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丽丝·门罗与加拿大，女性作家和她的国家

5月13日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病逝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部霍普港的一家疗养院中，享年92岁。

学者周怡对门罗的研究始于门罗获得诺奖之前，她在2013年发表的博士论文《艾丽丝·门罗短篇小说的加拿大性研究》是国内第一本关于门罗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那时国内门罗研究颇为冷门，资料匮乏，周怡曾描述当时门罗研究的状况：“加拿大文学很边缘，短篇小说很边缘，总而言之，艾丽丝·门罗太边缘。”

随着门罗获得诺奖，门罗作品在中国的陆续引进，对门罗的研究也愈来愈多。不同于传统“叙述技巧”和“女性主义”的视角，周怡对门罗的研究聚焦在门罗的写作与其文化身份之间的关联，从国别文化的视角看待门罗的写作生涯。

门罗是获得诺奖的第一位加拿大作家，她的成名得益于加拿大民族文化崛起的背景，也促进了加拿大文学从边缘走向中心。门罗的创作，始终受到自身作为“加拿大作家”这一文化身份的影响，门罗与加拿大文化崛起形成了两条奇妙的平行线，这是偶然也是历史的必然。

在门罗去世之际，我们邀请周怡回顾门罗的文学旅程，一个加拿大的小镇女孩如何一步步打拼，从家庭主妇到职业作家，进入国际文坛，获得话语权，最终成为伟大的世界级作家。这是一个女性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历史，也是一段国家争夺主权和文化认同的历史。

看不见的加拿大文学

1974年，在西安大略大学驻校的门罗给作家好友迈特卡夫去信，抱怨自己和同系的一位英语文学教授不太愉快的会面。这位教授认为，像门罗这样的加拿大作家，屈尊下顾地见一面就够了，作品根本不值一读。斯坦·德拉格兰德是当时少数几位以加拿大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教授，和门罗同时期在西安大略大学英语系任教，佐证了这种态度：“当时的文化氛围就是那样。”

这是耐人寻味又悲哀的一个文化现象。如果连一个国家最精英的文学研究者都不认同本国文学的价值，那么加拿大文学又如何被世界所了解呢？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独立的民族文学，又如何建构自己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精神呢？

“由于历史的原因，加拿大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都没有自己独立的文学。”1965年，加拿大文学评论家诺思洛普·弗莱在《加拿大文学史：加拿大英语文学》的“结语”中总结说：“加拿大英语作家所写的文学作品，往往被视为英国文学的一个分支，或者是美国文学的一种翻版，而加拿大法语作家所写的文学作品，则又自然地被归于法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之中。”弗莱提出两个问题：“为什么加拿大迄今没有出现一位经典作家呢？什么样的社会条件才能产生伟大的文学？”

加拿大文学很年轻，这个国家也很年轻。加拿大1867年建国，至今不过150多年。历史上加拿大长期为法国和英国的殖民地，是典型的“殖民者定居”类型的国家，亦是移民国家。

长期以来，加拿大文学在世界文学的舞台是边缘的存在。对于这个年轻国家而言，发展加拿大文学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民族文学是民族性格形成的关键要素，是民族团结的纽带，也是区分“别处”和“此地”、家国存亡的关键之一。加拿大建国前夕，民族意识高涨，很多加拿大作家自觉背负一种使命感，即构建独立的加拿大文学。

在艾丽丝进入西安大略大学学习的时候，“加拿大文学”从学科建制的角度而言是“查无此人”的状态。加拿大没有本国文学的课程开设，直到50年代，加拿大文学只是一个含混的概念，在世界文坛影响很小，在国内也没有独立的教材。

进入大学之后，艾丽丝选修了由罗伯特·劳伦斯主讲的“英国文学概论”，劳伦斯很快发现了门罗的写作才华，并鼓励她第二年转入英语学院，主修文学。艾丽丝在这一时期创作了短篇小说《阴影的维度》，并在西安大略学生出版物《手稿》上出版。这是艾丽丝正式发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说。门罗在《手稿》一共发表了三篇短篇小说。

