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过程中失落的男性

本文摘自《张医生与王医生》（由新经典·文汇出版社授权），作者：伊险峰、杨樱，配图：新经典·文汇出版社，题图来自：《钢的琴》剧照

失败的父亲要比一个失败的城市更糟糕。

张晓刚对父亲有一种接近于冷酷的不信任。他如今的生活得益于母亲含辛茹苦的付出，也得益于母亲审时度势的智力和天然的感受力。他的家庭经受住了那二十年残酷生活的考验得以维持至今，同样来自于母亲操盘整个家庭的能力。而父亲扮演的是任性和懒惰的那个角色， 志大才疏，缺少规划，随遇而安——“活在自己的世界，再说一点就是自私了”。

王平不但把他今天的光荣成就归于母亲对他的言传身教，而且把他人生的几年蹉跎归咎为父亲的血统。“有那么几年沉寂，可能是继承我爸的血统。我爸就是随弯就弯，不想争点啥。我妈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想办成一件事，受十个八个挫折还是要把这事做成。我爸这方面要差。我 40 岁以后突然把我妈妈身上的优点捡起来，重新爆发了。”

好像没有必要过多论证父亲这个角色对于一个男孩、男人成长的重要性。人类的文化传承这么多年，而且还有那么一点进步，父亲的价值无须过多渲染。但两位主角明确地表达了对父亲的不信任，甚至失望。即使今天他们已经 50 岁，还是如此。

这是一个共性的现象吗， 或者这只是一个巧合？对母亲由衷的赞美和认同，与对父亲的否定和疏离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零和游戏吗？是诸多生活困局导致的结果，或者这就是原因？

失败的父亲与失败的城市确实是相关的。失败的父亲这一角色是这个叫作沈阳的城市转型失败的一部分。“转型”是一个讨厌的词，对于在“转型失败”的耻辱中过了二十几年的沈阳人来说可能更是如此。我们已经习惯了以国家视角来说这件事。

在国家视角下，沈阳人提供了一系列失败的工厂、失败的转型、失败的改革、失败的老工业基地， 以至于他们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拷问自己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对——从行为到思想，从能力到态度。《沈阳日报》的理论版从 1984 年就已经开始自我批判。这种谦逊的自省精神无疑是个好品质，但这个宏大的国家视角好像并没有什么解决问题的能力，或者说解决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宏大的层面。

这里说的城市转型失败，是沈阳在漫长的城市化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

一直有一个困扰我的有趣问题。在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辽宁、黑龙江和吉林的城市化率依次为 54.24%、51.54% 和49.68%，在省级行政区的排名中，仅次于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和广东省。“如果按（中国）七大地区排名，东北的城市率则领先于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北和西南。”（注：刘岩《历史 · 记忆 · 生产》；华中，一般指“中南大区”）

这个有趣的问题就是，东北既然有这么高的城市化率，拥有发达的工业文明，或者说有着广泛市民基础的城市工人阶级，为什么工人文化和市民文化的影响力远远弱于农村文化的影响力？产生标签和符号意义的反倒是来自于农业文明的东西， 比如赵本山，比如二人转，比如喊麦直播之类。哪里出了问题？

这也是东北经济和社会活跃度不高的一个结果。其他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说了，人们最终就只看到这个。东北娱乐界一向领风气之先， 从评书、相声到央视春晚，再到一些流行歌手，包括标志性的歌手李春波、艾敬之类，都与沈阳和东北文化有关，但那时沈阳标签多，人们不会把它视作唯一标签，如今只有这一个，看起来就是东北文化的全部了。说是幸存者偏差也可以。

但如果更深入地探讨一下，会产生一个有趣的问题。那就是工人群体组成的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社会学学者李汉林研究中国单位现象多年，发现一个秘密：中国的单位作为一种典型的都市里的村庄，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注：胡伟、李汉林《单位作为一种制度——关于单位研究的一种视角》）

“每个单位人总是根据他人对自己的亲疏远近以及重要性程度来决定自身的行为方式和行为态度，并以差序格局的方式来构造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这个“差序格局”理论来自于中国社会学鼻祖费孝通先生，他在《乡土中国》中第一次用同心波纹和差序格局来说明中国社会的农业文明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的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我们俗语里有“一表三千里”，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三千里者也不过指其广袤的意思而已。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

在单位里工作、生活，特别是生活过的人，对费孝通和李汉林的描述应该都不会陌生。沈阳恰好是集中国单位之大成的地方，本来就是由若干个单位组成的一个城市。所以你也可以替换成：它是若干乡土社会的集大成者。

