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为什么越来越“矫情”了？

中国的内循环未来确实能带来很大的增长机会，但值得注意的是，外循环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存量和增量也绝对不能少，缺失对外经济现金流（cash flow）对中国经济的支持，中国将会遇到很大困难。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底层设计师（ID：Bottom-upDesigner），作者：高若瀛，对话嘉宾：丁远（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原文标题：《对话中欧丁远：重申竞争中性 | 驭势2021》，注：虎嗅对原文内容有删减，头图来自：IC photo

当下的全球营商环境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同时这些“变量”给中国带来了更多挑战和机会。

在过去20年，中国吸引外资始终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这个趋势在全球新冠疫情尚未平息之际仍在继续。除去中国疫情控制有力的背景，在丁远看来，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阶段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丁远说，如今的跨国公司们希望实现“企业公民化”（Corporate C Citizenization）。这个概念背后的逻辑演变，始于跨国公司在中国开始建设全产业链的变化。

过去，很多跨国公司是“两头在外”，中国只承担制造环节；随着中国市场的发展和产业链优势的提升，跨国公司将越来越多的产业链环节放到了中国。

“很多跨国公司已经在中国设立了研发中心，甚至有专门应用于中国市场的产品品牌设计，更不要说制造和销售环节。”丁远甚至观察到了这样的现象：中国正变成创新向海外溢出的高地，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完成实验，再拿到国外复用。

就在采访前一周，丁远刚刚拜访了位于沈阳的米其林轮胎厂。负责米其林中国研发的法国高管讲得十分明确，“总部关于电动车新型轮胎的设计，要由中国业务来引导”。

据丁远观察，这背后的动因是，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正成为全球最大的试验田，在中国以外都找不到这样的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投资项目的规模，比原来生产型、制造型投资项目的规模要更大，即资本投入密度（Capital Intensity）更高。综合反映下来，中国吸引外资的力度，按金额计算规模还是非常大的。”丁远说。

恰恰因为越来越看重中国市场，想做的事情也和中国产生更多交集，随着精力的投入、沉没成本的提升，这些跨国公司似乎开始变得“矫情”起来，更强调营商环境的持续性、稳定性和保护性。

“当他们要把最核心的部分研发放到中国，就会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有没有强制性技术转移等问题敏感得多。”丁远认为，在中国提出构建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重申“竞争中性”重要且必要。

以下为对话丁远内容实录：

一、跨国公司“企业公民化”

MIR：不管是贸发会还是经合组织，都报告说2020年全球FDI大幅下降，但中国还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位置上，中国能持续吸引外资的原因有哪些？ 

丁远：过去20年，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始终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这个数字一直比较稳定。相比全球，回看过去12个月，中国也是受疫情冲击时间最短、影响最小的国家，尽管疫情最早开始，但控制最快、最有力，而欧洲、美国都经历过好几波疫情。

基于复工速度比较快、强度大，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更显重要，不管是个人防护设备（PPE）等医疗防护用品还是其他居家隔离需要物资，从某种程度上说，全球的制造中心都搬到了中国。加上后来印度及其它东南亚国家又出现疫情，对于很多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增加在中国的产能是很重要的布局。

更重要的因素是，相比改革开放前20年，如今跨国公司到中国的目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总结称之为“跨国公司中国企业公民化”。这也代表了一种趋势，就是很多外国人跟我沟通时说，他们想变成中国的“corporate citizens”（企业公民）。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学东亚的外向型经济，谈得最多的是“两头在外、来料加工”。中国整体生产要素的成本比较低，还有税收、土地等各种优惠政策。对那时的跨国公司来说，他们在中国设立的机构主要负责制造环节。

今天，我之所以强调“跨国公司中国企业公民化”，概念背后的逻辑是跨国公司要在中国建设全产业链，不仅仅是制造环节。实际上，很多跨国公司已经在中国设立了研发中心，甚至有专门应对中国市场的产品品牌设计，更不要说制造和销售。

