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欺凌，为什么屡禁不止？

近来，多段校园暴力现场视频流入网络，再次将校园欺凌问题置于公众视野。六一儿童节前夕，教育部印发通知，对各地开展的校园暴力与学生欺凌防范治理专项行动提出具体工作要求，明确强调了学校在欺凌防治体系中的关键作用。

校园欺凌行为的识别为什么时常滞后？校方在校园欺凌事件中为何总显“无能”姿态？欺凌行为屡禁不止，且形式愈发隐秘、多样，应从何处下手治理？

IPP政策分析师杨庭轩指出，防治校园欺凌的核心问题是回答如何“预防”。相关政策应该正向发挥“旁观者效应”，强化全校的反欺凌意识，形成反欺凌的“共治”。

校园欺凌防治的政策背景

2024年5月31日，今年国际六一儿童节前夕，教育部办公厅发文，再次明确校园暴力与学生欺凌行为防治专项行动的具体要求，这是继2021年的《防范中小学生欺凌专项治理行动工作方案》后，再次强调欺凌防治的重要性和深化专项治理的具体机制和措施。

对比3年前的工作方案，本次专项整治在防治体制、防治措施和防治参与等多方面进行了深化和改革，具体来说：

首先，组织架构的深化和制度规章的细化。本次方案明确要求各校成立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这是从国家层面要求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需要建立欺凌专治的结构，专门负责对欺凌行为的认定和处理，强化了学校在欺凌防治体系中的主导性。

同时，明确要求学校需要对不同欺凌行为进行界定和回应，落实具体惩戒措施，并且点名建立以副校长为首要问责对象的责任要求。

第二，全方位制定防治措施。从思想教育上，方案要求“每班每学期至少组织2次学生欺凌防治主题班会”，确保防治教育有具体的实施时间和频次。

同时，明确要求各地结合实际情况研究制定防治指导手册，并在法律咨询、心理辅导、行为矫正和技防建设等方面给予学校必要的指导与支持，提供了更具体的操作指南和支持措施。

从技术防范上，明确提出在楼道、天台、储物间等隐蔽场所实现视频监控全覆盖，强调了技术防治的建设，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防控效果。

第三，提升防治体系参与程度和防治对象的照顾。方案明确了定期面向所有教职员工和家长开展专题培训，提升识别、应对和干预处置能力。

同时，鉴于当下欺凌事件，尤其是威胁人身安全的严重欺凌多发于困境儿童身上，本次方案特别强调对困境儿童的关心关爱，强化对困境儿童的保护，学校应及时识别困境儿童个案，做好生活照料、心理疏导和家庭教育指导的支持，避免弱势群体成为欺凌的受害者。

本次防治专项工作方案从上至下加强了学校和老师的监管责任，通过在学校、年级、班级进行逐级排查，识别欺凌行为，同时设立欺凌防止热线机制，打通下至上的报告渠道。然而，具体到防治执行上，仍然存在一定局限性和随之而来的问题。

当前校园欺凌防治的局限性与短板

虽然本次专项工作方案更严格地要求学校提升防治欺凌能力，提高欺凌防治的硬性标准，但实际上，欺凌行为是一个多方参与、受多方影响的行为结果。

学校、老师、家长、学生都是相关方，实际欺凌防治的工作是以由下至上的方式进行处理，也就是学生—老师—学校的过程，如此逐级汇报处理，有可能拖慢防治的进度，还会影响防治的效果。

如果单靠学校欺凌防治委员会各自制定欺凌防治方案，难以让各方得到有效的支援和给出有力的解决方法。

首先，法律层面的局限。在法律层面，目前反校园暴力和欺凌防治主要依赖部门文件，法律中缺乏具体、全面的法规。现行法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治安管理条例》虽涵盖了一些内容，但对校园欺凌的具体定义、处罚措施、预防和干预机制等缺乏详细规定。防治校园欺凌主要依赖学校和家庭，政府部门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其次，问责制度的局限。目前学校的行政体制导致校长责任制实际上是班主任责任制，校长为了减少欺凌行为的发生，定然会增加班主任识别欺凌的工作内容，转化成对班主任的负担。当前的班主任已经肩负繁重的教学和管理任务，再加上防治欺凌的责任，确实可能力不从心。