我们理性地去分析沈阳的城市扩张历史，沈阳真正进入现代城市至今不过一百年左右。工业革命以来发展壮大的城市，大多以工业或者制造业为城市扩张的引擎，而其缘由无非就是离资源近、离劳动力近、离交通中枢近这几种情况。这一点上，沈阳以及东北的老工业基地，不管是由于日本，还是张大帅，还是引了苏俄资本进来，都一样。

沈阳尽管早有“盛京”“奉天”这样的名号，但真正进入现代文明，以现代城市的方式发展，则要到晚些时候，它依赖的是铁路交通带来的便利，人口的大规模引进，奉系军阀、日本、苏俄等资本的先后进入，以及由此迅速形成的工业基地。其发展之快，从雏形到形成规模，大约也就用了不超过四十年的时间——从 20 年代到50 年代。与深圳速度相差不多，不同的是，它横跨多个政府。

大量工业人口的进入，让沈阳膨胀为一个特大城市。到 1983 年，全民职工 125.3 万，集体职工 76.7 万，当年的统计数字表明每个人要负担人口 1.55 个，也就是说工人阶级覆盖的相关人口是 313 万。而当年沈阳总人口不过 521 万。（注：沈阳市统计局《198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

但是——这是一个重要转折——城市并非建立起来若干个大工厂， 吸引几十万上百万的劳动力进来安置好就算成功。在第一轮的产业工人进驻之后，还要再经过几轮转型和变化，一个城市才最终成熟，或者说成功。

这一轮转型同样有可能失败。失败的先例还不少。

从 80 年代开始，对于整个东北老工业基地来说，有资源枯竭的问题，有产品市场的问题，也有设备老化难以适应需求的问题。对于沈阳来说，除了以上这些问题，还要加上一个更重要，而往往被忽略掉的问题：它需要继续城市化。

这个继续城市化的过程，包含于那个著名提问之中：城市到底因为什么而存在，是消费还是生产？

一个城市依赖于某个阶段的制造业而兴，而制造业的周期和经济周期，甚至一个企业的生命周期——不论它的所有制形式是什么—— 都有可能让这个企业陷于困境。接下来发生的就是制造业的转移，它

有可能发生在代与代之间，有可能发生在族与族之间，也有可能发生在城乡之间。每个城市竞争力不同，同样的“乡”——农民工进城， 有可能是进入深圳，也有可能是进入沈阳。制造业先天存在不确定性， 单纯依赖产业工人完善一个城市，存在风险。

工人阶级理论上是城市的中坚力量。他们不一定在财富意义上成为中产阶层，但在社会地位上却是不折不扣的中产阶级。当工业不景气或者制造业转移之时，或者因为产品升级换代需要寻找新的生产基地，抛弃原有的正在年龄和技术上丧失技术竞争力的传统工人，将技能培训的成本倾斜于年轻的新工人时，等待传统产业工人的就是失业。

举个东北之外的例子。即使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纺织工业仍旧是中国在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支撑性产业。但是对于传统纺织业重镇上海来说，不论是厂房、企业、工人，还是软件性质的管理能力、人才储备、对行业的理解，都统统不再具有竞争力。另起炉灶白手起家的珠三角、长三角甚至山东等地的纺织代工企业，却表现出相当的活力。

这种制造业的转移，对于像沈阳这样的城市来说，意味着失败的无可挽回。

曾慕芝和杨淑霞在与我的聊天过程中提过一句六七十年代的俗语：“车钳铣，真没比”，说的是三种岗位——车工、钳工、铣工在工厂里的地位无人可比。但到了 90 年代，这种状况就发生了变化。《沈

阳日报》在 1990 年 11 月的一篇报道中说“车钳铣，没人理”。

该报的记者在思索青年择业的问题。报道中说，现在商业服务业比较热，沈阳市皇姑区招收商服专业学员——就是为未来站柜台做营业员做简单培训——三百三十人，而报考者达二千六百九十九人。在 1993 年 9 月的另一篇文章中再度提到这个“没人理”的问题，与之对照的是，“相反，在一些酒店服务员、公司打字员招工台前，人头攒动，显得非常热闹”。

他们注意到了：一是服务业发达，而服务业提供的机会让女性在职场中更有竞争力；二是制造业缺乏新岗位和机会，男人的工作更少。这是向消费型城市转换过程中的典型现象，也是男性角色遭遇危

机的关键时刻。

研究士绅化和美国城市去工业化转型颇有一些心得的莎伦· 佐金在《权力地景：从底特律到迪士尼世界》一书中说及在城市去工业化过程中男性的尴尬境地，服务业在城市转型过程中还可以产生新的就业，但这些女性的兄长则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女性在经济收入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而他可能只能逐渐沦为一个失业救济金的领取者。

