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松子酒和电视肥皂剧

媒介或者关键技术吸收闲暇，却只会产生很少的实际结果。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胡泳（ID：beingdigital），作者：胡泳，头图来源：unsplash

杜松子酒：工业社会的应对机制

一位英国历史学家认为，在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关键的技术是杜松子酒。

十八世纪二十年代，伦敦忙着把自己灌醉。整个城市都陷入了对杜松子酒的狂热之中，这种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被那些从农村来城市找工作的人所推动的。

威廉·霍加斯的讽刺版画《Gin Lane》创作于1751年，重现了当时伦敦酗酒成风、酒鬼遍地的场面

杜松子酒具有不少吸引人的特质：酿造它的谷物在当地就能买到；它的包装比啤酒更有型；它比进口葡萄酒便宜得多。因此杜松子酒成为了这些深深地忍受着新的城市生活压力的新兴人群的一种麻醉剂。

卖杜松子酒的手推车在伦敦街头到处可见；如果你买不起一整杯的话，你可以买一块被酒浸泡过的抹布；如果你醉了，需要睡一觉来解酒，会有价格低廉的小旅馆按钟点出租草席供你休息，而这门生意也相当兴旺。

对于那些突然陷入一种陌生而又缺乏人情味的生活的人们来说，杜松子酒就像一种社会润滑剂，使他们不至于彻底崩溃。杜松子酒能让它的消费者一点一点地崩溃。这是一种城市规模的集体性酗酒。

人们为什么会喝杜松子酒并不难理解。它兼具口感好与容易让人喝醉两种特点，是一种迷人的混合物。在工业社会早年间，饮用杜松子酒为一起涌入城市、尤其集中在伦敦的人群提供了一种应对机制。工业化让伦敦成为人口流入最多的城市。从十七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中叶，伦敦人口的增幅是英格兰全境人口增幅的2.5倍；到1750年，每十个英格兰人中就有一个住在伦敦，这个比例在一个世纪以前只有1/25。从农村到城市生活的转变是如此突然、如此痛苦，社会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让一代人陷入昏迷状态。

在十八世纪初，杜松子酒的消费突飞猛进，远远超过啤酒和葡萄酒。这导致英格兰的权贵们对他们在伦敦街头所看到的景象愈来愈警觉了。人口数量以一种史无前例的速率增长，可以预见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生活环境、公共卫生以及各种犯罪问题的不断滋长。尤其让他们感到不安的是，伦敦的妇女也开始沉溺于醉酒，她们经常聚在那些有男有女的杜松子酒廊里。

大量人口的涌入引发了权贵们的担忧，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就是一种体现。该书提出人口增长有超过食物增长速度的趋势，因此要通过战争、瘟疫、晚婚等手段消灭社会下层

工业化不仅创造了新的工作方式，还创造了新的生活方式，因为人口重置破坏了乡村生活所共有的古老习惯，而大量人口涌入也使新的人口密度破坏了旧有的城市生活模式。为了恢复工业化前的社会规范，英国议会开始查封杜松子酒。从十八世纪二十年代晚期开始，此后历经三十余年，议会通过了一条又一条法律来禁止生产、消费和销售杜松子酒。

委婉地说，这种策略没有见效，结果却演变成一场长达三十年之久的猫捉老鼠游戏，往往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议会禁止“调味烈酒”，于是乎酿酒商便不再在酒浆中加入杜松子。销售杜松子酒被宣布为非法，于是妇女们便将卖酒用的酒瓶藏匿在她们的裙子底下。还有一些深具企业家精神的小贩创造了一种名叫“喵咪咪”的橱柜，它被放置在街边，顾客可以随意接近。如果顾客知道密码，把钱交给里面的卖主，就能买到一小杯杜松子酒。

顾客通过密码与卖主接头成功后，能从管子里接一杯杜松子酒，在某种意义上“喵咪咪”橱柜可以说是自动贩卖机的鼻祖

平息这种狂热的并不是任何一套法律。杜松子酒的消费被视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然而事实上它只是反映了一个真正的问题——戏剧性的社会变革以及旧有城市模式在适应这种变化时表现出的乏力。帮助平息对杜松子酒的狂热的，是一场社会重建，它围绕着伦敦令人难以置信的社会密度而展开，为的是改变由此带来的新的城市问题。正是这种重建，将伦敦变成了举世公认的最早一批现代城市之一。

当我们谈论起“工业化社会”时，我们所说的很多制度事实上都是应工业化的环境而生。互助型社会使除开家族和宗教关系外的人们也能共同处理风险。集中的人口促使咖啡馆以及餐馆遍地开花。政党也开始招募城市的穷人并将响应他们的人提名为候选人。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大面积的绿地公园，日益广泛的儿童教育，完备的医疗体系，甚至一个城市的下水道，只有在城市密度不再被视为危机，而被当作一个事实甚至机会时，才会出现上述这些城市居民今天习以为常并且喜爱的东西。

