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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11 14:00
东北人出走后怎样?谁在乎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家(ID:ipress),作者:宋金波


年三十看到段子,说:有东北人酷爱吃炒蚕蛹,从东北带了一大袋子蚕蛹迁徙到三亚,却忘了活着的蚕蛹到了温暖如夏的三亚,变成了大扑棱蛾子,在厨房里漫天飞舞。


东北餐桌上是柞树蚕蛹,硕大。小时亲见过蚕蛹如何变成大扑棱蛾子,知道这段子所言未必是虚。



但这也不会是新鲜段子。东北人“进军”海南不是三五年间的事,以东北人对蚕蛹的热爱,这事要发生早就发生了,哪会等到今天。


这个段子触动我,是因为它所隐含的,恰是空间错位后的变形,某种不适应的尴尬。至少在象征意义上,这个段子与今天东北人面临的一些境况相当契合。


柞蚕蛾



我所指的,是这两年网络上有关东北人的“黑段子”越来越多。东北人总在风口浪尖,名声在很多地方都有下降趋势——起码从社交媒体看,会有如此观感。


从海南偷菜的“瑞典人”被“网上游街”,到对东北烧烤、抖音的群嘲,“投资不过山海关”的断语,甚至某大城市发生的恶性案件,也有人注意到嫌犯是多年来在此打工的东北人。


海南有产权不清的楼盘要拆,坑里的是东北人。


前不久,有人提议,“用南方养老金多年的滚存结余调到东北救燃眉之急”,很多南方朋友禁不住“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激愤,言语射程之内,东北人也免不了中些流弹。


所见最多的,大致是这个口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们不在乎你们来讨生活,但能不能素质别那么低”……


东北人是不是正在成为“问题人群”?不仅是面临经济困境的人群,甚至也是在文化上、道德上存在瑕疵的人群?




东北人常遇到的一个负面评价,是保守不思进取。专家和评论员一出主意,就是鼓励东北年轻人“走出去”。


但东北很多问题,不正是人口流失导致的吗?人都走了,问题不是会更严重?


另一方面,人多事多,谁能说这两年的负面评价增加,与出去的人多了没关系?


究竟东北人该走还是不走呢?


我的观点是,人不是“行货”(《水浒》中戴宗语),现在也早不是强制安排人口迁徙,充实空城、填补边疆的时代。只要信息相对充分透明,自主选择最好——哪怕看起来不是那么理性的选择。


你别说,还真有不理性的选择。


《社会变迁中的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研究:基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社会调查》(王文彬)一书中,就举了很多“不理性选择”的例子:下岗后明知道外地有更好的工作,却不肯出去;明明可以靠自己找工作,却非要托关系;明明可以工作,却要在家领低保,甚至“啃老”(年过四十的“啃老族”)……


调查时间是2009年前后。作者引入“社会资本”概念,令人信服地论证,很多“非理性选择”,其实是长期计划经济和国企工作环境影响下的“自然选择”。人在择业决策时,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经济人,寻求经济最合理,更多时候,是“社会人”,社会关系、环境与他人影响、社会资本……有时就会造成“非理性选择”。


以往说东北人的惰性,多半着眼于农村文化,“老婆孩子热炕头”。但当代东北人受国企文化影响更大。关于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对东北人工作、择业的影响,之前也有很多人提到,更多是把这当做一种“惯出来的毛病”看待。


确实是“毛病”,但并不完全是“惯出来的”。与其说是“任性”,不如说是一种“不自由”,一种“后遗症”。


对此,倘有不服,可以尝试让痴迷买保健品的老人改变主意——我的意思是,这两种“毛病”其实有相似之处,需要一些“同情之理解”。


电影《钢的琴》剧照


调查中,不止一位受访者表示,自己半生都在国企,单位就是生活的全部:家庭、亲情……而在那一轮堪称惨烈的东北国企改制中,他们不仅失去了工作,更有强烈的被抛弃感。也有很多人,因为对“大家”丧失了信任,更加觉到“小家”的可贵。


长期在国企内的职工,社会资源与人力资源都是非常贫乏的。他们的社会关系、工作能力都有很强的同质化倾向,在择业中互相影响的程度很深。很多时候,“别人的选择”比“自己能做什么”更重要。


