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城中村，寻找一个“有文化”的深圳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问题青年Wonderers（ID：openyouthology002），作者：宗城，原文标题：《在城中村，发现深圳的另一面》，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是谁传下这行业，黄昏里挂起一盏灯。”

这是诗人郑愁予的一首诗。因为万圣书园、豆瓣书店，它成为书业传承者的一句口号。在北上广，书店是重要的文化燃灯者，而在北上广之外，许多用心经营的书店同样值得看见，却很少成为热词。比如昆明的东方书店、成都的读本屋、無早书店、重庆的刀锋书酒馆、邯郸的“人间食粮” ，以及一家位于深圳城中村的书吧——“Closer 附近”。

“附近”不卖书，它是一家文化空间，位于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的一座渔业旧村。我去探访那里是在 2021 年初，在此之前，我对于深圳的印象主要由经济、互联网、朋友、城中村组成。1700 万常住人口、30664 亿元生产总值、北上广深四大城市之一、中国设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而它给予我最直观的冲击是——我曾看到一位作家来深圳演讲，他讲了 10 分钟，上台前主办方给他塞了 8000 块钱红包。

这是我当时一个月的稿费收入。在这一系列数字背后，是一座巨型城市给予我的“复调感”。它像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混合，一边是纸醉金迷的纵欲天堂，一边是机会与罪恶蓬勃涌现的新生之地，它的年龄比北京、伦敦、巴黎这些城市都要小，从蛇口小渔村到中国金融重镇这 40 年，相较于六朝古都北京的 3000 年不过弹指一挥间。但深圳的经济奇迹令人惊叹，财富与机会成为外人对此地的第一印象。

然而，在这些经济堆砌的 A 面背后，深圳是否还有属于它的 B 面？

每一年，我都会带着这个问题重返深圳，这座被人笑称文化沙漠又深藏着具体褶皱的城市。深圳的B面是什么？深圳没文化又是否只是一种偏见？或许，提供这个答案的地方在于深圳最含混的所在——城中村。

1. 寻找城中村

不在城中村待过，就不能说真正来过深圳。

在中国，深圳的城中村数量堪比广州。当大都会摧枯拉朽地除掉杂草，广州和深圳成为两个异类，它们保留了纵横交错的城中村。

深圳是一座巨型城市。从人民南站坐到后海站需要经过二十个站点，来回两个小时。在这二十站中交织着城中村，它不像上海中心城区布满了洋房和梧桐树，它的地铁四通八达，通往大大小小的城中村落，所以，深圳地铁有很多站名字都是村，比如鹿丹村、向西村、莲花村、梅村、桃源村等。

低廉的租金、便利的交通，为农村和小镇青年进城奋斗提供了依托。城中村就像一片充满微生物的海，容纳了五湖四海的打工之人。值得一提的是，深圳的“村民”和“外来仔”有着显著的收入差别，“村民”内部也不同。有的“村民”只是普通小康家庭，也有村民因为拆迁而富裕，仅仅依靠收租就能衣食无忧。在深圳，知识分子同情村民是很微妙的事，想象一下穷人同情闷声发财的地主，就是那种感觉。

2019年8月，“坚果兄弟”在深圳边界实施“深圳娃娃”计划，以一台29吨的巨型抓机夹娃娃，展演白石洲“娃娃”即将被这座城市抛弃的命运。© 坚果兄弟

城中村起到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在于丰富城市生态，使城市不至于被干净、规整实际上平庸乏味的“士绅化”景观所吞没。以罗湖为例。在罗湖最发达的商圈，金碧辉煌的大厦后是四通八达的潮湿小巷，道路狭窄，崎岖不平，一列列士多店、大排档等门面并不精致，却能提供便宜的商品，来往于此的多是下层民众。

彼时深圳并未被官僚美学规训，还能容忍这些驳杂的景观。理想一点说，深圳这样的城市构造是缓解阶层分化的一个路径，但多年以后，它也许仍将被规训，这些城中村和店铺会以“安全隐患”“影响市容”的名义被拆除，北方的大城市已经提供“示范”，它们的消失会让底层的生存成本上涨，大量底层就此离开充满无限机会的城市，久而久之，城市干净、优雅，却变得愈发乏味。更重要的是，它不再是穷人的安身之所。而城中村，起到的是抵御这一过程的作用。