艾丽丝在大学校园内开启文学生涯不是偶然。自20世纪初期，加拿大政府就有意加大政策、资金的扶持力度，帮助大学校园打造加拿大文学的阵营。以大学师生为主体的精英和知识分子顺理成章地成为加拿大文坛的主力军。至门罗入学的50年代初，基本上主要大学都拥有自己的校刊，作家驻校体系开始形成。“加拿大作家”从形成初期就是一个小群体，而校园的各项政策则保障了这个群体的传承有序。

大学校园打破了加拿大社会原本的阶级壁垒。1950年，艾丽丝和詹姆斯·门罗（小名吉姆）相识相恋，吉姆来自大多伦多地区的富人区奥克维尔市，是中产阶级家庭的长子，家庭条件优越，吉姆的性格偏向保守，言谈举止从容得当。艾丽丝则出身贫穷的威厄姆镇的劳动阶层，小镇口音明显，她常为自己的出身感到困扰，平日喜欢穿招摇的衣服，个性比较矛盾。

在其日后名篇《乞女》中，门罗对于这种因阶级差异而导致的文化隔阂进行了深入的挖掘。艾丽丝和吉姆的相遇，也映射了二战后加拿大社会结构的巨变——大学扩展、奖学金资助，战争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旧的秩序。

阶级之外还有性别问题。艾丽丝入学的当年，西安大略大学总共招收了4000名学生，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退伍老兵占了差不多一半，女性学生人数很少，比起战时大有减退迹象。大部分的女生与艾丽丝背景相同，靠着学校的奖学金才得以入学。“奖学金”女孩是当时加拿大社会重要的文化符号：年轻的女性知识分子在战时大量涌入劳动力市场，以填补男性劳动力的短缺，但是，战后退伍老兵的回归又将女性倒逼回家庭。

艾丽丝获得的奖学金只有两年，一旦她为期两年的奖学金结束，她就再也无法继续学习。吉姆做了一个重大牺牲，他从喜爱的历史系转到了通用艺术系，以便提前一年就能毕业，这样他可以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支持艾丽丝。

另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在加拿大成为职业作家极其困难。50年代，加拿大的出版业很不发达，加拿大国土广阔，人口稀少，使得书籍的印刷、运输难以形成规模效应，费用高居不下，反过来又影响了销量，由此形成恶性循环：书卖不好，民众对文学的热情不高，作家的职业化程度很低，加拿大作家很难靠写作养活自己。在艾丽丝写作刚起步的时候，她几乎只能靠爱发电。

1950年圣诞节，吉姆宣布和艾丽丝订婚。对于此时的艾丽丝来说，成为家庭主妇是她在“奖学金女孩”的身份终结后得以继续文学创作的唯一选择。两人于1951年成婚，艾丽丝·雷德劳也跟随丈夫改姓为艾丽丝·门罗。

门罗与加拿大民族主义运动

1951年春天，19岁的门罗在同学的鼓励下，给加拿大广播公司投稿，结果被幸运地收稿了。故事原计划于6月1号播出，但加拿大广播电台临时决定将它的档期延后，把时段挪给了《梅西委员会报告》。

《梅西委员会报告》的全称是《皇家委员会关于发展全国艺术、文学和科学事业的报告》，是加拿大文化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份文件。报告认为，加拿大作家尚“没有得到认可”“深受孤立之苦”，二战以后，美国大众文化的入侵已严重影响了加拿大的民族性。为保持加拿大在知识和精神上的独立，报告强调了维护和发展独立的加拿大文学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众多富有建设性的建议。这一报告最终为加拿大自上世纪50年代至今的民族主义运动铺平了道路。

门罗恰好赶上了一个新时代。《梅西委员会报告》发布同年，加拿大总督文学奖设立奖金，切实地帮助加拿大作家缓解经济上的困难。1953年，加拿大国家图书馆建立，1957年，加拿大艺术委员会成立。加拿大政府规定，加拿大广播公司所播节目的“加拿大内容”必须占有一定比重，持续资助加拿大作家的作品。

