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友好，县城抢人的必修课

在《如何把年轻人留在县城》一文中，我们说过，县城不仅要“城旅融合”，营造产业吸引力，助力招商，更要营造生活吸引力，助力引人！除了营造生活吸引力之外，县城想要留住年轻人，还需要更多的“青和力”和“人情味儿”。那么，县城的“青和力”从何而来？县城该如何更好的展现自己的“人情味儿”呢？

一、人情味儿是县城可触摸的小确幸

1. 人情味儿的核心，在于给人正面印象

人情味儿，一个不可小觑的“变量”。

2019年5月，马化腾通过微信朋友圈，首次透露将“科技向善”作为企业的新愿景和使命，其目的就是让科技承担起与之匹配的社会责任，最大限度地提升人民的生活福祉。

不仅仅是腾讯，微软、苹果、IBM、阿里巴巴等大型企业也都在围绕科技向善开展相关行动。由此可见，“技术至上”的竞争时代已经落幕，相比过去人们对产品功能的青睐，如今更让人期待的则是企业能否研发出“有温度的科技产品”。

企业声誉也不再是以往离不开的常规“参数”——生产高质量的产品或是提供更优质的服务等，而是努力将“以人为本”真正落地，靠“人情味儿”来塑造科技企业在大众面前的正面印象。

企业都在变中求进，更何况是城市！

2. “软指标”树立正面印象，让城市出彩

什么才算一个城市的正面印象？过去，我们评价一个城市的发展往往会从人口、GDP、就业机会等“硬指标”来考量。如今，“一个城市的优劣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其‘软指标’的建设”。这里说的“软指标”就是以“居民幸福感”作为核心参考的城市指标体系。

▼图注：居民幸福感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核心指标

换言之，如果“硬指标”衡量的是一个城市的发展实力和潜力，那么“软指标”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个城市究竟值不值得将自己的一辈子，甚至是下一代的人生托付给它。

《中国十大最具幸福感城市2023》研究报告中对全国除港澳台外的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幸福感指数进行了客观排名，南京、杭州、长沙、合肥、舟山、芜湖、苏州、宁波、大连、珠海位居前十。

▼图注：南京

同时，由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瞭望智库共同主办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历时近五个月，经过大数据采集、问卷调查、材料申报、实地调研、专家评审等环节的严格遴选，成都、杭州、宁波、南京、广州、长沙、沈阳、呼和浩特、青岛、太原被推选为“2023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而作为城市经济指数领跑全国的北上广深却只有广州入围，这再一次说明了经济指数、收入水平，不再是人们幸福生活的唯一条件。

▼图注：广州入选2023年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长沙作为全国唯一一座连续15年获此殊荣的城市，就是将“长沙人身边看得见的变化”，如社区环境提质、教育均衡发展等“软指标”作为其构建正面形象的重中之重，将长沙努力建设成一座“多滋多味”的城市。

也正因如此，长沙“青和力”排名靠前，成为“最吸引年轻人生活的十大城市”之一。

作为准城市的县城，更应该思考如何使“巧劲”来拓宽自身的发展路径。与其和大城市硬碰硬地拼“硬指标”，不如转变发展理念，让“软指标”成为抢人大战中能有一搏的秘密武器。

在精明增长理念的引导下，县城应该在细微之处见功夫、见质量，着眼于构筑老百姓的“小确幸生活”。

综上所述，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县城要以构建更舒心、更美好的生活作为“软指标”，让其成为“城市建设和管理的重要标尺”，并将“青和力”提升熔铸为“竞争力”，真正将城市打造成为人们温暖宜居的家。

二、儿童友好，县城给小镇新青年的最大善意

既然“软指标”让县城有了胜算的可能，那县城的“青和力”又从何而来？选择什么样的“人情味儿”回归县城？回答上述问题，必须先搞清楚未来的县城为谁而建！

1. 强势吸引：追求成家立业的小镇新青年

近几年消费市场上，小镇新青年日益成为高频词汇。所谓的“小镇青年”是指那些18到30岁之间，生活在三、四、五线城市的年轻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底，我国小镇青年的基数高达2.27亿，对比一二线城镇青年的0.68亿，小镇青年的群体众多，消费潜力巨大，称得上中国青年人群的新兴主力军，且有高达63%的小镇新青年曾在一二线城市长期生活。

