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圣火的下一步，上月球？

或许有的朋友会有一点“失望”，巴黎人，最终没有把埃菲尔铁塔给“点”了。

北京时间7月27日凌晨，在巴黎大雨的洗礼下，在齐达内、纳达尔、小威等一众体育偶像以及在世最年长的百岁奥运冠军的护佑下，在埃菲尔铁塔璀璨光束的照耀下，在席琳·迪翁令人动容的“天籁之音”的加持下，承载着奥运圣火的热气球从杜乐丽花园的中央冉冉升起，点亮整座“光之城”，也宣告着为期16天的奥运盛事的开始。

巴黎奥运圣火点燃瞬间。图源：国际奥委会

还是要感谢巴黎，虽然用埃菲尔铁塔做了圣火台的“障眼法”，但他们的确为世界献上了一次法国历史、巴黎风情与流行文化交相辉映的大秀，一次完全融入城市面貌的开幕式，让我们发现原来摆脱体育场的环境限制不仅不是“大逆不道”，甚至更加让奥运实现了“不止于体育”的愿景。

事实上，就在巴黎奥运开幕前夕，国际奥委会第142次全体会议已正式对《奥林匹克宪章》作出修订，将第55条所规定的“每届赛事的奥组委负责在开幕式期间将奥林匹克圣火带入奥林匹克体育场”修改为“带入开幕式场地”，以“允许开幕式和圣火装置拥有更大的灵活性”。

国际奥委会已批准对《奥林匹克宪章》的修订。

那么现在，巴黎已经为后来者打了个样，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在肉眼可见的未来，主圣火台在米兰大教堂点燃、在时代广场点燃、在悉尼歌剧院点燃，以及真正在埃菲尔铁塔点燃。甚至于，早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圣火传递中，火炬就已经上过太空了。有朝一日，奥运圣火上月球，谁说不可以！

成为杂志封面

当然，“奥运圣火上月球，总共分几步”这个话题现阶段还只是个畅想，我们首先想聊一聊，点燃奥运圣火是怎么成为每届奥运会的超级爆点的。

在国际奥委会官方有明确照片证据的记载里，“在体育场设置主圣火台”的概念起源于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当时，奥组委在一座名为“马拉松塔”的建筑上架了一口大锅点火，以此向方圆几公里的人们昭示奥运会正在这里举办。奥运会主圣火台的英文cauldron（直译即“大锅”）便由此而来。这个故事也说明了奥运圣火的象征意义，圣火燃起就是“奥运时间”，全人类都要和平、包容、分享与欢庆。

1928年奥运会的圣火象征着奥运时间。图源：国际奥委会

但事实上，一份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主体育场设计师的手稿和那届奥运会的一款参赛证书似乎证明，早在当年，“奥运之火”就曾在主体育场燃起。虽然这些零散的手绘无法成为现代奥运圣火历史奠基的铁证，但却反映了圣火能够成为媒体流量核心的底层逻辑——丰富的视觉信息。

1912年奥运会主体育场的设计手稿。图源：Journal of Olympic History

不妨就拿体育杂志选取奥运封面的思路来说明：首先，要有让人一眼就能识别的奥运强关联性；其次，要是重大的节点性时刻；第三，要包含尽可能多的奥运场景；最后，要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试问，还有什么，是比“在奥运开幕式上、在各国运动员和观众的万人瞩目中、点燃象征和平与希望的熊熊大火”更好的瞬间呢？

这也是为什么，无论媒体在“平面时代--广播时代--电视时代--移动时代”的发展历程中如何流变颠覆，奥运圣火的魅力总能不降反升。

各届奥组委在造型和创意上的比拼，更让圣火登上了奥运会图像传播的“王座”。都不用提伦敦奥运和里约奥运主火炬台等公认的艺术佳作，就连开幕式本身令人无语的东京奥运会，主火炬台那朵白色的“希望之花”也堪称令人赞叹的设计，自此成为无数媒体的头条图片。

你当然不会忘记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水中火”奇观。事实上，当身为澳洲原住民的火炬手凯茜·弗里曼（Cathy Freeman）将环状火炬台点燃后，火炬台是应该直接沿着机械轨道升起到体育场顶端的。但由于通信故障，火炬台在弗里曼的头顶悬停了足足3分钟才开始抬升。

然而恰恰是这个失误，让弗里曼、燃烧的圣火台以及落下的水幕在阴差阳错中成就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经典就此永恒。

2000年悉尼奥运会“水火相融”。图源：澳大利亚新闻社

自然，还有在1992年夏夜的巴塞罗那，那支由残疾人射箭运动员安东尼奥·里波洛（Antonio Rebollo）射出的划破夜空的长箭。作为冷战结束后的第一届奥运会，人的意志、人的力量、人的情感都在这次击发中得到了完美的展现。甚至可以说，点燃奥运圣火的意义在1992年的这场开幕式得到了新的升华。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长弓射日”。