校长责任制在执行中往往无法分摊到各个具体环节。即使部分学校会购买第三方服务，或建立专门的心理辅导和社工团队，由专业人员负责预防、干预和处理欺凌事件，减轻班主任的负担，仍难以避免班主任成为欺凌防治的“唯一基层”。

再次，防治手段的局限。欺凌和暴力问题本质上是社会关系和个人心理的问题，现行措施缺乏具体的干预方法。欺凌行为不应是学校管理的问题，还涉及家庭教育、社会环境和个人心理等多方面因素。现行政策虽然提出要制定指导手册，但具体的干预方法和资源支持尚不明确。

上述的局限性具体到防治体系中的各方，就可能出现如下问题：

从学校方面去考虑，学校在处理欺凌事件时，由于缺乏法律支持，往往会依据内部规章制度进行处理，这会使得处理措施缺乏权威性和有效性。

并且，在处理过程中，校方领导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心态，将对欺凌的处理责任转嫁到老师、家长乃至学生上，仅依靠个体层面的力量，难以得到系统性的支持。并且，学校在解决欺凌问题时往往只注重行为管理，忽视了背后的心理和社会关系因素，缺乏综合治理的视角。

从老师角度去考虑，教师在处理欺凌事件时，往往感到无所适从，既担心过度干预引发法律责任，又担心处理不当引发更大问题。班主任已经有繁重的教学和管理任务，很难兼顾额外的防治工作，这容易导致工作压力过大，影响教学质量。

没有受过防治欺凌培训的教师在处理欺凌事件时，通常没有足够的社会学、心理学知识和技能，难以帮助学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家长角度考虑，家长希望学校和法律能够提供更强有力的保护，但现行法律缺乏详细规定，这使得他们对学校处理的信任度不高。家长往往会依赖班主任解决问题，但当问题得不到有效处理时，他们就会对班主任和学校失去信任。

另一方面，部分家长可能缺乏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无法有效地支持孩子，甚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剧了孩子的心理问题。

从学生角度去考虑，尤其是受欺凌者，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保护，他们可能会感到无助和恐惧，欺凌者则可能因法律空白而有恃无恐。学生在面对班主任时，可能会因为害怕被报复或其他原因，不敢向其报告欺凌事件。

并且，欺凌行为的施加者和受害者都可能有心理问题，需要专业的心理干预，但目前的措施往往不够具体和有效。

“旁观者理论”对欺凌共治的帮助与启示

防治校园欺凌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预防”，也就是早发现早干预。

一般认为，欺凌的发生有欺凌种子、欺凌初发、欺凌萌芽、标准欺凌、严重欺凌这五个演变过程（图1），根据欺凌行为的冰山理论，前三个阶段被称为“欺凌行为生发”，这是欺凌行为发生过程的主体，通常始于学生之间的打闹、玩笑，若不加以制止，当行为累积到第四或者第五阶段，欺凌行为已经露出“水面”的时候，情况往往已经到达一定的程度，对受欺凌者和欺凌者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实证研究指出，在前三个先兆阶段过程中重视实行干预手段，能够有效分化和转变欺凌情况，从而化解问题，消除冲突^[2][3]。

因此，要尽早预防欺凌的发生，应该从欺凌防治的政策发展成为欺凌共治的政策，防治体系中的每一个角色都要守好各自的防线，防止危害学生心理健康和人身安全的事情发生。

如何达成“共治”意识，强化全校的反欺凌意识，形成反欺凌的“共治”呢？

可以依据欺凌行为中的“旁观者理论”。根据国内的实证研究，在欺凌行为发生的过程中，欺凌者与被欺凌者之外的第三者，也就是旁观者，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行为将会影响到欺凌行为的发展程度和发展方向。