理性因素少了,感性因素就会多。非理性的选择倾向还会“遗传”,影响子女的择业倾向。当然,也包括之前饱受诟病的,“东北年轻人热衷于考公务员”。


其他地方也有国企,为什么东北人“后遗症”这么明显?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缓解国企后遗症,需要很强的外部因素作用。地缘所限,东北在开放和现代性方面,成了一个盲肠般的封闭区,尚不如云南、广西等地。近四十年来,中国主要的经济发动引擎又在东南一线。这才是主要因果,而非相反。文化因素固然也会起作用,但考虑到东北经济在解放前和建国后都曾经有过经济上辉煌的时期,甚至在整个亚洲都举足轻重,地缘的变化可能比地域文化因素更有决定性。




东北人的人口外流,是毋庸置疑的现实存在。


春节前两天,一位外地返乡的高中同学给我发来照片。凌晨3点,车站广场上满是出租和归乡的人。我多年前也曾经坐过这趟列车,不记得有这么多人。最新的数据,老家是东北极少的人口显著净流入的县级行政区。那些人口净流出的地方呢?


很多问题,都出在这里,包括养老金问题。


外流人口是一个极为庞杂的群体。其中有一部分,是通过高考等途径自然流出的人口。这是一个相对的恒量。


另一部分,则两极分化。当年东北国企改制,造就了大量的下岗职工,也生产了不少新富人。那些非富即贵的东北人,无论到哪里,自己未必觉得遇到问题,通常来说,其他人也不会特别感知到他们的存在。


存在感最强的,是打工族和个体户。有不少人命运的转折,都可以追溯到此前那一轮国企改革。



网上到今天还有帖子。前不久看到的一个,是说当年,一个下岗女工被劫匪抢劫,对方也是下岗的,两个无望的人互跪而恸哭。


帖子真实性已不可考。但这还真不是卖惨。1998年时,我就是看到《新华文摘》上一篇报告,提及沈阳一家三口每月靠50元过活,要每天到菜市场捡菜叶子生活。我认识的同学亲友,就在世纪初那两年,有死于所谓“刨锛党’的榔头下的。


这些过往,虽然并没有在新闻热点中占据过重要位置,但是消化与阵痛的时间是漫长的。


作为东北人“出走”现象一个侧面,是东北人长达二十余年对“劳务输出”的不倦追求。


达到什么程度呢?虽然不至于家家有人出国,但肯定不止半数。在2011年,辽宁锦州一地,劳务输出就达21万人,而2014年该市户籍人口不过300万。大约2010年春节我回东北,与同学骑车路过某乡村,直觉人声寂寂。一问才知道,青壮劳力几乎全都“劳务输出”,过年也不能回来团聚。


每次回乡,我爸都会念叨起我的一位小学同学。他二十多岁“溜”到美国,多年后终于熬出身份。


我爸关注的点是,那位同学娶了个香港女博士。从小,我算“学霸”,那位同学是“学渣”。我父亲多年以我为荣。似乎现实对他进行了再教育。


同期“出去”的其他人,回来选择买地建房建厂等等。我那位小学同学,据说问起我,希望咨询到上海买房事宜。自然像是成功典范。


大部分劳务输出的人,没有那么大野心,无非几年辛苦下来,在老家攒个房子。这种劳务输出,其实在劳动技能提升上极为有限,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考虑到沿海城市找一个更长远的工作呢?


他们显然觉得我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回答的价值。


出国“劳务输出”优先,成为一种盛景,导致今天的东北,隐然有“北方侨乡”的模样。伴随的大量非法滞留,却又让很多东北地区因此成为出国高拒签的地域。


当然,最近两年,更为人关注的,是海南作为东北“第四省”成为热点。信息量也很多,不必展开。



对选择国内迁徙的东北人来说,主要的障碍不是“原住民”,是迁徙的门槛。


中国当然是一个统一市场,不过,在区域不同层次之间,是有差别的。一省内部,在劳动者权利、福利等各方面都比较均一。省际之间,有些差别和壁垒则相当大。人在省际间流动,如果考虑到户籍因素,有时真不比移民海外容易。即使在今天,很多城市已经要“抢人”,学历等仍然成为筛选的工具。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劳务输出在东北如此受青睐。国企改革造成了社会资源占有的两极分化。数据显示,分化是全方位的。对那些没有学历,缺少社会资源的人来说,获得出国劳务的机会,甚至获得较长时间居留的可能性,如果比在国内有些城市迁徙的成本更低,可能性更大,工作环境友好程度也不差,如何选择一目了然。



