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维舟，头图来自：视觉中国从文明堕落为野蛮，只需要一个月时间。1933年2月，希特勒上台之后，立刻着手清除德国社会生活中他所痛恨的那些痕迹，以此创造一个他所要的“新秩序”。此前可能谁也没想到，当黑暗降临时，文学艺术居然是第一批牺牲品。事实上，这早就有迹可循。1929年，纳粹党在图宾根州选举中获胜，慕尼黑政治警察局前局长威廉·弗里克博士得以出任该州内政和教育部长，他极力反对包豪斯等现代艺术，下定决心清除所有“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影响，还禁演了布莱希特的剧作。这在当时被普遍视为过激行为，此人也于1931年4月在一片反对声中遭解职，然而不到两年，他居然出任纳粹德国的内政部长，以更强硬的手段卷土重来。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仅9个星期，纳粹党下属的“德国文化战斗联盟”便在一次公开会议上宣称：“如果认为国家革命仅仅是政治和经济层面的，那就好了。革命首先是文化层面的！……艺术不是国际化的……如果有人要问：自由还剩下什么？那他会告知那些削弱和破坏德国艺术的人是没有自由的……在根除、粉碎那些破坏我们命脉的东西时，我们绝不会懊悔、绝不会感情用事！”极端民族主义的剧目《施拉格特》是新政权的一次自我庆祝，剧中有句话很快成为纳粹语录中最知名的格言之一：“听到文化这个词……我就想拉开布朗宁手枪的保险栓！”这句话露骨地道出了一种新的野蛮精神：“总体战”是你死我活的生存斗争，文化在暴力面前什么都不是，甚至还不如无。《文学之冬》所展现的，就是这昏暗时代降临的第一幕：书名原本直译就是《1933年2月》，逐日还原了希特勒上台之后对德国社会文化生活（尤其是文学）的系统性摧残、打压和破坏，而当时那些作家们，又是如何各自做出艰难抉择。——不像我们这些后人，当时没人知道这个冬天将持续多久，不知道自己能否活下来，甚至不清楚什么样的选择才是对的。《文学之冬：1933年，希特勒统治下的艺术家》[德] 乌维·维特施托克 | 著陈早 | 译万有引力 | 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年1月正如全书开篇所言：“这不是英雄传奇，而是命悬一线者的故事。他们中的许多人要么不愿承认危险，要么低估了危险，要么反应得太慢，总之，他们错了。今天翻阅史书的人自然可以说，谁在1933年不明白希特勒意味着什么，谁就是傻瓜。但这样说是脱离历史语境的。希特勒的罪行难以想象——倘若这句话有意义，也首先是对他的同代人而言。希特勒和他的人能做什么，他们无法想象，最多只能猜测。难以想象，也许正是文明破灭的原因。”确实，这就是问题所在：尽管纳粹确实叫嚣了很多年，但人们仍然猝不及防，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超出了文明人的底线——越是文明人，就越是难以置信他们会干出那样野蛮残酷的事，那超出了他们的日常经验。你或许也知道乌云正在聚积，但想不到一切来得这么快、这么狠。当人们反应过来，已经错失了最好的应对时机。现实证明，在这样严酷的权力打击之下，没有哪个采取异议立场的艺术创作者是安全的。普鲁士艺术学院院长马克斯·利伯曼曾为兴登堡总统画像，身为德国最受尊敬的画家之一，他在本国艺术圈人脉极佳，原本觉得几个右翼的叫嚣动摇不了什么，直到他赫然发现，仅是其犹太血统就足够让他身陷险境。画家乔治·格罗兹因为多年来尖刻地讽刺纳粹党，遭受了筋疲力尽地诉讼，虽然没能伤到他，但其处境越来越不妙，更无法靠讽刺唤起大众，最终不得不离开自己深爱的国度。——这是他最后的机会，在踏上美国土地8天后，冲锋队拿着斧头站在了他的公寓和画室门前。面对这样凶残的暴力，失去了法律保护的知识分子们没有多少选择，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沉默。192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为了免受政治攻击，完全退入文学。埃里希·凯斯特纳试图搜集第三帝国生活的材料，作为小说的素材，但这些笔记没能派上用场：“‘千年帝国’不具备创作伟大小说的条件。”布莱希特在《逃亡者对话》中有一句感慨：“决定是今天逃走还是可以等到明天所需的智力，可以让你在几十年前创造出不朽的杰作。”留下来的那些文学家不得不面对政治无所不在的渗透：任何作家都必须表态，到底是支持那些代表德意志精神的作品，还是那些与时代息息相关、世界通行、以欧洲眼光重新定义国内传统的文学？当然，这看似有选择，实则根本没得选：答案是早就规定好的，争论与其说是对话，不如说只是起到了分辨敌我立场的作用。也就是说，这在本质上是一场内部“净化”运动：任何不符合纳粹党关于“民族精神”的事物，都将被系统性地清除，而这与对犹太人、同性恋者、残疾人等社会边缘群体的种族清洗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就是锻造一个“纯洁”的共同体。希特勒在1933年初的竞选演说中，对此已说得明明白白：所有这些，就是旨在“恢复我们民族的洁净。