这与在《沈阳日报》上看到的“车钳铣，没人理”一样。去工业化不可避免开始出现的时候，男性遇到的麻烦迅速影响了其在家庭中的权威。而女性潜在地获得更多机会——制造业减少之后，信息产业及依靠互联网技术投资全球的金融业兴旺发达，催生出大量新式承接业务，如快递、数据录入等，“为在商业街工作的核心精英提供支持，从事简单作业的事务员、清扫员、便利店员、餐饮店员等也必不可少”。

一般认为，一位核心精英的周围，约需五位外围劳动者为其服务。（注：小熊英二《改变社会》）这些低薪劳动岗位，有的成为外来打工者的天下，有的成为城市再就业女性的选择。

这种在全球范围内的城市功能的转移，使得城市——从工业革命算起，现代城市诞生至今不超过三百年的时间——的定义不断被调整。

到 20 世纪末，去工业化在全球制造业转移的过程中，不断地把一些中产阶级城市塑造成非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城市。我们回过头来看现在对城市的定义，强调宜居、环境友好、现代服务业，它与工业革命，特别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初期的笨拙而且污染严重的城市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据说曾做过纽约市长的规划设计者亨利 · 丘吉尔在《城市即人民》中为城市定义：

“社会努力的目标就是，或者说应当是：让城市成为一个可以把孩子养育、教育成为健康正常人的地方；在那里，人们可以找到足以养家糊口的工作，并且有适当的保障；在那里，生活便利、社会交往、休闲娱乐、文化提升等都能够实现。无论从哪方面讲， 这绝不是什么乌托邦式的理想，过去和现在已经有很多城镇接近这个目标。

事实上，大多数人的需求并不是很多，他们也不幻想这些标准有多么高。

一套满足一家人生活的干净住宅，有自己的私密空间，有一点可供孩子玩耍的场地或者社区活动场所；

一所好学校；

一份稳定的工作，可以给家人提供足够的吃、住房、置衣、看病的费用；

社区内有电影院、保龄球馆、沙龙；

有图书馆、博物馆、剧场，或者一些位于从属地位的东西。这是城市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

色彩斑斓的灯光、拥挤的人群、自由市场的紧张气氛、大都市中奢侈又罪恶的生活带来的压迫感，不过是大型城市中心的表象而已，不是真实的城市生活。

那些东西可能把人们吸引到大城市里来，它们可能让没见过世面的人瞠目结舌，然后把自己住在小县城里的表兄弟叫作“乡巴佬”；它们能够吸引旅游人群或者流浪人群。但是，它们绝对不是城市赖以生存的东西，当然就更不适合小镇。”

这看起来真是其乐融融。但仔细看，所有这些美妙服务中不包括体力劳动者、蓝领的工作空间。如果他们在城市空间里没有位置，那他们做什么呢？

总有一代人会在这个转换过程当中，扮演失落者的角色。对于沈阳来说，张晓刚、王平医生的父辈所经历的下岗失业，就是这失落一代的悲剧。他们面临无情的淘汰。他们缺乏经济资源来维持自己的生计；无情而且强大的组织——原来工作的单位——抛弃了他们或者自身也成为被淘汰的一部分，他们的权益没办法得到保障；他们没有足够的社会资本，包括钱、社会关系网络；他们也没有职业技能来展开自救……（注：田毅鹏、漆思《“单位社会”的终结》）

美国大萧条的研究者 G. H. 埃尔德曾经做过大量针对心理层面的直接访谈和调查，他发现从整个社会的层面来说，男人被过高要求了。大萧条期间的经济受损是结构性问题，但人们还是认为，“只要男人愿意，他就能够找到工作并且支撑起他的家庭”，“失业被看做是道德上的污点，而且失业者中有很大一部分也接受了对于他们的这种定义”。为此，他还引述了简 · 亚当斯在 1932 年冬天所说的话：“大萧条所带来的最不幸的后果就是：如果一个男人失去了工作，人们就可能指责他是一个失败者。”

在《城市：有关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建议》中，罗伯特 · E. 帕克将之称为“废弃物”：“对大城市做过研究的人会发现，我们的大城市充满了废弃物，其中大部分是人，比如那些在工业化突飞猛进的发展中，由于某种原因掉队，从而被其曾为之工作的工业组织所抛弃的男人和女人。”

社会衰落，家中原本的一家之主地位开始受到冲击。一方面，当收入降低，“开源”不成，“节流”就变得越发重要，于是善于节流的母亲的权重开始上升；另一方面，母亲更多地扮演赚钱角色——特别是在城市向消费转型的大背景下，她们抓住了前面说及的为精英阶层服务的低薪外围劳动岗位的机会。