讲故事

其实换个角度来说，国际奥委会放宽对奥运会开幕式及主圣火台的场地限制，也有几分鼓励更多创意的意味在其中。毕竟，在经历了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几届视觉设计与想象力并重的点火仪式后，在不放开条件的情况下，真的很难再有什么令人拍案叫绝的灵感了。

但没有好创意并不代表没有好故事可讲，某种意义上，所谓“仪式感”，不就是把一件简单的事赋予独特的意义吗？

而对于点火这个行为，最重要的始终是人，人才是万物的尺度。百年传承，圣火早已内化为奥运精神与文化的一部分，火炬手点燃的远不止形式上的火，更是每一段历史周期里人类共同的期盼和希冀。点火，正是通过视觉化的仪式，将人们的“情感公约数”外显到最大，把所有人投射在圣火上的情绪彻底点燃。

因此，纵使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圣火台设计和点火创意本身平平无奇，但当拳王阿里撑着被阿尔兹海默症侵袭的病体，双手颤抖却依然坚定地点火时，这份百折不挠的精神依然让此次点火进入了历史最佳序列。

不得不提的还有1964年东京奥运会，点燃主圣火台的火炬手坂井义则，正是在广岛原子弹大轰炸当天出生的广岛人。选择他担任这最重要的使命，象征着日本在战后的“重生”。

到了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最终的点火手则历史性地选择了来自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大洋洲的5位运动员，也标志着奥运五环对于人类大团结的引领。

而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自1948年以来英国的全部260余位奥运奖牌获得者共同见证了7位不满20岁的英国体育人完成点火，“激励一代人”的口号在“火树银花”的照耀之下变得如此生动可感。

在为点火者增加故事和意义的层面，中国也已经进入next level了。去年杭州亚运会上，由上亿参与线上活动的普通人共同造就的“数字人火炬手”，虽然只是一个巨型视效，但却足以让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狠狠获得了参与感，连向来忽视亚运会的西方媒体也禁不住对此做了报道。中国式点火，又一次震撼世界。

玩出花样

如果把视角从点火现场拉开，在圣火的“生命周期”里，还有哪里可以玩些花样出来？——传递。

1936年柏林奥运会是现代第一届策划了火炬传递活动的奥运，当届赛事总负责人、德国体育学家卡尔·迪姆（Carl Diem）的思路言简意赅：通过一种物理的形式，让主办国和古希腊产生强烈的关联和传承关系——这一框架自此沿袭至今。

事实上，在开幕式的前几个月，当届奥运的圣火就要在希腊完成采集。采火与开幕式的间隔时间可长可短，恰恰取决于东道主打算把圣火传递搞成什么规模。

比如本届奥运会，采火仪式4月中旬才办，离开幕式只剩3个月。而2008年北京奥运会，由于圣火安排了全球传递，甚至还要上珠峰，所以提前5个月就采好了。

没错，对于圣火传递路线来说，想要引发全球人民的关注，就得有“圣火攀上地球之巅”这样的噱头。在东道主国的各个行政区完整转一圈已经是最最基础的“起手式”了，要想出圈，上名山、下大川、走名胜、闯地标都是少不了的，某种意义上，视觉媒体时代的火炬路线设计跟网红打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本届奥运会，从卢瓦尔河谷中最大的中世纪城堡香波堡，到连接海岛的“潮汐公路”格伊斯走廊；从骑马行过诺曼底的海滩，到徒手攀上阿尔卑斯山脉的南针峰顶，整个法国境内的著名打卡地，通通是橘红圣火的背景板。一言以蔽之，照片拍得美，流量不用愁。

火炬传递，突出一个“传”字。所以除了地标打卡，奥组委们也在“如何传递”上绞尽了脑汁。从还原历史进程的游泳、骆驼、独木舟、帆船，到代表当代科技的地铁、飞机、潜水器、机器人，甚至于，火炬连太空都上去过3次了。

今年的巴黎残奥会，巴黎残奥委还要整个大活。由于残奥会圣火需要首先在残奥运动发源地英国小镇斯托克·曼德维尔（Stoke Mandeville）采集，巴黎残奥委将有史以来第一次让圣火完整穿过英法海底隧道，而且全程徒步、不坐欧洲之星。

最有趣的一次传递，发生在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当圣火到达雅典后，一个热敏传感器将火焰转化成电脉冲信号，在几秒之后就触发了远在地球另一端的渥太华的激光发射器，圣火就此燃起。

