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休的伤，连放5天假也没法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果壳 （ID：Guokr42），作者：草芽君，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你有没有一种感觉：这周过得好漫长！只休息了1天，就得回来接着上6天班。

之后还有休息5天，上3天，再休1天的安排，这样折腾一番，毁掉两个周末后，才能回归“做五休二”的正常节奏。

要这么调整，是因为五一实质只有1天假，但为了凑成5天，“朝三暮四”、“拆东墙补西壁”，这样抠抠搜搜调休出的小长假，实在是令勤恳的打工人们感到愤怒又疲倦。

调休怎么这么招人烦？

失去周末的痛苦远大于休假的快乐

有人会觉得对调休没必要有这么大的火，毕竟从本质上看，假期并没有少，反而多了一天假，早休晚休不都无所谓吗？

并不，因为根据前景理论，大多数人对于损失比对获得更加敏感，这是一种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1]。

举个例子，假如你的老板今天给你发500元奖金，你会不会很开心？那如果老板先给你发1000元奖金，然后告诉你不小心多发了500元，让你把500元退还给公司，你会和前一种情况一样开心吗？

虽然从理性上看，你都获得了500元奖金，但相信第二种情况对大部分人来说在体验上是更糟糕的。在损失厌恶的影响下，损失500元带来的痛苦远大于获得500元的快乐。

同样的道理，周末假日少休一天的损失感，也远大于工作日多休一天的获得感。

人们为何会如此关注损失呢？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在漫长的人类进化史中，同等强度的坏事带来的后果往往比好事更严重，它事关生死，所以更关注坏事的基因代代相传，形成了当代人类的负面偏差（negativity bias）^[2]。

调休虽然给人们凑出了五天假期，却带来了周末双休的损失，一减一加，总数不变，但在损失厌恶和负面偏差的影响下，人们当然会有一种“被剥削”的痛苦。

连续工作使人倦怠

调休令人不爽的不仅仅是损失感，还因为调休让我们比以前连续工作了更长的时间。

当员工持续为工作付出努力时，身体和心理资源都会被消耗，所以人们需要在非工作时间通过充分的休息得到身心资源的恢复，让工作导致的压力负荷反应（比如血压升高、疲倦感等）重新恢复到被打工摧残之前的正常基线水平。

正如来自网友的吐槽，“人不是机器，不是简单的加减法，身体积累的debuff（不良状态）如果不及时驱散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举个极端点的例子，你愿意每天醒着17小时，睡7小时？还是先连续工作34小时，再一口气睡上14小时？后一种情况显然让身体承受更大的压力。

如果员工在连续工作下无法得到恢复，便会出现一系列健康问题，如心率加快、高血压、慢性疲劳综合征、失眠等^[3]，工作时间越长的中国人，幸福感也会更低^[4]。

对组织来说，长工作也不一定会带来高产出，每周超过工作时间40小时的人很容易出现职业倦怠，如精力丧失、疲惫不堪、丧失工作热情和动力，无力抑郁，不再愿意为工作付出努力等^[5]。

那么，调休后的小长假能起到放松的功能吗？未必，因为它打乱了正常的工作-休闲节奏。

工作—休闲节奏打乱带来失控感

对于短假无调休和长假有调休，很多人更想要前者。在调休下，连续上班也干扰了人们正常的工作-休闲节奏，让那些日常固定安排（Routines）被打乱。

大部分人都需要有秩序的日常，比如有规律的工作五天和周末双休，这能给生活带来稳定感和可控感，关系到一个人能否保持健康的身心状态。日常固定安排也与生活意义感之间有很强的关联[6]。

“今天的觉必须今天睡，今天的饭必须今天吃”。没人愿意今天饿一天，明天狂吃六顿饭，这不仅会让人生病，也会让人觉得这世界非常混乱。

然而，调休打乱了工作—休闲节奏，使人很容易产生失控感和受控感。人类都有一种基本的心理需要——自主需要（autonomy），也就是一种体验到对自己行为上的控制感和心理上的自由。

