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了创新能力的文明必将走向衰败，读《理性乐观派: 一部人类经济进步史》

没错，但为什么呢？为什么是我们，而不是虎鲸呢？人类的文化存在演进，这个说法并不新鲜，也没太多的帮助。光是模仿和学习不足以解释人类为什么会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开始变化，不管人们对其展开了多么灵活多样的不懈实践。还必须有点别的什么东西，人类有、虎鲸却没有的东西。我认为答案是：在人类历史的某个时刻，思想观念开始接触、交配、互相结合。

请让我来解释一下。性交带来了累积型的生理进化，因为它把不同个体的基因融合到了一起。故此，一种生物身上出现的突变，可以跟另一生物出现的突变结合起来。最贴切的类比来自细菌，它们可以交换不在同一时间复制的基因，故此，它们能够获得来自其他物种对抗生素的免疫力。如果不是几十亿年前微生物开始交换基因，动物不通过性交继续交换基因，所有构造出了眼睛的基因就不可能同时汇聚在单独的一只动物身上，构造成腿、神经或大脑的基因亦然。每一种突变都会孤立地留存在自己的血统之内，发现不了协同配合的乐趣。用卡通片的方式想想看，一条鱼进化出了原始的肺，另一条鱼进化出了原始的四肢，可两者都不可能爬上陆地。内在式进化无须性交亦可出现，但它的速度要慢得多。

文化也是一样。如果文化只包括学习他人的习惯，那它很快就会陷入停滞。文化要转入累积，思想必须互相接触、互相交配。“交流思想”是老生常谈了，但却在无意之间带来了强大的繁衍力。法国分子生物学家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eois Jacob)说过：“创造就是重组。”设想一下这样的场景：发明铁轨的人和发明火车头的人永远不能相遇，没办法互相交谈，哪怕通过第三方也不行，事情会变成什么样呢？再想想，纸张跟印刷媒体、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煤炭和涡轮机、铜和锡、车轮和钢铁、软件和硬件，这些东西的发明者们也彼此孤立，结果又会怎么样呢？我以为，在人类史前时代的某个时点上，有大体积大脑、有文化、会学习的人类头一回开始彼此交换东西，而一旦他们开始这么做，文化就突然累积起来了，人类经济“进步”的迅猛试验也随之拉开了序幕。交换和交流之于文化演进，正如性交之于生物演进。

通过交换，人类发现了“劳动分工”，也即出于互利的目的，将努力和天赋加以专业化。起初，这看似是件不起眼的事情，要是灵长动物学家们能开着时光机器回到它刚开始的那一刻，肯定会把它忽略掉的。较之人类的生态、层级结构和迷信行为，它显得没意思多了。但一些猿人通过互相交换食物、交换工具，让参与交换的双方都获得了好处，于是，它们双方也都变得更热衷于专业化了。

专业化鼓励创新，因为它鼓励人投人时间创造出能制造工具的工具。专业化节省时间，带来了繁荣，因为节省的时间跟劳动的分工是成正比的。人类在消费上越是多元化，在生产上越是多元化，他们的交换就越多，生活就过得越好。更妙的消息是，这一过程没有必然的终结之日。越来越多的人投入了劳动的全球分工，越来越多的人专攻主业，我们就会变得越富裕。此外，顺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们没有理由解决不了困扰我们的各种问题，比如经济崩溃、人口爆炸、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贫穷、艾滋病、抑郁症和肥胖症。解决它们当然不会太轻松，但却是完全可能实现的，很可能，到本书出版后的一个世纪，也就是2110年，人类的日子变得比今天好过得多，我们所栖居的地球生态也会变得比现在好得多。这本书鼓励人们去拥抱变革，保持理性乐观的态度，并为了改善人类及其栖居的世界而奋斗。

有人会说，我不过是在重复亚当·斯密1776年就说过的话罢了，但从亚当·斯密的年代至今，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不断改变、挑战、调整和深化着他的观点。比方说，他无法意识到自己生活在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我的个人天赋恐怕难与亚当·斯密比肩，但我相较于他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我可以读他的书。打从斯密的书问世，他的见解就在跟其他人的见解进行交配。