我们所有生活领域的洁净，我们行政管理的洁净，公共生活的洁净，也是我们文化的洁净”，最终，“用应当反映我们灵魂的真正的德意志文化、德意志艺术、德意志建筑和德意志音乐使人民重获幸福”。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无视现实的反动。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狂飙突进的现代化之后，德国当时原本已经是一个日渐多元化的社会。然而，太多人对眼花缭乱的新潮流仍然抱着不适、怀疑、敌视的态度，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之后就更是如此了：世界主义被看作是“非德国的”，乃至是文化侵略，而新兴大众娱乐被谴责为廉价、浅薄、堕落的形式，甚至要为民族意志的腐化负责。1930年罗森堡那本难以卒读的《20世纪的神话》，宣称德国表现主义是“染了梅毒的、幼稚的和杂交的”，靠着这样的鬼话，它居然卖出了10万册。希特勒坚称文学艺术中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是时代病症的征兆。在他和他的党徒看来，净化乃是唯一出路，必须义无反顾地捍卫其种族纯洁性和文化统一性，抵制一切可能使之弱化的外部影响。我们现在当然可以轻易驳倒这种无稽之谈：且不说创新不是坏事，那种“民族洁净”实际上也从未有过，完全是纳粹意识形态的杜撰。然而我们必须承认的是，这种言辞在当时具有莫大的魔力，也绝不只是希特勒蛊惑人心的煽动力所致。托马斯·曼尽管后来将瓦格纳看作是一位在歌剧中呈现极端特殊的心理状态、偏好怪异趣味的现代派的艺术家——并大谈他音乐的“世界主义”精神，从而触怒了将之奉为神明的极右翼——就在10多年前，曼本人就一直自视为代表着独特的德意志艺术的作家，确信德意志精神迥然不同于西方文明，甚至产生了超越其他民族文化的优越感。直到战后极端民族主义暴力的泛滥，才让他醒悟过来，强调“德意志性”绝非侵略、排他和破坏，而是“在最人性的意义上自由，文化上温和、有尊严且和平”。在纳粹的术语中，1918年首次出现的“沥青文学”专门讽刺那种“不再扎根于本土的大都市文学”，用以贬低所有现代主义文学和反纳粹文学，像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这样的作家就被视为“无根的城市作家”。然而，布莱希特本人就曾创造“茨威利斯（Zivilis）”一词，它是由“文明（Zivilisation）”“梅毒（Syphilis）”和“城市（City）”合成的，意指一种与“精神文化”对立的“物质文明”，新一代人在大城市中异化，仿佛感染了疾病，人性在城市环境中衰亡。令人惊愕之处在于，连布莱希特都把城市文明看作是对德意志精神的一种腐化，敌对双方竟然共享同一种信念。问题就在这里：纳粹的镇压固然是一场残酷无情的清洗，然而他们之所以能推进得那么顺利，不仅仅是因为手握权力，还因为连那些受害者也难以提出并坚持一套独立、自洽的理念。诗人戈特弗里德·贝恩就深信，魏玛共和国那种自由、多元、法治的价值观不仅过时了、完结了，还导致了社会的崩溃、颓废、灭亡，因此，在他看来，希特勒开创了一个历史的新阶段，种族的命运共同体才是新秩序，哪怕他本人也是其中的一个牺牲品：“我将决绝地与我自己、与我们所出自的一切、与我们曾认为美好和值得为之而活的东西告别。”那么他所珍视的文学呢？贝恩建议，为保持其独立性，坚决表忠心，不给部长任何进一步干涉的借口。他在政治上的天真可见一斑。事实上，一群知识分子乖乖签署声明就已是彻底政治归顺的可靠象征，再无独立性可言，正如本书一针见血指出的：“如此一来，放弃变为承诺，屈从变为宣誓效忠”“没有一句抗议，他们全都同意自己被剥夺权利、任人摆布，还决定立即把声明寄给所有未参会的成员签字”。这正是值得后世记取的教训：“文明”存在于宽容、多元的法治环境之下，而那种狭隘的“净化”必然导致荒芜、贫瘠和野蛮。普里莫·莱维在其回忆录《元素周期表》中就明白地指出其危害：“为了轮子要转，生活要过，杂质是必要的。肥沃的土壤之中，要有许多杂质。异议、多样，盐粒和芥末都是必要的。法西斯不要这些，禁止这些，因此你不是法西斯分子。它要每个人一样，而你就不。世上也没有无尘的贞德，若有也令人生厌。”《元素周期表》[意] 普里莫·莱维 | 著牟中原 | 译99读书人 |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4月在那个昏暗时代，等待和希望是唯一的出路。剧作家古斯塔夫·哈通面对剧院不断受到公开侮辱的现实，认为只有坚守内心：“我们必须等，等一个取决于诗的质量而非政治狂热的时代。”但这种等待不应该只是消极的忍让，还应当包含反思和批判，否则历史就有可能重演。在战后的岁月里，布莱希特曾回顾了自己所经历的这几十年，说出了无数人的心声：“国家应该同艺术事宜毫无关联，对其不应像迄今为止的那样，予以干预、约束和钳制。”在1948年将尽之际，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领导者无法引领我们走出混沌只有当我们最终能引领自我才能别旧国，迎新家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维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