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上一篇《技术上的遥遥领先，并不等于经济上的遥遥领先》中提及了国际贸易平衡问题，尤其是，国际贸易平衡背后涉及到的各国产业和就业问题，这并非空穴来风。

在美国官方宣布准备对中国电动车限制进口后，欧盟委员会也在近日宣布计划对中国进口的电动车进行海关登记，这意味着如果欧盟调查认为中国电动车接受不公平补贴，可能将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关税，从登记日起算。欧美媒体在早前对中国电动车进行过集中报道，一方面是认为技术先进、价格低廉，另一方面则认为将对欧美汽车产业造成巨大冲击，进而影响其产业和就业。

一个月之前，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发表了一篇题为《德中贸易转折点出现？漫谈零和博弈时代的德国和中国》的研究报告，上海官方下属的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对其进行了编译（《荣鼎研究报告认为德中贸易正在进入转折点》），简言之，荣鼎咨询认为，随着中国大陆在汽车、工业机械等领域的快速发展，德国相关产业和企业已经开始感受到巨大压力，并且这种压力逐渐向德国本土就业传导，这将使得上一轮全球化以来形成的“德国技术+中国生产和市场”的融洽合作关系开始动摇，进而逐渐走向激烈竞争。

作者想起2018年与德国“隐形冠军理论”提出者Hermman Simon教授的对话（《与赫尔曼·西蒙教授的交流》），当时作者问：“中国中高端制造业如果发展，对日本和德国的影响会很大，因为中国有广阔的市场，甚至有时可以用市场去引导规则。您是否对此有所担心？”

Simon教授的回答是：“我认为中国制造业企业是德国隐形冠军企业的主要竞争对手。两方面看：其一，如您提及，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而德国人已经在中国有很好的定位。单就太仓而言（对于中国来讲，这是个小城市，只有70万人口），就有280家德国企业和大约200个工厂。中国人进入德国市场主要依靠收购德国企业（过去三年收购了162家）。这是一个正常的全球化过程。100年前发生了同样的事，美国人也收购德国企业。在1980年代，看起来日本将要主导全球，但其实并未实现。”

在更早的2014年，作者在一个中德合资的投资项目上，内容恰好是车联网相关，中德双方都是Fortune 500企业。中方在合资协议中提及，希望合资后形成的技术能够应用于全球市场。坦率地讲，中方当时的合作目的仅仅是技术引进，并无真正的出海想法，协议中的上述表述并非关注重点，更类似于中国习惯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但德方团队对这条非常紧张，坚持拒绝，尽管中方反复表达，上述条款其实并无任何实际约束力。作者看出德方团队的担忧是其全球化布局问题，同时又不希望项目就此终止，因此一直对这条不松口，并以此作为谈判其他条件的价码，待其他关注点实现，才予以松口。其间，德方团队多次反复与其总部沟通上述问题。

作者详细描述上述过程，是希望让读者能够了解一个典型的德国企业对待全球化的态度。当你明确要成为它的直接竞争对手，或者它确认你将要成为它的直接竞争对手时，合作基础立马动摇，哪怕看起来还很遥远。相比较而言，美国或者英国企业可能不会对这种条款较真，因为它们更愿意去判断现实可能性。德国企业非常重视协议条款文本及其背后反应出的真实商业目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德国的车联网技术及更广义的汽车智能技术，显然发展得要比中国大陆要缓慢得多。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从技术上看，中国大陆当前在智能驾驶方面、电动车方面是要比德国领先的。

但正如作者在上篇提及，技术上的遥遥领先并不等于经济上的遥遥领先。因为作为客户时获得的感受，与作为直接竞争对手时，是完全不同的。

现实地讲，欧美当前对中国大陆的部分技术和产能感受到极大压力。在经济民粹主义者看来，这种情况值得无比兴奋，因为似乎是“中国终于打败了欧美”、“一雪前耻”。从技术发展来看，能走到这一步是非常不易的。但技术与商业，产品与贸易之间，确实是存在鸿沟的。

