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曾经愤怒的罗大佑，也许我们一直误会了他

本文来自：叉烧往事（ID：chashaows），作者：宅少，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讲罗大佑之前，先讲一段往事：

曾有一对台湾情侣在南非旅行，碰到一位出租车司机，路上一直哼着一首歌。他对情侣说：“这是我妈妈生前最爱的歌。1993年，我和妈妈在刚果的一家中国餐厅里听到这首歌。妈妈非常喜欢，餐馆老板就送了她一盘磁带。”

不久后，母亲去世，磁带不翼而飞。每当思念母亲时，非洲司机都会想起这首歌。为此，他特意跑回刚果去寻找那家中国餐厅，不想餐厅早就倒闭了。后来，每当遇到中国人，他就会问他们：“你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吗？”可惜，他找了很多年，没有一个人能给他答案。

最后，台湾情侣告诉他：“这首歌叫做《恋曲1990》，写这首歌的人，名叫罗大佑。他写的是一个男人思念一个女人，想念那个女人乌溜溜的黑眼珠和甜美的笑容。”

听到这里，非洲司机喜极而泣，一面说着“那个漂亮女人一定就是我妈妈”，一面伴随着音乐哼唱，唱着唱着便掩面痛哭。

早在2000年，罗大佑曾到上海开过一场演唱会。无数来自北京的文艺青年，包了一节火车车厢直奔上海，只为见他一面。那些人里面，有做《晓说》的高晓松，有做《十三邀》的许知远，还有做《读库》的张立宪。高晓松曾回忆道：“演唱会结束后，上海整条街的酒吧，大家抱琴歌唱，一首又一首罗大佑，大家在那里怀念自己的青春，怀念那些热血沸腾的岁月。”

对此，曾有记者问罗大佑：“你不担心吗？上海演唱会，大家是为了怀旧而去的。可随着时间推移，70年代的人不再怀旧了，80年代的人又不够熟悉你，你怎么去面对这一切？”

我想，那个非洲司机已经替罗大佑给出了答案：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时代的节奏如何变幻，那些打动人的旋律，根植在人们心头的感动和激情，永远都不会消逝。

因为它们来自人类心底的共情，来自那些蜿蜒岁月里，时间和生命的对话。

而罗大佑，早已写下了太多这样的旋律…

1

1982年，28岁的罗大佑还在医院放射科做医生。一天，他收到台北市议员送来的一堆体检病历，其中有两个人的名字令他一生难忘，一个叫“陈水扁”，一个叫“谢长廷”。

那一年，罗大佑来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因为专辑《之乎者也》的出版，罗大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瞩目。几乎一夜之间，他成为了台湾无数青年人崇拜的精神偶像。但此时此刻，罗大佑内心深处却遭受着巨大的煎熬。他不知道自己是该继续做一个医生，还是义无反顾地拥抱他一生最爱的音乐。

1954年，罗大佑出生在台北。父亲是医生，母亲是护士。尚未懂事的年纪，父亲就为他和哥哥姐姐安排好了未来的人生道路：从医。

父亲不但医术高明，还是一位音乐爱好者。在他看来，医生如此受人尊重的职业，应当具备很高的修养。于是乎，买了一架钢琴回家，逼着罗大佑弹琴。一枚硬币放在手背上，坐直了身板，一弹就是两三个小时。

母亲在旁边一边织毛衣一边监督，直至秒针走完规定的时间，罗大佑才能出去玩儿。

起初，罗大佑心里也是逆反。凭什么别的孩子可以在外面玩儿，自己却要闷在家里弹琴？时间久了，弹莫扎特、弹肖邦，这才一点点浸进去。罗大佑开始觉得音乐其实蛮有意思的。多年后他说：“要感激父亲那样逼我，那时他给了我许多东西，只是我当时并不明白。”

喜欢上音乐后，罗大佑参加了学校的鼓笛乐队。一次艺术节表演，他在舞台上打鼓，过了一个月，回家路上被其他年级的孩子认出来，那时候才觉得，哇，原来自己还挺出风头的。后来写作文《我的志愿》，每到一个新年级，老师就让写一次，罗大佑每一次都写的是：想去做音乐。

