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的青旅，住满了迷茫的年轻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新报NewTimes （ID：szunewtimes），作者：罗率中、仝珂、聂蔚、苏罗杰，编辑：苏罗杰，原文标题：《混沌的人生，悬停在青旅中》，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都市里，“一个行李箱”的生活

阿琅是这些住客中的一员，他的落脚点是一个仅有两平米的床位。

世界花园樱花居2024年6月的挂牌房价为一平米67946元。阿琅一个月的收入在7000～10000元，按最高的薪资来算，他要取得这个床位的所有权需要不吃不喝将近15个月，而一晚46元的青旅床位足以支撑他在这座城市度过2954个夜晚。

算起来，阿琅来到深圳的一年零八个月里，有足足一年的时间是在这家青旅度过的。此前，他曾尝试过住公寓，那是龙华一套三室一厅的公寓：“一个月要4500，我们三个人住。现在干脆来青旅常住，再加上给老主顾的优惠，一个月只要1200。”

深圳是他求职道路的第三站。八年前，同一批医学的毕业生很多都选择考研，剩下的有的去创业，有的去做规培，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去做了什么。

谈到自己的时候，他反复向记者强调自己从事的领域叫“中医大健康”：“每天早上九点上班，我们做大健康的，就负责帮客人理疗、推拿、正骨，月底一般能到手7000到10000。”

阿琅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广州，同样是做中医大健康，在那里他认识了自己的第一个女朋友。现在回忆起来他还有些不好意思：“那是个好女孩，但疫情三年回老家的时候我们分了。后来我感觉自己终于成熟了，再也没谈过，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谈，我希望自己能成长、能自立，也是为了换一个环境，就来了深圳。”

他一直相信，深圳有很多惊喜。

无论对于爱情、社交，还是事业，阿琅总喜欢归结于“缘分”二字。来到深圳，阿琅追随一些名师的脚步，听他们的讲座，当面请教中医临床知识：“遇到了就说明有缘，我相信缘分。干我们这行，没有学历，没有人脉，没有资本，就靠临床经验和努力来填补。”

曾经在龙华住公寓的时候，阿琅的舍友比阿琅小三岁，从事金融科技管理，一年收入能有近百万。一天夜里，这位朋友向阿琅借了两万，第二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后来我才知道他在澳门沾上了赌瘾，欠了六百多万，跑路了。”虽然被欺骗了，阿琅却能理解室友：“城市有太多诱惑了，看你怎么去面对。”

后来因为工作的调动，阿琅来了南山。在他眼中，“纯粹的社畜”不会来做理疗，来做理疗的一般都是有点经济条件的。在他的这些客人中，很多都是附近的程序员，部分已经实现了财富自由。还有一些深圳的土著，“人家早就身价上亿了”。

一次他应邀陪一位富豪去商务KTV，包间内灯光昏暗，茶几上摆满了各种名贵的酒水，一排穿戴性感的女人嬉笑着。富豪指着桌上的几大摞钞票：“喝一杯200。”气氛疯狂了。房间的灯光褪去颜色的时候，男人满口的酒气，音响厚重的喘息，在黑暗中酝酿、发酵。醉倒的女人被人搀扶离开，不知去了哪里。刹那间似有一记重拳捶打阿琅的灵魂，他回到了现实。

城市，真是什么都有。

而阿琅只有一个行李箱，里面放着他所有的家当：几件当季的衬衫和短裤、一些散装的生活用品，几件工服叠得相当整齐，行李箱的角落放着几个笔记本，里面记载着阿琅的所有正骨经验和跟老师讨教来的知识点。

与阿琅同住的还有很多青年，各有各的理想抱负，但都是“没有家的主”。青旅对他们而言只是一张床，甚至不是一张固定的床。在这个十来平的空间里，他们目睹着来来往往的人，没有“自我所有”的概念。他们的生活就像行李箱一样，居无定所、随来随走。

