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顶桂冠，身披枷锁”：获诺贝尔奖七年后的莫言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将莅临汾阳贾家庄的消息，像风刮过这个山西中部小镇，读者、媒体、作家，乃至只听过诺奖名头的当地村民，人人都在寻找莫言。苏童用八个字形容获奖之后的莫言：“头顶桂冠，身披枷锁。”他说他可以预测其他作家的未来，但对莫言只能是“揣度”，因为“他的境遇与我们太不一样了”。诺奖后七年，莫言从“讲故事的人”成了“被讲述的人”。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ID：GQREPORT），作者：吴呈杰，头图来源：东方IC

“莫言在吗？”“这怎么能告诉你啊？”

下午接近两点，汾阳贾家庄，两个女孩坐在小吃店外，一人掏出手机录影，“来演习下等会见到他咋打招呼”。另一人直起身子，来回搓手，过了很久，才对镜头说出一句，“Hello？”两人都大笑起来。她们手里各攥着一本刚拆封的《白狗秋千架》。端上来的馄饨还没动筷子，热气快要消散。

两点既到，女孩们赶到一旁的露天广场。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走上台，开始“自吕梁而下”的主题演讲。她们的目光把观众席第一排从左到右扫一圈，再从右到左，速度越来越慢，还是没找到目标。其中一个“白狗秋千架女孩”瘪着嘴，转身离开，边走边踢一颗小石子。两家扛着机器的媒体弯着身子退了场。

“不就是来找莫言的么？”在荫凉处休息的保安大哥眼皮都不抬。莫言是首届“吕梁文学季”的嘉宾，但谁也不清楚他会在哪场活动中率先露面。这个下午，大哥至少回答了十遍“莫言在不在”的问题。

“所以莫言在吗？”“这怎么能告诉你啊？”保安大哥向我展示了他的标准答案。

一团团杨絮蚊虫似的往人脸上扑，没退场的观众用遮阳伞罩着。天气预报显示，当天下午，汾阳达到了29度，是过去一周的小小峰值，接下来还会逐日往上攀爬。这像极了在此举办的“吕梁文学季”的情形。文学季进行到第七天，近40名作家学者先后出席，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到来无疑是个高潮。

莫言出席演讲被证实是一场流言。人们转而搜寻莫言的其他踪迹。一面巨大的介绍墙上并置了9位作家的简介，只有莫言的照片前排起了队伍。一位戴粉红丝巾、橙黄沿边帽的女士站在欧阳江河的照片下，紧挨莫言，要求丈夫蹲下拍摄出角度最佳的照片。排队的几个小姑娘翻了翻白眼。

“有莫言的签名书吗？”不远处的书店里，一个男人背着大行囊，询问他见到的第三个店员。“格非的书签了，贾樟柯的签了，叶兆言的签了。”店员试图把他的注意力引向其他名家，“莫言没有签，这得看你的缘分。”她说，莫言这次没有签售会，如果他兴之所至要来书店签书的话，主办方大概会提前五分钟通知。

男人还是围着那一摞《蛙》《生死疲劳》打转。店员又给出了新的提议：“或者你可以买一本《蛙》，万一遇上了莫言呢？”男人笑笑，一言不发地走了。

不只是读者，作家们也在找莫言。前一天，我从“作家村”（主办方安排让作家们下榻的别墅区）采访出来，看到苏童、梁鸿、欧阳江河等在门口集合，要一块去吃饭。有人问，莫言呢？

另有人接过话头，已经有专人接过去啦。

事实上，除了两个公开活动安排，莫言在汾阳的行程被严格保密。在这儿待了两天，我摸索出了一套精准“捕获”莫言的方法论：看安保力量。去“作家村”采访其他学者，我被三名身形健硕的保安拦在了外面，说要“得到领导请示”。工作人员说，明明两分钟前都可以随便进的啊，怎么保安也从一个变成了三个？然后她像想起了什么，对我低声说，刚刚莫言走了进去。