甚至还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中国正变成创新向海外溢出的高地。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做实验，完成后再拿到国外复用。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有些东西最先进，新模式、新技术、新产品尝试迭代的速度很快；一方面则是因为市场规模大。

像中国的网络销售，很大程度上存在弯道超车的状况。原来，中国在销售和金融服务环节非常落后，随着互联网和移动终端迅速发展，中国跳过很多迭代过程而直接跳到了最前面。比如手机支付的普及，但在国外，还大量依赖银行的支票、信用卡等等。

当这些技术和应用的覆盖率和市场渗透率很高时，加上快速迭代的金融产品，中国就跑到了最前面。过去几年间积累下来的经验，使中国拥有很多先行的技术能力，这些都有溢出效应。

此外，还有一些溢出效应跟中国的市场规模和政府引导有很大关系。

众所周知，中国政府是电动车的积极推动者，加上企业的配合，使得这个产业在中国成为最大的试验田，这当中就带来很大变化。

上周，我们刚在沈阳拜访了宝马华晨宝马厂和米其林轮胎厂。米其林在中国负责研发的高管讲得很明确，法国总部要求关于电动车新型轮胎的设计由中国业务来引导。

为什么？因为中国市场的量最大、需求最复杂。欧洲那些传统整车厂的OEM配套，根本不需要做这些东西。当下的中国反而成为了先行者。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投资项目的规模，其实比原来生产型、制造型的规模要更大，即资本投入的密度（capital intensity）更高。这反映出中国吸引外资的力度，按金额计算规模还是非常大的。

过去跨国公司来中国的目的很多可能只是扩大产能，如今更多的是要利用中国市场，在中国进行真正意义上覆盖全产业链的商业活动。

因为如今仅是中国市场，就足够能撑起一个跨国公司百分之三四十、甚至超过一半的营收和利润，因此中国区的业务在跨国公司内部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MIR：但对外企来讲，做企业公民还要面临“How”的问题。 

丁远：对，但你不能说他们做得不好，其实我们可以找到很多案例。

这些外企是很认真地在做企业。像华晨宝马、米其林以及沈阳的东软集团，三家企业几乎撑起了沈阳50%以上的GDP。他们同时也在带动这些产业功能的升级。比如宝马跟辽宁省的大学合作，成立了技术学院。因为操作工人要看得懂英文、会用电脑，要求很高。

他们在中国做的事情，相比其他国企和民企的投入、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从社会公民的角度去评判其实并不少。

MIR：成为“企业公民”受到哪些现实因素的影响？ 

丁远：其实，国务院很早就提出过“所有制中性”的概念，但在执行的过程中会遇到问题。

这些跨国公司也是在中国注册的法人，在这里招收员工、纳税，但不能享受完全的中国企业的待遇，包括银行贷款融资机会、市场准入等方面。

我时常会碰到国内一些政策制定部门的负责人，他们现在也有困惑：为什么外国人现在变得越来越矫情？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跨国公司现在想做的事情，和原来想做的事情不一样。原来他们做的事情跟中国交集不多，所有零部件、原材料从海外供应链运进来，在中国加工完，通过自己的出口渠道送到外面。

但今天，他们要把最核心的部分研发放到中国，就会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有没有强制性的技术转移等问题敏感得多。此外，在中国投入这么大精力，沉没成本越来越大，更强调营商环境的持续性、稳定性、保护性也是正常的。

中国的内循环未来确实能带来很大的增长机会，但值得注意的是，外循环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存量和增量也绝对不能少，缺失对外经济现金流（cash flow）对中国经济的支持，中国将会遇到很大困难。

英文的Reciprocity，我们自己翻译成“对等”，这样翻译其实是不对的，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也叫对等。但其实reciprocity里面带有“友善”的意思，欧盟驻华大使郁白（Nicolas Chapuis）将其翻译成“互惠”。

如果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一致认为他们没有得到所有制中性的待遇，可能会带来另外一个后果，而且似乎已经开始显现。