一家南山区繁华地带的青旅，男生宿舍

拍摄：苏罗杰

“人们关于身份的识别度，往往与他们的住所紧密联系。”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在《幸福的建筑》中这样描述人与居所的关系。

如果人失去了对居住空间的管理权限，住所其实可以等同于一张床位，成为梦活动的场域。而床位不属于住客，这个空间不属于住客，也不必是固定的，所有的思绪可以被一个行李箱打包。

阿琅还记得第一次陪朋友来深圳是为了看海，他爱港剧，也对海港和都市心驰神往。朋友告诉他深圳湾可以看到对面的香港，那里有很多美女、富豪、高楼、鬼佬......总之象征财富、野心、激情的所有符号。当记者问到香港的时候，阿琅笑了：“明明天气这么好，我却什么也没有看见。”

青旅里不只有“年轻仔”，40岁的营销员老陈从东北来深圳七年了，一直住青旅：“跳槽的都来深圳，科技园附近住青旅的一般都是搞技术的、没老婆的。”

通过青旅的窗，可以看见远处的腾讯、百度、达实，这片充满科技气息的大地上，人们将进入这种大厂工作视为极高的荣誉。从腾讯大厦高层的窗户向外望去，是车水马龙的城市、和在天际间遨游的梦。

从青旅的阳台向外望去，高楼林立

拍摄：苏罗杰

可不过两条街的距离，公寓楼里十几平的空间，才是他们下班后疲惫灵魂的栖所。

二号床位上躺着一个瘦瘦长长的身影：面皮白净，上身一件与身材极不协调的宽大背心，下身一条紧身灰色秋裤，两条腿夹住皱巴巴的有些泛黄的被子，脚丫埋进去，只漏出雪白的脚后跟。

男人看起来也不过20出头的年纪，侧身躺在下铺一片阴影中，只有手机的屏幕闪动着光亮。他一言不发，一动不动，直到手机里一声高亢的“三连绝世”响彻房间，他才舒适地翻了一个身，打开语音转文字淡淡地发了一句：“来，一起上。”

然而这位淡定地向对手机宣战的男人已经将近40岁了，在周围大厂辗转已久。今年再在深圳过最后一个年，他计划回湖北老家，没人知道原因。到了今天，他仍是一位程序员。

还有一个床位一直空着，一双表面有些开裂的褐色马丁靴立在床前，一件牛仔夹克和一个黑色发箍躺在枕头上。直到凌晨两点一刻，一个长发及肩的青年迈入房间，放下书包，走向阳台，翻动自己箱子里调酒的各种工具，随即便是打火机的脆响。

清晨，阳台玻璃板边的八宝粥罐子里，装满了烟头。

失控的生命，走上人生的钢丝桥

入夜，1402门前的走廊上沾着水迹，人字拖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回荡在走廊中，直通尽头的黑暗。正对门口的是客厅改造的男生八人间，四张高低床，迎面走来一个男生，端着脸盆往浴室去了。

有人已经睡下，有人戴着耳机打游戏，有人仿佛还没回来。左边走廊的桌子旁，两个光着膀子的大哥高声谈论着国际局势，看到有人走近便暂停谈话，打量了来人几眼。

走廊尽头是带独立卫生间的卧室改造的女生八人间，布局和大小跟中学的宿舍差不多。进门就能看到贴墙的衣柜，紧贴衣柜摆着一张公用书桌，上面堆满装着饭盒和水果的塑料袋，还有几杯没喝完的奶茶。

夜晚，写字楼里的青旅房间透出暖光

拍摄：聂蔚‍‍

与忙碌的男寝不同，女寝已经熄了灯，只有一个女生坐在地上给手机充电，其余六个女生都已拉上床帘。

“小李，早上给你煮的鸡蛋你怎么没吃？”聂姨问地上的女生。

小李抬起头，“阿姨我忘了，早上走得急，我明天会吃的，明天我也要鸡蛋。”

聂姨又问：“你什么时候能拿到钱？不是说就这两天吗？”小李说银行卡出了点问题，马上就能拿到了。

聂姨看到新住客带了夜宵，于是把灯打开，惹得房间内一阵抗议。聂姨耐心讲清原委，房间才终于又安静下来。这时，隔壁又传来男士们高谈阔论的声音，一些国家的名字断断续续传入耳中。

空调由于连夜运转，早已不堪重负，空气里弥漫着燥热的气息，被子翻动的声响此起彼伏，只有轰鸣着的老旧风扇在吱吱呀呀地响着。

不知过了多久，一声沉闷的巨响打破宁静。混乱的人声搅动着整个空间：

“你怎么了？没事吧？”

“有谁晕倒了吗？”

“要不要打120？”

......