2. 附近书吧

我去往的“附近”就在城中村。当时，我有一位朋友在“精神宣言”书店工作，她向我推荐了“附近”书吧，而我的另一位朋友恰好在“附近”那一带生活。此前我们未曾谋面，她是一位开明的女性主义者，对政治哲学、新闻、文学、人类学很感兴趣，我们见面时，她正处于“调整时期”，计划在深圳休息月余，再前往欧洲继续学业。

当天下午，我随着朋友来到“附近”所在的城中村，它的外观跟香港深水埗的楼房很像，但更加宽敞和宁静。书吧大门是黄色的，门口摆着一辆自行车，走进去看，墙上既贴着“支持巴勒斯坦”的公共宣言，也有“附近故事会”、“她与她们”这样的自组织活动。书架上阿伦特的头像非常显眼，我还注意到了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陀思妥耶夫斯基、罗尔斯的《正义论》，以及一本《邓小平时代》。

附近书吧，图源：我在附近书吧认识的朋友小王

第二天有一场性别议题分享。组织者建议招募几个男性，否则都是女权主义者，就只是同温层对话，没有实际意义。有女生担心“含男量”过高，变成一场说教或男女对立大会，组织者建议平衡双方人数，不必害怕非同温层以外的人参加，毕竟人不是温室宝宝，总要面对真实世界。她们担心自己的行动只是回音壁交流，比起互联网上的口号，她们更在乎社区里真实的联系。比如，有没有可能让邻居、家政工、家庭主妇也来参加性别议题的活动，去帮助真正在附近的女性。

那天夜有大雨，人们在小小的空间里听歌。民谣歌手踩着人字拖，吟咏潮汕地区的乡音。白领、程序员、女权主义者和小镇青年共处一室，音乐让人们放下喧嚣，尽管如此短暂，却成为疫情时代难得的回忆。我想起独自听过的《交工乐队》，那首《菊花夜行军》和《且认他乡做故乡》，在那南方的乐曲中我听到了故乡，想起夏日炎炎的海浪也想起芭蕉叶上的露珠，回眸微笑的少女，路口走失的童年，摩的在南国公路上轰鸣作响，火车穿过海水的地下通道。一切如梦如幻，如在泡影。

音乐会后我们食宵夜，创始人们都很年轻，他们不过是和你我一样的平凡青年，只不过他们具有实践力，真的在城中村办公共空间。这不是一个乌托邦，也不是单纯的避难所，他们不兴虚无缥缈的口号，没有给自己做的事冠以宏大意义，不过是建立一个小共同体，供朋友们得闲来玩。

在那个清凉的雨夜，我和朋友 Irene、丹、“附近”的创始人之一醉马，在空间里待到深夜。醉马留着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那样的卷发，人很松弛游荡，有种酒鬼和嬉皮士混合的感觉。他在社交网络上直率敢言，关心公共议题，线下则兼具了直爽和闷骚的二重性。在书吧他告诉我，不想要太多宣传，名声大反而容易引起麻烦。倒不是闷声发大财，因为也没挣多少钱，只是想保护好这个地方。相比起醉马，老叶是一个说话很有条理像是打过辩论的女生，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一位人类学研究生。

2019 年，在设计师醉马（人们也叫他老马）的召集下，老叶、程序员刚哥、算法工程师老田四人在深圳城中村聚集，创建了附近书吧。这家书吧的名字灵感源于人类学家项飙。在《十三邀》和许知远的对谈中，项飙把“附近”这个概念翻新，提出在现代生活中“附近消失了”的危机。尽管项飙大概没意识到疫情又把附近找回来了，但在当时，“找回附近”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醉马、老叶等人正是受这个概念启发，希望打破悬浮、空洞的生活景观，创建一些具体的联系，于是有了“附近”这个名字。

附近不大，只有 20 ㎡，他们的书只借不卖，电影放映活动收费不过 10 到 20 元，没有做文创，也没有做其他商业规划，意图不在于挣钱。在他们看来，交流感很重要，线下比线上的交流更有实感。人们的呼吸、触摸、温度，都是很具体的，就像南国潮湿、炎热的空气，这在线上体验不到。