这段时间也是门罗人生的新阶段。她从西安大略大学退学、结婚，随丈夫从加东的安大略搬至加西的温哥华，成为全职家庭主妇。

婚后，门罗继续向加拿大广播电台投稿，但不少都被文学类节目的主编罗伯特·韦弗拒稿了，这些故事中的很多主题过于大胆。不过韦弗给了她热情的鼓励，并给了门罗一条宝贵的建议，从广播转向给商业与文学杂志投稿。

加拿大文学类杂志的发行量并不大，是“小杂志”，但都得到了加拿大政府的政策性扶持，其下属的加拿大艺术委员会每年都有专项拨款。这些杂志对于短篇小说有着稳定的、大规模的需求，对主题和风格的包容性更强， 为短篇小说的发展提供便利，培养了大批青年作家。加拿大作家诺曼·莱文曾经说：“我们都是从文学‘小杂志’开始的。”门罗对短篇小说这一文类的选择，在当时加拿大的文学环境中具有典型性。

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加拿大原本繁荣一时的“小杂志”随着经济环境盛极而衰，几家杂志纷纷倒闭。门罗认真地听取韦弗的意见，依据《探索》杂志封底列出来的美国杂志目录投稿。投稿美国杂志是门罗职业生涯的重要一步。初出茅庐的门罗尚未有所感知，但是美国杂志选择余地更大、收稿量更多、稿费更高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门罗最初开始写作的时候，加拿大文坛的职业化程度很低，出版业也不活跃。1958年，门罗曾向加拿大艺术委员会申请写作项目经费，没有成功。事后，门罗认识到她的失败是因为写的申请理由是想用项目经费雇佣保姆，以便能有更多的时间写作，而一个男性作家通常会以“风土人情考察”之类的理由。直至今天的项目申报，雇佣保姆的理由依然不被接受。

艾丽丝·门罗，2009，布克奖

在门罗捱过50年代这段痛苦的瓶颈期后，1961年秋，新的机会出现了。

这一年，在韦弗的推荐下，门罗的作品被送到了赖森出版公司。赖森是加拿大历史最为悠久的出版社之一，在出版文学作品方面颇有成就。赖森启动了“扶持加拿大青年作家”的计划，目标是出版能赢得加拿大最高文学奖项“总督文学奖”的优秀作品。换言之，公司在制定出版计划时，愿意部分牺牲商业性，增加作品艺术性的考量。

为门罗出版短篇小说集的计划第一次提上议程。过程一波三折，有出版社的人事变动，出版公司对短篇小说这一文类的偏见，另外的原因是门罗本人的迟疑。她经历了三次生育，一个女儿夭折，两个女儿年幼，每天在家忙得焦头烂额，极度怀疑自己是否能按期交出文稿，此时她的内心渴望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对出版短篇小说集并不热衷。1966年，门罗又生育了一女。在双方的拖沓中，时间很快过去了。

最终，门罗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在1968年出版，发行量仅为2500本，但这本书却在次年勇夺“总督文学奖”，奖金是2500加元。这个消息轰动了门罗夫妇俩居住的小城，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竟然获得了加拿大最高的文学奖项。

《快乐影子之舞》

那年总督文学奖的颁奖嘉宾是刚刚竞选上任的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即现任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的父亲。老特鲁多的执政时期，加拿大民族主义热情高涨。老特鲁多在任期间大力推动加拿大本土文学发展和加拿大身份认同，加拿大文学作品在本国的传播享有“加拿大内容”的优先权。

1969年，老特鲁多在公开演讲中借用《伊索寓言》形容美加关系：“加拿大跟美国在一起，就如同睡在大象旁边的小动物，不管这个小动物多么友好，但大象的每一个呼噜，都会使她受到影响。”

“吉姆没有变，但是我改变了”

正当门罗即将完成第二部作品《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时，1970年11月，门罗的出版方赖森出版公司被美国麦克格劳–希尔出版公司收购，引发加拿大出版界的震动。《多伦多每日之星》发专栏控诉，“这是最近的一次美国接管加拿大”。