什么是旁观者？多数研究认为，欺凌与被欺凌双方的“快感”和“痛苦”，均因“围观者”的存在而被放大，而“痛苦”的感受则被翻倍放大。他们的反应可以决定欺凌行为是得到遏制还是加剧。根据旁观者对欺凌的作用，大致可以分为四类，每一类的存在情况和数量都会对欺凌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

协助者（assistant）：帮助欺凌者进行欺凌行为，直接促进了欺凌行为的发展。这类旁观者的存在会使欺凌者的行为更加肆无忌惮，欺凌的严重性和频率都可能增加。

附和者（reinforcer）：以言语或行动附和欺凌者，间接鼓励欺凌行为的持续。这类旁观者的行为会给欺凌者以心理支持，使其感到行为被认可和鼓励，从而加剧欺凌行为。

旁观者（outsider）：冷漠旁观，不做任何干预。这类旁观者的存在表明对欺凌行为的默许，欺凌者会觉得自己不受阻碍，继续进行欺凌行为。旁观者的沉默和不作为会让被欺凌者感到更加孤立和无助。

抵御者（defender）：积极制止欺凌行为，帮助受害者。这类旁观者的积极干预可以有效遏制欺凌行为的发展。通过制止、报告、安慰受害者等方式，抵御者能够削弱欺凌者的气焰，减轻被欺凌者的痛苦，并促使校园环境更加安全和友好。

上述几种类型的旁观者，是欺凌行为其他大多数学生的行为模式体现。但是，欺凌防治不应该仅局限于学生的行为当中，让更多人成为“协助者”和“抵御者”才可以夯实欺凌共治的基础。

旁观者的反应会影响欺凌者的心理状态和行为决策。如果旁观者多数为协助者或附和者，欺凌者会感到其行为被社会认可，行为规范被强化，从而增加欺凌行为的频率和严重程度。如果多数为抵御者，欺凌者会感到其行为受到谴责和反对，从而可能减少欺凌行为。

同时，抵御者不仅能直接制止欺凌行为，还能提供情感支持和心理安慰，减少被欺凌者的心理创伤。有效的干预和支持能够在行为初期遏制欺凌的进一步发展，防止小矛盾升级为严重欺凌。

所以，政策应该正向发挥“旁观者效应”，强化全校的反欺凌意识，形成反欺凌的“共治”，构建友善校园环境，需要在如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教育者的反欺凌教育和培训。老师是接触学生的第一人，不只是班主任，所有教师和教工应该接受相关的培训，提高识别和处理欺凌行为的能力。只有老师提高了意识的高度，才可以有效对学生进行反欺凌教育，明确旁观者的重要作用，鼓励学生成为抵御者，积极干预欺凌行为。

第二，学校内打造反欺凌的氛围。通过班级讨论、校内宣传等方式，形成全校对欺凌行为的共识，明确表态对欺凌行为的零容忍。创建一个友善、支持性的校园环境，减少冷漠旁观者和附和者的数量。

第三，政府机构和公益组织应该成为学校的强力后盾：除了建立明确的反欺凌制度和举报机制，保障抵御者的行为能够得到支持和保护。对于协助者和附和者，实施适当的教育和惩戒措施，防止欺凌行为的进一步蔓延。公益组织为被欺凌者和抵御者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和辅导，帮助他们应对欺凌事件带来的心理压力和创伤。

参考文献：

[1] 耿申，张蕾，王薇.欺凌生成的阶段特征与实验验证[J].教育科学研究，2020，(11):65-74.

[2] 王薇，张鸿茜.预防欺凌先兆演化的防治研究——基于12万名师生的实证分析[J].上海教育科研，2024，(03):56-62.DOI:10.16194/j.cnki.31-1059/g4.2024.03.010.

[3] 赵福江.早发现早预防：校园欺凌衍生的干预防线与实证研究[J].教育学术月刊，2024，(02):46-54.DOI:10.16477/j.cnki.issn1674-2311.2024.02.005.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IPP评论 （ID：IPP-REVIEW），作者：杨庭轩（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