此外，对于文化动荡变革的问题，很少有人认真想过，为此，我常常感到十分惊讶。我发现，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人觉得，自己对他人的依赖正越变越少，自给自足的生活会更舒服，技术进步没有给生活标准带来进步，世界正稳步走向恶化，事物和观念的交换很多余、无足轻重。我还发现，就如何定义“繁荣”、繁荣为什么会出现在人类这个物种之间，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好在我并不是经济学家)竟然漠不关心。所以，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写了这本书。

我是在一个史无前例的经济悲观主义弥漫的时期动笔的。世界经济体系踉踉跄跄地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庞大的债务泡沫破灭了，世界贸易在萎缩，全世界的失业率猛涨，出口急剧下降。前景看来委实暗淡，一些国家的政府正计划进一步扩大本来就够可观的公共债务，哪怕此举有可能损害下一代的繁荣发展。最叫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是北岩银行的非执行董事长。这家银行是诸多在金融危机中出现流动性短缺的银行之一，我跟这场灾难脱不了关系。这本书不是要谈什么危机经历(根据我在银行的受聘条件，我是不能写这个的)，但这段经历让我对资本和资产市场产生了不信任情绪，虽然我仍热情地支持商品和服务市场。要是我早一点知道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和同事们在实验室里做的实验就好了。这些实验早已证实，提供直接消费的商品和服务(比如理发和汉堡)，市场运作极其有效，要想不让它们高效运作、不让它们创新，反倒是件难事。而资本市场容易产生泡沫，会自动崩盘，要把它们设计得能正常运作起来就很困难了。投机、盲目从众、非理性乐观、寻租和欺诈的诱惑驱动市场暴涨暴跌——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对资本市场谨慎监管的原因。我个人是一直支持对资本市场谨慎监管的。(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不需要太多监管。)但政府(尤其是美国)的住房和货币政策使得21世纪出现的这场泡沫比历史上大多数的泡沫都更糟糕，出于政策原因，美国人为地操纵廉价资金涌向恶性风险，涌向资本市场中间商的钱袋。出现这场危机，政治原因和经济原因至少各占一半，这是为什么我同样不太信任政府的原因。

(本着完全公开的原则，我在这里必须指出：多年来，我除了效力于银行业，还从事过科学研究、物种保护、新闻、农耕、煤炭开采、风险投资和商业房产等行业，也从这些行业里得过利：我的经历很可能影响了我在本书中对这些部门的看法。毫无疑问，我也是通过个人经历才对这些部门有所了解，但我绝对没有收了别人的钱才来宣传哪一种特定的观点。)

理性的乐观主义者认为，由于商品、服务和观念的市场能够有效运作，人类得以相互交换，为了所有人的福祉诚实地专攻主业，世界最终必将克服当前的危机。所以，本书并不会对所有的市场一味赞美或一味谴责，它旨在解释为什么交换和专业化的市场过程比许多人想象中的历史更为悠久，也更为公平，同时，也就我们为什么可以对人类的未来保持乐观态度给出了很多原因。归根结底，本书探讨了改变能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我发现，我的立场与各个政治派别都存在很大的分歧：蓝色阵营不喜欢文化变革，红色阵营不喜欢经济变革，绿色阵营不喜欢技术变革。

我是一个理性的乐观派。理性，是因为我的乐观态度并不来自天生的气质或本能，而是靠考察证据。通过本书之后的内容，我希望也能把你变成一个理性的乐观派。首先，我需要在这样一点上说服你：人类的进步，总的来说是一件好事，尽管总有这样那样的理由可以抱怨，但眼下的世界，哪怕处在一场严重的经济萧条当中，也跟历史上普通人生活的世界一样好。因为有了商业贸易，眼下的世界比从前更富裕、更健康、更友善。之后，我想解释一下世界为什么变成了这样，是怎样变成这样的。最后，我希望带各位看一看，它能不能继续走向进步，变得更好。

