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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 (ID:lixiangguo2013),作者:余甜子,原文标题:《小镇女孩的罗曼蒂克消亡史》,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结婚一年,30岁陈地菊自己房间的写字台,已经积灰了。
所有年少的期许都落了空:没有考上本以为普通的外地的大学,工作几年也依然是个一文不值的前柜,重复着周而复始的枯燥工作。不曾想到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荒诞与窘迫,倒是如期而至:做过不成功的小三,嫁给过出轨且欠上300万债的老公傅丹心。小说家颜歌用《平乐县志》写出的,是曾经包裹在这个小镇女孩身上的罗曼蒂克,爱情的,工作的,道德的,被一块一块地敲打下来,最终将她赤裸地暴露在世界里。
时代的问题,放在个体身上,常常变成一个个罗曼蒂克消亡的悲喜剧,一个小镇女孩的罗曼蒂克是怎样逐步消亡的?到底什么是爱情里的“不要对视,要一起凝视远方”?小镇是托举她、成全她,还是束缚她、毁灭她?小说的主人公之一陈地菊是如何一次又一次朝向婚姻的巢穴飞去,又如何在一次又一次断翼后,眼前阔开一个迥异却爽朗的天地,并彻底出走?
40万
何谓恋爱脑?小镇女孩陈地菊就是:在爱情里就信仰爱情,不计得失。
如果提问“永乐市商业银行支行长、有妇之夫谭军跟行里一个女职员好上了,谈了三四年,一直没离婚,为什么?”,答案真就是千奇百怪,“因为他不能弃患精神分裂的妻子于不顾”当然可能成立,但对于明眼的局外人来说,它也只是一种可能罢了,真相如何,须待勘察。这还是局外人的科学质疑,对于牵扯到自身利益的局内人,真相是什么甚至有没有理由都不重要,离不离、什么时候离、怎么离才会关切。
陈地菊就信了。她信她的爱人谭军不是出于利弊权衡、不是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是在至情与真义中挣扎,才带来今天的局面。所以2006年谭军提出分手,陈地菊也只是伤心,内心的情与义并未被撼动。
直到分手才半年,谭军在办公室与别人亲热,当场被抓包,旋即闪离闪结。曾经信以为真的解释在现实面前不攻自破。恐怕过去五六年的点点滴滴都要重新去看待:情与义的两难,还原成情欲的满足与利弊的权衡。恋爱双方,一旦一方退后一步,纯情就变作傻气,爱情故事转瞬即是骗局。
既是骗局,那就是个简单的计算题。陈地菊得知消息的当天就给谭军拨去了电话,要了分手赔偿费40万。“五十万,她心头想,喊这不要脸的给五十万出来。”虽然最终没忍心要全,但陈地菊还是走出了这一步。
恋爱信仰似乎连着陈地菊其他地方的根筋,以至于浪漫暂歇,陈地菊连着把自己的人生也塌下一块去。不出几个月,她竟辞去了银行的工作,回去了出生的平乐镇,也就是《平乐县志》故事开始的地方。
无法成为必需品的爱情
在平乐县城,心如死水的陈地菊遇上了“爸宝男”傅丹心,二人在结婚一年后,走到了离婚边缘,而这又一次的罗曼蒂克的毁灭,也促使陈地菊彻底出走,走出婚姻之巢、父母之绊,走回那张本属于自己、又被遗忘过的桌子。
真实世界的爱情,不仅不纯粹,且常常是纸糊的,戳一戳就破了:纸背后,还什么都没有。
无论是傅丹心还是陈地菊,在名义上的爱情之下,都把对方误认为解决无力感的救星。这种无力感从越深的内部生发,在当局者与旁观者看,爱情故事就越惊心动魄。陈地菊的相亲对象算得上县城的“名门之后”,名校硕士,父母一个握权,一个赚利,中专学历的傅丹心相形见绌。
选择傅丹心,是陈地菊又一次的罗曼蒂克。浪漫的高光,在面对父母而两人突然决定结婚时出现,但假如所谓爱情止于两个生命面对面把对方误认作救赎而激发的高光,能够留给陈地菊的,也只能是满地鸡毛。
对于傅丹心来说,父子关系,而非爱情关系,才是他生命的核心课题。