5月14日晚上，我在街上溜达，看到关帝庙广场搭起了临时戏台。保安并排站成一堵墙，四周拉起警戒线。我有些疑惑，绕到舞台边，果真在第一排正中间，见到一人穿紫红色polo衫，抱臂端坐着，有一张熟悉的圆脸——正是莫言。这出晋剧《打金枝》原计划在第二天上午演出，但因那时莫言没空，他又点名要看，就挪动了时间。

尽管只在台上远远地看到了莫言，参与表演的演员武小珍还是为此连发了两条快手动态。镜头前，她画好了全套妆容：“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幸福，能有这么大的名人看我们山西的晋剧，我想是一种正能量，我们山西晋剧院一团也做了好几次动员，一定要把这场戏演好……”身后有人附和：“对，莫言！”评论送出了好几个“66666”。

广场上涌进了几百名乡亲。一位中年男子奋力挤到前排，却将手机镜头对向了观众席。“中间坐着莫言。”他操着方言，在家族群里直播。透过他放大到5.2倍的高糊取景框，莫言直直地望向前方，看不清作家的表情。在2个半小时的表演里，莫言没有和旁边人说话，没有掏出手机看一眼，甚至没有变换过姿势。

“他的境遇与我们太不一样了”

来汾阳之前，我向主办方提出想采访莫言。对接的工作人员说，莫言的采访一家都还没答复。十天后，她给我发来信息：“我们又沟通了好几轮，莫言可能确实无法接受采访了。”甚至连旁听关于莫言的研讨会都要抢票，我取消了对有70来人的活动媒体群的屏蔽，一有新消息通知，就慌张地举起手机。

“吕梁文学季”最后一天，有一个主题为“诺奖之后的莫言”的研讨会。距离莫言获得诺奖已经七年，前五年莫言没有新作问世，这两年则陆续发表了短篇小说、戏曲剧本和诗歌。礼堂的长桌上坐满了与会者，从苏童、欧阳江河到李敬泽、陈晓明，都是著名的作家和评论家。

莫言坐在第一个，开场就声明：“想说什么说什么，别光说好话。”之后的1小时45分钟里，讨论大抵仍是好话，有人提到了新作“文体的多元”，有人看出他更“平静”了，也有人说，莫言依然能对当下中国的复杂经验保持敏感。

不约而同地，发言者们都谈到了“诺奖之重”。苏童用八个字形容：“头顶桂冠，身披枷锁。”他说，他可以预测其他作家的未来，但对莫言只能是“揣度”，因为“他的境遇与我们太不一样了”。

作家梁晓声回忆了1980年代和莫言的一段往事。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业已成名的梁晓声见到了三十岁出头的莫言。那时梁晓声只看过《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就直接对这位文坛后辈说：“你像中国文坛的梵高。”

其他人讲话时，莫言一直在纸上记录，动作幅度很大，像是写书法。他最后一个发言，山东口音，字和字黏在一块，考验与会者的听力功夫。莫言先评价自己“收获很大”，再对梁晓声记忆力之好表示吃惊，接着夸赞了梁的新小说。最后，以“将来我们还可以私下交流探讨”作结。

会后，我找到研讨会主持人张清华教授，让他说说莫言这些年的变化。他讲以前请莫言来做活动，“每句话都可以让你们笑翻全场”，但现在，对着这么多摄像机，“就感觉到他没有自由，他讲话甚至有时候觉得没有原来那么有趣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这些年，莫言沉迷于书法。评论家王尧是莫言的好友，微信上，王尧经常能收到莫言发来的书法作品。一开始，王尧说的全是肯定的话，“布局和结构有突破”之类；但莫言坚持要他提意见，王尧就会具体指出：“XXX这三个字还可以更好。”莫言很高兴，这次在汾阳给别人题字的时候，说王尧是他的“场外指导”。

但书法也让莫言背上了“人情债”。常有朋友托王尧去要莫言的题字，王尧觉得为难，硬着头皮给莫言发微信。莫言会及时回复，视情况决定是否写字。今年年初，莫言甚至“被代言”了：他受所住小区收发室职工之托，抄写了一首与陶瓷有关的咏物诗，结果却被安在了一部陶瓷企业的宣传片中，旁白给莫言配音：“用了XXXX养生锅，炒菜味道就是不一样。”