可以说，小镇新青年将是影响未来县城的重要变量。

首先，小镇新青年向往婚姻家庭，结婚早、生娃早。相比一二线城镇青年，小镇新青年结婚的年龄相对更早一些，他们心目中理想的结婚年龄平均为27.09岁，且单身比例低于城市青年。而且，在已婚的人群中，小镇新青年的有孩家庭比例远远高于一二线城市年轻家庭。

其次，小镇新青年追求“精致育儿”，将更多精力投身于孩子教育和成长。小镇新青年更是将知识和技能视为硬通货的一群人，他们不仅重视孩子的学科知识，而且重视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与所有父母的期盼一样，他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希望下一代能够脱颖而出，过上更好的生活。

▼图注：小镇青年不仅重视孩子们的科学知识，同样也注重培养孩子们的兴趣爱好

可以说，在孩子的教育上，已为人父母的小镇新青年更是毫不手软。

2. 率先瞄准：庞大的儿童人口基数

除小镇新青年外，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特定群体——县城的孩子。据统计，在全国2000多个县城里，容纳了全国50%以上的学生，这其中主要由“内部存量”和“外部回流”两部分构成。

首先，内部存量。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孩子“进城读书”已经成为县城教育的大趋势。在以往，农村儿童都会选择就近接受义务教育，往往到高中阶段才会到县城读书。

近年来，为了能让孩子享受到相比农村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农村儿童“进城念书”的时间明显提前。许多农村儿童从初中，甚至小学、幼儿园开始就被送到城里，家长们更是为了让孩子在县城读书在城里租房或买房。

究其主要原因，无外乎两个：首先，“生源流到哪儿，老师就跟到哪儿”。其次，“好师资在哪儿，好教育就在哪儿”。城镇化发展的改变让优势资源必然且不断向县城聚集。因此，从长远角度来说，为了拥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受到更好的教育，农村儿童“进城读书”是必然的结果。

其次，外部回流。受限于人口、教育政策，“儿童回流趁早”现象明显。自2019年以来，随着新人口政策的提出，受异地中高考政策限制和农民返乡潮等因素影响，“回流儿童”这一群体的数量逐渐庞大起来。

2023年4月19日，国家统计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共同发布了《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和数据》，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流动儿童7109万人，留守儿童6693万人，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合计1.38亿人，占中国儿童总人口的46.4%。也就是说，中国近一半儿童直接受到人口流动的影响。

不仅如此，“儿童回流趁早”现象也越发明显，多数儿童选择在低年级回流。2022年12月28日，教育部对外发布了2021年教育统计数据。2021年，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1372.41万人，比2020年减少了57.32万人；其中，在小学就读984.11万人，比2020年减少50.75万人；在初中就读388.30万人，比2020年减少了6.58万人。

▼图注：通过打造儿童友好城市，可以提升县城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综上所述，在“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抢人竞争格局下，县城“人情味儿”的构建应以城市中的特殊居民——儿童作为“最大公约数”，以“儿童友好”为突破口，让“儿童友好型城市”成为县城主动提供给小镇新青年的最大善意。

换言之，通过打造“儿童友好型城市”来提升城市知名度、美誉度和竞争力，以此塑造县城的正面印象。

3. 创建“儿童友好型城市”正当时

“儿童友好型城市（Child Friendly City，CFC）”作为城市建设理念，已经非常成熟，在多个国家均有成功实践。截至目前，“儿童友好型城市”倡议已深入全球38个国家。其中，德国慕尼黑、加拿大多伦多、日本大阪、美国丹佛等都是知名的“儿童友好型城市”。

▼图注：日本大阪站前广场的儿童友好设施

▼图注：日本大阪的儿童友好设施

我国也正在积极实践，深圳、北京、上海、长沙、扬州、武汉等地纷纷在未来城市规划中融入“儿童友好”理念。

全国上下都在努力建设“让城市回归儿童”的新样本。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儿童发展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李萍曾这样说过：“如果我们能为孩子们建设一个成功的城市，我们就是为所有人建设一个成功的城市。”

