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群体面临着怎样的心理困境？

心理咨询师张春是一个很难被忘记的人。听她的播客和访谈，你可能会时刻陷入“被颠覆”的状态里。那种感觉就像是，在一个安静平凡的午后，你以为你的一生都会如此度过，新的意识却突然在身体里觉醒，生活一切如常，神经却持久兴奋地跳动。

许多人认识张春，始于对女性话题的关注。2021年，她提出“女性抑郁”的概念，在心理咨询中引入性别视角。张春聊过女性和世界的关系，在她看来，“女性世界的叙事是，我什么都不可以，直到我被允许，且是再三的、明确的允许”；她聊女性的情感，认为“爱是把事情变得模糊的一个动词，是爱把权力结构从亲密关系中剔除”；在听众说“我很久没谈恋爱了，也没什么特别精彩的事情分享”时，她回应“这还不精彩吗？单身就很精彩啊”；她也聊婚姻和家庭，讲述“高女”（有能力、有野心、有思想的优秀女性）寻找伴侣的理论和人际关系中的“上位者”。

无论她聊什么，对谈者和听众都会有一个一致的反应：原来心理咨询师是这么理解问题的。

她是那个能看到冰山之下的人，那么她如何理解中产这个群体，中产女性又面临着怎样的困境？对女性而言，中产这一社会属性对她们的心理、婚姻、家庭造成了哪些影响？她们该如何应对精神危机？另外，中产男性和中产女性所面对的心理问题又有哪些差异？

带着这些疑问，我找到了张春。

张春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被采访者。采访过程中，很多问题我都没能得到答案，更准确地说，是她将那些问题背后复杂的群体情绪，解构、剥落至最朴素的生活里。

以下是《新周刊》和心理咨询师、作家张春的对话。

中产女性，无法脱离普遍的女性困境

《新周刊》：你的来访者分布在哪些群体？近几年，中产人群有增加吗？

 张春 ：最基本的一个特征是，来访者基本都在城市生活，没有什么农村人口，我从业以来遇到的农村来访者屈指可数。具体原因我无从得知，但我猜想，有可能是因为生活在农村的人有其他问题需要优先解决。这就像缺钱的人，肯定不会通过花钱去解决心理问题。毕竟心理咨询对现实问题是没有什么直接帮助的。

另外一个特征是，女性来访者居多。据我所知，行业内女性来访者的比例大概在80%，我的占比会更高一些，能达到90%。这两年，到我这里的性少数群体变多了，还出现了一种新的来访类型——成年的女儿带着妈妈。

不能只说中产人群咨询数增多。随着大家对心理学关注度变高，这几年寻求心理咨询的人的整体数量变多了，随着基数扩大，中产人群咨询数也随之增多。

《新周刊》：除了社会上女性面临的普遍困境，中产女性是否还面临一些独有的困境？中产男性和中产女性所面对的心理问题，有哪些差异？

 张春 ：中产女性的困境，是没有办法脱离女性的普遍困境来谈的。

无论是女性打工人、创业者还是主妇，她们在婚恋上都是有“坑”的。这件事在男、女身上差别很大。不成功的男士可能在婚恋上面临一些困难，但是事业成功的男士在婚恋上的问题很小。女性就不一样，不管是什么样的“天之娇女”，无论你的学业、事业有多成功，很少有人能不踩这个“坑”。找到我进行心理咨询的女性，几乎都会有情感、婚恋上的问题。

还有一些家庭来访的情况。在比较富裕的家庭，孩子没有教育好，依然还是母亲承担的压力更大，你能说这不是女性的普遍困境吗？这跟中产与否无关，在我面前呈现的差异只不过是，条件差一些的家庭，可能等到孩子已经退学了才来咨询，而中产家庭可能会介入得比较早，发现孩子抑郁就来了，仅此而已。

其实无论是婚恋、家庭还是职场上的问题，都是人际关系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和性别相关。比如在职场上，同样面对领导的不公对待，男性很有可能会说“我很愤怒，凭什么这么对我，等我发达了，老子搞死你”。这种情况下的男性，是不用接受心理咨询的，他喝个酒、骂骂人就好了，或者干脆撕破脸皮不干了。但女性在愤怒的同时，很容易觉得“是不是确实是我做错了”，她不确定到底是因为不公平还是因为自己做得不够好才出现问题。而人只有在产生这种内心冲突时，才会去寻求心理咨询。

情感问题也是这样，比如说出轨。男性因为出轨来到我的咨询室，都是因为他出轨暴露了，目前为止还无一例外。家里面“炸雷”了，已经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局面，他内心挣扎才会来。而多数女性出轨并没有暴露，甚至只是在产生了这个念头时就会来，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同样的处境，男女的反应会有很大差异。

“你所想象的地位、阶层……这一切，本身就是虚构的”

《新周刊》：在一些人眼中，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寄生中产”——这些人更多是依附于家庭，达到高质量的生活水平。在你看来，这类群体会有较强烈的不安全感吗？这类是不是心理问题的高发群体？

 张春 ：我听到“寄生中产”这个词，心里特别不好受——是指全职主妇？如果是，我想说，主妇这个工作一点都不容易，不该被称为“寄生”。在一个中产家庭里，男方在外面工作，女方在家里工作，家庭的财富是属于夫妻双方的，不能说她是寄生在男人身上，这一点我坚决反对。