因为担心加拿大的出版业从此被美国公司控制，众多的加拿大作家加入了抵制麦克格劳-希尔公司的运动。这次收购案成为加拿大文坛第二次民族主义热潮的导火索，促使加拿大政府成立皇家委员会监管出版行业，也推动了加拿大作家协会的成立，抵制美国出版商。

门罗的情况很微妙，她的第一本书由赖森出版，合同里明确写着赖森出版公司对她的下一部作品有优先出版权，况且门罗和赖森的编辑合作很愉快。12月初，消息宣布的几周后，门罗给赖森的编辑写信，询问接下来的公司动态，她不知道赖森是否会继续有兴趣出版加拿大的小说，她不知道应该怎么做，12月中旬，门罗再次去信询问。1972年，《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由更名的麦克格劳-希尔公司-赖森公司出版了。《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发行了美国版和英国版。

《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

门罗已然是加拿大文坛冉冉升起的新星，但她的个人生活却经历了巨变。作为作家的门罗迫切需要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门罗曾短期租住在一位朋友家的办公室，并由此经历创作了《办公室》：故事中年轻的女作家暂时逃离了家庭，却遭到房东老头的骚扰、刁难与指责，最后被荒唐可笑的流言蜚语逼出了办公室。门罗说，这是她“写过最直接的、最具自传性的一个故事”。

最后，门罗退租了办公室，对传统家庭主妇身份与职责的抗争也失败了。虽然吉姆一直支持门罗的写作，但是门罗必须首先承担起传统女性的角色要求。

夫妇俩更大的问题在于两人截然不同的阶级与文化背景，这种文化差异原本自他们相识之初就一直存在，但矛盾确实因为门罗在经济上的日渐独立而加剧了。这种矛盾是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积累的，并不是特别大的冲突，却是“哲学上的，政治观上的，代表了难以兼容的世界观”。

尤其在小女儿出生后，门罗只能睡很少的时间，她称：“我太累了太失望了，我不再关心书店的事，自顾不暇。吉姆没有变，但是我改变了。”在1971年的加拿大人口普查表中，门罗第一次将自己的职业从“家庭主妇”变成了“作家”。

经历了反反复复的离家、归家、分居，1973年，门罗还是离开了丈夫，留下孩子，独自返回她的家乡安大略。

作家、出版公司、文学代理人的三驾马车

在70年代女性主义的浪潮中，加拿大文坛有“三个玛格丽特”的戏言：玛格丽特·劳伦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以及不姓玛格丽特的艾丽斯·门罗。此时，另两位玛格丽特早已走上了职业化作家的道路，拥有了文学代理人，只有门罗依然依靠“友情”指导。门罗愈来愈感受到寻找一位专业文学代理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是天性谨慎且被动的门罗并未马上行动，直到1976年弗吉尼亚·巴伯主动来信。

巴伯曾经在诺顿出版公司工作，1974年开始职业文学代理人的事业，她和门罗同样处于事业起步阶段。巴伯和阿特伍德的文学代理人同属纽约文学圈，巴伯从后者处知道了门罗，敏锐地意识到她作为加拿大新生代作家的潜质。

巴伯出现的时机恰到好处。她所处的纽约文学圈是美国的出版中心，也是门罗始终想攻克的阵地。但门罗依然犹豫。她在第一封回信中客气但明确地拒绝了巴伯的提议。代理人的抽成是国内业务的10%以及国外业务的20%，并不低。巴伯没有放弃，她耐心地向门罗解释文学代理人会如何帮助作家扩大市场，最终两人在多伦多的聚会中见面。

巴伯很快证明了一个专业文学代理人的能力，她帮助门罗第一次将作品卖给了《纽约客》，那是门罗多年的梦想。那个故事是《皇家暴打》，发表于1977年3月。《纽约客》还购买了门罗的另一个短篇小说《乞女》，同时在考虑她的其他8个短篇小说故事。巴伯的销售技巧在于，她领悟到不能一次性地给《纽约客》太多的备选故事，单独地寄送作品会提高收稿率。