MIR：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企业当下去海外投资将遇到更大阻碍？ 

丁远：现在，我们在这个结上越走越深，国内的外企或民企感觉都不太好，但最大的问题确实是我们中国的企业走出去也不容易。

早些年，美国资本市场还很欢迎中国的央企去上市。他们或许也有自私的想法：中国的央企到他们的资本市场上市，最后也能改造成像他们一样市场化的企业。所以他们开门了。

但两年前，李嘉诚的公司在以色列竞标海水淡化处理项目，最后因国家安全问题被以色列否决了，从那时起，我就判断中国企业出海的形势将更加不乐观。

大家都在“捂口袋”。美国不想去维持所谓的全球市场，现在欧洲还在纠结，但似乎也在往那个方向走。

2019年初，当时阿尔斯通和西门子的高铁业务要合并，最后是被欧盟自己的反垄断委员会（anti-trust commission）否定的。原因是要保护欧洲消费者的利益，需要有同业竞争。

当时，他们也提到中国有中车，但当时中车在欧洲的市场规模不是很大。现在他们肯定后悔，为什么当时不合并搞一个欧洲冠军出来？

二战以后的趋势是全球的关税下降，投资门槛下降，在互惠趋势下，所有的曲线都是往下走；现在全部往上走，民族经济的倾向越来越明显。

MIR：长远看我们应该怎么做？ 

丁远：我们需要思考，中国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当我们发展成为一个世界上的大国，处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中国人应该怎么样应对？

对于外国人来说，他们也许还没有接受中国处在这么重要位置的现实。如果两者都没有想好，彼此就可能发生冲突。

但只要选择好沟通方式，这个问题就会得到缓解。

二、新兴企业家与中国市场 

MIR：尽管海外投资局面不乐观，但反观国内，特别是在消费服务领域，正涌现新企业和企业家，从您的接触和观察来看，这些新兴企业家有哪些新特质？

丁远：其实包括我们中欧在内，这些年学员就有非常大的变化，这其中也反映出市场的变化，包括疫情也是加速器。

比如2015年以后，中欧的EMBA学员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民营企业为主，他们的资产越来越轻，很多都是从事新兴行业、服务行业，也有很多都有技术背景。

这批人的思维的活跃性，对知识更新的要求，对自己商业模式的解读，与以往学员相比有很大区别。

MIR：这背后有哪些规律性的因素在发挥作用？ 

丁远：我觉得这背后是中国在消费领域和服务行业正面临一个巨大机会，而且可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时间和机遇叠加出来的机会。

现在经常会冒出百亿、千亿市值的企业。为什么？首先，中国有上亿人突然变成了qualified consumers（有消费能力的消费者），可能他们脑海中还并没有形成传统营销课上常讲的“reference brands（参考品牌）”。这样的消费者对于应该买什么没有定式概念。所以我们能看到有些品牌可能两个月前才创造出来，但靠投资机构砸钱、暴力广告等手段，两个月就变得很有名。

这样的场景只有在现在的中国才会发生。因为在社会阶层和市场相对稳定的格局下，暴力手段很难打破这个市场，消费者知道自己应该买什么。但我们现在刚好是一个消费阶层相对混沌的时期。

在移动终端和各种媒介销售渠道上，铺天盖地的广告刺激着还没有品牌概念的消费者，但刚好他们还能买得起。

现在，那些在消费领域已经比较成功的企业也很恐慌，比如国产化妆品牌就对国外品牌造成了冲击，他们往往资金实力雄厚，砸得起钱。然而跨国公司老总会说，我还有毛利考核。

这样砸钱会不会成？我想最终一部分会成，但大部分会死，因为产品差异化并没有多大。最后不过是潮起潮落。

中国的市场规模和迭代速度下，很多人有创新的机会。关键还是要找到自己的常量，这是最难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底层设计师（ID：Bottom-upDesigner），作者：高若瀛，对话嘉宾：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