三、用“超前的理念”让县城的孩子们赢在起跑线

在县城，要建设一座“儿童友好型城市”，要从哪里开始？又如何实现这份“儿童友好”的“人情味儿”？

我们必须先明白两件事，首先，县城做“儿童友好型城市”不能像大城市一样追求面面俱到，而是应该基于本地资源条件，直击城市痛点，精准发力，最大化避免资源的过度浪费。其次，县城做“儿童友好型城市”也不能像大城市一样追求硬件设施的建设，通过“砸大钱”的方式强化儿童友好度。

▼图注：儿童友好

总之，让县城的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靠的是“超前的理念”来引领县城“儿童友好”理念的构建。这符合花小钱、办大事的逻辑。县城就是要靠前沿的理念补足资源的短板，形成县城独特的“软指标”，赢得人情味儿，实现县城发展的弯道超车。

那么，有哪些“儿童友好”的先进理念适合在县城运用？又应该如何落地实施？

1. 解决最大的痛点：交通，构建“儿童友好城市·保护力”

蒂姆·吉尔在《无所畏惧：成长于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中提到，儿童友好城市是一个可以让孩子“随时随地自由活动”的城市，这样他们才能在成长过程中尽情享受自我。重新审视一下我们的城市，真的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这里引用一位女性社会学家的描述，她非常恰当地形容了城市里的孩子：“城市的孩子很可怜，大人带孩子活动时，就像遛狗一样，在街上行走时，要一直抓着小孩的手，因为要时刻担心突然出现的汽车……”多么真实的场景描述，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担心，但其实本不该如此。

从城市空间规划的角度看，儿童是否能独立且安全地往返于住宅、公园和学校之间，是检验“日常自由”的重要指标。但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几个城市可以达到这个指标。

▼图注：交通安全，构建儿童友好保护力

如今，大多数城市都将汽车的车权置于儿童的路权之上，导致儿童无法自由外出。过去“自由下楼打酱油”的日子可以说已经真正一去不复返了。

繁杂的交通规划除了影响儿童的“自由出行”，也会导致儿童的生活变成支离破碎空间的拼凑——幼儿园、学校、商场和公园彼此都缺少步行空间的联系，这种隔离进而减少了儿童获得“独立行动”能力的机会，如克劳赫斯特·伦纳德说的：“在这种隔离的环境下，儿童很难发展出有意义的人文情感和场所精神。”

• 县城交通问题越发凸显，面临严峻的考验

交通问题不仅是大城市的城市病，而且正在追求城市扩张的县城同样拥有严重的交通问题。

首先，汽车行业流量下沉，县城汽车保有量呈快速增长趋势。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曾对第一财经分析，近年来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的汽车消费成本比较高，市场日趋饱和，即使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汽车普及率也普遍比较高。引领汽车消费快速增长的，主要是三四五线城市。

▼图注：日本随处可见的“通学路”，是保障儿童交通安全的重要基础建设

一方面，这些地方城镇化不断加快，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尤其是中小城市、农村路网硬化较为完善。另一方面，三、四、五线城市和农村的用车养护成本比较低，加上年轻人更敢于消费，所以三、四、五线城市和农村的汽车也越来越普及。

其次，“道路交通伤害”已成为威胁我国儿童健康成长的第二杀手。

当下，儿童伤害问题日益突出，每年全球因意外伤害死亡的儿童达到了500万人。其中，交通意外伤害是威胁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数据显示，在我国1～14岁儿童死因排序中，道路交通伤害排在第二。每年有2.2万名0～17岁未成年人因道路交通事故致死、致伤。也就是说，每小时约有3名未成年人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或受伤。

上述严峻的交通问题正是导致当今大多数儿童无法自由、安全且独立出行的根本原因。这不仅剥夺了儿童出门活动的机会，也剥夺了邻里交往的机会，更剥夺了儿童和小伙伴快乐玩耍的机会。