经济复苏或者一个经济体内部的制造业转移，对于城市工人阶级中的男性来说，往往不解决任何实质性的问题。一方面劳动力的转移是被高估的，另一方面，对于已婚并且有住房的中产阶级而言，他们一般很少选择放弃旧有的、已经在贬值的房产，而在另一个房产处于上升期的地方买房，进入当地就业市场——哪怕他具备进入市场的能力。

经过了两轮否定——第一轮是衰败下的养家能力，第二轮是复苏之后的新就业机会——之后，父亲精疲力尽。

失意家庭里会出现更多的争吵。杨淑霞与张岐的生活中充满了争执。张慧娟说，她二哥张晓刚好不容易从西安回来一趟，为了买张火车票也会吵。火车票不好买，杨淑霞说早点去买，张岐去晚了，只能买站票，当妈的心疼儿子，就骂张岐。

这种争吵，让张慧娟心灰意冷，最后在各种逼迫下，她的高考志愿还是从了所有人的意见，选了离家不太远的天津。她对婚姻也不是那么有信心，“我妈优点很多，但生活上很强势，脾气不太好。跟我爸爸吵架，对我们的婚姻观有影响”。

在经历了远在加拿大的家庭生活之后，她有特别的感触了：“我也不是特别能理解我爸，但是找了老公，我老公比我爸强点儿。这种男的有很多，没有家庭责任感，你说他就干，不说就不干。”

在《大萧条的孩子们》中，G. H. 埃尔德发现，在经济受损的家庭中，当家庭发生冲突时，孩子们总是站在母亲一边。这个比例惊人： 不论儿子还是女儿，都更容易与母亲结成统一战线（51%），它高于谁都不帮的比例（40%），更远远高于站在父亲一边的比例（9%）。

而且，母亲在家庭中表现得特别有“心机”，“有意识地把自己为家庭付出的劳动或努力看成是极大的牺牲，看成是一种只有孩子牺牲他们的独立和诚实才能加以补偿的贡献”。比如：“本来我用不着这么辛苦地工作，本不需要为了你的教育存更多的钱，但是我这样做了”“别忘了，为了你能够穿好吃好我都放弃了什么”“想想我为你做的一切，你至少也应该这样对待我”。

埃尔德总结说：“牺牲性投入的目的之一，就是寻求他人的爱慕、感激和称赞——感到人们需要自己，自己不仅重要而且颇受人尊敬。” 我们的主角，显然各自从母亲那里接受了这样的信息，并认可了它们。

张晓刚无疑站在妈妈杨淑霞这一边。

“我妈跟我爸经常吵架。家里有三个孩子没有不吵架的。现在家里的活儿啊都得互相体谅才行。都是一个人干那肯定不行。我妈还挺能干。”

“我妈工资比我爸要高。关键所有的活儿都是我妈干的。”

“我爸有点偏执。他跟社会脱节。男人不能这样，年轻时候尤其不行。”

埃尔德在 30 年代对父母一代展开访谈和观察，又于 1958 年回访这些家庭，他得出的结论与我们所看到的近似。

在经济受损的家庭中，消费上的冲突、对丈夫不能养家糊口的指责以及更具权威的父母强力贯彻自己意志的企图，是大多数争斗最常见的原因。在母亲占支配地位的家庭中，对父亲的轻视表现得最为明显。

来自这些家庭的成年人回忆起往事时，父亲的酗酒状态，长时间的“默默不语”，母亲的唠唠叨叨、诽谤和嘲笑仍然历历在目：“父亲在母亲指责他的时候总是一声不吭”；“他们不论什么事都要争吵一番，母亲总是胜利的一方”；“不论何时何地他们都在互相呵斥——我永远都记得这些咆哮、恐惧和争吵的声音。”

失业是污点。无论如何你失业了。母亲是胜利的一方。这是残酷的现实。

王平承认没跟父亲深唠过，这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但他还是觉得母亲的韧性、对家庭的贡献和对他性格的塑造产生了积极作用。相反，他的父亲则是个反面案例。

“他要有这么多敏锐的洞察力，就不会是后来那样子了。他是个性格淡泊与世无争的人。说实话，退一万步，你是没有能力与人家争。你要有能力，能不去争？没有人不去，对不？能力没到，你没办法去争。能力到了，你肯定去争。”

他联系到了自己中年那段悲喜交加的人生大洗牌：“你跳槽出来，那不是去争？你看不上原来地方，不也是吗？你要是与世无争，你就在原来那地方混了呗。能力到了一定程度，你现在的东西满足不了你了，这就是争。能力不足以支撑你跳出来，你怎么去争？”

“我是这么理解的：说好听的叫与世无争，说不好听的就是能力不足。” 

王平为他父亲盖棺论定。

本文摘自《张医生与王医生》（由新经典·文汇出版社授权），作者：伊险峰、杨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