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稻”非洲去

本文来自公众号：AIPharos月光社（ID：AI-Pharos），作者：赵家鹏，题图来自：Unsplash

袁隆平说，自己有两个梦。一个叫“禾下乘凉梦”，另一个叫“覆盖全球梦”。

第一个梦，是追求杂交水稻高产的梦想。某种程度上，随着杂交水稻产量的逐年提高，梦想已变成了现实。袁隆平本人，也因此成名。

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有849名院士，绝大多数人的名字不为公众熟知，袁隆平却成了社交媒体上深受追捧的科学偶像。他被称作“杂交水稻之父”，许多年轻人相信，是他让中国人吃饱了饭。在这种常见的叙事中，袁隆平的名字超越了国家意志与团队努力，变成了“救世主”的代名词。

人们需要救世主。

救世主必须要拥有与众不同的才能，且能够展示神迹。与其他科学家同行相比，袁隆平的确拥有更突出的展示与表达才能。

他不是那种带着厚片眼镜、举止木讷的陈景润式科学家，在话筒与镜头前，他几乎从不拘谨，甚至不乏妙语与丰富的表情，偶尔还会向人展示语言与才艺。

在他位于湖南长沙的办公室中，悬挂着一张巨幅的杂交水稻图片，图上题词是其手书的注解：杂交水稻亩产突破1000公斤。他在这里会见慕名而来拜访他的客人，并与人合影留念。

这些时刻，他变成了如今科学领域的“路易十四”。

在十七世纪的法国，波旁王朝的朝臣在觐见时，经常会发现眼前汇报的对象并非路易十四，而是这位君王的画像。图像显示着权威与力量，是对伟大功业的偶像式赞美。现代媒体也将袁隆平塑造成了偶像，他始终站在聚光灯下。

今年他90岁，聚光灯再一次照射在他身上。

两件事。一则是，九月底，他在人民大会堂领取了象征国家最高荣誉的“共和国勋章”。另一则是，六月底举行的一场国际稻业论坛上，袁隆平走上主席台，讲述了自己的一个计划：

我们将每年派出青年科学家前往非洲相关国家，从事杂交水稻的科研、推广、普及工作，薪火相传老一辈农业科技工作者的衣钵，继续帮助非洲国家发展农业和水稻，提高粮食产量。

十五个非洲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听取了袁隆平的讲话。

这是袁隆平“覆盖全球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期待杂交水稻能够在全球多个国家落地播种，其中重要的一站就是非洲。非洲拥有全球六成左右的耕地面积，但垦殖率与灌溉率却处在全球较低水平，大量的耕地未得到有效利用，粮食短缺始终困扰着这片大陆。

布稻的使命，交给了袁隆平。

01 拓荒

利比里亚是袁隆平布稻的第一站。

2005年，五名隆平高科的农业技术专家被派遣至此。中国来客为这个此前饱受战乱困扰的国家带来了礼物：援助利比里亚第一期农业技术合作项目。

隆平高科是一家中国唯一一家以科学家名字冠名的上市公司，袁隆平担任名誉董事长并持有部分股份，其次子袁定江担任副董事长。这是一家以“光大袁隆平伟大事业，用科技改造农业，造福世界人民”的农业高新技术公司。它是商业世界中，袁隆平梦想的载体之一。

利比里亚项目启动的第二年，来自中国的杂交水稻即展现了神迹。时任利比里亚总统发现，这种外来的“魔稻”比本地稻种产量高出了三倍。为了让更多利比里亚人了解此事，总统将自己官邸前的5亩花园，改成了稻田，种下了中国杂交水稻。

同一年，袁隆平担任名誉院长的湖南省农科院，又派出五名杂交水稻专家，抵达了东非岛国马达加斯加。在其首都附近的一块两公顷试验田中，中国专家进行了 一次杂交水稻比较试验。

舶来的中国种子，再次击败了当地本土的稻米种子，在产量上取得明显优势。两年后，湖南省农科院承建了马达加斯加杂交水稻示范中心。

与此同时，一家湖南种子公司也漂洋过海，在马达加斯加设立了分公司。接下来的十多年中，这家公司在该国投入超上千万，以99年为期，租用了上千顷耕地，致力于推广杂交水稻。

