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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ID:GQREPORT),作者:李清旸,编辑:王婧祎,插画:阿符,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点开互联网社交平台,“宝宝”“嗯嗯”、感叹号、波浪线随处可见。情感浓烈,亲如一家,屏幕那头总像有一只热情高涨的兔子在蹦跶。
这种现象能对应一个名词,“文字讨好症”。这不是科学上可考的概念,而是互联网孕育的词汇,想表达的是一种语言习惯——在线上运用各表达手段,使自己看起来和蔼可亲、富有能量。具体表现可以是,绝不使用两个字的“哈哈”,这意味着敷衍,不够好笑,至少要打五个字以上,“哈哈哈哈哈”。也绝对不使用单个字的“嗯”,这是一种冷漠的回应,甚至带有不认同的意味,要表示自己已经了解了,至少应该使用“嗯嗯”。诸如此类,还有表情包的使用、句尾语气词的替换等招数,只要有心,就能无师自通。
情绪是人们与外界沟通时重要的坐标,作为一名资深的文字讨好症“患者”,我很好奇,这样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人们又是如何被改变的?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与几位病友展开了一场交流。
“病友”一:章雅雯
“礼仪小姐”
“辛苦xx填下这个表~非常感谢捏(亲亲表情)”,发送。这是章雅雯不知道第几次编辑这段话。她感觉自己像淘宝客服,但她只是一名上网课的大学生,正在完成老师交代的找同学填表的任务。
刚上大学,章雅雯已承受不住社交的重量。一天之内,除了上课的时间,她一直在不同的聊天窗口中切换。微信的红点总是点不完,不管来不来得及,有一件事情格外重要,句子后面不要忘记加一个“~”,保持语气的轻松,让新同学感受到自己的友好。
一次两次当然没什么,但每天数条消息,都要确保饱满的热情,章雅雯觉得极其疲惫。“文字讨好症”,脑中突然浮现出这个概念,她意识到自己正受苦于此。
章雅雯今年大二,去年大一刚开学时,她在家里上网课,不知道同学长什么样,也不了解他们的性格,大家只能在腾讯会议中盯着圆形的头像,在格子与格子之间认识彼此。开学初期是文字讨好症的高发时段,谁都想给同学留下好的第一印象。这段时间,章雅雯的朋友圈被新同学们频繁点赞,“宝贝好美!”哪怕不怎么聊天的人也生怕漏下评论。
学校也意识到了网课时期新生之间社交变弱的问题,因此为每个班都配备了助导,并不时安排同学完成任务,今天让这个同学去收全班的表,明天让那个同学去传个话,助推同学之间开展社交,至少要把微信都加上。
助导的用意固然有道理,但也无形之中加重了社交的成本。由于带着任务去“麻烦”别人,章雅雯需要让自己的姿态变得更低。“xx同学,你好呀!这边需要你完成xxx,辛苦你做一下~”这句话发送,迅速配用一个表情包。对面也能完全意会,发来“好滴好滴”,回一个表情包。
当交流主要在线上发生,相较面对面,信息传达的层次缺失,我们无法判断对方的表情、语气、意图,“即时通讯本身就想模拟线下见面,如果是线下交流,大家肯定是会给反应的,由于线上见不到面,所以就要用文字来填补这个情感空白。”我采访的一位专家这样解释“文字讨好症”的出现。
“这样发消息本身没错,像是一种礼貌,和对人微笑一样。”章雅雯说。文字对情绪的承载能力有限,如果能够用符号、表情包、拟声词来补全友好的语气,未尝不可。但是,“微笑一下是基本礼貌,但如果要像礼仪小姐一样一直不停地微笑,这就是一份另外的工作了。”
大一下学期,章雅雯回到了学校,住进宿舍的第一天,她就吃了一惊。