1977年12月，门罗获得了《纽约客》的“首阅权协议”。“首阅权协议”对门罗非常友好，它规定如果一个作者能够在12个自然月中被《纽约客》购买4个故事，可以得到总稿费的20%作为额外奖励，如果能被购买6个故事，则可以得到总稿费的35%作为额外奖励。很快《纽约客》购买了门罗的第三个故事，以及更多的故事。门罗最终因成为“《纽约客》作者”而蜚声世界，这毫无疑问有巴伯的汗马功劳。

后来，《纽约客》的虚构类部门编辑，门罗的第一位编辑查尔斯·麦克格拉斯为此评论道：“一位加拿大作家能够这样成为《纽约客》的主流，这真是一件既奇怪又讽刺的事。”学者罗伯特·撒克将门罗的这一《纽约客》现象归结为四要素：门罗作品的内在艺术水准、巴伯的职业推广能力、极好的加拿大文学发展的时机，以及一点点运气。

撒克说的运气在于，在门罗开始向《纽约客》投稿时，《纽约客》正好迎来了查尔斯·麦克格拉斯这样的一批年轻编辑，他们希望挖掘新作家，而起步的加拿大文学吸引了他们的目光。门罗的加拿大故事内容新颖，叙事技巧纯熟，语言上带着加拿大式的“下里巴人”的“粗莽”，这对当时推崇“阳春白雪”的《纽约客》具有直接的冲击力。

虽然如此，年轻编辑们依然必须在门罗强有力的写作风格和温和的杂志传统之间妥协，最终《皇家暴打》在《纽约客》刊发时，厕所声音的尴尬一幕被完全删除了，但是不雅童谣的段子得以保留。在门罗其他的一些故事中，过于直白的性爱描述被修改，取而代之的是更隐晦的表达。

门罗是一位固执的作家，正如卡罗尔·拜仁在《优异的奢侈：〈纽约客〉中的艾丽丝·门罗》一文中表述的：“门罗在发表自己第一个《纽约客》故事之前就很清楚这本杂志的保守主义的政策，然后她依然寄给她的编辑部那些明知道会被审查的语言和描述。这不仅仅证明了门罗的坚毅，也揭示了门罗对于自己艺术理念的强大信念，即便是要面对编辑的反对。任何审查制度都不能动摇门罗的艺术，但确实改变了一些读者所读到的形式。”

1974年，门罗更换了新的出版公司，加拿大本土的麦克米伦出版公司，这是另一件对门罗的职业生涯有举足轻重作用的事件。门罗开始了和其日后的专属出版商道格拉斯·吉布森长达半个世纪的友情与合作。门罗曾这样写道吉布森对于她的重要性：

“我遇见的每一个出版商都试图让我相信，我必须成长起来去创作长篇小说，此后我才能被真正地当作作家对待。如果我还是要继续创作一本接着一本的短篇小说集的话，在加拿大是没有人会有兴趣买我的版权的。这种情况导致的结果就是，我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试图将我自己转型为一个长篇小说作者。然后我变得如此沮丧，我一点都不能写了。

而道格拉斯改变了这一切。他绝对是加拿大出版界第一个让我感受到完全没有必要为自己是一名短篇小说作家道歉的人，并且短篇小说集同样也可以像一部重要的作品一样被出版和推广。在当时，这是相当革命性的观念。正是他的支持最终让我在对我的职业未来失去信心的时候继续写作。”

1978年，《你以为你是谁？》出版，这部作品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是门罗和吉布森的第一次合作，也是门罗第一次通过职业代理人和出版公司签订合约。门罗获得了非常优厚的合同待遇。门罗在《你以为你是谁？》的出版中展现了前所未有的作家主导性。

在创作之初，作家和出版商都希望推出一部更具商业价值的长篇小说，门罗和编辑花了很大力气试图将故事素材处理为小说的章节，但是书稿一改再改，最终在已经确定排版的情况下，门罗毅然决定将书稿撤回，自费重新调整了全书结构。《你以为你是谁？》最后呈现的依然是系列故事。这也是门罗最后一次尝试长篇小说写作，从此再未动摇写作短篇小说的选择。

