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我的老伙计！译制片配音大佬再出山

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晓世（ID：lnrs_weixin） ，文&视频编导：郑逸桐，制片人：裴天懿，统筹：蒋涵琦，原标题：《曾用声音为我们打开世界窗口的超级巨星》，封面来自东方IC

译制片曾是国人看世界的窗口，也是几代人的共同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它迎来了黄金时期，配音演员也成了超级巨星，但译制片不再受瞩目后，他们也随之面临窘境：江湖地位犹在，却乏人问津。

缔造和走过黄金时代的人，会如何守候这个行业？

冷暖人生 《出山》1

“年轻人”

“哦，我的老伙计”是我对译制片最直接而且深刻的印象：发音饱满标准，带有特别的韵律。这种腔调和演绎曾构成几代国人对外面世界的认知——一种基于观摩和想象被建构出来的银幕真实。

对很多年轻人来说，译制片是一种朦胧遥远的父辈记忆，充满了年代感和怀旧色彩。综艺节目总喜欢邀请配音演员，台前幕后的形象差距营造的戏剧效果总能让观众惊呼“神奇”。此前一款配音类的应用程序也颇受欢迎，某种程度来说，配音是年轻人的一种游戏。 

《碟中谍3》截图

为什么这么高频次地提到“年轻人”？

所谓时代更迭，各行各业都面临危机，寻找出口。“年轻人”意味着未来的潮流，所有人都在揣度和瞄准这个群体的口味。

77岁的乔榛接到一档配音类综艺节目邀约的时候，心里有些别扭。他怀疑现场的年轻人到底认不认识他，是不是真的热爱译制艺术；更反感把配音当成游戏——作为从业五十多年的语言表演艺术家，他认为“艺术创作就应该是严肃的”。

乔榛上综艺节目

这档节目已经播出两季，视频网站总播放量超过20亿次，主要观众群体是90后。

乔榛1970年开始在上海电影译制厂工作，他是《叶塞尼亚》中的奥斯瓦尔多，《尼罗河上的惨案》中的西蒙，《生死恋》中的大宫熊二……八十年代是中国译制片的黄金时代，上译厂是最重要的阵地，乔榛和群星们一起缔造了辉煌。

乔榛

然而九十年代以来，译制片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少，看着行业由盛转衰，乔榛一度非常绝望，“译制配音艺术是不是要死了”。2009年他突发脑梗，死里逃生，此后一切行动都需要依靠拐杖，但如今他依然活跃在各大舞台上，“不甘，绝对不甘”，他说。

“老年人”

1978年，日本电影《追捕》在中国上映，这是十年封闭之后第一部在中国上映的外国电影，日本媒体猜测至少8亿中国人观看了影片。女主角真由美在马背上对身后的杜丘说的一句“我喜欢你”，几乎是那个时代最大胆的告白。

《追捕》截图

听到这几个字不加修饰地表露时，刘钦脸红心跳，“是震撼”，他对我连续说了三遍，“这是带有羞耻感的东西，那时的中国电影没有这样拍的。”

刘风则觉得译制片里的对白“不像人的声音”，从小到大没听过身边有人这样说话，好听，洋气，遥远。

张欣还会和小伙伴们一起演译制片里的桥段。看《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他发现原来游击队不都是土布褂子白头巾的“老乡”扮相，还可以穿西装，戴帽子。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截图

他们生于六七十年代，译制片伴随了他们整个青春，除了让他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某种程度上还是他们人生的启蒙导师。

“虽然我长得不好看，但是我们的精神是同等的。就像你同我，是拉着手一样拉着手，越过坟墓走到上帝的面前。”这是电影《简爱》的台词，上大学时，刘风和同学们都会背这一段。看这部电影之前，他从来没有思考过这类问题，精神的，哲学的，关乎自由平等与人性的，也关于爱情。