三年来，“附近”做了很多线下活动，比如《如何抑制女性写作》读书会、林生祥音乐分享会、《大象席地而坐》放映会等，讨论主题包括劳工、社区、反战、性别议题、普通人写作。直到今天，这家书吧依然在城中村低调生长，等待更多有缘人前来光顾。

深圳精神宣言书店

3. 绿色蔷薇

除了“附近”书吧，深圳还有一些公共空间值得继续探访，比如服务于流动女工的绿色蔷薇组织、艺术机构“打边炉”、西乡市场、旧天堂书店、邂逅图书馆、中英街“古堡”图书馆、LAVIE 物质生活、黄山书屋。

这其中，绿色蔷薇是一家“专门服务女工及流动儿童”的公益机构，它的创始人名叫丁当，16岁辍学，从老家甘肃南下深圳打工。迄今为止，绿色蔷薇仍是深圳最有影响力的女工互助机构，他们的努力已走过 7 年。

2020 年 7 月，一篇文章曾经在网络上热传，文章题为《在深圳，10000 个丁当需要你的帮助》，这篇文章的自述者就是丁当。疫情让绿色蔷薇遭遇了资金危机，丁当写道:“我叫丁当，16岁到深圳打工，供我的哥哥弟弟上学。现在我32岁，经营着一家面临关闭的公益机构。我很着急，因为我知道有 10000 个丁当还在路上，我想为她们做点什么，我需要你的帮助。”

绿色蔷薇的五一劳动节活动现场图，图源：绿色蔷薇组织的公众号

丁当的成长之路是一代普通妇女的缩影。她出生在甘肃天水甘谷的一座小山上，14岁那年，母亲对她说:“你哥要是考上高中，你就不能念书了。”因为家中资金有限，16 岁时丁当被迫辍学，乘坐 38 小时的绿皮火车南下深圳打工。17岁，她的生日愿望是不要做错事，不要被组长指着鼻子骂。

后来，在接触到“工友书屋”，成为里面的工作人员后，一粒麦子在她的心中落地，她决定开设一家女工机构，一个真实的民间女性互助共同体。在这里，女性可以“大胆谈论性、谈论婚姻、讨论性骚扰。可以开心地喝酒跳舞，分享快乐，也可以放心地哭泣，不用担心被评判、被嘲讽”（引自丁当自述）。2015年，绿色蔷薇在深圳诞生，它成了繁华深圳的一个另类，一家很小很小的空间，却是对一些女工和孩子很大很大的改变。

在这里有 52 岁喜欢写诗的女工万万、54 岁讲述遭遇家暴经历的环卫工西姐、在戏剧舞台上表演辍学、流产、姐妹互助等真实经历的工友朱朱，还有一个 8 岁的小女孩曾对丁当说:“我长大了也要做你们这样的工作，也会帮到更多的孩子们。”

2015 年起，绿色蔷薇发起了多场文化活动。比如：

表演来自反对性别暴力运动“十亿人站起来”（One Billion Rising）的歌舞节目《挣脱枷锁》，其中有一首《面包与玫瑰》唱道:“面包与玫瑰，生存与尊严，我们都要！我们要活着，更要活得漂亮！”

2020 年 5 月，另一家关注女工权益的公益组织“木兰花开”编排了一出戏剧，名叫《生育纪事》，绿色蔷薇组织工友姐妹一起观看；

同一年，2020 年 8 月，绿色蔷薇编排了戏剧《X是一个漂流瓶》，让流动儿童站在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戏剧题目的X，表示未知数，代指海量的、要面对未知生活的流动儿童，漂流瓶是他们对自己流动生活的比喻。

深圳不乏流动儿童的身影。2013 年，全国妇联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儿童中有 12.8% 为流动儿童。”而在外来务工人员遍布的深圳，流动儿童的童年关怀成为重要课题。

《南都周刊》记者崔旭蕾、余亦婷曾经报道过:

“2018年，儿童戏剧工作坊创建，丁当和孩子们聊天，让他们讲述父母的工作，这是儿童戏剧的雏形。第二年，她注意到身边很多孩子由于积分不够， 很难在深圳继续读初中，只能回老家读书。

