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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6-05 21:00

大城市的青旅,住满了迷茫的年轻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新报NewTimes (ID:szunewtimes),作者:罗率中、仝珂、聂蔚、苏罗杰,编辑:苏罗杰,原文标题:《混沌的人生,悬停在青旅中》,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都市里,“一个行李箱”的生活


阿琅是这些住客中的一员,他的落脚点是一个仅有两平米的床位。


世界花园樱花居2024年6月的挂牌房价为一平米67946元。阿琅一个月的收入在7000~10000元,按最高的薪资来算,他要取得这个床位的所有权需要不吃不喝将近15个月,而一晚46元的青旅床位足以支撑他在这座城市度过2954个夜晚。


算起来,阿琅来到深圳的一年零八个月里,有足足一年的时间是在这家青旅度过的。此前,他曾尝试过住公寓,那是龙华一套三室一厅的公寓:“一个月要4500,我们三个人住。现在干脆来青旅常住,再加上给老主顾的优惠,一个月只要1200。”


深圳是他求职道路的第三站。八年前,同一批医学的毕业生很多都选择考研,剩下的有的去创业,有的去做规培,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去做了什么。


谈到自己的时候,他反复向记者强调自己从事的领域叫“中医大健康”:“每天早上九点上班,我们做大健康的,就负责帮客人理疗、推拿、正骨,月底一般能到手7000到10000。”


阿琅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广州,同样是做中医大健康,在那里他认识了自己的第一个女朋友。现在回忆起来他还有些不好意思:“那是个好女孩,但疫情三年回老家的时候我们分了。后来我感觉自己终于成熟了,再也没谈过,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谈,我希望自己能成长、能自立,也是为了换一个环境,就来了深圳。”


他一直相信,深圳有很多惊喜。


无论对于爱情、社交,还是事业,阿琅总喜欢归结于“缘分”二字。来到深圳,阿琅追随一些名师的脚步,听他们的讲座,当面请教中医临床知识:“遇到了就说明有缘,我相信缘分。干我们这行,没有学历,没有人脉,没有资本,就靠临床经验和努力来填补。”


曾经在龙华住公寓的时候,阿琅的舍友比阿琅小三岁,从事金融科技管理,一年收入能有近百万。一天夜里,这位朋友向阿琅借了两万,第二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后来我才知道他在澳门沾上了赌瘾,欠了六百多万,跑路了。”虽然被欺骗了,阿琅却能理解室友:“城市有太多诱惑了,看你怎么去面对。”


后来因为工作的调动,阿琅来了南山。在他眼中,“纯粹的社畜”不会来做理疗,来做理疗的一般都是有点经济条件的。在他的这些客人中,很多都是附近的程序员,部分已经实现了财富自由。还有一些深圳的土著,“人家早就身价上亿了”。


一次他应邀陪一位富豪去商务KTV,包间内灯光昏暗,茶几上摆满了各种名贵的酒水,一排穿戴性感的女人嬉笑着。富豪指着桌上的几大摞钞票:“喝一杯200。”气氛疯狂了。房间的灯光褪去颜色的时候,男人满口的酒气,音响厚重的喘息,在黑暗中酝酿、发酵。醉倒的女人被人搀扶离开,不知去了哪里。刹那间似有一记重拳捶打阿琅的灵魂,他回到了现实。


城市,真是什么都有。


而阿琅只有一个行李箱,里面放着他所有的家当:几件当季的衬衫和短裤、一些散装的生活用品,几件工服叠得相当整齐,行李箱的角落放着几个笔记本,里面记载着阿琅的所有正骨经验和跟老师讨教来的知识点。


与阿琅同住的还有很多青年,各有各的理想抱负,但都是“没有家的主”。青旅对他们而言只是一张床,甚至不是一张固定的床。在这个十来平的空间里,他们目睹着来来往往的人,没有“自我所有”的概念。他们的生活就像行李箱一样,居无定所、随来随走。