刘风

刘风，张欣和刘钦都是在译制片鼎盛时期入行的年轻人，配音生涯接近三十年。现在他们自称“老年人”——看着译制片长大的 “老年人”，担心译制片也只活在老年人的回忆里。

黄金时代

上世纪80年代，乔榛去西安参加过一次颁奖，火车刚进站就有人追车喊他的名字，给他戴大红花；在武汉，热心观众围着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邀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还说要克隆乔榛，最后真的用倒模“克隆”了他的手和嘴。

配音中的乔榛

改革开放后，译制片迎来了黄金时代，最多的一年引进的译制片在五十部以上，《尼罗河上的惨案》《魂断蓝桥》《叶塞尼亚》《茜茜公主》……带着大胆的情感和丰富的题材，就像是吹进中国的一派春风。影院门口总是大排长龙，有人为了抢个好位置甚至会大打出手。

而除了一个个经典角色，他们的中文代言人，那些配音演员，也成了超级明星。孙道临，李梓，刘广宁，乔榛，童自荣…一个个名字都如雷贯耳。

《尼罗河上的惨案》截图

刘广宁1939年出生于香港，四岁举家迁往上海。刘广宁的祖父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她从小就喜欢看家里堆满的各国名著，是个不折不扣的文艺少女。1960年，听说上译厂招收配音员，高中毕业的她毫不犹豫写了一封自荐信，自此开始了配音生涯。

二十二年间，她参与了三百多部影片的配音，被称为配音殿堂“永远的公主”。

年轻时候的刘广宁

配音演员们经常收到来信，有人在信里请刘广宁介绍个配音演员“谈朋友”，她哭笑不得，“年轻人脑子单纯，以为配音演员和银幕上的演员是一样的，实际上给王宫侯爵配音的，是一群穿着打满补丁衬衫的男演员”。

业务很繁忙，加班加点是常见的事，即使不在工作，演员们也总在练台词。刘广宁经常吃着饭就突然“啊”地一声——那是她琢磨出了一句台词的语气。回家之后，等孩子们写完作业睡觉了，她终于有机会就着台灯对台词，有一次忘情，“来一杯巧克力”说得有点过响，孩子们马上醒来冲她惊喜地问，“是给我的巧克力吗？”

刘广宁

上译厂是个金字招牌，和盛名不相符的是演员们的工资，作为资深配音演员的刘广宁，当时一个月工资43元，偶尔还要靠稿费改善生活。录音间倒是和工资保持一致，那时条件简陋，没有混响设备，录制回声效果还需要“出外景”，把收音杆儿夹在楼道里收声。一次录制火灾的戏，演员们在深夜高喊“着火了”，吓得整栋楼的居民都跑了出来，那之后，凡是夜间在外录音，都要提前和居民打好招呼。

不过，条件艰苦的上译厂依然是无数人魂牵梦绕的“艺术殿堂”。

上译厂合影

刘风1967年出生在吉林长春，父亲是舞蹈家，母亲是歌舞剧演员，他在文艺单位家属大院长大，高中毕业后考入上海戏剧学院，随后进入上译厂，还被同学们羡慕了一把，“这是个能出作品的地方，好单位”。

他给许多猫配过音，加菲猫，功夫熊猫……他的微信头像就是一只猫，他也是汤姆克鲁斯，尼古拉斯凯奇，裘德洛的“中文代言人”。

刘风

张欣的嗓音偏高偏尖，能驾驭语速快，难度大的角色，《尖峰时刻》里的黑人卡特是他在上译厂配的第一个角色，处女秀就获得了肯定。

但他最喜欢配的角色不是超级英雄，而是小人物，上一个让他满意的作品是《海边的曼彻斯特》，配完之后久久无法出戏，张欣在配音间里呆了半天。

张欣

在译制片大行其道的年代，他们组成了配音演员的中坚力量，而为了满足庞大的市场需求，上译厂开始广泛吸收社会人才，从小就痴迷译制片的刘钦果断报名。

刘钦1963年出生在山东菏泽，从小热衷文艺表演，大学毕业后，学工科的刘钦进入了一家建筑公司，还和几个爱好配音的朋友一起租过录音棚，自己配电影玩儿。本以为和译制片的缘分仅止于此，这次终于抓住了机会。通过考核开始兼职后，刘钦每天下班后都要坐公交车辗转两三个小时到上译厂，经常加班到凌晨一点，再坐夜宵车回家，walkman里的一盘带子听完也就到家了，如此坚持了十年。

