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文才出众，娜塔莎·特雷休伊长得也很美，她有能力为自己母亲报仇——我是指，她书写的母亲当年遇害的故事，有机会获得很大的读者群。十二年前，娜塔莎被任命为第十九届美国桂冠诗人。美国国家图书馆馆长詹姆斯·毕灵顿称赞她的诗歌具有一眼即知的“经典的质素”，娜塔莎可以把她个人的故事和历史结合在一起来讲述“人的悲剧”。她生于1966年4月16日，刚好是美国内战（即南北战争）爆发一百年，那场战争的痕迹即屡见于她的诗作。桂冠诗人任期在2014年结束，五年后，娜塔莎当选美国诗人学院院长，并出版了她的回忆录《隐秘的终点》（Memodial Drive）。

打开这本书，不由就想到另一女作家安妮·埃尔诺的《羞耻》（1997年初版）的第一句：“六月的一个星期日，中午刚过，我父亲想要杀死我母亲”，那是一场虚惊，父亲一时情绪爆发，母亲做了所能做的抵抗。后来家中再无此类事发生，而女儿则一直被羞耻感淹没。但《隐秘的终点》的开头第一句就是被害的母亲：“我母亲最后的影像，除了犯罪现场她尸体的照片，是她去世前几个月拍摄的一帧正式的肖像照。她端坐在一家生意兴隆的摄影工作室，这里因质量尚佳却不甚出挑的照片闻名：婴儿被布袋木偶逗得咯咯笑，孩子们身穿搭配好的圣诞毛衣站成阶梯队形……”

娜塔莎没有直接讲母亲是怎么死的，而是把她做了什么讲了一遍：“我不得不清空她的公寓，处理掉一切我不能，或者不愿带走的东西”，“我能看见地面上勾出她身体轮廓的褪色的粉笔线，黄色警戒带还贴在门上，她床边的墙面有一个小而圆的弹孔”，“当我离开亚特兰大城，携带着所有那些岁月在内心培养的东西，发誓永不归来”……丧母时的她十九岁，但已有了自我抽离的本领，“我觉得我在注视另一个人——一个处在人生转折点上的年轻女子，成年和丧亲之痛同时将她攫住”。

这是故事的“外围”，一层层回忆和对回忆的回忆，像是雕塑一般，慢慢地、有意图地削着一块石头，逐渐削割出一个塑像的模样。母亲是被枪杀的，娜塔莎欲用文字为母报仇，她不愿同情那个人，但也不希望把他写成十足的恶棍。她让凶手一点点出场：他是她的继父。

起初我以为，娜塔莎回忆的这场悲剧，会更多地与美国的种族歧视有关。她的父母是跨种族婚姻，母亲“被扣押在‘有色’的地板上”，是带着对这个国家正在慢慢改变的信念结婚的，二人为此而千里迢迢搬家，但最后还是不得不分手。母亲带女改嫁，嫁给一个黑人，由于不可改变的肤色，黑人处处受到无形的压力，男性的自尊被压抑，从而把无法发泄的情绪施向家中人。这个主题在一些优秀的美国黑人作家，例如托妮·莫瑞森的《最蓝的眼睛》，以及詹姆斯·鲍德温的《家里的陌生人》中都有精彩淋漓的表现，黑人往往是“微笑抑郁”患者，他们习惯对外人咧出一口灿烂的白牙，仿佛为自己的肤色先行道歉。

然而我估计得并不对。娜塔莎的继父是个受教育程度有限的黑人，可是他和娜塔莎母女俩住在亚特兰大的一个黑人为主的社区里。那是1976年的事，亚特兰大那时在种族问题上态度激进，“纠偏”的下手极重，他们所在的那个社区，因为涌入了许多黑人家庭而导致白人纷纷搬走，社区里新建的许多公寓房，面积大、设施完善，彼此没有多大的区别，当时五年级的娜塔莎，虽然对这种社会流动不明所以，却能记得那些尚未搬离的白人家庭，家家的院子里都立着“出售”的招牌。

