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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11 12:26
也许只有“流氓”才能改变世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单读(ID: dandureading),作者:晓宇,吴琦。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今天是第一封来信和回信。



写信人:晓宇(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在读)


老七:


我从一个对谈会上回来,碰见下雪,纷纷落在庭院,屋里听不见风声,安静得很,正好摊开纸给你写信。对谈是我与历史学的朋友,题目起得吓人,叫“何所期待?下一代人的政治和历史”,有些故意激起听众参与的意思。意识形态,制度变迁,技术革命,蜻蜓点水地沾了一遍,讨论如期而至。但热烈过后,回来的路上,忽觉一阵徒劳。批判和宣言说过了,可生活明天回到常态,终归没什么改变。我想起来上次你主办活动后,也是这样的状态。那时候 Eva 问我,老七怎么总愁眉苦脸。我揶揄说,那是公知的Poker Face 。现在冷暖自知。所以你瞧,讽刺还是不妥,害人害己。


对谈会上,我们从启蒙话语的衰败聊起。有人说启蒙早就败了,但它总是回潮。我们还抵不住进化的诱惑,希望事情向前,带着自己一起走。自己国家的例子,新文化来了一波,八十年代又是一回,现在大家想起来,说朝气蓬勃,可见仍是怀念。启蒙让人想起年轻力盛。年轻是常人的良梦,但终有醒来照镜子的时候。启蒙叙事的倒下,在老东家欧洲也扶不起来。哈贝马斯败了,“好的论点”没能在嘈杂的世界脱颖而出。理论上的缺陷和实践上的否认是两回事(我还不至于刻薄到 Hayden White ,称呼“老哈”理论上是幼稚的),启蒙叙事是在近来的政治中才失去行动魅力的。


尤尔根·哈伯马斯( 1929 年 6 月 18 日-),德国当代哲学家、社会学家


结果呢?结果就是“娜拉走后怎样”的追问。抛却了进步,真理和目的性的追求,从后现代的词语中可翻不出来继续生活的指导。后现代教你脱了衣服跳河,但你出来之后仍然是一丝不挂的害羞。鲁迅当年在北京师范学校发表演讲,说《玩偶之家》的女主角娜拉夺门而去,“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话不单是讲给女性主义者听的,是说知识分子的普遍境遇。精神上的批判过把瘾,然后呢?


然后我们迎来了叙事的停止。想来有趣,有那么一阵子,无论是创业 BP 还是学术 Paper ,皆是讲究“故事开头”。不是我们曾经离开了故事,而是现在要以怎样的故事来替代过去的故事。个人视角和情感表述,似乎取代了理性的论证说教。对于那些宏大的叙事热情退散了,如今恐怕还存在着风貌的只剩下商界和科技界:他们仍然相信自己所处上进的时代。


常人不再把个人经历置放在一个“大故事”下。


“民族自强”“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叙事,曾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个人生活里。即便去反思这些叙事的人,也是靠着这些“大故事”的力量存在。现在呢?不是没有信仰,而是没了叙事。寻找宏观叙事,成了一股老旧的时尚。政治家耗尽吐沫,理论家穷尽笔墨,大众百姓终归是不信了。你要说这是积极反思的结果吗?我看有些过于乐观。


前一阵子重翻《傅雷家书》,和小时候读的感受相去甚远。傅雷对身处海外傅聪的寄语,仿佛是自己父母挂在嘴边的话,无非是你要如何管理时间、交际、勤于事业此类,真是像长辈的唠叨。书的结尾,有杨绛的文(她写人比钱老温存多了)。还有傅聪的附言,讲到他的顾虑,因为书信中父亲对于一系列的社会主义运动好像不是批判和怀疑,而是充分地接受和改造。和含着“赤子之心”赴死的坚硬人格有“不太相符”的地方。但那是一个时代的烙印,即便再坚硬的知识分子,也会把个人和宏大的叙事联系起来。


傅雷( 1908 年 4 月 7 日 - 1966 年 9 月 3 日),中国翻译家、作家、教育家


要说如今的每一个人都比当年的傅雷更有反思精神吗?我不信这样的假设。只能说对于“大故事”的怀疑已经成了主流。人们切身体会到了时代的不确定,对于不可置否的语气,心里打起鼓来。我上次同你说过,这一代人,尤其是年轻人,是自带解构的。他们不需要去学校里取经,拆解身上宏大叙事的痕迹,因为解构是他们生活的基本状况。对于社会或消极或积极的抵抗,不是强力的推翻,是一种深刻的怀疑。