刘钦

上译厂配音一直遵循一套完整的“工艺”：翻译，调整，对戏磨合，录制，鉴定补戏，一部片子完成译制往往需要一个月。刘风记得自己有一次要配一段笑声，笑了二三十遍嗓子都哑了依然不到位，最后是音色相近的乔榛“帮他笑”——这让他受宠若惊。

过去配音不分轨道，画面上有多少演员，录音棚里就有多少配音员，新老演员挤在一起，最多时挤了十多个人，因为靠得太近，演员们还有个不成文的规矩：配音前不能吃大蒜。

上译厂的出品质量也一直保持在稳定水平，乔榛回忆，好几批国际影坛的权威人士来参观后都拍案叫绝，“你们是全世界译制艺术NO.1”。

冷暖人生 《出山》3

“四人帮看的黄片”

然而黄金时代到来之前，译制片曾是少数人的“特权”。

乔榛1942年出生于上海，从小就是个文艺积极分子，热衷于朗诵，演话剧，有同学为了表达仰慕，还会“跟踪”他一起放学回家。带着建设新中国文艺事业的革命理想，他考入上海戏剧学院，但艺术生涯刚开始就遭遇了变故。

年轻时候的乔榛

1966年之后的十年，绝大部分文艺工作停止，国人的精神娱乐只能寄托于样板戏。那时乔榛刚从大学毕业，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一名演员。对满腔抱负的乔榛来说，未来一片迷茫。文艺单位是“牛鬼蛇神”的重灾区，昔日的电影明星被一个个打倒在地，他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偶尔在河边练台词段子，还会被工宣队批评“走白专道路”。

转机发生在1970年。乔榛接到任务，去上海电影译制厂参加一次配音，“真想找个地方躲起来大哭一场，总算又能从事艺术创造了。”

年轻时候的乔榛

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派下来的政治任务”：为高层配译参考片，也就是内参片。从诞生之初，内参片就带着浓厚的神秘色彩，常有人传言内参片是四人帮看的“黄片”，外国电影都是“毒草”，“宣扬资本主义，宣扬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宣扬爱情至上，鼓吹阶级调和……”，从配音间里出来，演员们还要开大会自我批斗，“肃清流毒”，“其实我们都彼此笑话，心里都有数，但是不敢说什么。社会风气是那样，不敢行差踏错”。

有一次，刘广宁把剧本弄丢了，吓得肚子疼了半天，后来才知道是图书管理员收了回去，立刻松了一口气。任务紧张，配音演员加班加点经常在厂里打地铺，刘广宁曾顶着高烧配音，完成之后几乎失声。

刘广宁在配音

不过还能从事创作的“幸存者”们已经感到非常幸运，配音间俨然成了一个乌托邦。全国上下闹革命的同时，国外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守着这个窗口看得目瞪口呆，对外依然只能三缄其口。

十岁时，刘风跟着父母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看过一部参考片，《安娜卡列尼娜》，三百人影院被塞得满满当当，还有不少人蹲在一边，院子里也挤满了人，很多是偷偷翻墙进来的。这样的机会太少了。

《安娜卡列尼娜》截图

印象中电影很长，画面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刘风看不懂，也听不懂，他看得直犯困，回头一看，所有的大人都全神贯注，“眼睛紧紧盯着屏幕，都不说话，如饥似渴的。”

式微

正因为内参片配译的需要，上译厂很快集结起第一代演员，并钻研出一套“工艺流程”，逐渐成为译制片制作最重要的阵地。

1978年后，一批内参片“重见天日”，立刻掀起一阵风潮，“《出水芙蓉》，过去那都是美国人的大腿片”，“荒漠了那么长的时间，终于有这样一股风刮进来，让我们看到外面的世界，大家的心里会多么激动。”

