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调休冲上热搜：多放假是顺势而为

五一临近，连日来，抱怨乃至抨击调休的声音沸反盈天，“五一其实只放一天假”“反对调休的声音，不能装作听不到”等话题持续占据社交媒体热搜榜。

有人说，每年假期前不都是这样嘛，有什么奇怪的，抱怨发泄一阵也就结束了。

这一次，还真不太一样。

与往年相比，今年“反调休”的声浪不仅更强，并且径直从“抱怨”上升到“反对”。社交媒体上的打工人吐槽也就罢了，诸多机构媒体也持续参与到“反调休”大讨论中来，往往以分裂示人的社交媒体这次与机构媒体展现出了近年来鲜见的一致性。

“调休制度不改不行了”，似乎正加速成为新的社会共识，打工人的抱怨声正成为改革声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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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往年停留于情绪的抱怨声，近期“反调休”舆论的最大特色是追根溯源了调休和长假的合法性问题。

从一开始，我们设置调休和长假的初衷，本就不是立足于打工人的休假和体验本身，而是为了鼓励出游、刺激假日经济。

调休和长假虽然是一种官方叙事，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民间社会的欢迎。

时至今日，随着社会气氛的改变，调休显然已不合时宜。无论有多少看似合理的辩护理由，有一点却无比真实：公众对调休制度的耐心已经消耗殆尽。

这当然是一种社会进步。老一辈的人或许会动辄指责现在的年轻人好逸恶劳，对加班和放假斤斤计较，但这种声音往往忽视了人类社会一个基本规律：所谓社会进步，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极大丰富，公众对休闲、休息时间以及工作生活的平衡，也会提出新要求。

如果有人抱怨这种想象出来的“好逸恶劳”，那他们实际上站在了社会进步的反面。

科技的进步、制度的升级、经济的增长，从根本上就是为了让人类从繁重、单调、低效、缺乏意义感的劳动中解脱出来，有时间有精力追求更全方位的自我实现和自由发展。

反对调休渐成气候，是公众对人之为人的理解更加深入，是自我觉醒，是社会进步的明确表征。

每一代打工人，都会在社会进步上留下自己的痕迹：上上代打工人捍卫了“八小时工作制”，上一代打工人拥抱了“双休”和“带薪休假”，这一代打工人也不会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

所谓的好逸恶劳，实则是舍我其谁的社会责任感。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调休制度显然已不合时宜。调休曾在上一个阶段对中国社会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过时就是过时，果断退出、渐行渐远才是给予调休制度的最大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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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调休制度“不改不行”了，那么，当下更有意义的讨论也就变成：如何改。

有一种理性稳健的声音是：进一步落实带薪休假制度。

这是一个过于正确的道理，但逻辑陷阱恰恰在于：舆论呼吁落实了很多年，但落实的效果呢？有目共睹，一声叹息。

带薪休假纵有千般好，在当下语境中，落实难度也远大于改革调休制度。

哪怕对于落实带薪休假相对容易的群体——大城市白领，在申请休假时恐怕都遇过各种事实上的阻碍，以及领导（老板）的不情不愿、冷嘲热讽乃至白眼。

特别在这个找工作并不容易，打工人人人自危的大环境下，带头带薪休假本身就伴随高风险。

大城市白领尚且如此，何况其他群体？在国内，恐怕只有外资企业工作的打工人（还得加个非制造业的定语），可以更自如充分地享受到带薪休假的福利。

当疲惫不堪、怨气冲天的打工人提出不想调休，不想连上七天班时，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的大聪明，老成谋国地喊出一句“落实带薪休假”，说好听点，是远水救不了近火，都火烧眉毛了还在奢谈大道理；说不好听点，就是何不食肉糜了。

带薪休假，当然要落实，当然要推进，但面对迫在眉睫的“调休制度疲劳综合征”时，这种改革声音是无力且不接地气的。

更重要的是，落实带薪制度，面对的一大阻碍是：弥漫全社会的“休假耻感”价值观。哪怕是打工人，在申请休假时，有几个人不是惴惴不安，成功了有一种大功告成的窃喜。

在这种价值观下，要求多休假就是“好逸恶劳”，就是没有上进心，就是不合格的打工人。

而在当下，对这种过时价值观的迎头痛击就是“改革调休制度”。只有这种价值观被否定了，被更新了，才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如果连落实难度低很多的调休制度都改不了，你去谈什么落实带薪休假，完全可以理解为用口号来回避问题了。