对于他们这种‘非深户非人才’来说，基础分只有 60 分。要有积分，就要买社保、办租赁合同，每个月积0.05分，而且这类积分封顶10分。如果只有三五年的积分，小升初上公办学校是基本无望的。而从2020年开始，要进民办学校也必须买社保了，有些学校还要求社保一旦交上，就不能中断。而这，对于不少父母来说都是难以做到的。”

万幸的是，2020 年募资后，绿色蔷薇的资金危机暂时缓解。2021 年，女工中心和儿童活动室开放了 271 天；1月份，她们举办了第一场社区跳蚤市场活动，现场设有机构介绍、社企产品、袜子内衣、旧衣服、公益书摊、自由摊主 6 个摊位；3月份，她们邀请了重低音乐队，开展女工音乐工作坊；七夕节，她们在烛光里朗读余秀华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12 月份，她们举办了女工故事会展览；全年，她们举办了5场读书会，阅读篇目包括《平原上的娜拉》《娜拉走后怎样？》《我是范雨素》和社区姐妹芳姐写的《我的父亲母亲》。

同时，她们制作了《绿色蔷薇女工诗歌集》，共包含 20 首女工诗歌。

2022年4月29日，绿色蔷薇公众号发布了一首女工歌曲，名叫《手机戒指》，歌词写道:

“我们就像那机器，不停旋转/连接了你的网络，换来了我的孤独/我们是产品的主人，不该是它的奴隶/我们要争取自由，捍卫我们的尊严。”

当人们说“深圳没文化”时，像绿色蔷薇这样的女工互助机构、附近书吧这样的城中村独立空间其实是被忽略的。在一种中产审美建构的文化中，经典作家与作品、北京故宫那般的古建筑、上海的花园老洋房、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才被视作文化的象征。但深入思考一步，文化的界定是什么，什么样的文化又被排除？城中村的流动文化、工厂的铁锈与粉尘之诗，又为什么常常被排斥在文化的行列？

在一种中产建构的审美中，文化是干净的、优雅的，但在工人阶级的美学里，文化代表着先锋、流动、混乱、自由，文化是不洁的、长在土地上的，文化是杂草本身，是无法被驯服和不齐整的存在。绿色蔷薇和附近所蕴含的就是这种文化的种子。

在附近书吧驻足的夜晚，一个笑容闷骚的小伙子找我拍照。他长得很靓仔，有点像秦昊，他写诗，也玩摄影，自称很想去云南，做一个当代游牧民。我们那晚合照，那是疫情两年我和他唯一一次见面，疫情让相逢和重聚都变得很难，Irene 后来去欧洲了，丹在犹豫留在深圳，还是寻找新的生活。附近公众号的推送依然在更新，我在 706 认识的朋友，去那里做了女权主义电影分享。人们的生活好像变了很多，珍贵的东西又好像一直没变。

事后回想，那时我们谈论的问题，大多围绕着一点展开。

——在下沉的年代，如何寻找自我生存的意义？

进一步说，如果你感到时局的变化不是你能控制的，那么在这焦虑不安的氛围下，你是该把所有力气投入到愤怒，投入到漫长的撕裂和沮丧之中。还是在愤怒之后，去做一些具体的、能够鼓舞身边人的事？

我意识到，在深圳能够鼓舞我的，不是那些经济数字、工业奇迹，而是更加具体、细微的，像是附近、绿色蔷薇这样的尝试。它不宏大，无需崇高，它只是属于普通人的具体行动，并且耐心坚持下去，仅此而已。

绿色蔷薇的五一劳动节活动现场图，图源：绿色蔷薇组织的公众号

4. 重返城中村

无论是附近书吧，还是绿色蔷薇，它们都不可能在繁华地段生存，只能依靠城中村等地租相对便宜的地方。在广东，城中村不但不是没文化，反而可能是最有文化的地方，只是它需要看客去耐心挖掘。

广东的城中村并非乡村，这里几乎没有耕地用地，形态更接近于广东普通城镇的老城区，既有小巧精致的骑楼，也有三四层高普普通通的砖楼，广东是中国城中村最丰富的地方，它真正大规模地出现城中村，是由于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城市扩张。