父亲看出苗头后，对此并不赞许。二战时，父亲曾被抓去南洋当车夫，国民党败退后，又在越南当军医，一生大半时光，受尽人间苦楚。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从事一份踏实、稳定的职业，不要再过颠簸的人生。当时在台湾，医生可谓是最受人尊崇收入最好的职业之一，他当然不希望罗大佑做什么音乐。

可自打接触到吉他后，罗大佑就疯狂爱上了这件乐器。不吃饭都要练习，练到最累的时候，可以抱着吉他在床上睡去。那时，父亲就常常提醒他：“我让你学音乐，不是让你痴迷，只是为了陶冶情操，你不要在这上面花费太多精力，还是得老老实实念书学医，明白吗？”

罗大佑只能无奈地将吉他放到一边。

2

读完高中，罗大佑遵从了父亲的安排，考取了一所医学院。对于成绩，他自己并不满意，于是主动休学，准备考一所更好的学校。

休学那一年，他独居台北补习。结果学没怎么上，整天跟一群音乐爱好者混在一起，组了个名为“洛克斯”的乐队，白天排练，夜里跑去歌厅驻唱。一个月下来，可以赚4000新台币，然后饿着肚子拿来买乐器。

一年补习结束，罗大佑还是考入了同一所医学院，只好硬着头皮去读。那时的罗大佑，心底也有犹疑，知道玩儿音乐没有出路，对从医也不排斥，所以又想当医生，又想做音乐。学医的同时，他花了大量时间听外国歌曲，自己研究旋律。闲来无事，把余光中的《乡愁四韵》和徐志摩翻译的一首英文诗谱曲。

正巧，当初“洛克斯”的成员王振华在做副导演，听了他写的歌说：“你这么有才华，来帮我们的电影做配乐吧。”罗大佑问什么电影，王振华说：“《闪亮的日子》。”

罗大佑听了，不太敢答应。他从没发表过什么作品，也不知道自己写得如何，只说先尝试着写两首吧。回去捣鼓了两首曲子，导演一听，赞不绝口：“好了，别犹豫了，配乐由你来做！”

就这样，罗大佑写出了那首著名的《闪亮的日子》。歌曲由当时跟邓丽君齐名的刘文正演唱，一经问世，立即成为金曲。不过名声在外的是刘文正，没人关心写歌的是谁。

只有一个人，留意到了罗大佑。

那个人，就是张艾嘉。

在为《闪亮的日子》创作配乐时，罗大佑与女主角张艾嘉越走越近，互生情愫。对于罗的才华，张艾嘉无比赞赏。罗大佑的爱恋也是一时汹涌，为了向张艾嘉表达爱意，一下子送了她两首歌，一首《童年》一首《光阴的故事》。

尤其是《童年》这首歌，前前后后写了5年，毫不犹豫地送给了恋人。

可是，专辑发售后，人们记住了张艾嘉，记住了《童年》，却还是不知罗大佑。

这时，罗大佑已经在医院实习。那是他青年时代最苦闷的时光。此前，他觉得做医生也还不错，真进了医院，才发觉日子太枯燥了。每天抽血化验、搜集X光片、去别的科室会诊，还要帮病人开刀，最累的时候，一天下来只睡三四个小时，稍微不注意，就会被主治医生骂得狗血淋头。

在一个个直面生老病死的日子里，罗大佑只好再次凭借音乐开解自我。他一边读着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一边埋头写自己的歌。那时他尚且不知，自己即将在台湾掀起怎样的滔天巨浪。

3

1980年2月28日，那是罗大佑毕生难忘的日子。当天他正在给一个受伤的小孩缝头皮，一个身受重伤的女孩忽然被送到医院。女孩是台湾政治运动“美丽岛事件”发起人的长女，和母亲一起遭遇了政治暗杀。