如何解决这个痛点，重新还给儿童“安全的道路空间”，做到让儿童100%独立、让家长100%放心、让县城交通“足够安全”是发展中不可回避的挑战。

• “哈顿矩阵理论”是提高儿童自主外出安全指数的有效对策

说到交通问题，就不能不说说“哈顿矩阵理论”了，它又称为“阶段—因素”理论。该理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负责人威廉·哈顿提出的，用于道路交通安全，主要是“识别意外伤害危险因素及研究相应干预策略的一种有效方法”。

它将流行病学中的“媒介物—宿主—环境”的概念与“三级预防”的观念相结合，并在各种危险因素的“源头”控制伤害的发生，并将各类危险因素分为三个阶段，以便根据各类因素实施相应的措施，将伤害的程度降到最低。（具体内容见表1）

▼图注：哈顿模型

实践证明，在一些高度机动化的国家，这种道路安全综合措施方法明显减少了意外伤害的死亡和重度损伤。

因此，借鉴此理论，未来县城的交通问题须将“人”“车”“环境”三个要素融入道路建设中，为儿童创造更安全、更可达、更有趣的交通出行空间，以满足“儿童友好”更加人性化、精细化的新要求。

尊重儿童路权，实现路权分配中儿童因素从弱势向强势转变。为什么要强化儿童路权？正如前文所说，在道路规划和设计中，通常都是将汽车的车权置于儿童路权之上，儿童往往都是被忽略的弱势群体，且儿童动线也没有在道路系统中得到充分重视。

因此，在“儿童友好型城市”的道路设计中，应率先将“儿童使用权和优先权”的充分实施作为重中之重的工程。

如实施“儿童慢行优先”，通过合理压缩机动车空间，增设隔离设施等，保障儿童步行路权；或者强化“过街分流”，通过增设非机动车过街通道、设置天桥等过街设施，提高儿童过街的安全性。

道路环境自解释，实现交通设施从隐性向显性转变。所谓自解释，就是将道路中重要的标志、标线、设施等全部融入道路设计里，让道路相关信息清楚地表达给道路使用者，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安全隐患。

具体而言，第一，可进行“空间界定”，提高儿童专属空间的辨识度。例如，在儿童出行相对密集的学校周边明晰学校管控区域、学生通道等专属空间。第二，导入“趣味元素”，对人行道铺装进行整体翻新，如设置地面或斑马线彩绘，在增加儿童出行趣味性的同时，起到指引、提醒的作用。第三，实施“车速管控”，通过以减速带为主、限速信号提示为辅的方式，实现对车辆的有效减速。

固定路线设计，实现交通组织从无序向有序转变。如今，最让广大家长、老师操心的莫过于孩子上下学的交通安全问题。

接送孩子已经成为家长的常态化操作，每天早晚上学和放学高峰时段，校门口的人群密度，毫不夸张地说，真不亚于任何一个旅游景点。因此，践行“步行巴士”或“学径”概念是非常有必要的，有助于实现儿童通学的有序集散。

▼图注：步行上学路线上的专属斑马线

以起源于英国的“步行巴士”为例，是指“一群儿童在两名或两名以上成年人护送下步行上下学的出行方式”。通过以学校区域为中心，以儿童常规步速为基准，设计多条路程在15～20分钟的固定线路，沿途设置站牌和时刻表，从而有效组织儿童上下学。该概念自2004年推行以来，陆续被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借鉴。

不难看出，上述这些做法并不难。对县城而言，通过引入“城市规划”和“交通管理”等前沿理念，就可以实现用“巧实力”优化道路系统，达到儿童自由出行的目的，最终，解决交通问题这一儿童安全中的最大痛点，构建起“儿童友好城市”的基础保护力！

2. 打破最高的壁垒：教育，构建“儿童友好城市·成长力”

孩子的教育，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目前，我国的教育事业发展尽管已经出现了空前进步，但城乡教育的差距依然存在，甚至呈现加大的趋势。追根溯源，其背后的根本问题是“教育资源集聚在大城市，难以下沉”。