我们看到各种“亚语系”的繁荣,无论是处于几次元,这些故事语言的核心,是不再和传统叙事争夺一个空间。我自行于另一个空间。这是文化上的平行宇宙,事实上就是我们当下的世界状况。当权的精英越来越无力,似乎触不到“受众”;传统的反抗同等地无力,因为找不到“同志”。这真是后现代版的“杯酒释兵权”。现在对新兴的政治力量通用“民粹”,因为在他们身上找不到熟悉的宏大故事,但说到底,他们的民众是谁,也抓不到切实的身影,是一股情绪,一阵怀疑的目光。我挺喜欢的法国哲学家Rancière 说,政治不是寻找共识,而是打破常规,是非共识,未完成的状态。他算是捕捉到了当代的政治特色。



在解构成为主流的时代,讽刺是普遍的修辞,焦虑成了时代的精神。我们看到现在对于事件的反应,不是那么热烈的支持或批评,取而代之是讽刺。讽刺当然是怀疑的体现,但怀疑背后呢,没有取代它的东西,所以只好去嘲弄现实。英国人是喜欢讽刺的,避免直截了当的对抗和追根到底的纠缠,讽刺给人洞穿世事的错觉,抢得心理上的安慰。可要大家都成为英国人,世上可是要无趣多了。


不依靠大故事,怀疑占据的内心是复杂的,好像没什么目标,没什么可做。儒家的入世完蛋了,还没超脱到出世的道佛,占了上风的是持久的焦虑。大家认为年轻人在焦虑车房和阶级流动,其实真正渴求这些的人在埋头干事。焦虑是先知性的怀疑,是潜在的感觉,是感觉到了这些渴求实现之后,也没法填充的东西:缺股子劲。我们当今最怕的问题,“有意思吗”和“然后呢”;最普遍的回答呢,“没意思”和“不知道”。要是循着克尔凯郭尔的意思,焦虑不失为一件坏事,是因为选择多起来了,才有“自由的晕眩”,故成焦虑。可他背后好歹顶着宗教,能回归到终极价值去。我们焦虑起来,惶恐地选择一个故事,可不是有什么终极彼岸能给得救的。


雅克索伦·奥贝·克尔凯郭尔(1813年5月5日-1855 年11月11日),丹麦神学家、哲学家、作家


回到我们自己。失去了宏大叙事的支撑,我们的个人故事怎样。还能怎样,只好继续下去。不用硬着头皮,不好垂头丧气。寻找新叙事,包含不确定性的语言。但肯定有人要继续怀疑。我们的对谈结束后,历史学的朋友走来,说你们学科才渴求新的意识形态,我们历史中早就司空见惯,都是徒劳无功。可见,做一个入世的历史学家,和做出世的政治学家,同等稀罕。


雪歇下来了,正是出去走走的时候。见信祝好。


晓宇


回信人:吴琦(单读主编)


晓宇,


好久不见。


收到来信已经有些日子,虽然网络上一直联系,但真要提笔写信,还是觉得困难。


此刻我刚到书店的办公室,意识到今天没有特别紧急的事,没有提前安排的会议——做编辑工作以来,这种时刻最让人感到清闲,于是坐下来,做一点编辑爱做的事。


你曾经嘲笑我的,我也嘲笑过别人。过去我很受不了那些在公共空间大放厥词、在个人生活里损人利己的人——到今天也是如此,道理很简单,这种人不可信。而当我发现自己也不可避免地进入内容行业,身在漫长的言说传统之中,就发现没那么容易和我所反对的人划清界限。那感觉就像是参加一场接力,前面的人跌倒了,你不太可能直接跨过他,你只能从他跌倒的地方继续往前跑,他的尴尬也是你的背影。因此困难的问题便不再是我们怎么说,而是怎么做,“公知”倒掉了,你我如何选择?



听说你们在牛津讨论“下一代人的政治和历史”,想起我们在北京也讨论过“改变世界如何可能”,但过去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此前的政治和历史实践为什么失败,对我而言,这些问题始终没有厘清。看近来许多年轻作家、导演试图触碰历史的新作,都有强烈的失焦感,一种模糊的、无法深入的有心无力。是继续忧郁地偿还 20 世纪的债务,还是在它提供的进步基础上进行释放和改造,决定了我们对“新人”的想象力,我们对此似乎也存在分歧。


我想我们都同意的是,你说人们对于“大故事”的兴趣已经破碎殆尽,不管是左翼关于“共同体”的共识,还是新自由主义在高歌猛进之中已然显露的危机,在修辞和实践的意义上,都不再具有未来性。人们失望过了,好像也反抗过了,社会在一种显著的沸腾中又保持着惊人的镇静。


但我一向不太认同福山那种“终结”的语气,更广地来看,这只是精英的危机,更具体地说,是对主流精英所提供的那些社会方案的怀疑。这样的判断在多大程度、多大范围上有效,始终显得可疑。历史的主体是什么?民众是谁?这些曾经撕扯知识界的问题,如今彻底变得不可回答。那么,弥漫在我们周围的那些解构、焦虑、讽刺和虚无,背后到底是什么东西?恐怕只是些高级的沉默和精致的回避,是他们无力解释现实、无法触及未来的借口。