手术后留下了一根胸腔穿刺针，长尺许。当天是罗大佑当班，其他人离开后，他悄悄将穿刺针保存了起来。那根针，也刺痛了他的心。

80年代的台湾，政治空气极为紧张。各种民间运动、自由诉求喷薄而出，青年们的内心动荡不安。各种政治强压手段，令他们有着无处诉说的苦闷，人生充满幻灭。罗大佑正是其中一员。而和那些唱着甜腻情歌的民谣歌手不同，在写完《光阴的故事》后，长期在医院工作的他，看到社会种种现状，接触到台湾政治底层令人恐怖的逻辑，他开始审视整个台湾社会。

在做实习医生时，罗大佑创作完一系列作品，开始自己录制。为了让更多人听见这些作品，他委托日本同学把作品带到大阪编曲演奏，再寄回台湾自己配唱，为此花光了全部积蓄。但罗大佑知道，必须这么做不可。这些音乐是他对整个时代的思考，也是他表达内心的唯一途径。

拿着样带，他找了好几家唱片公司。人家一听，就觉得太古怪太小众了：“什么《之乎者也》啊，这么奇怪的歌谁会听？”

罗大佑没有放弃，最后找到了滚石。当时他心意已决，出完这张专辑，就放弃音乐，披上白大褂，一心一意做一名医生。

滚石老板说：“好吧，我不敢预估你这张专辑的命运，但我可以赌一把。”

结果专辑一出，全台湾为之震动。

在所有青年人甚至全社会都找不到情绪出口时，罗大佑用他的《之乎者也》为大家在晦暗的天空上打开了一扇窗户，让光流注进来。在一个情歌大行其道的社会，身穿黑衣、戴着墨镜的罗大佑犹如夜中闪电一般告诉人们，音乐是有力量的，它不仅可以表达情爱，还可以批判社会，可以关注文明的进程，关注历史的脉搏。

这张专辑有多牛，拿高晓松的话说：“罗大佑和崔健一样，都是不可逾越的，是他俩让我们明白了，流行音乐不仅可以谈小情小爱，还可以表达讥讽和愤怒，为人类文明的堕落拉响警报。这俩人把华语音乐提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确实，《之乎者也》里的那些旋律、那些歌词，可谓一骑绝尘。罗大佑用他极具文学化风格的表达，一句句拷问着现代人的神经。

在《之乎者也》里，罗大佑充满批判口吻问道：“现在听听我们的青年他们在讲什么？但是要想想到底你要他们怎么做？”

在《鹿港小镇》里，他记录着繁华都市对年轻人的吞噬，表达他们身处现代文明的迷失：“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台北不是我想像的黄金天堂，都市里没有当初我的梦想！”

紧接着，罗大佑一边做医生，一边顶着各方压力发行了《未来的主人翁》。这张专辑继续将台湾的自省风潮推向极致，当初原本已对社会无力对前途感到渺茫的年轻人突然为之一振，不少人开始参与社会运动。乐评人马世芳曾说：“回头看这几张作品掀起的社会效应，其规模之大、延续之久，整个台湾流行音乐史上除了罗大佑，似乎还没有任何人制造过。”

在歌曲《现象七十二变》里，他犀利地讥讽，说“有人在黑夜里枪杀歌手”，有人“每年都要吃掉一条高速公路”，说“高楼越盖越高，人情越来越薄”，说“彩色电视越来越花哨，能明辨黑白的人却越来越少”。

最后，这首歌被写进了大学教材。

连罗大佑自己都没想到，自己的作品会引起如此巨大的震荡。无数青年在他的音乐中寻找失却的理想，重拾信念。《之乎者也》这张几乎胎死腹中的专辑，不但一时间狂销15万张，日后还被评选为台湾200强唱片第一位。

但罗大佑却笑不出来，一方面，他开始苦恼人生选择，到底是继续做医生，还是转行去做音乐人。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压力越来越大。