1976年奥运会火炬电信号传递示意及信号收发器。图源：Philip Barker

可以说，每个奥运年圣火传递的“新花样”，是对历史的铭刻、是对科技的展示、更是对文明的礼赞。

谈谈商业？

面对这个星球最盛大的体育赛事里最重要的文化活动，我们也并不想看到圣火被沾染上太多“铜臭味儿”。事实上，国际奥委会也始终对于奥林匹克的纯洁性保留着最起码的坚持，不允许圣火被太多利益介入和影响。

不过必须承认的是，当代社会生活的运转已不可能完全脱离商业，因此，在现行模式下，奥运圣火仪式中总归会留有一些商业的“缝隙”。

首先就是燃料。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奥运圣火的燃料就是普通的固态或液体可燃物，比如汽油、煤油、火药、硫磺等，由于火焰的视觉效果往往不够醒目，很多组委会还会特意在燃料中加入制烟剂。

从70年代开始，丙烷、丁烷等可燃气体逐渐成为主流，它们价格低廉、相对安全，燃烧时发出的明黄色火焰更加美观，且燃烧后产物除了水和二氧化碳不会产生其它污染成分。直到2018年平昌冬奥会，以丙烷为代表的可燃气体可谓统治了奥运30多年。

而当减碳成为绿色奥运的新议题，燃烧只生成水的氢气就接过了圣火的使命。东京奥运会作为首届使用氢气作为燃料的奥运会也讲了一个好故事：氢气是由当年东日本大地震中受灾最严重的福岛县的新建工厂生产的。

“微火不微”的北京冬奥同样使用了氢气，但不点火的方式也提出了“如何通过装置向火炬供输氢气”的难题。最终，在航天科技集团六院11所（京）的牵头研制下，可迅速装卸且能够稳定输气的圣火台闪耀世界。开幕式上的氢气燃料来自中国石化集团燕山石化，而延庆和张家口赛区等分会场的圣火台燃料则使用了中石油自主研发的“绿氢”，几大央企的科研实力，借着北京冬奥小露了一手。

亚运会的商业化场景限制比奥运会要宽松许多，杭州亚运会就给出了圣火燃料商业化的最新案例。其圣火台使用的将废碳回收合成而来的“零碳甲醇”，不仅拿下了全球首创的名号，也让官方合作伙伴吉利获得了除汽车场景以外的展示机会，在后续的宣传中斩获好评无数。

其次是装置。圣火台的设计一般由当届奥组委和开幕式团队定向邀约国内外的顶级设计公司执行，直到开幕式当晚才会露出真容。不过亮相之后，静等各路媒体的专访即可，设计师们也乐得用奥运圣火台为自己的业务能力背书。

而圣火台最大的商业价值，往往是以“特许商品”的形式实现的，比如官方制作的明信片、邮品以及装饰摆件。作为每届奥运会最具标识度和稀缺性的装置，圣火台的审美意义不言而喻。北京冬奥会期间，带有“大雪花+银丝带”的特许商品无论价格上架即脱销，充分说明了消费者对于圣火台的宠爱有加。

最后是火炬。作为圣火“生命历程”中最主要的载体，火炬本身巨大的使用量就意味着其背后的商业属性不可忽视。事实上，每届奥运会基本都会选择一家乃至多家本土龙头企业担任火炬的制造商，并将它们纳入到当届的赞助序列之中。

1936年首次圣火传递的4000多支火炬，就是由德国工业巨头克虏伯集团生产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国产品牌华帝则成为了奥运史上第一家燃气具类别的供应商。此后，中国石化、丰田汽车、安赛乐米塔尔（国际钢铁集团）等多家著名企业也在不同时间担当过火炬量产的重要使命。

随着每届传递人数的增多以及曾经的备用火炬不断流入市场，火炬的二手收藏也在近些年成为了一个小众但升值空间颇高的门类。一支品相上佳或者市面罕见的火炬已经动辄可以买到几十万美金。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总共只做了22棒火炬，成交均价88万美元；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的马术项目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举办，因此也在当地进行了只有5棒的传递，后来，其中一支在拍卖中以41.25万美元的价格落槌。

尾声

至此，用了5千字，我们将奥运圣火——这个人类体育史上最重要的文化仪式活动进行了拆解，希望给读到这里的朋友带来一些收获。

本届巴黎奥运会，有一个趋势已经愈发明显，那就是对赛事本身的“包装”正在摆脱体育的局限。无论是沿塞纳河顺流而下的开幕式，还是各种嵌入城市场景的比赛场地，都给奥运乃至体育大赛在今后“营销自己”开拓了新的思路。而这其中，最具有“视觉奇观”效应，最能讲故事、玩花样的奥运圣火，无疑将成为所有人追逐的新焦点，给奥运玩法带来新可能。

最后，回到文章开头的那个问题：有朝一日，奥运圣火上月球，没什么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