造成杜松子酒大量消费的原因，有一半是人们想通过麻痹自己来抵御对城市生活的恐惧，而这种消费开始回落，是因为新的社会结构减轻了这样的恐惧。人口数量和社会总财富的增长使创造新的社会制度成为可能；和丧失理智的群众不同，新社会的建筑师们察觉到，聚集在一起的人们也可能是一项资产，这项资产可以在精心设计的情况下善加利用。只有到了这时，人们才真正开始了今天与工业革命联系在一起的那些体制结构。

肥皂剧：自由时间的消耗工具

依此推理，如果要选择20世纪的关键技术，即那种如果缺失就会导致社会运转的轮子脱落下来的社会润滑剂，克莱·舍基认为非电视肥皂剧莫属。战后的美国，伴随着人均GDP的上升和城市化发展，人口发生重大变化，出现了农村人口流失、郊区人口密度增长的趋势，辅以在几乎所有人群中都不断上升的教育程度以及预期生命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一周工作五天、很多女性呆在家里不工作，致使社会第一次逼迫大量公民管理他们之前从未管理过的东西——空闲时间。

在这样的过程中，20世纪的“杜松子酒”，一种饱受批评却能让人们在从一个社会转变为另一个社会时放轻松的润滑剂，就是电视剧以及电视上播出的娱乐节目——它们侵吞了发达社会公民的大量自由时间。

克莱·舍基在其专著《认知盈余》中提出美国人一年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大约2 000亿个小时，而这几乎是2000个维基百科项目每年所需要的时间

人们有太多有待消磨的自由时间，但能消磨这些时间的趣事却又太少，以至于每个发达国家的公民都开始看电视，好像这是一种义务似的。很快看电视就消耗掉了人们最大部分的自由时间：全世界的人平均每周花多于20个小时在电视上。在媒介史上，当时只有广播.....并且很多时候，收听广播都伴随着其他活动，比如工作或旅行。而通常情况下，对大多数人来讲，看电视就是他们在从事的活动。因为电视同时调动视觉和听觉，甚至只是稍微关注一下的人都会挪不开步子。作为消费的先决条件，电视把人们粘在了椅子和沙发上。

《豪门恩怨》，80年代美国黄金时段肥皂剧

肥皂剧就是20世纪的杜松子酒。回顾饮用杜松子酒的例子，不难解释为什么人们会看电视节目——它提供麻醉。电视和杜松子酒一样，让人一点一点崩溃。毒理学家会说：“过量成毒药。”适量摄入酒精和咖啡因都没问题，一旦过量即会致命。同样，电视的问题也不在于节目的内容，而在于节目的量：对于个人以及整个文化的影响都取决于量。

所以看电视的人的问题在于，他们不仅收看好节目和烂节目，其实他们什么都看。人们往往在关心当时正在播放什么节目之前就决定要看电视。所以关键并不在于我们看什么，而在于我们会看电视这个行为本身，就像麦克卢汉说的，“媒介即讯息”。

这并不是美国独有的情况。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任何一个GDP持续增长的国家都无一例外地面临人类事务的重新排序；整个发达社会做得最多的三件事分别是工作、睡觉和看电视。尽管已经有相当的证据表示看电视过多是造成人们不快乐的来源，但现实依然如故。2007年，在由《经济心理学杂志》发起的一项名为《看电视让我们变快乐了吗？》的研究中，行为经济学家布鲁诺·弗雷、克里斯廷·贝尼希和阿洛伊斯·斯塔策断定，不仅不快乐的人群比快乐的人群看更多电视，而且看电视会把其他活动推到一边。这些活动做不到即刻愉悦人心，但却能提供长久的满足感。

比如，花过多时间来看电视和不断增长的物质欲以及焦虑感存在着联系：电视在提高人们的实利主义和物欲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因而能导致个体低估人际关系给生活带来满足感的相对重要性，也因此导致人们过多地从事产生收益的活动而对关系活动投入不足。将“对关系活动投入不足”这句干巴巴的经济学术语译成通俗语言，就是指花很少时间来陪朋友和家人。正是由于看太多的电视使我们将更多的精力转变到物质满足上，因此花在社交方面的时间就减少了。

不用说，久看电视对身体是有危害的，所以我们有“沙发土豆”这样的贬义词。电视对人的精神损害更不用说，近半个世纪以来，媒介批评家们面对电视给社会带来的影响不断地绞着他们的双手，连手掌心都快搓破了。从牛顿·迈诺称电视为“茫茫荒原”（vast wasteland）的著名论述，到“傻瓜盒子”（idiot box）或“蠢材显像管”（boob tube）等绰号，再到罗尔德·达尔在《查理和巧克力工厂》中对痴迷于电视的迈克·蒂维的缺德描述。尽管说了那么多刻薄话，他们的抱怨却从来都没起作用——在半个世纪中，人均看电视的时间每年都在增长。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家庭每天观看电视时间持续走高，2010年达到巅峰。即便有所回落，截至2017年美国家庭每天观看电视时间也接近8小时。数据来源：尼尔森