很快，麻烦就找上门来。

4

早在写《闪亮的日子》时，罗大佑就遭遇过歌词审查。歌中那句“我们曾经共同哭泣，也曾共同欢笑”，最终被改成“我们曾经欢笑，迈向成功之路”。因为当局觉得“哭泣对社会来讲太负面了”。罗大佑那时才明白：想获得机会演唱自己写的歌，必须字斟句酌，小心翼翼。

在写《之乎者也》和《未来的主人翁》时，父亲很是担心他的安危。有一次两人在楼道里碰头，父亲忽然说：“政治上你要小心一点。”

这时人们眼中的罗大佑，不仅是一个歌手，还是一个斗士。所以，在第三张充满温情的专辑《家》发行后，愤怒的青年开始指责他，说他失去了战斗的姿态。而当局又觉得他不够规矩，在歌曲审查上多有刁难，导致《家》的发行困难重重。两方面都对罗大佑表达了强烈不满。

加之当时感情破碎，前途渺茫，不知能不能再靠音乐为生，罗大佑感觉自己撑不下去了。就在这时，父亲赶到身边，按着他的手让他签字去美国：“放弃音乐吧，去美国考一个医生执照，老老实实生活，别再为难自己。”

1985年，罗大佑抵达美国，住在混杂着各色人种的纽约第七区。拍摄《英雄本色》的吴宇森跑去看他说：“你胆子也真够大的，这种地方我们都不敢下车，你却敢在这里生活。”

尽管远避台湾，罗大佑与政治还是藕断丝连。为了纪念台湾结束日本殖民统治40周年，他绞尽脑汁写了那首《明天会更好》。没想到却被当局利用，成了国民党的竞选歌曲，甚至连国民党参选口号都是“为了一个更好的明天”。很快就有人批判他变节讨好，罗大佑气了个半死。

在纽约那一年，他过得很平静。但对一个艺术家而言，在某种意义上，平静就是平庸的代名词而已。幸亏一年后，罗大佑去香港参加一个歌唱比赛，突然意识到一件事：1997年，香港要回归了，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特别的一件事。

1987年，罗大佑在审视完自己的人生后，给父亲写了长达11页的信说：“感谢你们对我作为一个医生的栽培。心里拔河拉扯14年，音乐终于赢了，我已经决定好这辈子不做医生，一辈子都做音乐，一辈子的主业都只有音乐。”

从此，在填写各种资料的职业一栏时，他再也没有填过“医生”。而是他最想成为的：作曲。

这一年，罗大佑来到香港，建立了“音乐工厂”。刚到香港，他就认识了林夕，对他说：“以你的才华，别教书了，跟我出来做事吧！”紧接着，罗大佑以电影为切口，迅速打开市场。从这天起，人们看到了另外一个罗大佑，一个不愤怒但是充满了商业柔情的罗大佑。

经他之手所写的歌，几乎首首经典。

他为梅艳芳写《似是故人来》，哀怨凄婉，林夕词一填，立马惊艳香港乐坛。为《海上花》填词，他故意找了间可以看见海港的房子，一句“睡梦成真，转身浪影汹涌没红尘”，直通张爱玲的苍凉底蕴。为《阿郎的故事》写下《你的样子》，更是传唱数年。至于那曲《滚滚红尘》，一字一句泣血，无论是他的词还是林夕的词，都可以说是后无来者。

在写词这件事上，罗大佑真是天才，高出旁人不知几个段位。乐评人李皖曾说：“罗大佑罕有文字上无可挑剔的词，作为一个词作家，他缺少洗练文字的能力，往往语义纠缠重复，思维比较混沌。但恰恰是在混沌的思维里，罗大佑创造出了惟他独有的文字。伟大的词作，从来不是因为词句之功，而是文体创新，意境气韵独到，情绪、精神或思想卓越，道人所未道。”

在《晓说》里，高晓松就拿《光阴的故事》举过一个例子：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两个人

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

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

他说：“你看，罗大佑只改了几个字，从一个人到两个，从等待到流泪再到回忆，就把岁月流逝人事变迁勾勒得如此细密，这种独创的三段式表述，别人学都学不来。”