孩子会有一些迷信的做法，会在目下的环境里发现噩兆。娜塔莎极尽细腻地写她当年的不良预感，同时告诉读者，她在重构记忆的时候，可能不得不屈从于连贯叙事的需要。母亲改嫁两年后，和继父生下一子，娜塔莎称继父为“乔尔”，或按小姑娘称呼人的习惯叫他“大伙计乔”。作为一个越战老兵，在娜塔莎的印象里，他每次开口谈话都以越战结束。他退伍后学习了修理家电的技术，以此谋生，他的厢式货车也是政府为安顿退伍军人而提供给他的，他不定时地开着车出去，给客户修理冰箱、空调和暖气设备。这样一个人，怎么就形成了一种明显有缺陷的性格，并终将导致他置妻子于死地？

娜塔莎紧凑的叙述在这个四口之家上绷起一层凶险的膜。乔尔显然过分关注自我，但娜塔莎着力写的是进入青春期后，她和母亲关系的疏远。女儿的疏远使母亲孤立，又刺激了继父那种唯我的性格。当儿子还小时，父母亲围绕着育儿，尚能保持亲密的关系，但女儿娜塔莎已经坐得远远的了。母女对彼此的心情都不好，可是乔尔似乎是这样解读的：你们在我家情绪不好，是对我的侮辱。

人一旦过度地以自我为中心，就会很容易从别人的言行中发现贬低他的迹象。母亲给自己改了新的夫姓“格里梅特”，但娜塔莎不愿改，她对生父的感情很深，并相信自己母亲也是如此，从照片上看，她称父母为“一对璧人”是毫不夸大的，父亲称得上英俊，母亲有一头浓密而且根根炸起的卷发，眉眼和嘴唇都很刚健，十分显示个性。她显然是需要乔尔的。然而，娜塔莎记得搬到这所新家不过几个月后，她就听到了继父打母亲。母亲的声音“像一句低语，但冷静、理性：求求你，乔尔，别再打我了。”

娜塔莎无处讲述心里的不安，她在学校里感觉比较自在，但当她把家里的事告诉老师时，这位一向耐心的老师，只是轻轻扳转她的肩膀，把她推回教室，口中说：“你知道，有时候成年人会向对方发脾气。”在家中，在极少的独自相处的时间里，乔尔对娜塔莎也有一种无声的折磨：他首先会找茬批评她，说“我有办法修理你”，然后开车带她出去转，不是兜风赏风景，更不是给自己散心：乔尔一路紧绷着脸容，让娜塔莎觉得他要去到某个无人的地方，然后对自己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乔尔认为他能读懂别人心里的想法。事实上要适应社会的人都得能“读心”，否则就会有自闭症的嫌疑。可是，那些正常人的“读心”也总是出问题，常见的症状，就是自以为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相信自己知道对方对他的看法——一般都是消极的看法，是贬低他、诋毁他的看法。

乔尔虽然娶了格温多琳（母亲的名字），并领养了娜塔莎，却很容易把这对母女视为敌人，而一旦如此，他之后的思虑和行为就会继续强化这一认知。乔尔沿着285号洲际公路，环亚特兰大城绕行一周，一个小时后，“直到他觉得我受够了惩罚，再将我带回家”。娜塔莎这么认为，是因为她脸上已经布满了斑斑泪痕。类似的体验，做过孩子的人想必都不会太陌生的，父母亲（尤其是父亲）在约束住自己的暴力之手后，往往会采用把孩子带在身边，同时长时间不言不语的方法，直到孩子流够了泪，大人才消去心中的怒火——他可以把这泪水解读出出于害怕、出于羞惭、为了求饶等等涵义，或者干脆不去理解。

娜塔莎最大的感觉是无力。“无法动弹，也无力呼救”。十二岁生日时，母亲像很多妈妈的常见做法那样，送给女儿一个日记本，写上“祝贺你的十二岁生日”字样。娜塔莎很喜欢，在日记里倾吐成为她找到自我的重要方式，她也因此萌发了当作家的念头。可是她却无法保守住日记里的秘密：乔尔会毁掉日记上的锁。娜塔莎明知如此，却不敢告诉母亲或其他人，她继续写，但是写作的心态变了：她已把继父默认为自己的第一读者。

她在日记里写下“你这个愚蠢的混蛋”，“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吗？”她的自我意识在萌发——促使这种东西萌发，温和的怀疑、悲伤是不行的，必须要靠强烈的愤恨。当母亲开始保护女儿，母女俩的关系才近了起来。娜塔莎的写作才能开始在校内展露，她被任命为一本文学刊物的负责人，她说她要当作家。乔尔的嫉心上来，耸耸肩，眼睛盯着自己的盘子，说了一声：“你什么也做不了”。闻言的母亲，几乎闭着嘴，一字一词地说出了这本书最有力的一句宣传语：“她。将做。她想做的。任何事。”