这家公司名为袁氏种业。经营者袁定安，是袁隆平的长子。

种子引进之外，中国式的劳动密集型精耕细作，也被引入了非洲。

2007年，隆平高科来到塞内加尔，在当地孔子大学的协助下，开始对塞内加尔的大学生进行农业技术知识培训。

援助者意识到，要想把农田种好，人才是关键。此后，隆平高科举办了多届国际培训班，不仅在非洲本土教学，还在中国大陆开展了技术培训班，邀请非洲的农业官员、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前来学习。这家公司的资料显示，十余年间，该公司已为亚、非、拉、加勒比及南太平洋地区的100多个国家，培训了近5000名农业官员、农技专家。其中，大多数人来自非洲。

在坦桑尼亚一座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中国人给当地人示范和培训技术。

无论是公益性的国家援助，还是市场化的海外拓展，中国布稻者认为，产量极其带来的效益是评估成功的关键。

在几乎所有对中国对非洲农业援助的报道中，高产都是被反复提及的数据。今年央视新闻的一则报道即是典型的案例：

日前，在袁隆平院士指导下，中国农业技术专家成功培育出3种适合当地土壤气候的高产杂交水稻种子。使用后，水稻产量达到每公顷10.8吨，远高于当地一般每公顷3吨的产量。

对于高产的崇拜，带有明显的袁隆平风格。在其成为偶像的年代，“有限耕地论”曾被媒体反复提及：中国用不到全球10%的耕地，养活了全球20%的人口。杂交水稻带来的高产量，被舆论认为是实现这一壮举的关键。

在这个带有民族自豪感的故事中，同时包含着中国农业工业化的正当性来源。科学家依靠实验室中的工作，实现了新技术和产量数字上的突破，进而形成了标准化的作物品种，并由公共部门完成推广，由此获得广泛成功。

这是高产数字背后更深刻的隐喻。

02 改变

要把这样的故事讲给非洲人，并不容易。在坦桑尼亚，中国布稻者就遇到过抵触。

2011年起，中国农业大学在坦桑尼亚莫罗戈罗省的两个村，开展了中国农业技术的试验示范项目。前来援助的专家相信，通过中国种植方式，能够有效提高当地作物的产量，并减少贫困。

这样的热情并未受到当地农民的鼓励。在最早的实验点佩雅佩雅村，当地农民拒绝了中国专家提供的玉米种子。

农民们对于新冒险，带有怀疑态度：平日里种的玉米基本够吃了，为什么要更换新品种。更令当地人感到抗拒的是，替换良种，需要进行额外的购买，且按照中国专家提出的密集种植方案，农田中的劳动力成本会增加。如果失败怎么办？

如何说服农民尝试新事物，这是每一个进行农业技术改革的地区，都曾面临过的课题。

在中国，杂交水稻推广初期，公有部门采用的是“劝说+补贴”的方式。一方面，在各地设立“当地工作单位”，促使农民放弃传统稻种，另一方面，对首次种植杂交水稻的农民提供大量的补贴。

在非洲，这样的方式较难实行。

非洲农业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类似，农业基础设施落后，资金支持不足。不同之处是，非洲的政府部门对于农业的渗透力更弱。多数非洲国家的农民是传统小农，组织程度低，分布零散，政府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的大规模组织和引导。这对于新技术与新作物的推广，带来了明显劣势。

怎么办？

解决问题的第一个办法，要从组织入手。

中国农业大学联系了当地政府，在佩雅佩雅村招募了一个农业技术推广员。后者拿出了自家的一块地进行实验，在中国专家的帮助下，完成了一季的耕作。效果良好，在收获季，他的玉米田收成增长了一倍。

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此后，中方联系当地政府，在几个实验点，在当地人中，招募了更多的农业技术推广员。这些人不仅承担了效果示范的工作，另一方面也充当起了老师，负责培训同村的农民。为了帮助当地政府提升治理能力，中国农业大学又在各村帮忙建造了村公所，提供培训场所。这种方式后来被冠上了一个带有中国特色的名字：包村包户。

至2018年初，佩雅佩雅村有200多户农民接受了新事物，1000多亩农田种上了中国玉米。他们成为了最早一批增产丰收者。

杂交水稻在非洲落地，则拥有更多的困难。

与传统稻种不同，杂交水稻的种子是第一代种子，无法保存下来继续用做种子，这意味着稻农每一次耕作，都需要购买新的种子。

如何说服当地的贫穷农民使用这种昂贵的稻种？

袁氏种业尝试了一种类似尤努斯的“穷人银行”的方式。在马达加斯加，该公司与当地农业金融公司合作，先将种子卖给金融公司，然后由金融公司免费分发给农户。待到收获后，农民将稻谷卖给金融公司，金融公司在扣除了之前的种子和肥料费用后，再将稻谷卖给袁氏种业。