贸易壁垒在WTO时代是被批判的名词，但如果换成环境保护、劳工保护、就业保护等话题，就会受到今天几乎所有国家老百姓的支持。所以，限制拥有先进技术的中国电动车进口或者施加关税，似乎已经成了欧美当前的选择。

在前一篇文章的留言中，激愤的读者提出一些解决方案，比如：

那么通过制裁欧美去打开对方市场，有可能吗？怎么对等制裁呢？禁止欧美企业在华生产？那这部分企业的中方员工去哪里就业呢？

贸易平衡的背后是不同国家的产业结构和就业诉求。在过去四十年，在WTO红利中，中国大陆的官方和企业几乎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因为一直以来，中国大陆都是先发国家技术扩散和生产外包的承接者。日本韩国都经历了这个过程。直到你的技术持续进步、产能持续扩大，最终成为先发国家跨国企业的直接竞争对手时，矛盾才暴露出来。这个矛盾，今天已经越来越突出了。

也就是，你的技术越进步，对海外市场的诉求越多，这个矛盾就越突出。也就是，技术进步在国际贸易这个背景下，并不一定会直接带来舒适的经济收益。反补贴、反倾销、安全审查、非自贸区关税等等，都是人类社会在漫长的国际贸易中建立起来的限制贸易的制度，当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中国，当然也包括欧美）的关键产业和广泛就业受到威胁时，这些制度就会发生作用。

所以，今天中国的许多企业都意识到“不出海，就出局”，但出海并不等于就入局了。曾经中国大陆只是全球跨国公司的一个生产制造和出口基地，那些高附加值产品罕有中国大陆自己的品牌。如今，技术上看，已经有超越欧美的科技产品，但不等于，出海就可以很顺利。因为你从曾经的合作伙伴，变成了直接的竞争对手。在没有激烈竞争的领域出海都会受到歧视的今天，那些已经存在或者即将存在激烈竞争的领域，就更不可能一帆风顺。

国际贸易面临的问题往往不是个别企业面临的问题，而是整个产业面临的问题，甚至整个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出现的问题。官方的应对往往存在滞后性，这就要求出海企业要有更加长远的眼光和对国际贸易历史的深入理解。

中国大陆的企业，习惯于内卷竞争，对消费者与劳动者双重身份的理解并不深刻，基本不太会去考虑海外目标客户与海外类似产业就业之间的关系。但这正是一个本土技术领先企业能否真正成为一家成功的跨国企业的关键，尤其在再全球化的今天，更加艰难。

更为重要的是，为什么拥有14亿人口泱泱大国的企业，总要内卷到十分在乎海外只拥有人口零头的“小市场”呢？

我们最近可以看到，国内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金融机构的分析师，开始像作者一样，公开直言已经到了必须提高民众可支配收入的时候。这是因为，在外贸受阻、房地产和基建已然过剩的今天，经济结构性调整的重中之重在于依赖内需，但如果人均GDP持续上涨、人均可支配收入却长期停滞，转型是不可能实现的。

作者也反复提及，主要依赖民众的消费，才会出现真正的、千变万化、百花齐放的市场，一些不可想象的创新才会出现；如果仍然主要依赖地方的投资，总是会让生产集中于满足少数领域，产能过剩是必然的结局。这也是内卷和鸡娃的根源。

如果中国大陆民众的可支配收入持续提升，那么民众的消费能力也就持续提升，先发国家的跨国企业将会更加依赖这个市场，对等的市场准入谈判才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如果我们的民穷而对方的民富，那我们的企业就要总是更加依赖对方民众的消费能力。何不让自己的老百姓先富起来呢？

未来的再全球化之路无非是两个主要步骤：一是通过提升本国民众的可支配收入，进而大幅提升本国民众的消费能力；二是形成一个对全球具有更大吸引力的庞大开放市场。

贸易平衡与结构性调整是一体两面，企业走出去与民众富起来这二者只有配合起来，才可能真正地出海成功。否则，国际贸易的种种历史还会反复上演。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太阳照常升起 （ID：The_sun_also_rise），作者：慕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