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在澳门，晚上在大陆：来回关闸两侧的劳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Epoch故事小馆（ID：epochstory2017），作者：王迁，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在“2019年了，请问大家去澳门做劳工好不好”的帖子下，网友们这样回复：

澳门劳工吧

酒店、餐饮、赌场……澳门外劳市场似乎与这些业务紧密相连，的确，它们占据了外劳80%的比重。外劳指向所有通过劳务公司来澳门工作的境外人员，他们能快速解决澳门劳动力的缺口，同时也获取较内地更优待的报酬，超额贡献着澳门生产总值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文化建设是澳门不会放下的产业。殖民历史、多元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澳门人感到这是一片充满文化底蕴的土地，但开拓它，仍然需要外劳的加入。

从社团开始 

伍环告诉我她要去澳门工作了。一周后，她告诉我，“你知道吗，我的公司是个社团。”

伍环加入的历史协会是澳门数千个民间社团的其中之一，阿杜是历史协会的副秘书长。澳门社团一般有大量的常务理事、理事、监事职位。有些社团还为德高望重者设置了永远名誉会长、名誉会长，永远荣誉会长、荣誉会长，永远会长、创会会长等职位。阿杜说，在澳门，任何人都可以登记注册，组成民间社团，“甚至两夫妻就能开一家出版社。”民间社团的形成基本上分为地缘、血缘、行会，以及自发性的结社。历史协会已成立20年，最初由一位中学历史老师创立。

认识阿杜那天，伍环邀请我参加社团的导赏活动。阿杜每周会组织一次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导赏活动，导赏是免费的，一次导赏持续三个小时。我和伍环都是第一次参加，一同参加的还有协会的带头人。

导赏从我们的出发地福隆新街开始。这里曾是青楼妓院，如今大多被餐饮店取代，建筑保留了原始的架构，深红色的油漆是近年翻新的。

 福隆新街

“大家听过煮红豆沙的故事吗？”阿杜问道。

“是那个和煮绿豆沙一样的故事吗？”一位香港朋友问道。

“那你先听我讲，看和你的是不是一样。”

“这里曾经是妓院，当时的艺伎很有才艺，也很有身份。客官来这里会给喜欢的艺伎付钱，看她们表演。煮红豆沙的故事呢，据说是一位客官用纸币代替柴火，为一位艺伎煲红豆沙，一直煲，钱就一直烧，直到一碗红豆沙煮熟。”

电影《艺伎回忆录》

阿杜的脸很长，下巴微微向前凸，身材短小而壮硕，是中葡混血。他的微信头像是他留着络腮胡子的照片，我开玩笑地问他去哪儿流浪了。他说刚从非洲回来，旅游了一个月，胡子没有剃过。当他谈及福隆新街青楼的历史，清平戏院早年的风光，显得聚精会神，有时被倒背如流缠住了舌头。

伍环对于新工作很有激情，拿着照相机不断拍摄，不时有惊奇的发现：

“马路的尽头为什么是一幢楼？”

“同一间酒店，为什么左边是新的，右边是旧的。”

阿杜告诉我们这里大多是填海填出来的，城市的建设赶不上规划，拓宽了马路，但盘根错节的地基要想建地铁是很困难的。伍环充满好奇心的参与让阿杜原本的路线多绕了几个弯，也解释了这座城市看似有序中的无序。

伍环又拿起相机，镜头停在凉茶铺，镜头里是两夫妻散漫而相互孤立的脸，等她再次对焦两张面孔时，老板指向伍环的镜头严厉呵斥。拥有老字号品牌的店铺无需拉客，总是人满为患，效率与冲突带动着巷子里的节奏，在面对外界镜头的侵入时，效率更显得不容侵犯。

地缘的优势使店主们有了结社的契机，巷子入口的墙上张贴着社团活动的告示，上面写着时间、地点与事件。

澳门社团取代了政治组织的功能，当伍环参与其中，她感到自己好像身处一个自治的社会。

自治并不自由。伍环首先受困于选照片的环节。阿杜告诉她需要人像，但她选的都不过关。阿杜说，需要重要人物的照片。

“重要人物”是导赏的关键点，也是伍环日以继夜工作的盲点。

她问阿杜谁是重要人物。会长、副会长、理事长、副理事长……伍环觉得面前仿佛展开了一张君臣关系网。

选出“重要人物”后还是不行。不能拍到人物玩手机，不能拍到人物的背面，不能拍到人物不精神的样貌……

当伍环看到最终的成果，她回想导赏路途的惊心动魄，好像与手上的成果无关。

照片还需要做成海报。伍环将海报初稿拿给阿杜。

“海报不能是黑白的。”

于是伍环找了几例类似的海报，讲了一番设计的艺术感。

阿杜说：“我不管这些。”

那究竟应该“管”什么呢？

举办讲座的那天，室内聚满了人，都是各个社团的人，并没有市民参与。那天阿杜也来了。在澳门半岛，似乎在各个场合都有阿杜的出现。阿杜开玩笑说他是全职打杂，“澳门这么小，很正常的。”

所有问题与澳门的“小”联系在一起，便显得合理。

“大家好像对自己在做什么并不那么在意，大家好像都很忙，但不知道在忙什么。”

忙着不出错。这是伍环一个月后的感受。

伍环在乎的是成果，是作品。其他人却不是。她渐渐发现，作品本身和验收者都是圈里的人，她好像绕了一圈，被社团的关系网时刻牵制。但关系网并不包括她。当周围的人身处其中，“我好像明白‘我不管这些’的言外之意。他们只需要在关系网中立足，这是他们在乎的点。”