同样,社保问题统筹解决也是必然。底特律经济衰败,加州人不至于因此对“底特律人”产生群体偏见。即使不考虑劳动人口在工作地点交社保等因素,统筹也是对一些基本权利未能平权的赎买。只要还关起门来说话,一张桌上吃饭,这一点,实在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当然,不合理的地方不是没有,比如东北一些职业或职务的退休人员收入高得不合理。但这一方面仍旧是户籍与体制壁垒的结果,同时,也不是一个地域问题——退休金高得不合理的群体,在哪里都不是多数。



被吐槽者需要被理解,吐槽者也需要被理解。对东北人的一些特点如“官本位”意识的批评,有同情理解的角度,也有无需同情的角度,都不为错。我的本意,自不是想在本文中讨论一种恒久普遍、无关痛痒,且多存在于茶余饭后的“口水地图炮”。


我奇怪的是,就像前面说蚕蛹的段子一样:东北人的被关注,为什么是这时候?


东北人向关内流动,不是始于改开之后。“抗战”时期就不说了。建国后,在相当长时间里,东北产业工人支援内地,甚至成建制内迁,是普遍现象。地处南方的很多厂矿,有些甚至形成了东北话的小小方言“飞地”。毫无疑问,部分由于厂矿大院存在一定封闭性,文化上更多呈现差异,谈不上冲突。


就人口流动规模来说,今天东北人的流出虽然略有加剧,但流出人口的条件不会比20世纪90年代下岗潮时更差,冲击不会更强。假如区域文化乃至人群性格存在缺陷,那么,为何在那么长时间里(也是网络时代的二十年),都没有成为现象级传播焦点?


有可能,“东北人出走后怎样?”根本不是一个真问题。


就我所知,从文化乃至生活上歧视、排斥东北人的情况,其实并不曾规模化出现过。网上倒是爆出过针对“黄泛区”的歧视性招聘,结果是人人喊打。就算最近一些年,各地东北流出人口有所增加,但在各地,最草根的底层,以及体制内外较为精英的阶层,都不见得关注这一话题。



对此话题真正敏感的更有可能来自一些中下层受过教育的人群,也可以说是社交媒体最大的使用者人群。在任何时代,这个人群都有更强烈的身份认同意识。


文化身份认同的有意识强化,也不是仅对于东北人。在相当长时间里,关于南方和北方之间的争论,包括委婉的暗示(毕竟还是一种政治不正确),在社交媒体上从未缺席。从类似“崖山之后无中华”这类言论,到“节日是否吃饺子”、“方言与普通话”的你来我往。


知识未必能带来见识与胸怀,有些读书人对于地域差异的强调,不仅来自文化优越感的需求。那种拧巴的观感,就像看到自我标榜为自由主义者的美国人穿了一身3K党的制服。


有些民间情绪,在经济蛋糕很容易做大的时候,是隐性的。比如在欧洲,“反犹主义”一直都有,但只是在特定的时期才成为一种强烈表达出来的声音。


蛋糕做得不那么容易的时候,对于利益更为敏感,更容易“抓坏人”,找“替罪羊”。无论在哪一个尺度上,排外与经济的不景气往往如影随形。而被排斥的人群,几乎一定面临道德上的指控,比如懒惰、粗鲁、暴力、危险、俗气、愚蠢……


历史上,绝大多数情况下类似标签化指控,最终都被证明是谬误的。一些人群的特点被夸大,被道德化,其实更多是为了减少排斥情绪在道义上可能产生的负疚感。


也许一切都应该回到人本身,具体的个人。就像农村议题一样,作为人的农民相对富足,比看到一个“亮丽”的农村更重要;移动的东北人的生活质量提升,比被束缚于某块土地的身份更重要。很多问题是在发展中解决的,任何汲汲于地图的“国民劣根性批判”,都未免显得太小气而短视了。


在中国这样大的空间尺度内,文化区域的多样性现实,一旦出现较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在世界其他地方,很难找出可供类比的先例。


历史上曾经有过同样规模的人口迁徙。放在较大的时空坐标来看,也许没那么大不了。当年闯关东,东北成为容留之地,而今回返,不过像是历史的一个大呼吸。


但是对具体个人,这是一个复杂甚至痛苦的过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家(ID:ipress),作者:宋金波。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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