以省会广州为例。1980 年，广州城区面积为 136 平方公里，近三十年后的 2018 年，广州城区总面积达到了 1300.01 平方公里，扩大了近十倍。

这样迅猛的城市面积扩张不独广州一家，但能在发展过程中保留众多城中村，广州实属特例。广州的城市改造是政府和宗族博弈的结果，这些宗族在古代叫士绅，或者本土历史悠久的大户。广东民风彪悍，宗族尤甚，平时客客气气，涉及切身利益，那便是“佬势势”。广州城中村数量最多不是因为地方政府宽宏大量，而是因为广州宗族势力强大，政府拆迁大费周章，与其如此，政府索性宽容城中村的存在，只要那地方不是在地铁、商圈规划的重要地段，城中村能保留就保留。

当然，如果把广州执法者与城中村博弈的历史美化成一片和谐，那也不够准确。和国内其他一线城市做对比，广州对城中村的保护的确是较为充分的，但广州内部也存在不少城中村拆迁案例。

最有名的当属“冼村”，它现在是一片繁华街区，千禧年初，冼村仍是一片建筑参差不齐、断壁残垣张贴着拆迁改造字眼的争议之地。时值南方报业影响力最鼎盛的时期，在《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报纸的报道下，围绕冼村的拆迁争议被读者热议，并在后面被娄烨拍成电影《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揭开了1990年代以来广州快速市场化的冰山一角。

深圳城中村曾经屡次进入公共议题，例如 2019 年的“白石洲旧改风波”，因政府整治城中村，白石洲 8 万多人被迫迁离。白石洲是深圳最大的城中村，拥有深圳市区规模最大的农民房，它的发展是深圳城中村的一个缩影。

1992 年，深圳特区推行农村城市化，随着各村成立股份公司的浪潮，农民一夜之间变股民，但部分地界的村民只得到了城市户口，其他政策并未及时兑现，他们失去土地，无法种田，于是决定在宅基地上“种楼”，也即拆瓦房，盖楼房，通过收取租金获得回报。

当地政府由于历史欠账，对村民的“种楼”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白石洲是“种楼”的密集区域，这里一路之隔就是深圳华侨城，西接南山科技园，东连欢乐谷和世界之窗，但这里又盖了不少违建楼房，居民成分也颇为复杂，有贫穷的外地务工者、普通白领，也有表面简朴实则富贵的村民、意气风发的创业团队。

从千禧年初到 2014 年，深圳市白石洲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由沙河五村原村民为股东成立）与地方政府展开多次博弈，2009 年，一片 8.16 万平方米的工业用地被划归白石洲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和收益，2014年7月，白石洲被批准列入深圳市当年城市更新单元计划。时过境迁，当年旧事消失于喧嚣热点，疫情让许多事变样，深圳成为抗疫模范，白石洲则在继续它的“士绅化”进程。

深圳是一个具有人情味的地方，但在某些时刻，当蛮横的规定席卷穷人的生活，那些无声离去的背影仍会刺痛人心。

我希望再度重返深圳，只为看看那里的杂草，有时夜深人静，我还会想起他们，想起打工诗人许立志的诗。他热爱文学，曾在深圳打工三年，待过富士康，感受过流水线工厂的残酷。在日复一日铁锈的磨损中，许立志把生活写在文字里，留下《寒冬夜行人》《冲突》《死亡一种》《诗人之死》《粉红》《出租屋》《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等文字。2014年10月1日，他坠楼身亡，生前留下诗歌《我弥留之际》：“我来时很好，去时也很好。”

在《流水线上的雕塑》中，许立志写道:

沿着流水线，笔直而下。

我看到了自己的青春。

汩汩流动，如血般地。

主板，弹片，铁盒，一一晃过。

手头的活没人会帮我干。

幸亏所在的工站赐我以。

双手如同机器。

不知疲倦地，抢，抢，抢。

直到手上盛开着繁华的。

茧，渗血的伤。

我都不曾发现。

自己早站成了。

一座古老的雕塑。

但诗人也说：“每个生命的卑微/展望新的日子，我满怀期待/湛蓝的喜悦在心里荡开/静卧成一面，小小的湖。”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问题青年Wonderers（ID：openyouthology002），作者：宗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