首先，大城市教师的薪资太诱人。2019年，深圳中学高薪聘请教师的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主要是因为这所中学开出了年薪30万元以上的高薪。显而易见，这样的薪资必然会加速县城优秀教师的流失，最终会让县城教育问题陷入“马太效应”之中，促使“县中塌陷”现象的发生。

▼图注：教育资源主要集聚在大城市

其次，大城市的教师太精英。以深圳中学为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毕业生扎堆，甚至还有牛津剑桥的高才生，66名新教师都有着资深的学历，学位也都是硕士及以上。

面对如此激烈的教育竞争，尽管国家也一直在大力扶持中小城市教育，但无论如何扶持，绝大部分的教育资源仍然被大城市占据。

那么，县城是不是一点发展的机会都没有了呢？答案“肯定不是”！

首先，教育本质的变化，教育变革的新方向，正在为县城教育换挡加速。如今，唯“分数论”的时代过去了，“健全人格的素质教育”是当今教育的新价值取向。让广大中小学生成为国家栋梁之材，获得健全人格的素质教育更符合今天的教育主旋律。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是现代教育变革的新方向。

今天的教育，更多地把目光从“教”转向“育”。不得不说，这是现代教育的一个智慧选择，孩子们通过“教”得到了知识、学历、共性……而通过“育”收获的是潜能、能力、智慧、创造力……

▼图注：如今的教育，更注重孩子们的潜能、智力、创造力等方面的培养

充分发挥“实践育人”功能，开好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也是教育部前部长陈宝生在2020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重点。

“知识就是力量”在我国教育界一直是一句经典名言，但很少有人知道后面其实还有一句话“但更重要的是‘运用知识的技能’”。很显然，后半句才是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想要重点强调的，也应该是现代教育该有的样子。

县城的教育应紧抓新变化、新方向，在优质教育资源不足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县城本土特色，量身打造本土教材，为孩子提供教育的“诗与远方”。

其次，“就地取材”构建县城范儿的素质教育，打破教育围墙。2021年，在罗振宇《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中，介绍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案例——“北京十一学校九渡河小学”，一所与北京十一学校携手，成为怀柔区实施一体化办学的山村小学。

北京十一学校由于具有雄厚的师资力量、一流的环境设施、优秀的办学质量，享誉京城内外。学校先后被评为北京市科技教育示范校、北京市教育科研先进校、北京市最具影响力的中学、毕业生最具竞争力的中学等，并成为教育部、中央科教所等10余个单位各级各类教育课题项目的实验学校。

在北京十一学校的支持下，九渡河小学的硬件设施得到了很大改善，但和绝大多数县城面临的教育困境一样，九渡河小学没有好的师资力量，整个学校只有23个老师，都是本地的老师。作为一所山村小学，要聘来一个毕业的大学生，还要让他留在山区教书，这个难度很大。

更难的是，这是在北京远郊，但凡有点能力的老师都会因为人才的虹吸效应而选择去北京城区，谁会愿意来这里？

仅仅加大与北京十一学校的合作，从总校派驻教师或提供教师培训，是治标不治本的。如果名师才是学校资源的话，那对于九渡河小学来说肯定是无解的。但是，面对如此尴尬处境的山村小学，却迎来了北京众多领导的参观调研。九渡河小学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一所山村小学能成为教育样本？

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在于海龙校长的带领下，“运用身边有限的资源”来解决师资问题，用寓教于乐的方式激发“孩子主动寻求知识”，是这所山村小学成功的关键，也是县城学校值得借鉴的经验。

善用“民间高手”，让身边的能工巧匠成为“辅导老师”。既然学校请不来“正经”老师，那就从“身边人”开始着手。高手在民间，牛人在乡村，于海龙校长在周边6个山村，以贴告示的方式吸引了80多位村民报名，并最终招聘到40位农村手艺人担任学校的辅导老师，他们被称为“乡村教育合伙人”。

这其中就有剪纸的、做豆腐的、做灯笼的、养蜜蜂的、养鱼的、榨油的……他们虽然是一群平日里务农的普通村民，但在九渡河小学的教育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引入“PBL教学法”，以“任务驱动式”教学方法带领孩子在实践中形成能力。九渡河小学之所以能这么成功，就是“把科学课的内容融进了真实实践中”，这种教学方法称为“PBL教学法”，将教学内容穿插、渗透到实践中，让孩子在做任务中学习，最终目的是完成一个项目。