往舍友身边一站,舍友露出内向人独有的腼腆——“她竟然是个i人”。线上聊了一学期,章雅雯从未意识到这一点。她把舍友发的表情包分为“基础癫”和“超级癫”,刚认识的时候,舍友就不停在丢“基础癫”的表情包。她一直以为舍友是一个热情狂放,爱说笑话的女孩。
线上表情包不停,线下宿舍里一片寂静。章雅雯主动挑起话头,“要不要一起吃饭?”宿舍四个人才你一言我一语地聊起来。
线下生活给了章雅雯更多的信心。慢慢亲近起来后,再和同学聊天,她已经能填补出对方说出这句话的语气。由于彼此已经熟悉,她也不再担心由于文字表述不够友好就让别人误会,“因为我线下是一个友善的人”。她把微信名改为“嗯”,一个文字讨好症语境里绝不可能出现的字。
对于线上交流中的“文字讨好症”泛滥,章雅雯并不陌生。作为00后,她很早就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展现自己,发自己的照片,常有陌生网友在她的平台下留言。
翻开章雅雯的微博评论区,热情友好扑面而来。她的Plog(图片日常分享)微博下,文字讨好现象密集出现。“好美!”“都是小可爱(向往表情)”。章雅雯热情回复网友,“美女!(亲亲表情)”“你也是可爱~”
做博主给她提供了不少情绪价值,看到友好留言,无论是装的还是真心的,“虽然有很多评论,一看就是复制的,比如‘叼着花来看美女了!’这样的话术,但看了就是高兴。”可想而知,她也更乐于回复语气更好的评论。
“讨好”浓度更高的留言会得到更多的回复,这带来了恶性循环和文字的内卷,就好像只打两个“哈哈”,如果不加上“~”,就可能会被误认为冷漠。
诸如此类的文字情绪的通胀,导致的另一种结果是,“叠甲”。意思是,一句话说完,要跟好几个括号来解释,哪怕只是一句简单的表态,比如:
“我爱吃三分熟的牛排(我没有崇洋媚外的意思,只是单纯觉得牛排好吃)(我喜欢牛排,不代表我不喜欢红烧肉)(我不是说五分熟的不好)。”
章雅雯也举了个例子,抖音上有一个顶着灰太狼头像的网友Mortal,在一位深夜发视频的网友评论区留言,“温馨提示:再不睡觉头发就掉光光喽~”。不少人以为是恶评,让Mortal别管闲事。后来经过解释,网友才得知,灰太狼Mortal是一位癌症晚期病人,发这段话是想要表达自己的真心期望,希望大家能好好照顾自己。章雅雯说,哪怕Mortal发的话已经很善意,但在没有叠甲的情况下,网友对她的恶意仍然产生了。
“病友”二:张蓉
“把自己作为方法”
我注意到张蓉,是因为她与硕士生导师进行了一项有关“文字讨好症”的研究。而之所以选择这个课题,部分源自于她本人过去的经历。
没有读研之前,张蓉一直在广告公司上班,也就是说,她曾经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乙方。
乙方工作总是小心翼翼,字字斟酌,生怕得罪了客户。回想起过去,张蓉总想起一个个深夜,电脑屏幕发出荧光,她在八九个聊天框之间来回切换,一个字一个字地审查自己即将发出的文字,有没有表达清楚,语气够不够温和乖巧——权力的不平等,是滋生“文字讨好症”的又一大温床。
甲方在电脑那头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张蓉火上心头,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冲着电脑屏幕,痛斥甲方不做人,什么脏话都说了。骂累了,再缓缓坐下,在键盘上敲下,“好的呀,晚点修改~”。
要小心自己的语气,不能显得过于生硬,不然会让甲方认为自己有情绪。这是乙方公司的生存法则,线上如此,线下亦然。
张蓉对此深有体会。她做过一个线下活动策划,在物料全部敲定后,甲方又提出想要修改,时间迫在眉睫,张蓉一气之下没回复。