小李此时正四肢扭曲、口吐白沫地倒在地上，不停抽搐着，旁边的凳子也侧翻在地。听另一个女生说，她刚才去卫生间的时候小李还好端端地坐在凳子上，结果进去没多久就听到有人倒地了。

门外有人喊急救来了，男租客们正向女寝内探头探脑，两个医护人员推着轮椅走上前。此时小李似乎已经恢复常态，能够正常行动，只是不论别人跟她说什么，她只是不停地重复“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医生要带她去医院检查，她反复进出房间，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

有的租客不耐烦了，催促她赶紧跟救护车走。医生询问谁能陪同，乱哄哄的众人瞬间安静了。静默了几秒钟，方才在卫生间听见倒地声的女生说一会还要出门，随后又是一阵沉默。

最后，一个叫小陈的女孩举起了手。

临走时聂姨拉住小陈，叮嘱她记得拍下小李身份证的照片：“这个孩子奇怪得很，住进来的时候就不给我看她的身份证，也不告诉我电话，住了这么久，到现在欠了好多房费，每次让她走她都不走，说马上就能拿到钱。要不是今天去医院，根本见不着她的身份证，你去了医院帮阿姨要一下她的联系方式。”

小陈取出身份证，证件上是一个五官精致漂亮的女孩，与那个无法自理的小李判若两人。

诊室内，小李用借来的手机拨通了一串号码：“妈妈，我刚才晕倒了，现在在医院做检查，你给我转点钱，我后面再还你。”电话那头似乎没说什么，两人很快结束了通话，通话结束的界面上写着“湖南湘潭”。

急诊的检查结果出来了，指标都正常。但医生说疑似患有癫痫，提醒小李最好不要独自居住、要有人陪着，以防万一，并建议小李去神经科做进一步检查。

小李看到“癫痫”和“抽搐”的字眼，情绪突然很激动，觉得医生下错了诊断。无论医生如何解释，她始终不买账，要求医生改成“晕倒”和“腹泻”。

对此，她的说法是会影响自己的工作，买的保险里也不包含癫痫这一项。双方一时争执不下，小李认为医生太死板，甚至还想让护士来劝说医生修改病历。最后医生无奈做出让步，删掉“疑似癫痫”，在补充诊断里加上了小李要求的症状，但是“抽搐”是主诉，不得修改。之后急救医生又按照小李的要求删除了院前病历，这才罢休。

拿到病历后，小陈和小李坐在候诊区休息。聊起她的家庭和工作，小李只简单地说在深圳做教育咨询的工作，目前状况不太好，租不到合适的房子，有去杭州发展的打算。至于具体的细节，她不愿透露。

充满变数的人生在这个30岁的女孩身上留下残酷的印记，她不得不在混乱的空间里，孤独地栖居。

从医院出来，湿热的空气扑面而来。“里面凉快，我去里面床上躺一会再走。”小李问小陈要了联系方式，说之后检查没问题的话会打电话报平安。

第二天，聂姨给小陈发来语音，说小李搬走了：“昨晚等了一晚上她也没回来，今天早上她回来把东西都收拾好带走了，现在这里终于正常了。”

小李走了，她再也没有联系过小陈和聂姨，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

聂姨和她的“孩子们”