 “我不想再重新开始。”

篇篇重新回到澳门是今年八月，距离她离开澳门，仅仅过了三个月。这三个月她在广州一家银行做新媒体业务，“我觉得没有什么价值，还是在澳门比较有成就感。”她现在在澳门一家文化公司做宣传，她说在这里工作可以学到很多。

篇篇的工作性质时刻都与“关系网”联系着。写公文，做报表，跟项目，每个环节都离不开社会关系。于是我再一次将“关系网”的问题抛给了她。

她的解释似乎和澳门人一样：“澳门太小了，在澳门认识一两个人就能打通整个社会网。”

“除了外劳，是么？”

“也不是，即使是澳门本地人，没有社会关系，想要打入也很难。你知道我为什么离开澳门么？我前任是澳门人。当时我们分手了。主要是因为他希望进入澳门的关系网，但我不能给他提供帮助。他到了这个年纪，有了事业上的需求，也有他自己的选择。”

“不过后来在广州工作了一段时间，觉得待遇和薪水都不如这里，想着还是回来好。”

对于篇篇离开与回来，她认为自己的决定有些草率。她在澳门念书、工作，成年后便几乎没有离开过澳门。她熟知澳门的每一条路，熟知从工作地点到关口的最短路线，也熟知关口附近最货真价实的代购点。她与每日数十万外劳一样，白天在澳门，晚上回内地，两地奔波，又好像与两地均无联结。

那天我与篇篇一起坐巴士，在去关口的巴士上，很容易将外劳与游客区分开来。车里拥挤得很，司机站起来喊：“你们往里面挪一挪，里面的位子都是空的，后面有鬼啊。”满载而归的游客兴致勃勃地谈论赌场的见闻，不时问司机到哪一站了，司机说到终点站下就好了，游客又问下了怎么走啊，司机说跟着人流走就是了，走不了就住在澳门吧。我问篇篇，三个月前离开澳门的那天是不是也是这样放松。

她说，“一想到生活要重新开始就觉得慌，我不想再重新开始。”

摄于澳门关闸

这次回澳门会停留多久，篇篇也不知道。社会圈子的形成在这座小城似乎很容易实现，关系网的紧密交错以及社团之间的竞争、交互关系使社会脉络清晰可见。对于本地人，关系网是他们生存的根基，我曾不止一次听到本地人说起各自在澳门立足的困扰。外劳本应与此无关，而对于篇篇，她曾被关系网伤害过，如今又与它共存，不知当另一个节点到来时，她是否有信心重新开始。

 “澳门没有新闻” 

丽云在报社工作，新闻每日见报。

“澳门没有什么秘密，”丽云告诉我，“地方太小，有点风吹草动市民早就知道了。”

口耳相传是澳门新闻最原始，也最长久的传播途径。

“尤其现在微信在澳门的普及率很高，几乎没有看报纸的必要了。”

“那报纸报道什么呢？”

“我刚来澳门的时候，据说在搞卫星电视，结果发现澳门没有新闻。前几天的头条新闻是任达华在中山被捅，一个香港人在中山的花边新闻成了报纸的头条，你能想象新闻通过卫星上了天，全世界都在看这些八卦吗？”丽云很认真地说道。

澳门日报

不过澳门的小也有它的暖心时刻。丽云回忆起刚来工作的时候，某次看到稿件中提到卢廉若公园的水松树。她一时间好奇，便问总编辑这棵水松树是否健在，现在状况如何。于是那天晚上，植物局、科研所的植物学家都参与了这个讨论，那棵水松树轻微地震动了澳门的植物界，丽云感受到一阵少有的鲜活的力量回荡在那个夜晚。也许这个夜晚就应是一则新闻。

丽云常常因为这样的暖心时刻令她继续留在澳门。但同时这里会带给她一些恍惚的感觉。

“麻木或者麻醉吧。就像我走在路上，我看到澳门的建筑保护得很好，走着走着会忽然撞到一间岭南风格建筑的图书馆，有时候还会看到阿杜在附近导赏。这是澳门让我感觉温暖的地方，虽然本地人可能并不这样认为。”

澳门社会如同澳门人一样沉默。丽云回想起办理签证的那天，她带着现金去劳务公司，交了钱，拿着回执。劳务公司的许先生让她去参加入职培训，在指定时间到指定地点等待张小姐。

“像是在暗地接头，”丽云说，“我等了一会儿，有人来了，又等了一会儿，有更多的人来了，大家互相都不说话。”

如同即将踏入一个明确而又陌生的未来。

澳门关口出入境人数（2019年5月20日）

澳门占据了历史文化的平台，但平台始终在人的脚下。人与人的联系组成了大大小小的社团，社团活动成为了文化的主体，而社团主要人物成了历史的中心。他们运作着各自的社团，希望从政策中获得更多的支持，来维系这种运作。置身于澳门本土的历史与文化洪流中，外劳青年与矛盾、虚无、荒诞搏击，往来复去，如同潮水。他们面对社团文化，面对社会关系，外劳的身份显得格外明晰。

2019年，澳门特区政府成立20年，这20年里，对于澳门人和外劳而言，是一次坦白的合作，也是一次充满博弈的实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Epoch故事小馆（ID：epochstory2017），作者：王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