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财政改革的启示：Too little，too late

1997年的日本，在桥本政权的带领下，正推行着两场改革，一个是前文提到过的财政改革，即追求大幅削减日本财政赤字。另一个是金融大改革，所谓金融大改革，就是打着自由、公平、全球化的旗号，加快经营效率落后的金融机构淘汰，某种程度上就是日本版的金融供给侧改革。

回头来看，这两个政策的推出，使得好不容易出现弱复苏的日本经济再次掉头向下，并在1997年下半年出现了金融机构连续破产和储户挤兑的金融风险。

日本从此掉入了信心崩溃的通缩陷阱里，一直到最近才能说真正走出来，这一晃，快30年过去了。

我们不禁要问，财政和金融改革长期来看都不是坏政策，财政健康、金融自由，出发点都是很好的，但为何会给经济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总结下来，有以下几个原因（文中引用部分来自《日本的迷失》）：

1. 错误估计外部和内部环境

改革需要良好的经济环境，最好是内部稳定+外部稳定的组合。但当时日本刚刚走出1994年~1995年的东京协和以及信用合作社连锁破产的风险，只能说是还在喘息的当口，经济内核并不稳固。而外部风险上，日本则面临1997年年中开始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

内部上，负责日本经济长期计划的经济企划厅面对持续趋弱的消费数字，依然掩耳盗铃似地相信复苏，这体现了他们盲目的乐观：

商场、超市、家电等的销售额由于之前调整消费税带来的“抢购潮”的反作用，在4月份陷入低迷。当初预计到夏天经济就能恢复，但是8月销售额与去年同期相比还是下降了很多。“消费恢复十分迟缓。”虽然经济企划厅调查局的负责人们是这样想的，但是依然没有改变他们认为经济会缓慢恢复的想法。

当然，他们不仅是经济现状诊脉师，某种程度上也需要当啦啦队：

如果我们不坚持说“基本面并没有变差”的话，会加速基本面的恶化。所以并不想修改我们的判断。

因此有这种略显盲目的乐观也就能够理解，但这可能给了桥本内阁经济内部稳定的错觉。

外部上，当时的日本政府显然低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至少到深秋为止，日本对于亚洲的金融危机还只是处于一种“隔岸观火”的状态。

经济企划厅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半年后，也就是1997年年末，才开始着手考虑危机的传染：

虽然注意到了泰铢的下跌，但是完全没有考虑到亚洲金融危机对日本经济的影响。直到韩国债务违约事件发生，我们才开始进行“万一影响到日本”的探讨。

2. 政治正确导致决策信息延迟或者缺失

桥本把改革视作自己的政治砝码，因为桥本是首相，所以在当时的日本政坛形成了改革的政治正确。这使得任何改革导致的后果的上报，或是相反意见提出来的时候，政治压力都会不小：

银行局的汇报内容从来都是“实际情况不是报道的那样”。每次都是事情爆发前一天或是迫在眉睫的时候才说事态严重了。桥本听到拓殖银行破产的消息，也感到诧异，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当时美国是反对日本实行紧缩的改革政策的，不管出于何种原因，美国不断地给日本现在看来正确的政策建议。但美国对日本经济的看法，负责接收信息的外务省一次都没有汇报给桥本本人，他们给出的理由是这样的：

如果汇报，肯定要围绕着日本的政策改革进行讨论。但是，这明显不属于外务省的管理范畴。更何况，在桥本竭尽全力攻克难关的时候，讨论这一话题着实需要很大的勇气。

有政府相关人士称，当时操控中央官厅的是“行政改革的恐惧”。

3. 低估了不良资产连锁暴雷的威力

在日本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真正暴雷之前，主事领导和监管机构信心满满：

金融大改革并不会让银行的处境变得困难。

个别金融机构出现问题时，都会有报告送来，但从未有关于整个金融体系的报告。

不良债权的处理和金融大改革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是不是很熟悉？

然而真正暴雷以后，尤其是一星期之内三家大型机构连续破产，引发储户开始挤兑的时候，官员们又开始手足无措：

根本不知道日本经济要跌落到哪里。有时甚至会想，也许已经变成无底洞了吧。仿佛站在地狱的边缘。

这一天真的是第一次觉得这份工作很可怕。

干事长，我们现在感觉就像是行走在湿滑的落叶上。也就是说，什么时候滑倒，都不奇怪。

这里其实我们也不能过于苛责官员本身能力，毕竟谁也不是全知全能的神，站在当时的角度，能管中窥豹掌控全局的人，世界上也是凤毛麟角。但下一条就不太值得理解。

4. 真正转向的时候，考虑台阶多于经济本身

即使是在经历不断的金融机构暴雷，实体经济重创之后，桥本在考虑政策转向的时候，也依然希望保全自己的政治面子，将新的方案纳入原本的财政改革框架之下：

只是有一点不能让步。那就是桥本政权并不是实行了政策转变，而是在《财政结构改革法》的框架内，实施减税政策。这2万亿日元足够给经济带来积极讯息。为了维护政权，这样的说明是必不可少的。

制定政策转向的时间，也更多考虑给自己台阶，而不是经济本身诉求：

一直以来，桥本在国会论战中，无视来自自民党内部“必须实行降低所得税政策”的呼声。然而为什么现在又要实行减税政策？桥本的自相矛盾必然会出现政治反弹。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后果，必须寻求一个合理的说法。因此，日本把在吉隆坡召开的ASEAN首脑会议定位为重要事件。

实际上，在吉隆坡，各国针对日本确实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这样一来，也具备了实施减税的合理说法。

总结来说，日本之所以在错误的时间推行了改革，造成了恶果，最后又推翻了改革，但还是为时已晚，是因为日本政府过于自大乐观导致局势错判，政治正确导致的信息茧房，低估风险暴露速度和广度，以及认错的时候考虑太多面子问题。

同样的问题，也使得大动作即使千呼万唤始出来，也显得有点瞻前顾后，像挤牙膏一样。

甚至因为提前被市场知道了还在讨论中的大动作，使得决策者频繁陷入两难，被市场绑架：

如果消极对待，认为其难以实现的话，股价就会暴跌。

难怪当时日本的经济政策被国外批判为“too little，too late”。

如果前面所有的错误都可以补救的话，这点做错了真的就没有任何挽救空间了。

换句话说，真的要救，就是要做到又小又晚的反面，又大又快。

彼时IMF的一位专务提醒过日本政府：

不能只是不断地出台一些小政策，必须实施一揽子政策。政府必须坚定态度，只有这样才能赢回市场的信任。

这句话实际上到现在也不过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小林宏观（ID：gh_8e4e24713f70），作者：小林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