这种方式将零散的小农，纳入到了农业金融的产业链中，也把他们推到了全球农产品供需市场里。

03 冒险

当非洲的农产品变成一桩生意，更多的冒险者也随之而来。

新来的冒险者与此前的布稻者不同，他们是商人。分散的小农生产，无法满足他们的商业期待。在打动当地政府后，他们在非洲一些国家购买了连片的耕地，采用中国的稻种和农机，进行机械化生产。

2016年，中国商人黄云丰，在安哥拉购买了一块10万公顷的土地。在这里，他建立了一个机械化的现代农场，取名为“登盈农场”，用以种植木薯、水果、玉米、水稻等作物。

黄云丰是浙江义乌人，是典型的逐水草而居的商业冒险者。早年，他在义乌经营服装生意，2003年国内服装行业遭遇萧条，他在考察后，来到了刚刚结束内战的安哥拉，成立了安哥拉幸运人集团，做起了建材生意。2015年后，全球大宗商品低迷和石油价格不振，影响了安哥拉的出口经济，也再次让他转换了轨道。

安哥拉广袤且待开垦的耕地成为了他的新大陆，他计划在这里种植国际市场需求旺盛的木薯等作物。在黄云丰的算盘里，安哥拉农业是一个超过1500亿美元的生意机会。

黄云丰像其他来自中国的农业改造者一样，看上了高产的杂交水稻。2017年，他在安哥拉试种杂交水稻成功。他的尝试获得了袁氏种业的注意。此后一年，袁氏种业还派出专门团队，对黄云丰的水稻农场进行了调查与试验。

结果应该是令双方满意的。2018年10月29日，黄云丰终于获得了拜访袁隆平的机会。会见中，袁隆平为他题了字：发展杂交稻，幸运安哥拉。

这是令袁隆平愉快的一天。当天的新闻中，播报了另一则信息：

袁隆平团队超级杂交稻（超优千号）通过测试：平均亩产1203.36公斤，再次创造世界水稻单产最新、最高记录。

几个月后，黄云丰的幸运人集团正式与袁氏种业签订了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安哥拉建立中国杂交水稻生产育种基地。黄云丰正式成为了袁隆平的“门徒”，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梦想成为非洲的“袁隆平”。

袁隆平为黄云丰题字：发展杂交水稻，幸运安哥拉。

类似的崇拜者不乏其人。

2016年，袁隆平还曾会见尼日利亚李氏集团的董事长李晓峰，后者在尼日利亚拥有40多家工厂，是尼日利亚四大华企之一。会见后不久，李氏集团在尼日利亚试种了杂交水稻。

与非洲当地华人企业合作，这是袁式农业走出去的另一种模式。袁氏种业的一位负责人曾表示：只有做成了产业链，才能够赚到钱，解决吃饭的问题。

04 竞争

袁隆平并不是第一个抵达非洲的布稻者，也不是最后一个。

1961年，法国耶稣会的神父亨利·德·劳拉内，来到马达加斯加。他发现，在这个东非岛国，人们对稻米有一种近乎信仰的崇拜。在马达加斯加的创世神话中，稻米是创世神赐予人类的礼物。神的女儿下嫁凡人，稻米就是随身的嫁妆。

稻米还是解读时日好坏的密码。

马达加斯加有七成人口从事农业，人多田少，多数稻农生活在贫困中。从1970年代起，该国粮食无法自给，开始进口大米。1980年代，马达加斯加稻米自给量一度跌至需求量的15%。数字背后是残酷的饥饿。

劳拉内的另一个身份是农学家，他发愿用自己的技能，帮助这里的人摆脱贫穷。

1981年，他成立了一个农业学校，致力于帮助当地青年获得农业方面的的职业教育。教学过程中，他发现，当地的农业生产率的低下，一个显著的因素是，当地农民的播种方式有问题。马达加斯加传统的播种方式，无甚技术可言，把种子撒在土中，然后看天吃饭。

1983年开始，劳拉内开始教授农民一种新型的播种方式，他称之为“水稻强化栽培”（SRI）技术。这是一种间隔播种、合理施肥的播种方式。在这种技术的帮助下，当地的作物产量得到了有效的提升。后来，这种技术被全球超过55个国家采用，改善了数百万稻农的耕作。

1995年，劳拉内在马达加斯加去世。去世前数年，他为当地农民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发起成立了一个土著人为主的NGO，用以改善农业生产方式。

就在劳拉内开发新技术的差不多同时，另一位农业科学家也抵达了东非。

1984年，埃塞俄比亚发生大饥荒，数百万人遭受饥饿威胁。当时日本造船工业基金会的董事长笹川良一向诺曼·布劳格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够前往非洲解决问题。

