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十年代，老炮们是这样“洗稿”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家（ID：ipress），作者：老猫在村里

最近关于“洗稿”的争论，让人想起八九十年代的“攒书”热潮。那个年代的出版业，和现在的自媒体行业有点像，都是新兴的行业，都没什么规矩。唯一不同的，是当时出版业市场处于待开发的状态，人们的读物少，大量图书的涌现，填补的是市场空白和信息空白，更像是开荒拓土。而自媒体，是直接砸传统媒体的饭碗，属于江山换代。

当然，版权意识也不一样了。八九十年代大家没什么版权意识，正规出版社出个外文书，也没有版权。到了下面攒书的这帮人这里，就更别提了。能拿到资讯就相当不易，还买版权？拿什么买，又找谁去买呢？这个背景，让各路大神齐出动，在攒书的市场上各显神通。

资料图：1980年代书摊

抽象的事情少说，还是多讲故事吧。

那时候我是个刚毕业的学生，没什么钱。我周边的朋友跟我差不多，也都穷，所以仨瓜俩枣都想挣。当时纪实文学什么的特别火，我们就在一起商量，咱们攒本纪实文学吧，揭秘当代青年的隐秘生活，尤其是女青年的。那个时候有啥隐秘生活啊，也就是遮遮掩掩往两性关系上靠。这个主意大家都说好，就是花个苦力气，你三篇他两篇的，一个星期交稿子，十几万字就出来了。

严格地说，这本书不是洗稿，但基本是编的故事，反正隐秘生活么，不用透露真实的时间地点人物，有点影，乘以十，写的像那么回事就是了，大家看着一乐就是。甚至，我们连版式都排好了，都出了胶片了，就等着找买家了。

但原来的买家出价太低，我们打算要一万块的，他只想出三千还是四千，反正没谈拢，事情就搁浅在那里了。而这个时候，突然朋友介绍，一个书商从天而降，我赶紧带着这个书商，和大家见了两次面，好像最后谈的是八千块，胶片拿走。只是，书商说他最近周转不灵，钱要过几周再付。那个书商瘦瘦的，身材也不高，说话利落不闪烁，又是北京人，看着挺诚恳的。他给我们留下了他家的住址和电话，甚至还带着我们去了他家一趟，在石景山，苹果园那边，一个两居还是三居的单元房。

诸朋友心想老猫介绍的朋友应该信任，就同意了。而我一看大家都同意，加上中间也是朋友，也就说行啊。现在想起来，还是太年轻。在那个年代，谁要答应给你八千块，看着都觉得是好人。

然后他拿着胶片就消失了。别说几周了，从那时候到今天，快三十年了，没再有人见过他，打电话不接，传呼不回。

没辙，我只好每天下班后，从东边坐地铁到苹果园，再顶着寒风倒公共汽车三站地去他家敲门，压根敲不开。有时候，就站在楼下喊他，也没回应。去的次数多了，邻居都认识我了，跟我说，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他有日子没回来了，你看看，那边站的那个，还有昨天来的那女的，都是找他要钱的，不知道骗了多少人。

我才知道攒稿的不止我们这一拨。

那个时候的图书市场处于野蛮生长状态，新出现的“二渠道”（也就是独立于新华书店以外的民营发行渠道），不像现在都是文化人在做，好多人就是小生意人，他们凭直觉判定什么好卖什么不好卖，据说有一位老太太居然是文盲，可也在经营着图书，还赚了不少。当然，坑蒙拐骗的事情少不了，至于合同，签不签的都有，大部分不签，就是口头协议，签了的也有逃账的。写作者能不能最终拿到钱，全凭二渠道一念之间。

电影《顽主》剧照

总之，要账花的精力远远超过了写稿子。人是彻底没见到，钱也没影了，大家商量了很多见面如何打丫一顿的方法，但见不着面啊。我想，一起攒稿子的朋友中，有些人会把账记到我身上，那也没办法。至于介绍书商给我的那个朋友，他也一脸蒙，也没料到被人给玩了。

几个月后，坐火车出差，在车上买到了这本书。没书号没刊号，估计是找了个小印厂直接给印了，盗版，和那些诲淫诲盗的“法制类”书刊一起卖的。

这次失败的“攒书”活动，告诉了我们这些毕业生一个道理，做事要一把一利索，那些只承诺未来怎样怎样的人，根本信不过。只是，在后来的人生路上，遇到这种骗人稿件的，依旧很多，上当受骗的事不止一桩，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那么，跟什么样的人一起“攒稿子”最踏实呢？事实证明，还是我的中学和大学老师们。

有那么一阵子，词典类图书特别风行，我的中学老师找到了我，邀请我一起编词条，好像一条十块钱。老师找我干活不要钱都得干，更何况还给钱呢。于是，我开始了词典的编纂工作。这套词典是一套名人词典，编辑办法就是找一堆和某某名人相关的书籍，摘其事迹一件件，编写成一条条一百多字词条，如“临危不乱”、“艰苦朴素”之类，均为人物美德。之后统一交给统稿者，由他进行分类，做检索表，最终出版。严格意义来说，这算是早期的“洗稿”，搁在现在也未必行得通。但老师们做得比较仔细，要求每个词条后面都标注出处的书目，书的署名也很讲究，不是作者，而是编者，统一叫某某名人大词典编纂委员会。具体的编辑者，则列于《后记》中。