至于对意象和隐喻的运用，《亚细亚的孤儿》和《东方之珠》这两首歌，用最平实的字句表达出历史的沧桑，简直就是上帝抓着他的手写的。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

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

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

也难怪在那一代文艺青年的心中，罗大佑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不论是写批判，还是写柔情，在作词的格局、技巧上，都让其他人连尘都望不见。记得在《睡在我上铺的兄弟》里，高晓松写了一句歌词是：“你刻在墙上的字依然清晰，从那时候起，就没人能擦去。”

后来高说：“那些字，就是罗大佑的歌词。”

5

然而时代总是匆忙的。

被推崇、被景仰者如罗大佑，也躲不开时间的冲刷。随着岁月更迭，一代人来，一代人去。那些激荡过的胸怀，烟火渐次熄灭，那些曾经呐喊的年轻人，也一个接一个步入中年。罗大佑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过去时代的标签。

曾经，他的《爱人同志》狂卖53万张。之后专辑的销量，一张张走低。为了不让唱片公司承担损失，他自费出版了《美丽岛》。那时，李宗盛开始半隐居做起吉他，华语乐坛已经是周杰伦的天下，李宇春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蓄势待发，毛不易才不过刚刚10岁。曾经属于罗大佑的那个时代，早已悄然落幕。

2017年，时隔13年后，罗大佑才出版自己的新专辑《家III》。整张专辑充满了温情，再也没有批判，再也没有愤怒，开始关照日常生活的细腻。许多人听罢都深感诧异：

这还是罗大佑吗？

连当初赶去上海听演唱会的许知远也在《十三邀》里问：“作为一个时代的反叛者，罗大佑怎么变得像个温情的老人了？”

可实际上，早在《家》发行时，时任滚石企划经理的詹宏志就说：“《家》的风格，证明罗大佑‘抗议歌手’的身份是十足的谎言。”而自始至终，罗大佑都没有将自己定位为“抗议歌手”，没有将“愤怒”当作自己的标签。

他说：“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里，作为一个青年人，我只是说了我自己想说的话。”

时过境迁，人生漫漫。

出《家III》，日渐老去的罗大佑也只是在最合适的时间里，说着自己最想说的话。

早些年，罗大佑与张艾嘉相恋，结果发现相处是另一回事，两人匆匆分手。后来，他在丧父之时与李烈结婚，结婚后发现两人并不属于一个世界。从那之后，罗大佑心如死灰，甚至在《鲁豫有约》里发誓说，自己这辈子都不会结婚了。哪料到人生如戏，最后还是遇到了心爱的人，年过半百，还有了一个女儿。从此，罗大佑把目光投向自己的家庭，内心开始变得温润。

许知远为此感到些许神伤时，罗大佑却十分清醒地问：“现在这个时代，还需要我这样一位愤怒的老人家吗？”

许说：“可滚石的贾格尔，老了还那样。”

罗笑道：“对对，但我是罗大佑啊。”

罗大佑心知肚明，一个人是不能抓住所有时代的，一个人也无法占领每个时代的荣光，他所能思索和表达的一切，已经停留在往昔。罗大佑并不迷醉于去做一个反叛的引领者，他只是尽可能多地去表达自己。

就像他在随笔《昨日遗书》中写的，人生不过是一个又一个的阶段，人在往前走，风景也在往前。当年的他，见过一个紧张时代的汹涌，有过发声的选择，在一个松松垮垮的新时代里，他也有权退回内心，去感受生活温情。

他并没有刻意保持姿态。只是恰好，在那个年代，他说出了许多人想说的话，看清了许多人看不清的东西，做到了许多人做不到的事情。

早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记者问他：“你害不害怕被人遗忘？”

罗大佑笃定地说：“不怕，我是以创作为主的。只要我死之后，我的歌还能流传下去，我的歌还在，记不记得我，都没有关系。”

幸运的是，他早就做到了。

他在音符中留下的情感，注定会像高晓松那首歌里吟唱的：一旦刻在了时间的墙上——

就再也没有人能擦去。

本文来自：叉烧往事（ID：chashaows），作者：宅少，头图来自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