熬了几个通宵,活动结束后,张蓉和一位男经理坐在一边休息。突如其来地,甲方开始当面斥责她,认为张蓉在这次合作的过程中态度冷淡。她气得想反击,然而经验更丰富的经理却自然地接过话茬。他露出撒娇的语气,把手搭过去,放在甲方的鞋上。
这个场景给刚入行的张蓉带来极大的震撼。一米八几的中年壮汉,向一个娇小的年轻女孩求饶。而经理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地方——这就是乙方该做的,满足甲方的所有需求,包括承接住甲方愤怒的情绪。
张蓉逐渐意识到,在工作中“文字讨好”一下别人,其实是为自己省力的方法。有时候只是敲字多一个“~”,或者用打字联想出来的表情包回复对方,舒缓一下气氛,没有坏处。态度好一点,甲方也不太好意思打破体面,省得花精力去处理矛盾。
只是,忍受下来的情绪,最终都反噬到了自己身上。张蓉的健康逐渐出现了问题,内分泌严重失调,淋巴下面长满了痘痘。她开始频繁看中医,吃一个月中药要花一两千元。一度还出现了应激反应,畏惧回复消息,手机上只要弹出微信提醒,就“内心颤抖”。尽管她已经熟练运用文字讨好的技巧,灵活应对甲方的需求,但表演毕竟是违心的。过去每一个表演的瞬间,都像是创伤后遗症,留在了张蓉的身体里。她决定辞职离开,重新回到学校。
看到“文字讨好症”作为话题冲上了热搜,张蓉拿着手机找到了导师。导师有些疑惑,“怎么会有这种症呢?为什么要这样说话?”这与他的个人经验不符。导师是80年生人,“文字讨好症”对他来说算是个新东西,他不置可否,只说可以先去做调研。
张蓉访谈了二十来个“文字讨好症”患者。她发现,不少人和她共享同一种痛苦,有创伤应激、害怕微信提示音。还有人的“症状”是永远要做最后一个结束聊天的人。“就算我回了 ‘好的’ , 她还会 ‘嗯嗯’ 收尾。明明说了 ‘嗯嗯好的’ , 还是会发相同意思的表情包。”
一个在传统行业工作的朋友,为了迎合上级的语言习惯,灵活掌握体制内表情三大件:
张蓉笑着说,只要晚上看到她发消息带了这三个表情,我们就知道,哦,她又在加班。
“其实大家都在演。”哪怕大家一口一个“姐妹”“亲亲”“友友”,但电脑面前可能面无表情,哪怕是发了一连串的哈哈哈笑死,实则可能一点不觉得好笑。表演久了,人们也就不会把这种高情感浓度的文字当真。
在研究后,张蓉得出结论:情感倦怠是长期扮演后,人们产生的自我保护机制。表面的热情和实际的平静,这种落差会让人很不协调,给人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通俗点说,就是她当年没有对甲方发出去的火,其实没有真的消失不见,而是成为了她痛苦的源泉。
做“文字讨好症”的研究,张蓉觉得像一次心理咨询。二十几次访谈下来,她最大的感受是:“今天人人都是乙方”。
学生的调研让张蓉的导师也逐渐理解了这个现象,借由这个研究,导师也开始观察自己。
“按照最严格的界定,我是有文字讨好症的。”他又改口说,“但我不认为这就是文字讨好症,我没有刻意地讨好别人。”
他发来数张平时的微信截图,我对他所说的“严格界定”有了理解。作为中年人,他确实很少使用“哇”“啦”“嗷”“咩”等更显活泼的语气词,但他也开始频繁使用“嗯嗯”以取代“嗯”,“好嘞”以取代“好”,让自己显得更加平和。
“可能是出于某些社交压力,”这位导师更倾向这样理解自己的变化,当其他人都在更温和地说话的时候,他很难不适应新的语言习惯。
导师自认是乐得接受新鲜事物的人。“我们大学老师经常和学生在一起,也会接触年轻人的习惯。”他说,在学生们的影响下,不少老师也成了“表情包王者”。希望能够让对方感受到友好——最近他最常用的,是一只露出假笑的柴犬,下面配字“露出一个真心实意的笑容”。
“病友”三:王珂
当讨好症患者遇到非患者