为什么会这样呢？议会的反对并没有减少杜松子酒的消费；出于同样的原因，急剧增长的电视观看本身并不是问题，它只是问题的一种反映形式。人类是社会性动物，但我们自由时间的激增和某种社会资产的稳步减少趋于一致，这种社会资产便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依靠。线索之一就是看，电视收看时间令人惊讶的增长如何导致其他活动、尤其是社交活动被取代。正如吉伯·福尔斯在《为何观看》一书中所解释的，“看电视主要替代了三项活动：（1）其他娱乐；（2）社交；以及（3）睡眠”。

吉伯·福尔斯 《为何观看》

对于人们为何着迷于看电视，福尔斯的解释是心理性的。他把电视比作一种“强大的治疗力量”，一个对观众有极大好处的压力释放器。他认为文化人对电视的批评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媒体势利眼”，即反电视的态度是由那些想要通过诋毁电视观看而令自己感觉优于他人的人激发。但罗伯特·普特南对电视的抨击不是从电视播出的内容出发，而是从看电视影响社交的后果出发，在《独自打保龄》一书中，普特南指认，对社会参与最具破坏性的一项行为就是看电视。

社交替代

认定电视的消极作用在于它减少了人与人之间接触的时间，这种理论叫做“社交替代假说”（social surrogacy hypothesis）。社交替代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就像福尔斯所说的，我们已经看了太多电视，以至于它们取代了消磨时间的其他方式，包括和家人及朋友在一起的时间。

当现代人获得了大规模的自由时间——每年数以十亿计甚至数以万亿计小时——他们大都将其消磨在看电视上，因为以这种方式来消磨时间似乎比现有可供选择的方式要好。诚然我们可以在室外玩耍，读书看报，或者和朋友一起做有兴趣的事，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会这么做，因为和简单地坐下看电视相比，那些活动的门槛太高。

常见的一种说法是，现代社会“压力山大”，大家在职场上打拼一天，累了以后，只想不动脑筋地看看电视。其实，人们远远没有自己声称的那么忙，实际闲暇时间是他们自己以为的两倍。《独自打保龄》用数据证明，有工作的人比没工作的人更积极地参与公共和社会活动，“整日忙碌的人唯一比其他人参与得少的社会活动是和家人聚餐”。如果你不能够有意识地将时间善加利用，通常它们只有被无谓地消磨掉。

罗伯特·普特南《独自打保龄》

另一部分则是，荧幕上的人物组成了一群想象中的朋友。来自水牛城大学的心理学家杰伊·德里克和希拉·加百利以及来自俄亥俄迈阿密大学的库特·胡根伯格共同研究得出，当人们感觉孤独时，会转台到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收看这些节目会让他们感到不那么孤独。这种转移解释了电视是如何成为最受拥戴的可选活动。甚至当收看时间多到和不愉快密切相关并诱发不快时亦是如此：不管看电视有什么坏处，反正总比感觉自己很孤独要好，即使事实上你确实是孤独的。尤其是当社会由人口稠密的城市和联系紧密的乡村走向往返工作和频繁流动造成的相对断裂时。

这个发现有趣的地方是，它就好像在说，就像肚子饿了又没时间吃顿正经饭就弄些点心充饥一样，当你感觉孤独，不妨打开电视观看你喜欢的电视节目，这种体验会提供某种归属感，而又无需进行真正的人际交流。由此，观看者同电视人物形成某种类社会（parasocial）的和人造的关系。并不是所有的技术都满足人类需求，有些技术只提供满足人类需求的幻象。除了电视，电影、音乐、交互游戏等也能达到类似效用。

就像电影《头号玩家》里的《绿洲》一样，游戏给了人们逃避现实、消除孤独的空间

不幸的是，类社会的关系的核心优势也即其最大问题所在：这种关系是一边倒的。社交替代是社会联系中最安全的一种，它可以提供某种社会联系的心理体验，同时又不必遭受真实的关系当中的令人痛苦的轻忽怠慢，耗时费力的关系维持，以及可能的个人牺牲。然而，真实的关系虽然不免更大的风险，其可能的回报却也是类社会的关系无法比肩的。

以上所述，并不是要证明杜松子或者肥皂剧是邪恶的，或者是坏的。只是作为一种媒介或者关键技术，它非常善于吸收闲暇，却只会产生很少的实际结果。它们制造逃避感，让人感觉不那么孤单，帮助人打发时间。它们通过将现实的尖利边缘磨钝，使人们得以应对现代社会。

人们决定把最大部分的自由时间花在对单一媒介的消费上，这一现象终于因为互联网的到来发生了改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胡泳（ID：beingdigital），作者：胡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