《你以为你是谁？》

自此，作家、出版公司、文学代理人的三驾马车形成，门罗终于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职业作家。门罗的经历，也是加拿大作家走上职业化道路的缩影。

谁才是加拿大的“文学一姐”

艾丽丝·门罗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加拿大文学最闪耀的两张名片。两人同为女性，同在上世纪30年代出生，在50年代进入文坛，同为加拿大文学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推广者，堪称加拿大文坛的绝代双骄，并且两人也惺惺相惜。2009年，门罗凭借《太多幸福》再次获得吉勒文学奖提名，为了避免和阿特伍德的《洪疫之年》同台竞争，门罗决定退出评选。

谁才是加拿大的“文学一姐”？门罗与阿特伍德的比较不可避免。“一姐之争”归根结底是加拿大文学的内部标尺之争。门罗以细腻的地域写作闻名，阿特伍德则擅长后现代主义寓言，两者恰好代表了加拿大文学花开两端、各表一枝的属性。

门罗的地域写作，沿袭的是加拿大作为新兴的民族国家强调扎根本土山川风貌的现实主义传统，即“民族文学”的方向；而阿特伍德创作的国家背景则是，加拿大作为移民国家所面对的“后殖民”“流散”“解构历史”等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问题，即“世界文学”的方向。两人在为加拿大文化代言的目标上实则殊途同归。

两位作家所选择的道路，如同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在《未选择的路》中所描绘的：“一片树林里分出了两条路，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那一条，从此一切便都不同。”

在获诺奖之前，门罗不是国际文坛最出名的“加拿大作家”，阿特伍德才是。阿特伍德第一次赢得国际声誉是在1985年，她凭借一部架空现实，虚构未来的长篇小说《使女的故事》获得当年的布克文学奖提名。《使女的故事》具有很强的政治隐喻，所描写的未来社会环境污染、生育率骤降、男性极权，被誉为女性主义的反乌托邦。

2003年，帮助阿特伍德第五次获布克奖提名的《羚羊与秧鸡》，堪称男性版的《使女的故事》。阿特伍德再次虚构了一个荒原般的未来世界以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和对科技理性的盲目崇拜。2019年，《使女的故事》的续集《证言》让阿特伍德第二次夺得曼布克国际文学奖。

阿特伍德的写作具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风格，擅于运用象征与意象，采用元小说的技巧和互文性，同时政治批评目标明确，叙述背景不拘泥于加拿大一地，体裁多变，主题包罗万象，有更多研究和解读的空间。她一直都是学界的宠儿。

相比之下，门罗的流行却相对慢热。她直到2009年才凭借《太多幸福》获得曼布克国际文学奖。世界范围内的门罗研究，无论是在研究数量、规模和范围上，始终落后阿特伍德一截。两人虽同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名单上等待多年，但是阿特伍德一直是更接近获奖的那一位。

门罗的“慢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首先，门罗的地域写作在内容上更狭窄，她专注于讲述“自己的故事”，讲述她的“安大略西南一隅”的城乡故事。其次，写作技巧上，门罗更接近“加拿大现实主义”的传统，在后现代主义的浪潮中较为“保守、老派”。更重要的是，门罗只精耕“短篇小说”这一个文类，在世界范围内远不如长篇小说主流、受欢迎。门罗确实是选择了“人迹更少的那条道路”的人。

尽管如此，门罗却成为最先摘取诺奖的加拿大作家，这是一个惊喜，对于推广加拿大国别文化的意义不言而喻。门罗继承了加拿大文学中最纯粹“加拿大”的那个部分，她的笔触似录影机一般细腻，记录下一代人的“加拿大精神”。

毫无争议的、典型的“加拿大作家”

门罗不是诺奖史上第一位出生于加拿大的作家，但她却是第一位真正意义上“加拿大”的诺奖作家。在门罗之前，197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曾颁给在加拿大出生的索尔·贝娄。