王珂,文字讨好症重度患者,以熟练运用各种表情包、语气词制霸朋友圈,有一阵子甚至发展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我发一句,她发六句,热泪盈眶的机器猫表情包1个,意义不明的“哈哈哈”2条,剩下的三条文字,均以颜表情和感叹号开头。我已经习惯了要打包查看她回复的四五条消息,但最近,她突然极大压缩了回复数量,甚至偶尔发送微信自带表情“捂脸哭”,这在文字讨好症的范畴里算是大忌。
王珂告诉我,变化的原因是,她上班了。
上班第一天,她注册了一个新的微信号专门用于工作,本意想让领导加工作号,但不小心扫错了,加成了生活号。王珂攥着手机坐立不安,想跟领导说加另一个号,琢磨半天,也没说出口。
离开公司后,她在楼下转,来来回回二十分钟。本来第一天上班,有点兴奋,但王珂脑子里不住地蹦出这件事,太闹心了。下班的地铁上,她脚趾紧扣鞋垫,两个大拇指在屏幕上删了又打,试图找到一段最合适的措辞。在这期间,她不忘向几位要好的朋友实时更新心情动态:“崩溃”。
近一小时,王珂才从脑子里搓出了四行长消息,在结尾连续道歉三次,颇有迎接暴雨之势:“抱歉刚才用错号了aaa尖叫,实在对不起!麻烦您了!”。消息发送后,她还心有余悸,点开表情栏,又选中一个小猫哭泣表情包。发完立刻把手机扔到一旁,像丢掉一个手榴弹,她熄灭手机屏幕,静待炸弹爆炸时刻。
几分钟后,领导回了,“好的好的”——原来是个哑炮。
冷静下来,她意识到,这其实只是件小事,领导的回复也很正常。“我发现有些人是有事说事儿的,不会有太多的情绪在沟通里。”在工作的头半个月里,“哑炮式”回复频繁出现,王珂屡屡感到文化冲击,她花时间、精力编辑好一段五六排的文字,收到的回复是“ok”或“好的”。这些话像一瓢冷水浇到她头上。
她开始揣度,这些没有文字讨好症的人到底是怎么发消息的,“他们的良心不会痛吗?”再遇到领导发来的修改要求,她试着简明扼要地回复:“嗯,什么时候交呢?”第一次这样做,她有点紧张,控制不住地想发表情包,但领导只是简单地交代了剩下的事。她仿佛受到了鼓舞,乘胜追击,“ok”。发送罢,王珂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舒爽。
“这样的回复,确实很省时间。”编辑一长段委婉的消息、选择表情包,都需要消耗额外的时间和精力。如果只回复“好的”,一秒钟,简单明了。
王珂初尝甜头,逐渐开始使用新的沟通方式,只是改变并不彻底。她只能对非“患者”如此回复,面对本来就有文字讨好症的人,她狠不下心,担心别人和她之前一样受到伤害。“碰到说话很客气的人,我会比ta更客气。”
——“今天有空聊下不,四点之前。”对方是直白的说话方式。所以她回“可以,空的!中午?”用“中午?”替代了“中午行不行嘞?”
——“我大四下学期的时候实习也痛不欲生hhhh。”很明显,对方是“病友”。她回“平衡实在困难哈哈哈哈哈”,对方用hhhh,她也接上“哈哈哈哈”以示理解。
“想满足对方的期待,给对方提供ta需要的。”王珂向我坦白,她会不自觉地向对方的说话习惯靠拢,是希望给对方带来更好的对话体验。看来,不管文字上讨好还是不讨好,这种“见人下菜碟”的背后,本质上都是讨好。
从小到大,王珂几乎没和父母之外的人有过冲突,她很少反对,不怎么会拒绝,面对不喜欢的人,她也只是绕开。住在集体宿舍,王珂的舍友喜欢开三级大风入睡,而王珂的床正对空调口,冷风刮开床帘,吹得她头疼难耐,手指到脚趾几乎冻僵。她梦见自己在大雪里艰难行走,或者被人塞入冰柜。几周后,她忍无可忍,向舍友表达了她的态度,“能不能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要开三级风?”她讲到这里,我正准备拍手称快,她终于硬气了一回,谁知她继续说,“能不能麻烦你,开成一级风?”