对那些不愿调休的人来说，调休把人安排得明明白白，损害了我们的自主需要。大量研究表明，如果员工的自我需要无法满足，被迫工作不仅会损害幸福感和身心健康，也会带来更糟糕的工作态度和表现^[7]。

想想看，原本计划上周日在家好好休息，却发现要调休，只能被迫自愿早起去打工；连续打工五天后，想要个正常的周末，却发现因为调休了还得继续上班。

这让人很难继续安心在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只想摸鱼到放假前的最后一刻。

调休到底是哪来的啊？

在微博上搜调休，跳出来的第一个关键词是：“调休是谁发明的”，看上去颇有一股寻找仇人的悲愤。

其实，调休只有二十多年的历史，而它诞生之初，是对旧有节假制度的革新。

曾经，我国的假期很少，在传统的农业观念中，农时不等人，定期的休假制度并不是必须的。1958年的时候，每半月放一天假的制度改良都值得登上《人民日报》。

在某段特殊时期里，大家在春节也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甚至猪圈门上都会写着“三十不停战，初一坚持干”的口号^[8]。

改革开放以来，广大人民群众呼吁恢复节假日，比如1979年1月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栏目就刊登过一封标题名为《为什么春节不放假？》的信。

标题蛮振聋发聩的

随着社会越来越重视放假，在建国50周年的1999年，国务院修订了《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将每年的全国法定节假日从7天增加到了10天，第一次出现了“五一黄金周”和“十一黄金周”的说法。

可是，这版假日制度中，五一只有3天假期，休7天的“黄金周”是怎么来的呢？

答案就是如今让人咬牙切齿的调休：通过前后调整挪动周末，凑出一整周的假期。

调休制度的初衷不仅是为了让大家有更连贯的休闲假期，也是为了在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拉动内需、刺激消费，特别是为了促进国内旅游业的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增加旅游、交通、住宿餐饮等第三产业的比重^[8]。

但是，在这样的调休制度下，如果时间不凑巧，便会造成一些看上去很诡异的事情。

比如，2005年春节，人们需要连续工作9天，很是要命；这一年的国庆，大家也很不好过，连放7天假后需要连上7天班，简直是先给人希望，再给人绝望。

所以2007年的时候又修订了一次放假办法，上面这种极端情况不再出现，但为了能够凑出“小长假”，打乱工作-生活节奏的调休仍被保留了下来。

调休真的有存在的必要吗？

我国的调休制度从2000年正式开始实施起，直至今日仍未被废除，但效果并不好。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根据清华大学假日制度改革课题组的调研，“黄金周”制度自实行之日起，其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调休对旅游业的促进只是一种“黄金幻觉”。

这是因为，影响旅游消费的最主要因素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如果居民的收入水平不变，无论是旅游性消费还是其他各类消费都会保持相对稳定^[8]。

通过调休创造出“黄金周”，仅仅只是让人们在旅游消费的时间上更集中，对全年旅游收入的增加并无实质性的贡献^[8]。

以1999年发布新办法为界，前后的旅游收入增长率没有显著变化[8]

不仅如此，挪用公休日拼凑“黄金周”和“小长假”还会带来诸多弊端。

比如，集中性的休假安排人为创造出了旅游的淡旺季，导致旅游市场供需结构失衡，假期旅游景区人满为患、资源不足，平日里却门可罗雀、资源浪费^[9]。

对游客来说，到处都是人的体验也不好，降低了再度旅游的意愿。新冠疫情前，就已经有不少人到了长假不想出门，只想在家里睡过整个假期。

综上，研究者普遍认为，“黄金周”制度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负面效应则日益凸显^[10]。