在这个意义上,叙事停止了,也该停止了。而接下来令我们焦急的问题是,新的叙事或者叙事的替代品是什么?这也是我试图在编辑工作中寻找的答案。传统的文学、新闻写作常常令人厌倦——倒没有严重到说整个写作范式需要更新,而是在那些形式的游戏中,内容的核心常常丧失了。我们关注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在写什么样的人?怎么写人?大家都在那些已经验证过的、安全的前提下写作,没有真正去面对问题。


寻找新的讲故事的人,更重要的是寻找直击要害的故事,以及故事的要害。最近的阅读体验,的确是那些不以写作为生的人更容易打动我,有时甚至能够如巡航导弹一般击沉那些陈词滥调。但这话一说就错了,大量已经处在“结构”中的作者,也能提供这种速率——他们在这一波变化以及新的阅读界面中被忽视和压抑了。这里并不必然要举出皮村文学小组这样多少有些特殊的例子,作者的来源其实是相当广泛的,教授、学生、白领、工人、农民、网红、段子手……在他们的叙述尤其是自我叙述中,我隐隐感到了变化,那种不再回避也不能回避的直接,有力的摩擦,诚实的感染力。《单读》如饥似渴地想汇聚这些声音。



我不知道是不是互联网传说中的巨大影响,直到今天才真正下沉到更广阔的阶层,让这些声音浮现。那么在互联网之外呢?某种社会转型是否也在准备之中?周围似乎没有人可以给出确凿的答案。这不是一件坏事,或者说我希望不是。车到山前,无中生有,写作和过日子一样,最后都得靠自己想办法,才能走到终点。当别人无法替他们做答,他们自己会开始回答。而我们——还在奢谈“改变世界如何可能”、“下一代人的政治与历史”的这些人,也应该提供自己的版本。


在这个意义上,人与人是真正平等的,我们都在时代所设下的陷阱里。


最近我感染了一种“流氓”式的乐观,可能也是来自中国文化的教益,万事万物都是起点。与其说启蒙败了,不如说启蒙正在开始,我们有幸见证这样一段泥沙俱下的时期,没有清晰的(总体性的)目标,只有混乱而盲目的激情。变化往往就是在这种时候钻到历史中来。无限的悲观,倒过来,就是等量的可能性。这固然不是“积极反思”,但也许是阿伦特所说的“积极生活”。


汉娜·阿伦特( 1906 年 10 月 14 日 - 1975 年 12 月 4 日),20世纪思想家、政治理论家


这其实也是被包括你在内的朋友们所说服的(包括身处投资界的任宁,希望他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你们展现出一种更加积极地面对科技与商业的姿态,比如,向他们学习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那股劲儿。试问我们的同行、那些潜在的“战友”,谁有这样的决心?多数人刚刚看到夕阳、刚刚听到号角就已经四散不见了。


当然这很可能是我的自我催眠,为了面对日常工作找来的心理依据。不过,以个人为单位的叙事,正是今天这个世界最基本的叙事单元。它是唯一确凿的事,从传播效果上看,也的确方便大家批判和理解。在福柯的意义上,这也许可以叫做“作为方法的自我”。那些号称关心世界、关心人类的人,是不是真的把世界的危机当作自我的危机,将其视为一个互相内化的过程,一场共同的困难,而不把彼此当作辅助的框架、解释,或者外部的场所。从而真正走在世界中,成为其中的一个故事,一个接受考验的样本——哪怕最后成为野值。那感觉应该就像你所引用的那个词,“自由的眩晕”,可能只有在这种眩晕中,才能获得“本体论的安全”。


伊凡·雅布隆卡


最后,的确有几位入世的历史学家可供我们学习(不知道你能不能提供几个出世的政治学家的样本?在今天的政治光谱中,后者似乎更稀缺一些?)北大的李零老师、罗新老师,都能写漂亮的文章,而且一点也没有徒劳之气。前阵子在书店碰到的法国历史学家伊凡·雅布隆卡( Ivan Jablonka ),从 2012 年开始也主动停止了令他厌烦的学术写作,转向了更通俗的非虚构、随笔式的写法。我想还有更多这样的人。他们还在想办法讲故事,其实方法和故事,都未必是新的,但对于理解甚至改造世界来说,依然具有效力。


希望我们所谈种种,也能尽快付诸实践。


期待今年在牛津见面,那时应该已是夏天。


(我还一直记着你劝我别往发达国家跑了,那里只有困局没有解药。最近,也有另一种声音愈发强烈地在心中泛起,算是对我们共同的提醒:此时此地,目力可及的生活,才是自己的阵地。)


吴琦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单读(ID: dandureading),作者:晓宇,吴琦。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虎嗅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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