这种方法培养的是孩子的综合能力，而不是单方面给孩子灌输知识。同时，也能令孩子保持对知识的兴趣和渴望，始终保持高昂的学习热情。以“磨豆腐课程”为例，孩子们并非只是把豆腐做出来就算完，还要想办法把豆腐卖出去。

在整个做豆腐的过程中，需要计算黄豆和水的比例，煮豆浆时需要控制温度，这些实践教会孩子了解质量单位的换算关系，学习使用仪器测量质量、体积和温度等。同时，豆腐还要成功地卖出去，这就又涉及了豆腐的定价，卖豆腐所需要的文案、招牌等，一块小小的豆腐涵盖了语文、数学的各种知识点。

在整个制作豆腐的过程中，我相信孩子们所想的不是“学习”，而是如何把豆腐做好卖出去。这种任务导向的课程完全不会给孩子带来死记硬背和刷题的痛苦，反而能促使孩子投入其中，激发孩子在面对挑战时，自然而然地寻找解决办法，从而获得知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有资料显示，九渡河小学学生制作的豆腐已经推广到了北京十一学校的食堂，以及本地的农家院和餐厅，而且还和餐厅达成销售意向，签订了采购合同。在九渡河小学，像这样的课堂还有很多，在培养孩子综合素质的同时，孩子也加深了对家乡的了解和热爱。

北京十一学校九渡河小学这个案例，最大的魅力在于——“就地取材”中“身边人”的利用。其实，还有一类人在儿童成长过程中发挥着成人无可替代的作用，那就是——孩子的同伴。同伴之间可以提供榜样作用，从而促使孩子形成不同的社会行为、观点和态度。同时，建立和保持与他人的相互依赖，也是孩子心理健康的基本需求。

有研究表明，千篇一律、毫无新意、缺乏社交等严苛环境，会危害智力发育，遏制大脑的可塑性发展。要成就更好的自己，就更需要一个具有丰富活力、关注社交、自主探索、友好自由的环境，应该让孩子与之建立联系，从中直接汲取营养，获得最佳的培育，而非仅仅让知识停留在课本上。因此，开展玩在一起的“同伴教育”也是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有效实施“同伴教育”，就是创造尽可能多的游乐空间，鼓励孩子到户外玩耍，在玩耍中成为彼此的老师，让游乐空间成为孩子的课堂。这也恰恰符合儿童感知世界和认识世界的方式，游戏是儿童的天赋本能，游戏更是成长中不可或缺的。

强化“混龄教育”，创造更多的相互交往。为什么要强调混龄？不妨先回忆，我们小时候在学校里是不是喜欢找不同年级的小朋友一起玩？

有研究发现，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经常接触，会产生人为塑造不出的积极影响，这种现象被纳入教育中，称为混龄教育。

该概念是由美国著名教育学家Selma Wassermann教授提出的。Play是指提供机会让孩子玩创造性及探索性的游戏；Debrief是指帮助孩子反思自己的游戏经验；Replay是指鼓励孩子通过重玩来巩固先前的经验。多年龄层的孩子在一起玩耍，彼此之间就会自然地担当起小老师的角色，相互探索指引，并以孩子自己的方式来交流经验、互通知识。

不仅如此，混龄也让所有孩子能接触多样的行为举止，感受比同龄交往更为丰富的社会关系机制，从而能更易于适应多样化的社会环境，并获得强烈的融入感。

▼图注：混龄可以让孩子们感受更丰富的社会关系，适应更多样化的社会环境

游乐功能“差异互补”，有助于孩子全方面能力的培养。游乐空间除了是儿童之间最好的交往平台，还是除学校外寓教于乐的重要场所。因此，在一定范围内的儿童交往圈，其儿童游乐场所的功能应互不相同，彼此形成差异互补。孩子在不同功能的游乐空间中进行流动，可以培养各方面的能力，进一步增加孩子与同伴的交往机会。