人们想要的是规律、自主、真实的假期

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我们想要的从来也只是“休”，而不是“调”。大部分人想要的“休”，是规律的、自主的且不被打扰的休息，而不是扰乱工作-休闲节奏、被安排的、不彻底的挪假式休假。

首先，疫情的反复使人们当下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出门旅游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奢望，用连上六天班换家里蹲五天，实在是不划算，很多人更需要的是规律的休息。

疫情肆虐牵动着人们的心绪，也导致一些人曾经的日常固定安排被打乱。

有规律的日常工作生活节奏能够缓解压力给身心健康带来的损害^[11]，人们非常需要在这个特殊时期能保证基本的每日八小时工作制和规律的周末双休。

在此基础上，拥有休假的自主权也是必要的。

我国在1994 年颁布的《劳动法》中就明确规定了实行带薪年休假制度，2007 年的《职工带薪休假条例》也规定了该制度的具体实施方法，但当前仍然有很多企业不能完全保障职工带薪休假的权益[9]。

比起调来调去的调休和统一安排的全国集中性休息，人们更想要的是能真正享有和自由支配属于自己的带薪假期。

一个微博调查，样本选取有偏，但选择短假无调休的人依然压倒性地多 | 微博@Vista看天下

最后，无论是最基本的规律双休，还是自主的带薪休假，打工人们都希望这些休假能让人有真实的、不被打扰的休息。科技的进步使人类当前生活在一个“随时在线（always-on）”的新时代，工作和生活的边界越来越模糊^[12]。

企业微信、飞书、钉钉......各类即时通讯软件使我们在任何时间都能被老板、同事和客户找到，不少人都活在节假日仍被工作消息支配的恐惧中，能享有在一段时间里不被打扰权利的休假，才是真实的休假。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离不开休假自由，欢度劳动节的劳动人民，值得更规律、更自主、更真实的假期。

参考文献

[1] Kahneman， D.， & Tversky， A. (1990).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In P. K. Moser (Ed.)， Rationality in action: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Rationality in action: Contemporary approaches(pp. 140-170， Chapter vi， 493 Pag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NY.

[2] Baumeister， R. F.， Bratslavsky， E.， Finkenauer， C.， & Vohs， K. D. (2001). Bad is stronger than good.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5(4)， 323-370.

[3] Geurts， S. A.， & Sonnentag， S. (2006). Recovery as an explanatory mechanism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acute stress reactions and chronic health impairment.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Work Environment & Health， 32(6)， 482-492.

[4] Yamashita， T.， Bardo， A. R.， & Liu， D. (2016). Are East Asians happy to work more or less? Associations between working hours， relative income and happiness in China， Japa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3)， 264-274.

[5] Hu， N.， Chen， J.， & Cheng， T. (2016).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long working hours， physical inactivity， and burnout.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Medicine， 58(5)， 514-518.

[6] Heintzelman， S. J.， & King， L. A. (2019). Routines and meaning in lif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5(5)， 688-699.

[7] 吴才智，荣硕，朱芳婷，谌燕 & 郭永玉.(2018).基本心理需要及其满足. 心理科学进展(06)，1063-1073.

[8] 清华大学假日制度改革课题组 & 蔡继明.(2009).中国假日制度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学习与探索(05)，30-39.

[9] 蔡继明.(2014).关于进一步调整完善我国节假日制度的建议. 人文杂志(07)，22-29.

[10] 安金明.(2019).基于形成旅游经济链条，促进内需大发展的中国假日制度改革研究. 经济界(02)，12-18.

[11] Hou， W. K.， Lai Francisco， T. T.， Ben-Ezra， M.， & Goodwin， R. (2020). Regularizing daily routines for mental health during and after the COVID-19 pandemic.Journal of Global Health， 10(2)

[12] Derks， D.， van Mierlo， H.， & Schmitz， E. B. (2014). A diary study on work-related smartphone use， psychological detachment and exhaustion: Examining the role of the perceived segmentation norm.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19(1)， 7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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