此时,菜单正好送到桌上,我递给她。她将菜单旋转180度又推回给我,坚持让我做决定,我数次问她某菜行不行,“都行,看你。”每次都得到同样的答案。
“病友”四:我自己
一次失败的“戒断”实验
我是2000年出生,进入编辑部之前,我的朋友圈里很少有人发单字“嗯”或“好”,除非是生气了。我从十几年前开始在互联网上社交,在贴吧里开了个楼写同人文,每次更新都呼朋唤友,艾特数个ID,妈咪姐妹地叫。被艾特的人也都在楼里评论,“啾!窝来了owo!下次更是明天咩!”
在这样的网络环境中成长,对我来说,文字讨好症式的表达,才是常态。因此,在第一次收到年龄30+的编辑发来的“嗯”时,我倒吸一口冷气,想要尖叫了。我迅速切出和编辑的聊天框,转向一个同龄朋友,长按键盘上的A键,持续五秒,打出一屏幕的“啊”。朋友问,又在发什么疯。我说,编辑老师给我发了一个“嗯”。
五秒后,我收到了另一屏幕的“啊”。朋友连连盘问我,担心我干了什么鸡鸣狗盗之事。我们都疑心,是我哪里没做好,才让编辑如此愤怒。
事实上,此后相处日久,我才发现该编辑很少持有愤怒这种情绪。最接近的一次,是线上会议时听到她对自家的猫大喝——“下来!”。
消除了恐惧之后,再审视我和编辑的对话记录,我心生了另一种情绪:羡慕。我发送的表情包、“~”、句末的“呀哇嗷”,与编辑发送的“嗯”“收到”形成鲜明对比。每次结束对话,我看着屏幕上的来来回回,都觉得这是一次注定失败的江湖试剑。我拿着生锈的短剑,花拳绣腿,咬牙刺去,屡屡扑空;而编辑则内力浑厚,是淡然的大侠,无需拔剑,两手一推,战斗结束。
于是我擅自决定,我也要当一次大侠。
做出这个决定时,恰逢一次新的小组作业。组是临时凑的,除了两位同学,我与其他小组成员之间并不熟悉,我意识到,戒断脱敏的机会来了。从进入作业讨论群的第一天开始,我立起一个就事论事的人设——如无必要,绝不添加任何句末语气词或者表情包。在同组的同学纷纷表示友好,发了四五个表情包的时候,我直接跳过了这个流程,表明自己有两个待定的作业主题提议。
单刀直入的后果是,只有那两位原本与我相识的同学接我的话茬,其他同学并未与我在群中互动。我内心涌起一阵波澜,觉得自己显得不够友好。又转念一想,小组作业是为了完成作业,不需要建立社交关系。这个想法,有效地阻止了我接下来的大部分文字讨好冲动。
我很快形成了新的语言习惯,具体体现为,我开始使用此前从不使用的单字,比如“嗯”或“好”。老实说,在群内绝大多数人都使用各种语气词与符号的情况下,我在群里的简单发言,将一种权力感带进了身体里——似乎我才是那个被讨好的对象。洒脱之余,更多的是惶恐。我开始怀疑自己在言语霸凌其他人。
果不其然,我收到了一条私聊消息,“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半分愧疚,半分恼怒,我开始向该同学解释,说自己太忙,没办法在处理这么多事情的同时还要提供情绪价值。解释到后来,我愈发愠怒,简单说个话都不行。
最终关闭和该同学解释的聊天窗口,已经是半小时后。我疲惫地倒在床上,早知道就每一句话后面加上“~”了,哪还需要花这么多时间解释。但另一个声音又在反击,“我明明什么都没做错啊!”
这次小小的风波后,我再点开小组作业的讨论群,准备回消息,按回车键的小拇指却犹豫了。对着这行字,我最终还是点开了表情包一栏,第二行第三个,一只毛茸茸的兔子,发送。
我迅速合上电脑,把头埋进衣服里,悄悄想,大侠果真难当。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张蓉、王珂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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