以深圳首座儿童友好型公园龙岗区回龙埔公园为例，该公园在原市政公园的基础上，增加24米科普画廊、科普体验设备及植物科普互动3大板块、10多个科普项目，形成集科普教育、互动体验、娱乐休闲于一体的多主题公园。

公园内的儿童娱乐广场也充分迎合儿童喜好，既有低龄儿童喜欢的滑梯、沙池等，又有大龄儿童喜欢的秋千、攀岩等设施，成为各个年龄段孩子喜爱的游乐天堂。同时，公园游乐空间也采用鲜艳的颜色，既能激发想象力，又能培养孩子对色彩的感知能力。“固安·儿童公园”同样如此，多种类型的体能拓展设施给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提供了一个可以锻炼、交友的专属乐园。

回到县城教育，其实县城教育落后不是教育硬件落后，也不是缺少“见过世面”的老师和家长，而是需要真正理解教育的意义和本质。因此，与其让孩子空懂一身道理，不如突破传统教学观念的束缚，顺应自然，以“回归教育本真”为方向，用先进的教育理念创造和谐的教育生态，让孩子自主、快乐学习。

▼图注：让孩子们自主学习，快乐学习

3. 创造最好的“适儿化设计”环境，构建“儿童友好城市·氛围力”

在目前的城市建设中，对儿童友好的理解相对狭隘，通常的做法都是为孩子提供更优质的民生服务。例如，政府投入扩建学校，优化绿地系统，或提升空间的商业价值，以“儿童”为主题开发儿童商业综合体，引入儿童餐厅、儿童乐园等，将“儿童主题”与“城市功能”的结合等同于“儿童友好型城市”的建设。

▼图注：上海迪士尼乐园

其实，创建一座真正适合孩子的“儿童友好型城市”，应该优先注重儿童发展的需求，配备适合儿童年龄特点的设施，让各个不易察觉的细节之处体现出为孩子着想的友善感。

也许有人会说，很多城市在公交车、地铁上已经考虑了“老幼病残”特殊人群的需求，这没什么新鲜的。但是，请你仔细想一想，老幼病残的照顾座位真的“够友好”吗？如此大的年龄跨度，为什么座位的长、宽、高往往是单一且统一的。这种统一标准下所谓的“儿童友好”，其实往往对孩子而言并不足够舒适，严重的还会面临极大的安全风险。

▼图注：儿童友好设施

因此，在“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的过程中要主动换位思考，必须重视小朋友的需求，充分考虑孩子的使用感受，按照儿童的身高阈值和能力去设计，对城市整体进行“适儿化设计”，且对“不够友好”的现象更加敏锐捕捉并修改，才能真正称得上一座“儿童友好型城市”。

▼图注：儿童友好设施

• 借“厕所革命”打开儿童友好大门，强化儿童友好新“厕”略

近年来，“如厕难”这件事已经在不少城市得到显著改善，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方便。随着新一轮厕所革命的开始，厕所已经不仅停留在让“方便”更方便这件事上了，而是浓缩成了一个度量文明程度的标志。各个城市都在纷纷打造公厕样板，五花八门的功能都设计在厕所里，超高的颜值和贴心的服务，刷新着人们对于公厕的认知。

例如在嘉兴，厕所变身“城市驿站”，11座公厕被打造成提供综合配套服务的休闲之地，人们可以在里面喝咖啡、看书、休息……可惜的是，唯独没有见到“儿童友好型公厕”，虽然很多县城在新建的商圈开始注意到了儿童如厕的问题，设置了儿童便池、洗手盆等，但仍有大量公厕未体现出儿童关爱。

未来，县城可借厕所革命之风，重点强化“儿童友好”：第一，可在公厕风格上突出暖色调和清晰易懂的卡通标识；第二，在功能上配套母婴室，并提供护理台、暖奶器、一次性床垫等服务设施，便于低月龄儿童的妈妈使用；第三，设计亲子卫生间，配置婴儿座椅、儿童坐便器、儿童高度的安全抓杆等，保障儿童如厕安全。