在贾家庄，莫言从贾樟柯手里接过了一个叫做“吕梁文学季年度作家奖”的奖杯。颁奖台下坐着很多中小学生，像组织春游一样，带队老师每半分钟就回头看一眼学生们。莫言对这类活动并不陌生，有媒体统计，在得奖后的1500天里，莫言来到至少34个城市，进行18次讲座、26次会议，题过10次字。2013年末的一场演讲上，被问及有何新书推荐给读者时，莫言说：“2013年我不是一个读书人，很惭愧地告诉大家，这一年我几乎没读一本书。”

“人说山西好风光，杏花村外贾家庄，朋友来了喝美酒，喝完美酒写文章。”莫言用这四句顺口溜作为获奖感言的开篇。还没说完，第一排的嘉宾们就带头鼓起了掌。

颁奖的间隙，舞台两侧的屏幕在循环播放赞助商广告。林志玲举起一盒护肤品贴近脸颊，朝镜头俏皮地眨眼。在经过六位领导的致辞和一段音乐表演之后，颁奖典礼有了超时的迹象。太阳已经西沉，小朋友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踏上了返程，而几位获奖者的座谈才刚刚开始。本次文学季的文学总监欧阳江河介绍莫言，语气澎湃：“……因为很多人获诺奖之后文学生命就终止了，那么莫言老师还是作为一个文学家，而且写得更为从容，更为开放。”

莫言起身向观众致意，话筒从左手传至右手，又传回到左手。“……我获得诺奖之后沉寂了一段时间，确实是各种各样的原因……”他的面色和音调没有起伏，“……以山西的吕梁文学季的这么一个奖作为一种起点，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写出让大家满意的作品来，谢谢。”

以“诺奖后沉寂”开场，以“写出好作品”结尾，这已经成了莫言在不少场合的惯用表达。

典礼接近尾声的时候，主办方在媒体群里通知：“首届吕梁文学季获奖者们将会集体接受媒体群访。”一连发了五次。因之前从未通知有采访，几家电视台临时把机子架去了采访区。这是整场文学季中莫言唯一和媒体对话的时刻，仅限三个问题。等莫言走到采访区，像是晚高峰的北京地铁即将关门的刹那，人潮汹涌而上，我被不知哪位同行结实地踩了一脚。

没有主持人，莫言自己熟练地掌控流程：“第一个问题！”同时传来了五个长度、音量、方向迥异的提问。莫言听完，挑了“怎么评价吕梁文学季”“对目前乡土文学的发展如何看”“乡村与城市对于你的创作意味着什么”作答。现场实在是太吵了，他的回答被淹没在了摄像老师们一声又一声“看这里，莫言老师！”的呼唤里。或者，回答了什么也并不重要——群访共持续了1分56秒。

像指挥家挥手收拍，莫言举起右手向内侧划了一个弧圈，群访结束了。

第二天，我在朋友圈看到一篇莫言的访谈：《面对媒体和文学爱好者 莫言打开了话匣子》。点进去看，“XX晚报记者：……；莫言：……”俨然一副专访的样子。正打算去问下是怎么搞定采访的，却发现莫言的回答有些眼熟——包括了群访、莫言的获奖感言和其他公开讲话。这是一篇由回答“倒逼”出提问的“专访”。

莫言走进了大雪里 

5月16号上午9点半，汾阳中学本应在上第二堂课，但高一高二的教学楼里空无一人。同学们套在宽大的蓝灰色校服里，来到校园小径两侧等候，还不忘捎上生物试卷或英语单词本。人流从校门口拐过三道弯，沿着一路的古槐和松柏，蜿蜒至红墙绿瓦的二礼堂。

莫言下车，首先看到的是学校主楼顶端的大屏，打上了“致敬莫言”四个红字，这里原本是一个用来提醒同学们争分夺秒的时钟。我站在队伍的末端，从声音就能判断莫言行至何处：突然爆发出的巨大掌声，那是莫言抵达了拐角，又有一批同学看到他了；然后掌声渐熄，莫言在直行道上和两边挥手，一个毛茸茸的吊杆麦克顶在他的脑袋之上；最后，他迈过两步台阶，登上礼堂门口，转身，分贝攀至最高值。