乔尔的话是下意识说出的。娜塔莎的成就或许刺激了他脆弱的自尊，使他想要打压女儿。就算没有非亲生这一因素，乔尔对女儿的怨恨也是无解的，因为他陷在了“应该的暴政”里。这个词是著名精神分析家卡伦·霍尼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提出的。霍尼认为，那些易怒之人，对他人所产生的各种要求和期望，都包含了“应该/必须”：“人们应该/必须在任何时候都对我表示尊重”，“我的伴侣应该/必须很敏锐地关注我需要什么”，“别人应该/必须按我的要求去做”。“应该/不应该”一旦闯入内心想法，就把责任强加到他人身上；起初，乔尔可能还对妻子和女儿抱有预期，预期她们围绕着自己，关切自己的需要，可是预期上升到了规则和需求层面，一旦觉得她们“违规”，乔尔就要生气，想要有意去惩罚。

规则的破坏让他觉得自己更脆弱、更低效，他急于恢复自己的权力感和影响力。他意识不到，这一规则本来就是不该存在的。在乔尔的意识里，女儿母亲的彼此靠拢，母亲为女儿的成就而喜悦，是为了合力将他推挤开去。他当然不会去加入她们的喜悦，他已围绕自己筑了一道墙，只能继续加高它——想要拆毁它的难度太大了。

乔尔显露出暴力倾向后，娜塔莎说，父母的这段关系必然要走向一个终点，只是它依然隐秘，它会以何种形式发生尚且不知。谋杀是一开始就宣布了的，自然，娜塔莎不希望人们仅仅把她的书看作对家暴危害敲响的又一记警钟，她用诗人擅长的方式，尽力拓展种种往事的意义；但当故事进行到母亲提请离婚，乔尔步步紧逼，二人之间进入最后的对话的时候（她母亲留有录音），厌恶、堵心的感受将顺着每个读者的胸腔上升，进入咽喉。

J：（乔尔想说服妻子再给他一次机会）是的，但是，我，你没意识到在那十年里，也许我确实犯了许多错误，但我现在说的是，我不会再那么干了，我们可以更好地交流。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交谈，讨论事情，事情，你知道。你……我不是责怪你，但你也在为没有与我更好地交流感到愧疚。此外，的确，我今天发了脾气，但以后情况不同了，因为我们会一起面对问题。

G：（格温多琳做最后的周旋）好吧，让我解释给你听。共同解决问题需要有一些基础。首先，双方都得下定决心，愿意建立那样一种关系。你已经下定了决心，而你告诉我，或者说，你昨天告诉我的是，我最好也下定决心，不然我别无选择。

J：哦，好吧，是的，是的，你给了我同样的选择，你告诉我如果我们去做婚姻咨询，情况就会好转。我去了，我和你一起面对。而你让我失望了。你……

G：婚姻咨询师帮助我意识到我并不愿意原地踏步，在我去接受咨询时，我还不清楚这一点，但事实却是……

J：早在我们走进那间屋子之前，你已经有主意了。

G：不，我没有。

对话还有很长。用心读的人，读到这几句时想来一定已脊背发冷。这个男人并没有诚意和妻子重新开始，他已偏执到了完全不考虑对自己有无好处，仅仅想控制妻子，让她就范的地步。他总是抢白地宣布妻子有过错，是妻子在胁迫他，而非他在逼迫妻子。“不然你别无选择”，无论妻子是怎样顽强的人，从丈夫嘴里听到这种话，都会后悔进入这段婚姻。

乔尔最后下了杀手，他当然是个恶人，但也许心理学上的表述更合适：他是一个“心灵被劫持”的人。他的心被愤怒劫持，被自我中心劫持，被不平衡和自卑劫持，被“应该/不应该”的强硬逻辑劫持。无数种分析，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远离不良婚姻，远离家中的恶魔”。希望这本书给读者带来的，不只是对婚姻的阴暗预期。

《隐秘的终点》

（美）娜塔莎·特雷休伊/著

黄茜/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24年1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ID：eeoobserver），作者：云也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