地都是在一家一户，但是这里97%的人都出去了，最后你怎样将原来的土地进行合约，集中到少数的种地者？实际上就是通过合约形成家庭农场。

家庭农场也是一样的要素组合和升级，比如家庭农场为主体的规模化经营，先是150亩，现在200亩、300亩。另外就是劳动力的集约和专业化，现在它（松江）每亩的投入和其他地方相比大大下降，还有机械的投入也更加合理，现在很多的地方机械投入是过量的，原因是其他要素不匹配，而单项的进行机械补贴的结果是投入不经济。

▲  松江家庭农场10年对比

大家看农业绩效的提高，土地生产率的提高，农户收入的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秘诀一样，无论你是在贫困地区还是发达地区，一定要有一场要素组合和升级的农业工业化过程，这样整个农业的产业才能有一场革命性变化，要不然农业就被锁定在那，结果是拖整个国民经济和现代化的后腿。

最后三点思考：第一，如果没有强大的农业，中国的城市化就会有后顾之忧，有强大的农业，才没有后顾之忧；

第二，整个“十四五”期间一定要改变思维，整个的中国农业理念如果不做重大的改变，“十四五”期间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四化”同步还会更不同步。

这里面重大的理念变化就是农业工业化的过程，农业要素的组合和升级，一定要在“十四五”期间解决整个农业回报率的上升问题。现在湄潭一个农户每亩的土地收入可以达到5万块钱，我跟他们提了一个倍增，能不能在“十四五”期间做到10万？这是可以的。

第三个，制度变革是推动农业产业革命的力量，一定要有制度变革打破现在低水平的、要素不匹配的被锁定的状态。

（注：城市进化论据现场演讲整理，有删减，未经本人核定）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城市进化论（ID：urban_evolution），演讲：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原副部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土地制度与发展、制造业转型升级以及城乡互动），文字整理：余蕊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