一家南山区繁华地带的青旅,男生宿舍

拍摄:苏罗杰


“人们关于身份的识别度,往往与他们的住所紧密联系。”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在《幸福的建筑》中这样描述人与居所的关系。


如果人失去了对居住空间的管理权限,住所其实可以等同于一张床位,成为梦活动的场域。而床位不属于住客,这个空间不属于住客,也不必是固定的,所有的思绪可以被一个行李箱打包。


阿琅还记得第一次陪朋友来深圳是为了看海,他爱港剧,也对海港和都市心驰神往。朋友告诉他深圳湾可以看到对面的香港,那里有很多美女、富豪、高楼、鬼佬......总之象征财富、野心、激情的所有符号。当记者问到香港的时候,阿琅笑了:“明明天气这么好,我却什么也没有看见。”


青旅里不只有“年轻仔”,40岁的营销员老陈从东北来深圳七年了,一直住青旅:“跳槽的都来深圳,科技园附近住青旅的一般都是搞技术的、没老婆的。”


通过青旅的窗,可以看见远处的腾讯、百度、达实,这片充满科技气息的大地上,人们将进入这种大厂工作视为极高的荣誉。从腾讯大厦高层的窗户向外望去,是车水马龙的城市、和在天际间遨游的梦。


从青旅的阳台向外望去,高楼林立

拍摄:苏罗杰


可不过两条街的距离,公寓楼里十几平的空间,才是他们下班后疲惫灵魂的栖所。


二号床位上躺着一个瘦瘦长长的身影:面皮白净,上身一件与身材极不协调的宽大背心,下身一条紧身灰色秋裤,两条腿夹住皱巴巴的有些泛黄的被子,脚丫埋进去,只漏出雪白的脚后跟。


男人看起来也不过20出头的年纪,侧身躺在下铺一片阴影中,只有手机的屏幕闪动着光亮。他一言不发,一动不动,直到手机里一声高亢的“三连绝世”响彻房间,他才舒适地翻了一个身,打开语音转文字淡淡地发了一句:“来,一起上。”


然而这位淡定地向对手机宣战的男人已经将近40岁了,在周围大厂辗转已久。今年再在深圳过最后一个年,他计划回湖北老家,没人知道原因。到了今天,他仍是一位程序员。


还有一个床位一直空着,一双表面有些开裂的褐色马丁靴立在床前,一件牛仔夹克和一个黑色发箍躺在枕头上。直到凌晨两点一刻,一个长发及肩的青年迈入房间,放下书包,走向阳台,翻动自己箱子里调酒的各种工具,随即便是打火机的脆响。


清晨,阳台玻璃板边的八宝粥罐子里,装满了烟头。


失控的生命,走上人生的钢丝桥


入夜,1402门前的走廊上沾着水迹,人字拖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回荡在走廊中,直通尽头的黑暗。正对门口的是客厅改造的男生八人间,四张高低床,迎面走来一个男生,端着脸盆往浴室去了。


有人已经睡下,有人戴着耳机打游戏,有人仿佛还没回来。左边走廊的桌子旁,两个光着膀子的大哥高声谈论着国际局势,看到有人走近便暂停谈话,打量了来人几眼。


走廊尽头是带独立卫生间的卧室改造的女生八人间,布局和大小跟中学的宿舍差不多。进门就能看到贴墙的衣柜,紧贴衣柜摆着一张公用书桌,上面堆满装着饭盒和水果的塑料袋,还有几杯没喝完的奶茶。


夜晚,写字楼里的青旅房间透出暖光

拍摄:聂蔚‍‍


与忙碌的男寝不同,女寝已经熄了灯,只有一个女生坐在地上给手机充电,其余六个女生都已拉上床帘。


“小李,早上给你煮的鸡蛋你怎么没吃?”聂姨问地上的女生。


小李抬起头,“阿姨我忘了,早上走得急,我明天会吃的,明天我也要鸡蛋。”


聂姨又问:“你什么时候能拿到钱?不是说就这两天吗?”小李说银行卡出了点问题,马上就能拿到了。


聂姨看到新住客带了夜宵,于是把灯打开,惹得房间内一阵抗议。聂姨耐心讲清原委,房间才终于又安静下来。这时,隔壁又传来男士们高谈阔论的声音,一些国家的名字断断续续传入耳中。


空调由于连夜运转,早已不堪重负,空气里弥漫着燥热的气息,被子翻动的声响此起彼伏,只有轰鸣着的老旧风扇在吱吱呀呀地响着。


不知过了多久,一声沉闷的巨响打破宁静。混乱的人声搅动着整个空间:


“你怎么了?没事吧?”