为影片配音的演员们

黄金时代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快速增长，越来越多新的娱乐形式出现，影院改成舞厅歌厅，电影变成录像带传到街边音像店，译制片也不再是看世界的唯一渠道，观众越来越少。

“那个时候都在看谁能赚钱，没人看这个了”，作为在鼎盛时期入行的从业者，对行业和自己的未来，刘风突然陷入了迷茫和纠结。配音的活儿少了，困境中，一些演员离开了录音棚，下海经商或者出国留学。他自己也尝试了其他行业，拍广告，做外贸，还开了饭馆，东北饭馆生意不错，比在厂里挣得多得多。刘钦和张欣给一些网络游戏配音，甚至被当成了他们的代表作。

外患伴随着内忧，创业之初的一批艺术家也陆续到了退休的年纪，刘钦还记得，《虎口脱险》《冷酷的心》等影片的配音演员尚华，颤颤巍巍口齿不灵，最后是哭着离开了话筒，“倾注了一辈子心血，干不了当然是一种打击”。

工作中的刘钦

10年前，借着动画电影的势头，译制片迎来了一次春天，演员们不论是“公主王子”专业户，还是影帝影后的御用代言人，都参与了动画片配音。然而这次春天很快过去。影视明星纷纷进场成为配音电影主角，国产片迅速崛起，引进的国外大片越来越多，这些重视听效果的影片，原声电影的吸引力远超过配音版本。

参与配音的影视明星

而另一方面，因为技术革新和工业化生产的需求，配音演员们开始独立录制成轨，少了磨合对戏等流程，比起巅峰时期，译制片本身的质量不可避免地下滑。“这个其实不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我听他们说，轨道多了层次感就可以出来。如果不这样能不能也做到层次感呢？我不懂，我不能乱说”，乔榛还心心念念着过去一群人挤在一起配音的氛围。

出山

2005年，刘风的东北饭馆正办得红火，上海电影译制厂有了人事变动，他是副厂长的人选之一。那时译制片已经是“过时”的东西，逐渐退到了院线边缘，更多时候，它作为时代的记忆被提起。

上译厂旧址

行业的兴替不只发生在译制片领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故事，在时代流转中不停上演，有多少正当红的事物在引领风潮，就有多少正在期待东山再起，而经历过甚至亲手缔造了黄金时代的人们，带着骄傲，不甘和遗憾，在困境和迷茫中尝试挣扎，结果还无从而知。

一番思考后，刘风关掉了餐厅。

录音中的刘风

2018年末，一个互联网音频平台向刘风伸出了橄榄枝，希望他录制《红楼梦》的有声书。在这个平台上，播放量最高的有声书，点播量接近40亿次。

一部《红楼梦》几百个角色，找谁配音？刘风首先想到了上译厂的群星。

上译厂演员配音

当刘风一一找到当年的巨星时，他们欣然献声，敬业地准备台本，讨论书中生僻词汇的发音。乔榛被邀请为贾政配音，张欣和刘钦同样是这部有声书的配音者，导演和制作人。《茜茜公主》中苏菲皇太后的配音者曹雷已经80岁，还多次辗转来到位于城市北边的录音棚。

他们要一起把握住这次互联网的机会。

《红楼梦》录制中

退休后，刘广宁去了香港教普通话，晚年回到上海定居。不久前，有个华裔诗人请她为自己的诗录制音频，诗人告诉她，很多人留言，说再次听到刘广宁的声音，唤醒了他们的记忆。过去他们听着配音演员的声音想象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已经在世界各地生活。

刘广宁

时至今日提到译制片，刘钦还能想起他小时候听《追捕》的录音剪辑。东京街头人潮涌动，马群奔跑，一句句台词吸引他继续往下听，听入迷了，他在家门口呆站了二十分钟。没有画面，只有收音机里传出的普通话对白，“对我来说它很神圣，所以我要捍卫它”，他说。

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晓世（ID：lnrs_weixin） ，文&视频编导：郑逸桐，制片人：裴天懿，统筹：蒋涵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