傅丹心的父亲是典型的“扫兴父母”,他于社会所受的窝囊,都可以被家庭内的享有的至上权威所抚慰、所平衡。这个尚不能经济独立的儿子,由于从根本上是被父亲决定的存在,于是得到父亲的认可就是这一生命的意义;而一旦完成了经济独立,他也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取父亲而代之。
小说的第十二章从傅丹心的视角展开,谜语也借之展开了:在朋友跟前大包大揽、车非要买白色、非要搞期货......一连串的行为,30岁的傅丹心行事逻辑仍旧像一个想要通过与父亲置气来获得父亲认可的孩子。
整个故事,傅丹心说出“我爱你”有两次,第一次发生于两人刚刚发生关系时;剩下的一次,是陈地菊拿出自己的钱付了婚房首付定金。“我爱你”被说出口了,但远没抵达自身深处,掏心肺说出来的,是赚钱的机会,抓住了机会,就在父亲傅祁红面前完成了自证。
陈地菊就是在这种焦虑与无力混合的背景出现在傅丹心面前。在傅丹心的幻想里,经由陈地菊,经由养活她并获得她的崇拜,可以终于“取父亲而代之”。就是在这里,爱情显示了它的工具性。如果爱情只是其他欲望的附庸,那么傅丹心在烂醉中出轨而博得赚钱机会,也就不足为怪了。
“新娜拉困局”里的小镇女孩
“娜拉困局”一直都在,只不过变得更加隐蔽,更内生于中国社会的肌血。“小镇”与“女性”,两种处境、两股力量一起束缚着、规范着陈地菊,牢牢把她困住。
陈地菊是“乖女孩”。普通的小镇女孩陈地菊凭自己靠考试考上大学,走出小镇,考上的是本地二本,选择的是当时热门的财会专业。她在中学叛逆过,思考死亡和人生意义,反思教育制度,不过也止于此,一遭父母的浇灭,也能全然忘在脑后,自此做回乖乖女。
她的乖,是全方面的,于父母、男友,是“好的女儿”,是“好的女人”。结了婚,却没有房子,陈地菊不计较,只要她和傅丹心都拿出存款来,就够付首付。结果丈夫只是骗她,其实手里没有承诺好的那笔存款,她也不在乎,转手自己拿出钱来付定金。
好女孩陈地菊面对第二任男友,也还像上一次那样只是信。朋友告知她丈夫在外可能有外遇,她去找傅丹心问,对方否认,她也就信了。直到抓到切实证据,陈地菊才又一次清醒过来。
一旦服膺于“乖”这种要求,就很容易被来自亲人、恋人、其他社会成员的期待绑架。
陈地菊对工作或者说现实生存缺乏基本的热情和重视,也缺乏活出自我所据的精神资源,生养她的小镇能够给她什么呢?小镇的教育体系没能给她探索空间,面对她崭露出的文学天赋,陈地菊的母亲反而如临大敌,“连哄带骗,带骂带打”,掐灭兴趣的幼苗。
小镇里一面发生着最大胆赤裸的情事,一面守着最压抑的风俗——假如她的母亲叶小宣没有对陈地菊初中的“早恋”横插一脚,陈地菊会在成年后一而再再而三地折损进自己的珍贵的罗曼蒂克吗?
所以她高考那年,她选择的,或者说父母选择,或者说,小镇在高速发展的社会依仗面前自身虚弱的实力带来的狭窄而保守的视角选择的,是红极一时的会计专业——一个对小女孩来说可是很好的专业了。
既然不是喜欢的,具体做什么、做到什么高度又有什么重要的呢?
于是,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她对挤过了千军万马谋上的工作看得很轻,只因为身为支行长的男友在感情上的背弃,便断然从辛苦加入的市商业银行辞职,断然回到小镇,再保持着无所谓的态度在地牢似的邮政银行待上三年。
于是,当陈地菊历经幻灭而最终回到自己小时候的书桌面前,列陈着她最初青春的书桌又能给她提供什么呢?模拟卷考试卷,数学英语语文考试卷,“必须背”“默写三遍”......小镇女孩陈地菊历劫归来,看见的是一桌子试卷,青春珍贵的努力只能在这一方苍白的载体里闪耀。
从谭军那里拿来的40万,陈地菊轻易给丈夫填了债窟窿,直到知晓债务实际上高达300万,她才能如梦初醒。伤筋动骨,才能决心彻底离开。只是这伤筋动骨,真的是必要的吗?
回看陈地菊一路走来,清晰可辨的是,“娜拉困局”从未消失,只是变得更隐蔽,隐蔽在傅丹心对家庭和妻子的幻想里,隐蔽在陈地菊母亲叶小宣的急躁里,甚至也隐蔽在陈地菊对自己的期许里。
而出国读金融的选择,既是出走,也是小镇生活惯性的延续——过去留给她的遗产就是财会专业和考试能力——这某种角度上来说的另一种贫瘠,真的能让陈地菊活出她自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