“有谁晕倒了吗?”


“要不要打120?”


......


小李此时正四肢扭曲、口吐白沫地倒在地上,不停抽搐着,旁边的凳子也侧翻在地。听另一个女生说,她刚才去卫生间的时候小李还好端端地坐在凳子上,结果进去没多久就听到有人倒地了。


门外有人喊急救来了,男租客们正向女寝内探头探脑,两个医护人员推着轮椅走上前。此时小李似乎已经恢复常态,能够正常行动,只是不论别人跟她说什么,她只是不停地重复“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医生要带她去医院检查,她反复进出房间,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


有的租客不耐烦了,催促她赶紧跟救护车走。医生询问谁能陪同,乱哄哄的众人瞬间安静了。静默了几秒钟,方才在卫生间听见倒地声的女生说一会还要出门,随后又是一阵沉默。


最后,一个叫小陈的女孩举起了手。


临走时聂姨拉住小陈,叮嘱她记得拍下小李身份证的照片:“这个孩子奇怪得很,住进来的时候就不给我看她的身份证,也不告诉我电话,住了这么久,到现在欠了好多房费,每次让她走她都不走,说马上就能拿到钱。要不是今天去医院,根本见不着她的身份证,你去了医院帮阿姨要一下她的联系方式。”


小陈取出身份证,证件上是一个五官精致漂亮的女孩,与那个无法自理的小李判若两人。


诊室内,小李用借来的手机拨通了一串号码:“妈妈,我刚才晕倒了,现在在医院做检查,你给我转点钱,我后面再还你。”电话那头似乎没说什么,两人很快结束了通话,通话结束的界面上写着“湖南湘潭”。


急诊的检查结果出来了,指标都正常。但医生说疑似患有癫痫,提醒小李最好不要独自居住、要有人陪着,以防万一,并建议小李去神经科做进一步检查。


小李看到“癫痫”和“抽搐”的字眼,情绪突然很激动,觉得医生下错了诊断。无论医生如何解释,她始终不买账,要求医生改成“晕倒”和“腹泻”。


对此,她的说法是会影响自己的工作,买的保险里也不包含癫痫这一项。双方一时争执不下,小李认为医生太死板,甚至还想让护士来劝说医生修改病历。最后医生无奈做出让步,删掉“疑似癫痫”,在补充诊断里加上了小李要求的症状,但是“抽搐”是主诉,不得修改。之后急救医生又按照小李的要求删除了院前病历,这才罢休。


拿到病历后,小陈和小李坐在候诊区休息。聊起她的家庭和工作,小李只简单地说在深圳做教育咨询的工作,目前状况不太好,租不到合适的房子,有去杭州发展的打算。至于具体的细节,她不愿透露。


充满变数的人生在这个30岁的女孩身上留下残酷的印记,她不得不在混乱的空间里,孤独地栖居。


从医院出来,湿热的空气扑面而来。“里面凉快,我去里面床上躺一会再走。”小李问小陈要了联系方式,说之后检查没问题的话会打电话报平安。


第二天,聂姨给小陈发来语音,说小李搬走了:“昨晚等了一晚上她也没回来,今天早上她回来把东西都收拾好带走了,现在这里终于正常了。”


小李走了,她再也没有联系过小陈和聂姨,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


聂姨和她的“孩子们”