03

前几天，胡锡进发了一篇文章《应该增加两天假，恢复五一黄金周》。

胡锡进有句话说得颇有道理：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公共假期是带薪休假代替不了的。

这篇文章写得并不算多高明，但却是目力所及，最旗帜鲜明提出“增加公共假期”的声音。

是啊，我们为什么如此拒绝谈论“增加公共假期”的可能性呢？

各路专家，惯于去各种论证“中国的公共假期有11天，与法国、意大利等国持平”。这话说得自然没错，但又回到了“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我们能和欧美国家的带薪休假落实情况比吗？

而打工人呢，虽然对“调休”喷得声嘶力竭，段子横飞，但如果具体到“多放几天假时”，总是遮遮掩掩犹抱琵琶半遮面，只敢在各种网络投票中表达“多放几天”的隐秘诉求。

或许打工人也不是不敢喷，而是他们认为“多放几天”并不可能，何必浪费火力，先集中火力对准“减少调休、停止调休”这个最低诉求吧。

如前文所述，哪怕是这一代看似天不怕地不怕打工人，也在“休假耻感”价值观中摸爬滚打了数年数十年，他们怯于面对自己“想多休假”的真实需求，难以理直气壮地喊出“为什么不可以多放几天假”的声音。

然而，在打工人内心深处，他们最想要的，最渴望的诉求，其实就是“多放几天假”！

想“多放几天假”这个诉求一点都不丢人，所谓的耻感完全可以休矣！

04

“多放几天假”不仅不是乌托邦，而且是当下最有可行性的假期改革举措。

长假与假日经济虽然是一种“功利化”思维，但功利化不代表就是错的。

旧版假日经济之所以弊病丛生，恰恰在于它与“调休”捆绑在一起。如果放弃调休，增加公共假期，那么2.0创新版的假日经济无疑将成为中国公众的新宠。

4月17日，五一小长假火车票正式开售，相关话题“12306 票呢”和“五一购票难度堪比春运”也冲上热搜。

这说明什么？说明长假的确也是国人的真实需求。或许是一部分人拒绝调休，一部分人倾向于保留长假；又或许是，在同一个人身上，可以同时有“反感调休”和“长假抢票”两种行为。

这不是什么所谓的精分，只能说明：“反感调休”和“长假”都是国人的核心需求。

在这个问题上，公众可以“既要”“还要”。而实现“既要”“还要”的方式就是，增加公共假期。

既然假日经济对中国经济如此重要，既然文旅成为了当前经济环境下难得的亮点，为什么不保留呢？

增加假期就行了！

连胡锡进都呼吁增加假期了，我们何必再遮遮掩掩、虽然但是、做各种理中客呢？

也许有人会表达出这样的忧虑：假期增加了，谁来买单，会不会对经济造成压力？

我不敢说没有，事实上也的确会有，但这里有两个可以参考的背景：

其一，在发达国家，如果算上带薪休假，公众能享受到的实质假期要长于中国。这当然无法轻率地得出“放假时间长，会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个结论，但至少可以说明，“多放假”不会成为一个国家迈向发达的重要阻碍；更可以说明，一个国家的发达与否，不仅在于物质上的极大丰富，往往也匹配着“多放假”这个核心指标。

其二，我们的经济现在同时面临着“产能过剩”和“就业压力”。“多放假”当然不会是这两大经济问题的答案，但从常识出发，多放假很可能会倒逼企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而预期中损失的一些生产力也可能会缓解产能过剩。

还有一种更真实和接地气的忧虑是：多放假会不会增加企业负担？

当然会。但这是一种“必要的代价”，就像八小时工作制、双休日都会增加企业的运行成本，但还是执行了。

更重要的是，多放假还是少放假，并不是企业负担的核心，与企业负担更息息相关的是税率，是社保，是制度成本。

用增加人均总劳动时间，取得的经济竞争优势，不仅不被这个时代的打工人所认同，也不被国际主流价值观认可。

多休假，从国际上来看，是一个大趋势。只不过，国外更多是通过“带薪休假”来实现；而在我们的语境内，增加公共假期是更可行的方案。

多放假，就是顺势而为。

打工人，配得上多放几天假。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冰川思享号（ID：icereview），作者：张明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