聂姨领着我们穿过狭长的走廊。掀开门帘的时候，她朝身后比了一个噤声的手势。阴凉的屋内放置着几张卧铺，一个光脚板的青年横躺在床上。

聂姨指了指左侧光亮正盛的方向，转身走去——那里是整栋楼独有的露台。那里坐着几个穿着睡衣的人，旁边放置了几盆花草，绳子上晾晒着大大小小的床单、被褥、枕套。

“我每天晚上洗好晾上，第二天就能干。”每天晚上的7点到11点，是聂姨工作最忙的时候。洗衣服、打扫卫生、接单做饭……她说像她一样，坚持床单被套一天一洗的青旅商家已经不多了。

聂姨晾的床上用品 拍摄：苏罗杰

等她好不容易有了空闲，她就会在露台上坐下来，拿出手机看看微信消息。

“我还没找到工作，房租先欠着，我已经搬走了。”

“阿姨，这是我上次动手术借您的钱，刚发工资，先还您五千。”

“烦不烦啊？我已经不在深圳了，说了我没钱付房租，别给我发消息了！”

阿姨没有上过学，不怎么认识字。这些内容她都需要用微信的语音阅读功能。她把手机贴近耳朵，静静地听着冰冷的机械音。

她已经习惯了租客的不辞而别，可她还是耐心地给他们发语音：“孩子，阿姨没有要怪你，走了应该跟阿姨说一声，不要让阿姨担心。”

“孩子们”是她对这些租客的称呼。尽管“孩子们”常常让她伤心，她还是“总想帮他们一把”。

儿子十年前在深圳创业失败，欠了几百万的债，聂阿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联系上他。直到有一次，电话那端终于响起了儿子的声音。“我常常想，我儿子离家出走那么久，他肯定也受了很多人的帮助。”儿子创业失败欠下那几百万到现在一家人也没能还清。

她讲到这里，拉着我们的手，声泪俱下：“孩子们，这个青旅必须得开下去。不然欠的那些钱该怎么办？”

这栋楼在鼎盛时期有十多家青旅，这些年陆续倒闭，现在只剩两家。她咬牙坚持着，为了儿子，为了还清负债，也为了这些“孩子们”。

她对每一个孩子的细节都印象深刻。她打开微信，戴起老花镜，费力地辨认着不同的头像：

“这个孩子来深圳半年了，一直没找到工作，房租也没交”、“这个孩子几年前在这里住过，现在都结婚了，过年还回来跟我们一起吃年夜饭了”、“这个孩子身体不好，做了手术，手术费还是我给她垫付的”。

她不认识别人的网名，就靠着不同的头像，记住一个个在青旅停留过的身影。

住聂姨青旅的人，大多是为了在深圳找工作，想着“等找到稳定的工作，就搬出去租房”。可在深圳找工作根本不是一件易事。“特别是疫情以来这几年，大学生都不好找工作，更别提刚从外地来没学历没背景的人了。”

她讲到这里，看到有一个黑衣男子趿拉着拖鞋摇摇晃晃走到露台，她连忙叫住他：“刚刚那谁还叫你下去搬货呢，看你没醒就先走了，下次可要注意了，一次一百呢。”男子像是睡懵了，连连点头。聂姨转过来向我们介绍，“我有的时候会介绍他们做点零工”。

“孩子们”白天在外面为了生计奔波，晚上回到这里休息。按照她的话来讲，这些租客中将近80%都是回头客。在这个城市里，外来者的孤独和迷茫难以想象。在他们卯足劲想挤进这座城市时，像家一样的青旅给了他们往前的勇气。

这是聂姨来深圳的第九年，也是她在这里办青旅的第九年。而对于200米之外的世界之窗，她却一次都没有去过。

站在露台上，世界之窗映入眼帘。

烈日当空，平素人山人海的景点显得有些冷清，30度的热浪沾满水汽，整个世界的呼吸仿佛都为之一滞。

入夜，起瓶盖的声音，剥花生的脆响，世界之窗的烟花爆鸣......所有这些在九点一刻的风中杂糅。没有人说话，烟火的气息酝酿到深夜，万籁俱寂。

（文中阿琅、小陈、小李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