聂姨领着我们穿过狭长的走廊。掀开门帘的时候,她朝身后比了一个噤声的手势。阴凉的屋内放置着几张卧铺,一个光脚板的青年横躺在床上。


聂姨指了指左侧光亮正盛的方向,转身走去——那里是整栋楼独有的露台。那里坐着几个穿着睡衣的人,旁边放置了几盆花草,绳子上晾晒着大大小小的床单、被褥、枕套。


“我每天晚上洗好晾上,第二天就能干。”每天晚上的7点到11点,是聂姨工作最忙的时候。洗衣服、打扫卫生、接单做饭……她说像她一样,坚持床单被套一天一洗的青旅商家已经不多了。


聂姨晾的床上用品 拍摄:苏罗杰


等她好不容易有了空闲,她就会在露台上坐下来,拿出手机看看微信消息。


“我还没找到工作,房租先欠着,我已经搬走了。”


“阿姨,这是我上次动手术借您的钱,刚发工资,先还您五千。”


“烦不烦啊?我已经不在深圳了,说了我没钱付房租,别给我发消息了!”


阿姨没有上过学,不怎么认识字。这些内容她都需要用微信的语音阅读功能。她把手机贴近耳朵,静静地听着冰冷的机械音。


她已经习惯了租客的不辞而别,可她还是耐心地给他们发语音:“孩子,阿姨没有要怪你,走了应该跟阿姨说一声,不要让阿姨担心。”


“孩子们”是她对这些租客的称呼。尽管“孩子们”常常让她伤心,她还是“总想帮他们一把”。


儿子十年前在深圳创业失败,欠了几百万的债,聂阿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联系上他。直到有一次,电话那端终于响起了儿子的声音。“我常常想,我儿子离家出走那么久,他肯定也受了很多人的帮助。”儿子创业失败欠下那几百万到现在一家人也没能还清。


她讲到这里,拉着我们的手,声泪俱下:“孩子们,这个青旅必须得开下去。不然欠的那些钱该怎么办?”


这栋楼在鼎盛时期有十多家青旅,这些年陆续倒闭,现在只剩两家。她咬牙坚持着,为了儿子,为了还清负债,也为了这些“孩子们”。


她对每一个孩子的细节都印象深刻。她打开微信,戴起老花镜,费力地辨认着不同的头像:


“这个孩子来深圳半年了,一直没找到工作,房租也没交”、“这个孩子几年前在这里住过,现在都结婚了,过年还回来跟我们一起吃年夜饭了”、“这个孩子身体不好,做了手术,手术费还是我给她垫付的”。


她不认识别人的网名,就靠着不同的头像,记住一个个在青旅停留过的身影。


住聂姨青旅的人,大多是为了在深圳找工作,想着“等找到稳定的工作,就搬出去租房”。可在深圳找工作根本不是一件易事。“特别是疫情以来这几年,大学生都不好找工作,更别提刚从外地来没学历没背景的人了。”


她讲到这里,看到有一个黑衣男子趿拉着拖鞋摇摇晃晃走到露台,她连忙叫住他:“刚刚那谁还叫你下去搬货呢,看你没醒就先走了,下次可要注意了,一次一百呢。”男子像是睡懵了,连连点头。聂姨转过来向我们介绍,“我有的时候会介绍他们做点零工”。


“孩子们”白天在外面为了生计奔波,晚上回到这里休息。按照她的话来讲,这些租客中将近80%都是回头客。在这个城市里,外来者的孤独和迷茫难以想象。在他们卯足劲想挤进这座城市时,像家一样的青旅给了他们往前的勇气。


这是聂姨来深圳的第九年,也是她在这里办青旅的第九年。而对于200米之外的世界之窗,她却一次都没有去过。


站在露台上,世界之窗映入眼帘。


烈日当空,平素人山人海的景点显得有些冷清,30度的热浪沾满水汽,整个世界的呼吸仿佛都为之一滞。


入夜,起瓶盖的声音,剥花生的脆响,世界之窗的烟花爆鸣......所有这些在九点一刻的风中杂糅。没有人说话,烟火的气息酝酿到深夜,万籁俱寂。


(文中阿琅、小陈、小李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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