• 尊重“儿童特权”，让儿童基础设施成为城市标配

与上述“老幼病残”座位一样，城市中尚未充分配备适合儿童尺度的基础设施，这里说的儿童基础设施不是说建设一个儿童活动空间系统，而是在城市规划和设计等方面遵从“儿童特权”，以“儿童利益”优先，切实建设服务儿童行为、生理等需求的基础设施，从而提升城市全域的儿童友好度。

▼图注：儿童友好设施

有研究表明，“儿童友好街道”环境应以95厘米的高度为标准进行设计。因为三岁儿童的平均身高是95厘米，孩子眼中的世界和体验都与成人有所不同。由于身高因素，孩子比成年人更易于接近建筑设施、垃圾桶、铺装等细节。因此，应充分考虑儿童群体的需求特征，从城市到社区，设置贴近“儿童尺度”的公共基础设施，如适合儿童高度的公共座椅、交通指示灯、垃圾桶、台阶等，并以不同色彩加以提醒，优化城市儿童居住环境。

▼图注：日本神户面包超人儿童博物馆商场，针对儿童身高设置的儿童友好设施

作为积极推动“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的深圳，在尊重“儿童特权”方面也走在全国前列。2020年5月，深圳首座儿童友好型天桥“彩虹桥”完工。该桥位于教育资源丰富的罗湖区，为了保障周边幼儿园、学校孩子的过街安全，天桥的设计最大化地向儿童的权益倾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天桥在方案设计阶段曾向罗湖区儿童征稿，并从中归纳总结，全面落实在天桥的改造中。该天桥为呈现活泼和童趣的风格，整体立面采用186块彩色渐变亚克力板。设置儿童扶手，安装儿童无障碍标识，地面采用橡胶地垫，也是为了让儿童上下楼梯更有安全感。

同时，在灯光设计上，杜绝儿童视线上的泛光，让环境对儿童的眼睛也更加友好。未来，“彩虹桥”还会在植物的配置上进一步优化，更多选择驱蚊防虫的植株，并将天桥绘画大赛中获奖的作品放在天桥展出。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高级建筑师磨艺捷表示，“天桥的建设和落地，让广大的市民对“儿童友好型城市”的认识不是停留在政府的文件和宣传画上，而是可以从具体的实物、为市民做的服务项目上感知。”

像深圳一样，县城的“儿童友好”发展更应一切从细节入手，在建设上要像绣花一样，用最暖心的手法拉近与居民的距离，让细微之处见真心、显水平、显魅力。

▼图注：横琴星乐度露营乐园的儿童友好设施

• 提供精细化服务，解决儿童出行问题，让遛娃不再辛苦
  

儿童出行，是让绝大多数父母头疼的事，除了要背着孩子的必需用品外，无论去公园、景区还是去商场……每每出行，童车都是必备品，但笨重的童车携带起来总是让很多家长有苦说不出，能够提供童车泊车的商场、童车租赁的景区也并不多见。

有数据统计，我国每年新生儿出生人口1800万左右，2～7岁亲子群体接近1亿规模，按照一个家庭为三口之家计算，将有3亿人口需要童车服务。尽管儿童出行市场大，但童车租赁式服务的渗透率只有8%，自助式供给的服务在其中更是可以忽略不计。目前，利用共享的概念，有些城市已经出现了“共享童车”产品。

未来，在城市管理中可率先开展儿童出行服务，大范围投放共享童车，不仅能满足儿童需求，更重要的也是为家长解决了一大难题，如此友好、贴心的服务肯定会为“儿童友好型城市”加分。

对于县城而言，能不能真正把人吸引来，大家会不会考虑来到这座城市，“儿童友好型城市”的打造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要想真正实现这一美好期许，不是喊喊口号，也不是出台一系列儿童友好政策那么简单，而是要“蹲下来”规划城市、建设城市、治理城市。过去，县城常常讲发展速度，但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由注重速度向质量转型的时期，站位儿童视角审视县城发展，才能真正使县城“赢得童心”，成为一个拥有绝对吸引力和竞争力的有人情味儿的城市！

本文作者：华高莱斯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