对于市场经济和自发秩序，有许多人或者是缺乏理解，或者是缺乏信心。有经济学家就曾说过：自发秩序就是等死。还有人说，市场经济不能靠自己来维持，只能靠政府施加的外力来维持，因为封闭系统如果没有外界的能量输入，必然会变得越来越无序。 

 

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没有意识到：如果市场是个封闭系统，那么由市场和政府组成的系统同样是个封闭系统，同样会变得越来越无序。在市场外面加上一个政府并不能解决问题。 

 

那么，经济体系和人类文明如何才能摆脱这一衰败的命运？首先，文明之间必须彼此交流。文明在交流中进步，缺乏交流的封闭文明只会走向衰败。与其他文明的交流能够提供文明发展进步所需的“能量输入”。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的衰落，其原因可能就在于过早地建立了大一统帝国，而且远离世界文明的中心地带，与其他文明缺乏交流。其结果是文明不但没有进步，而且连已有的文明成果都在逐渐失去。失去的文明成果比得到的多，结果就是出土文物一代不如一代。最近有个说法是“防范国际敌对势力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渗透”，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这一努力取得了成功，那么今后的人们在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文物时，大概也会发出“一代不如一代”的感慨。 

 

肯定还有人会说，虽然文明之间可以彼此交流来获取能量，但是整个地球上的人类文明依然是一个封闭系统，如此说来，人类文明仍然会走向衰败？ 

 

虽然我们暂时还无法与外星人进行交流，但是我们可以不断扩大自己的疆域，从外界获得能量。在以往的时代，疆土扩张总是能够缓解本土的人口压力和社会矛盾。今天虽然地球上的土地已经基本瓜分完毕，我们暂时也无法殖民月球和火星，但是我们仍然有新的疆域可供开发，例如开发新的资源、创造新的产品、开辟新的市场、采用新的生产或组织方式等等，这也就是熊彼特所说的创新。 

 

创新能够给经济体系和人类文明带来前所未有的新因素，从而为系统输入能量，使系统摆脱封闭系统必然走向衰落的命运，使自发秩序摆脱“等死”的命运，向着越来越有序的方向发展。 

 

但是创新也需要有利于创新的制度。这种制度不仅需要保障言论自由，让人们能够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彼此交流，还需要保障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因为只有这样，个人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行动和责任空间，才能自由地探索试错并承担其后果。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分散风险，既能避免某种创新给整个社会带来灭顶之灾，又能避免社会为了防止这种灾难发生而压制一切创新。（卡尔•波普把这种每个人都面临选择的社会叫做开放社会。）这种制度既是自发秩序演进的结果，同时又有利于自发秩序向着更加有序的方向发展。市场经济和自由制度有利于创新，同时市场经济和自由制度也只有在不断创新的情况下才能得以维持。政府无法让“资本主义”摆脱危机，只有不断创新才能让“资本主义”摆脱危机。 

 

相反，如果我们自认为掌握了宇宙的终极真理，从此不再有创新的可能，那么自由就死了。这就是为什么柏拉图及其他一切乌托邦主义者所设想的完美乌托邦都只有衰败一条路可走。 

 

这一点正是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的错误所在：市场是一个动态开放、不断创新的系统，完全竞争和均衡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对市场来说，均衡即死亡。 

 

这一点也是马克思的错误所在：一个缺乏创新的封闭市场确实会使资本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但一个不断创新的开放市场则永远也不会如此。开放的市场中永远不会缺少初出茅庐但野心勃勃的冒险家向那些体型庞大但行动迟缓的企业巨头提出挑战，而后者只要稍有不慎，就会在竞争中败下阵来。而在马克思的学生们所建立的“理想社会”中，缺乏创新能力和权力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是相辅相成的。 

 

最后，这也是很多悲观主义的“预言家”的错误所在：他们永远都在假设：假如事情像现在这样发展下去，未来将会如何如何（例如，石油将会用完，人口将会越来越多粮食将会不够吃，二氧化碳排放将会越来越多，等等）。但是关于未来，我们唯一能够肯定的一点就是：只要人类能够继续保持创新能力，未来就不会和现在一样。如果未来和现在一样，这只能意味着人类失去了创新能力，而失去了创新能力的文明走向衰败是毫不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