至于心理问题是否在主妇身上高发，我不知道，因为这样的来访者数量并没有很大，来访者中最多的其实是职场女性。像那些没有一张自己的工资卡的主妇、没有上班的年轻人，如果付费进行心理咨询，是要经过思想斗争的。很多人来了也会说，自己现在的情绪问题已经影响到孩子了，她的老公让她来看看咨询师。她们大多时候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自己。

影视剧中所塑造的全职太太，我觉得，有些形象带有一种“厌女”的表现。那些被想象出来的全职太太有钱有闲，没事就找美容师、按摩师，买包维护“太太社交圈”，甚至各种“作”，我在工作和生活中见到的这种人不超过三个。

《新周刊》：中产常会成为社会的风向标，比如体现在消费上，经常会有品牌打出“中产必备单品”的名头进行营销，你认为这背后是怎样的心理动因？

 张春 ：品牌为什么都打“阶层”这个说法，我们要追究一下。比如我，可能也算中产，但我并没有感受到这种气氛，我的购物软件上推送的都是种子——因为最近春天来了，我又想种点植物。

品牌想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东西，这个事情古来有之。为什么古代贵族要穿不方便劳作的宽袍大袖？就是为了让别人一眼就看出来，自己是一个不用劳动的人。在当时，不劳动就是富有和富贵的象征。今天的品牌，同样希望一些人靠着品牌的加持，认为自己在这个世界的排序是靠上的，因为靠上，所以受人尊敬。这是品牌与认同这套价值观的人的共同建构。

但这意味着社会风气如此吗？我觉得不是。我年轻的时候，总是想自己是不是有一点边缘、有一点小众，不太适应社会。后来我在想，什么是社会？你我都是“社会”。如果你要求我看起来更“中产”一点，来标识出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排序，那我可不可以要求你，我们都穿一样的衣服。我们不要去认同这些排序？那到底该我认同你，还是你认同我？

这个社会的价值观根本不止一套，也不是所谓的几个品牌、几个人就能左右的。只不过在有些人的生活圈内，有着其他价值观的人没有说话。类似“中产必备单品”，这些名号意味着什么？我觉得什么都不意味，它只能说明一件事情——你所想象的地位、阶层……这一切，本身就是虚构的。

多谈凡人，少谈人上人

《新周刊》：现在，青少年群体中抑郁症患者数量有明显增长，家庭是主要诱发因素吗？中产家庭该如何面对精神危机？

 张春 ：这个问题太难了，我觉得我回答不好。

你说家庭的因素更大吗？但我接触下来会发现，孩子的家长也都非常痛苦。你看，我们小的时候经常会有这种说法——“你能念到哪就供到哪。你要不是读书这块料，你就种地，你就开个店。”这句话现在几乎听不到了，好像这些选项被剔除了。但现在有没有人不是读书这块料呢？我觉得肯定有，我们今天也有了更多的理论依据，像有多动症、阅读障碍的孩子，在当下的教育方式里肯定是适应不良的。

现在的家庭，几代人都在关注一个孩子，所有的孩子都要上重点，从幼儿园开始，竞争就很激烈。这一层一层压力压下来，你说家庭是主要原因吗？我说不是。

我高考时复读了，我的通知书来得很晚，但是妈妈和我说：“你要是没考上就开个店，早点结婚，就在我身边，多舒服。”我当时就一个人推着自行车在街上逛，看看哪里有店面，想开个书店，没觉得这是个多大的事情。现在的学生能听到这样的话吗？他们听到的都是：你不抓紧，考不上重点高中，你就完了。但这应该是家长负主要责任吗？

我们每个人把话说出来，就是社会舆论的一环。所以，我也想问一问，我们能不能把那句话找回来——“你能念到哪就供到哪。”我们可以多聊聊不上大学的人都在干啥，那些只读了技校的人都在怎么生活。至少让青少年知道，除了那条千军万马的独木桥，还有很多条路，大家也都好好活着。

我和我的青少年来访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现在就是最难的时候，我和你保证，长大了就没有这么难了。”我们的公共舆论能不能多谈一谈凡人，少谈一些如何成为人上人？比如聊完了中产，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聊聊“低产”——月薪1000元的人，在十分有限的条件里，怎么努力生活得更好一点？这样社会氛围也许就会变得轻松些。

《新周刊》：在你看来，面对焦虑的情绪，该如何缓解？

 张春 ：我觉得焦虑没什么不好，你在一个高压竞争或处处让你不舒服的环境里面，你就应该焦虑。比如说一只生活在草原上的兔子，它的附近有虎豹豺狼，它就应该焦虑，焦虑能让它活着。当你焦虑时，你打量一下周围的环境，你会发现，你所面对的很可能是一个现实问题，而不是心理原因。

如果要说建议，我的第一个建议是接受它。焦虑是一种很好的自我保护方式，是我们聪明的身体赋予我们的天分。第二就是你要看一下身边都有什么人，以及他们的行为模式，也就是说，不要时刻反思自己，也要学着“责怪”别人。先把这两点做到，再考虑怎么调节焦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首发于《新周刊》656期，作者：高滔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