诺曼·布劳格是谁？

如果时间回到1980年代，或许我们可以这样介绍：袁隆平是东方的“诺曼·布劳格”。

诺曼·布劳格是一位美国植物学家。1950年代，他在墨西哥成功培育出了新型的杂交小麦，这使得该国的小麦产量提高了六倍。到了1960年代，他将这一技术带到了巴基斯坦和印度，帮助这两个国家克服了战争带来的饥荒。

通过技术改进的粮食增长，解决社会问题，进而逃脱马尔萨斯灾难——人口增长超越食物供应，会导致人均占有食物的减少，最弱者就会因此而饿死——这一方式被认为是“绿色革命”。作为“绿色革命之父”，布劳格在1970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他的贡献也深刻影响到了当时的中国。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的。2004年，袁隆平获得“世界粮食奖”，给他颁奖的人就是布劳格，这一奖项也正是布劳格创立的。

埃塞俄比亚饥荒时，布劳格已71岁。他接受了邀请，同时带来了优质的玉米种子。他先后在十四个非洲国家推广种子，并教授当地人科学的种植方法。甚至动用自己的影响力，游说非洲各国政府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这些努力最终起到了效果。事后证明，布劳格推广的高营养玉米，最终缓解了数百万非洲人的温饱与营养问题。

劳拉内、布劳格、袁隆平，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现代社会的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盗来了火，火烤熟食物，火带来光明，火也可能会引发灾难。

1980年代开始，环保主义还是兴起。环保主义者对这些布稻者提出了另一个维度的质疑：“绿色革命”和高产的作物，解决了粮食生产的问题，但却带来了更多问题。

最具争议的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1、因为化肥的大量施用导致的土壤退化与环境污染；2、全球农业对单一作物过度依赖，导致农民丧失种子主权，进而陷入新的贫困危机。

一些统计数据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一项针对东南亚的调查中，人们发现“绿色革命”之前，菲律宾大约有4000个水稻品种，印度尼西亚有大约15000种，孟加拉也有约7000种水稻，结果在“绿色革命”之后，这些数字都下降到了甚至个位数。过于单一的作物导致了流行病与病虫害的频发，进而加剧了农药与化肥的使用，使土壤越发丧失活力。

与此同时，随着农业工业化的推进，种子的所有权逐渐从农民手中转移到了跨国种子公司手中。在许多地区，种田变成了一种债务行为。有人认为，“绿色革命”前，农民很穷，“绿色革命”后，他们依旧很穷。

霍华德·巴菲特就是对此表示怀疑的的其中一位。

他是投资家沃伦·巴菲特的长子。在参与到父亲生意之前，他是一位职业农民，在美国伊利诺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种植玉米与大豆。

过去十多年，霍华德·巴菲特自费在54个非洲国家进行了考察，探寻实用且廉价的保护性耕作方法。他将此称为“褐色革命”。这个名词源于英国农业生态学家戈登·康韦的观点：耕作要保护土壤肥力，要使用既能提高产量、又不破坏环境的技术。

与立竿见影的“绿色革命”相比，“褐色革命”是一种缓慢的改变，并需要长期的投入。霍华德·巴菲特不用为此发愁。他成立了基金会，其中一项重要使命就是，从技术、培训与政策方面，向撒哈拉以南非洲传播“褐色革命”。

到目前为止，这个基金会已花掉超9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用在了非洲。

这种新的方式会为非洲农民，带来什么变化，目前还不得而知。人类长久历史给出的教训是，涉及到吃饭问题，从来不会简单。在技术、生意与产业之外，还有太多要考虑的事情。

布稻之路，依然漫长。

参考资料：

1. 《 传“稻”非洲：隆平高科15年援非路》，红网

2. 《非洲农业可取“中国经”》，环球杂志

3. 《黄云丰 ：梦想是成为非洲的“袁隆平”》，浙商

4. 《袁隆平：让杂交水稻在非洲扎根》，科技日报

5. 《袁氏种业走进非洲》，袁氏种业官网

6. 《告别绿色革命，转向生态农业》，上下游

7. 《The Green Revolution: Peace and Humanity》，Norman E. Borlaug

8. 《From green to gene revolution: How farmers lost control of the seeds from agricultural modernisation》，GRAIN

9. 《Forgotten Benefactor of Humanity》，The Atlantic

10. 《Africa’s Coming Agricultural Revolution》，The Atlantic

11.《How Warren Buffett’s Son Would Feed the World》，The Atlantic

本文来自公众号：AIPharos月光社（ID：AI-Pharos），作者：赵家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