那时候没有电脑，更没度娘，全靠人工，找到素材后手写成词条。这个活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词典出了有四五本。至今我也没明白那时候人为什么爱买各种词典。

另外一个活是大学老师给的，性质差不多，用一堆图书的资料写一本小册子，讲爱国的，有些类似于现在的鸡汤书。就是要的急，一个星期要写完。那时候我家连书桌都没有，就一个吃饭的小矮桌。我参考资料堆在地上，坐个小板凳撅着，稿纸放桌子上，吭哧吭哧写，最快的时候一天写了一万多字，胳膊都抬不起来了，颈椎也疼，而且到现在，有时候还会疼。

钱也挣到了，虽然书是自己的观点，署名后依旧是“编著”。那本书老师说写得又快又好，其实我内心根本就不想署名。

当时，为了写字快一些，我一直用圆珠笔而不是钢笔，因为圆珠笔是滚动摩擦，在纸上走得更快。一天写下来，脸上胳膊上都是圆珠笔油，一支笔芯一天半就用完了。现在回想起那些疯狂写字的日子，感慨良多。要是那时候有自媒体，估计也挣大钱了。

那一阵，干了不少这类的活。比如三毛去世，几个人连夜动手，几天就攒了一本纪念三毛的书，十来天就出版上市了，用的是市面上现有的报道、图书、资料，再加上一大堆文人现写的纪念文章。是纪念么？的确算是个纪念，但也的确是为了赚钱。这类活一个人干不了，多为集体操作，像流水线，所以主事的是主编，其他人起一些笔名，均为“编者”。钱拿了，同时我们表示这不是原创，不篡名，这是规矩。但当时怎么署名貌似关系不大，反正读者也不在意。

当然，还有一种更符合道德感的“洗稿”，就是自己洗自己的稿子。比如，我给某报纸写了一篇深度的报道，发表后会有其他地区的报纸、杂志编辑找来，希望我为他们再写一篇。可以呀，找一些没有用过的资料当引子，后面再加一些已经用过的资料，换个视角，换个语气，也是一篇，顶多再换个笔名。这种做法当时很流行，一方面说明作者们大多一鱼三吃成了习惯，另一方面也说明什么时候好内容都稀缺。但当时似乎没有人说什么，因为媒体异地，读者群不同，互相之间无大干扰，再说因为篇幅问题限制了许多资料的使用，尘封可惜，所以很多记者都这么做，单位领导也不怎么管。有一些后写的稿件，因为思考得更周全，资料用得更足，反而比先发写得更好，甚至还会得奖。甚至，一些报刊的编辑互相向对方的记者约稿子，大家都不愁。

当然，也有人萝卜快了不洗泥，干脆一个字不改，一稿两投或者多投的。那是2000年左右了，我在办一份杂志，突然广东一家杂志的老总，在和我的上级领导见面的时候，指责我们杂志抄袭了他们的稿子。这事当然不小，引起杂志社的重视，让编辑追根溯源一查，还真不是抄袭，而是一稿两投。作者只觉得两家杂志相距甚远，不会有交集，没想到两家杂志同属一个系统主管，头头脑脑们经常沟通，闹了这么一起公案。

以上，都是某一个时代的缩影，原因无非信息传播还不发达，或者版权意识不清晰所致。当时并不算违规。但文人脸薄，毕竟怕人说叨，所以在细节上还算克制。

新闻资料图：报社印刷厂

现在信息传播的平台改成网络了，媒体读者的地域差别不存在了，受众也广了。理论上，谁洗了稿子，一爆款就容易被发现。但被发现没什么大不了，因为读者不在乎你这稿子是不是洗的，是不是一手，于是“洗稿”居然逆风而上成了个产业，堂而皇之上位。经常是某新闻发生后，一大批貌似有新信息的文章跟进，结果点开一看，他知道的不比我多，因为他根本不在一线，也许“他”就是个机器。现在还有高手介入，将别人付费阅读内容拿出来整合，篇篇爆款，盆满钵满。这实在是不对，自己赚钱，不可砸他人饭碗，原创的钱被你拿走了，人家吃什么喝什么，以后怎么去采写新闻？这些只能说明，新技术带来的，不仅是快速便捷，还有脸皮更厚了，更突破底线了。钱在眼前，还讲什么江湖道义文人风骨啊，有精力也要用在——你别找我麻烦。

其实解决办法也不是没有。以前传统媒体，那些都市报啊通讯社啊，都做过内部的合作平台。大家签个协议，一人一个密码，自己的货都往上搁，别人的货也可以拿。像《财新》这样有硬菜的，完全可以做一个收费的自媒体资讯取用平台。那些自媒体大号们缴纳个年费，签个协议，获取其资讯的使用权，就解决了。很多图片库、资料库，也是这么做的。好内容的版权，完全可以这么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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