我注意到身旁一个踮起脚尖的女孩。她被前面的高个男生挡住了视线，只能从夹缝中看到莫言一闪而过的侧影。她戴厚厚的粉红框架眼镜，抱了一本和她镜片同样厚实的《红高粱家族》。

我问，你喜欢莫言吗？“是啊！”她咧开嘴，露出牙套和一个羞涩的笑容。

这个高二女生读过莫言的不少著作，《红高粱家族》是她最常翻阅的一部。她来自农村，小时候家里没装电脑，村里还时常断电，读书是一种和外部世界建立连接的方式。升初一的暑假，她去市里的新华书店，看到了这本横卧着摆在门口的《红高粱家族》——那时莫言得诺奖不久，屡有作品破销量纪录的新闻。

她并不能完全读懂这本书在讲什么，但记得书里“我奶奶”的那个烧酒作坊，院子里摆着十几只大瓮，瓮里满装白酒。她所在的村庄也酿酒，“我看书的时候就会想，这书里的酒和我闻到的是不是一样？”

前一天晚上，小镇恰好放映了4K修复版的电影《红高粱》，莫言和贾樟柯来到了现场。观众都是当地居民，很多人捧着爆米花和可乐。站在大银幕前，莫言提到了前两年在互联网流传甚广的《红高粱》剧组合影。照片里，莫言、张艺谋、姜文都光着膀子，巩俐则身穿戏服。与之相关的一个段子是：“你将来拿戛纳奖，你将来拿威尼斯奖，你拿金熊奖，至于你，诺贝尔文学奖。”莫言历数了前三人的成就，但没讲自己。

在一本名为《盛典——诺奖之行》的文集里，莫言又写到了这段往事：“现在我们都有名了，但可惜我们老了。如果让我抛弃所得的所有的奖项和荣誉回到当时的青春岁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去。 ”

有评论家说：汾阳之于贾樟柯，正如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两个小城也有颇多相似之处：同样热衷挂红灯笼，同样在秋末收获血海般的高粱，也同样奉行野性的、和现代社会双轨并行的乡土伦理。贾樟柯成名之后，以举办文化活动的方式回馈故乡，比如“平遥电影展”和“吕梁文学季”。而首届“吕梁文学季”的获奖作家，就是以书写故乡著称的莫言。

此时此刻，让“酒香飘遍全村”的作家就站在汾阳中学的礼堂前。莫言发言时说，夹道欢迎的盛况，他还是第一次遇到。他在路上问同行的校长，这样搞会不会耽误了孩子的上学？校长说，是他们自己要跑来的。和希望评论家“别光说好话”一样，莫言再度表现出对真实反馈的渴望。

“这句话是真还是假呢？”他问底下的同学们。

“真的！”一致的响亮回答。

有个男生轻声补充了句：“不用上课了嘛。”

研讨会就在欢迎仪式之后。会上，张清华说，有一种得诺奖后摆脱困境的办法，就是重返故乡。莫言的近两年新作，依然是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2017年，莫言在《收获》上发表了一组短篇，以《故乡人事》为题。故乡还在持续地为他提供创作的养料。

2016年的深秋，因为一部纪录片的拍摄，张清华跟着莫言一块回到了高密。他们穿过莫言童年割草和放牛的荒野，来到了一片落叶遍地的杨树林。莫言一个人在前头走，摄像在后头跟着。张清华晃了下神，突然产生了前方一片白茫茫的幻觉。

第二天，居然真的下起了雪。导演请莫言重走了一遍昨天的线路。成片里，两天的景色被剪到了一起。莫言戴鸭舌帽，套了件棉布夹克，摇着老年人体态的慢步子。深一脚浅一脚，他从荒草起伏的沟坎上，独自走进了一场大雪之中。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ID：GQREPORT），作者：吴呈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