索尔·贝娄的文化背景较为复杂，“加拿大性”占比不多。他出身于俄国的犹太裔移民家庭，幼时住在法语区的蒙特利尔城郊，9岁随家人移民美国，成年后的作品主题旨在记录当代美国社会的精神危机，因此，索尔·贝娄是以美国作家的文化身份获得诺奖的。诺贝尔颁奖词的开篇亦将贝娄放置于美国文学的叙事话语中评价，贝娄在获奖演说时也强调了自己美国作家的身份：“康拉德之所以引起我的兴趣，也许是因为他像一个美国人。”

在殖民地时期和加拿大建国早期，加拿大的移民以英法后裔为主，对应到文学是英语文学和法语文学各自独立发展的历史，以及加拿大的地域主义文学传统。战后，伴随着移民潮，更多族裔移民涌入加拿大，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特鲁多政府通过立法推动形成英法双语为基础、以多元文化为特色的加拿大文化马赛克模式。由此诞生了一个复杂的议题，谁能被称为“加拿大作家”？

在此背景下，门罗无论如何都是毫无争议的、典型的“加拿大作家”。门罗是地道的加拿大人，家庭背景在安大略地区很有代表性——父亲是苏格兰人，母亲是爱尔兰新教徒，两边家族都是在1810到1820年间，即拿破仑战争之后的移民时期迁移至安大略。门罗的教育经历也具有那个年代加拿大知识分子女性的典型性。她伴随着战后加拿大社会结构的巨变，在大学规模迅速扩大的红利下，作为“奖学金”女孩进入西安大略大学。

门罗的写作扎根于加拿大的土地，选材大多源于她熟悉的、纯粹的加拿大生活，构建了一个西临休伦湖，南接休利湖，北起格德里奇，东至伦敦（加拿大）的“门罗地域”。因此，门罗完全是以加拿大“本土文学代表”的身份获得诺奖的。

20世纪80年代，门罗就以“加拿大代表作家”的身份出访世界各地。门罗也是加拿大文学走进中国的见证人。她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加拿大作家，与中国有着不小的缘分。

1981年夏天，得益于加拿大是最早同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门罗等七位加拿大作家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了中国文联的热情接待。他们住在北京友谊宾馆，游览长城，南下去了广州。在那里，门罗度过了她的50岁生日，后来门罗说，这是“自己最喜欢的一个生日”。

在中国，门罗遇见了女作家丁玲，对她的才华和风度很倾慕。门罗在中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集体主义的文化，她说她从未见过 “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人”。在给迈特卡夫的信中，她说中国人“友好、彬彬有礼”。

门罗1981年在长城，图源：罗伯特·撒克的《艾丽斯·门罗：书写她的生活》

不过门罗并不喜欢抛头露面，对高强度的曝光充满疲倦，一心只想快点回到安大略的安静小镇，回到熟悉的写作生活中。1990年，《我年轻时候的朋友》出版，此时门罗已不再有经济上的后顾之忧，她开始更加遵从自己的内心，努力将公众生活与私人生活区分开来。门罗宣布不再参加宣传旅行，出版公司还是说服她参加了几次读书与访谈活动，但宣传规模缩减了很多。

20世纪90年代，门罗的创作进入盛年，她以三年一本的速度稳定地推出新作，同时是《纽约客》的常客。门罗已被评论界公认为当代世界最重要的短篇小说家。作家辛西娅·奥兹克称门罗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契诃夫”，这句话获得了广泛的共鸣。

2013年，崔林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门罗在致谢词中强调了自己作为加拿大作家的身份，并对加拿大文学的发展充满了自豪感：“我非常激动。这真的太好了。现在这个国家有这么多优秀的作家。当我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们的人数还很少，而且很多人不相信会有很多人加入我们。结果我们团结在了一起，并且证明他们错了。加拿大作家确实是存在的，现在这个房间里聚集了这么多优秀的加拿大作家，我为你们所有人骄傲。”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ID：GQREPORT），作者：周怡，编辑：李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