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应该博还是专，这是个伪问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家·见书（ID：Hi-jianshu），作者：维舟，Photo by Christin Hume on Unsplash

四年前，我曾在“澎湃问吧”开过一个栏目，在线对话为什么读书、读什么书、如何读书。在短短两周多时间里，涌来五六百个提问，而其中最常被问到的问题之一，则是读书究竟应该“专”还是“博”。

很多人似乎既想要成为一个“渊博的人”（这在我们社会仍是个很高级的称号），又害怕涉猎庞杂，无法将一门知识钻深吃透，最终一无所获。

这虽然是个伪问题，但就我所知，这确实曾经困扰过许多人——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我自己。我虽然从小偏好文科，但在文史哲内部，却兴趣极为广泛：小时候是古典文学打基础，近现代小说也读了一堆，中学时也曾是“文学少年”，自己尝试填诗作词、写散文小说；此外，我对历史也一向沉迷，但在大学时渐渐意识到很多历史现象仅凭史学理论本身无法解释，于是又顺藤摸瓜去找了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乃至心理学的书来读。

我当时的知交张晖则全然是另一种类型：他自高中矢志于学，一直有着明确的目标。他极少读近现代文学，除了偶尔练笔填词，也不事创作；对历史、哲学等领域，如果相关，他也会翻翻，但始终不离开自己关注的核心，那就是古典文学。

这种差异，无疑与我们各自的秉性有关，也是当时我们切磋时就深深意识到的。高中毕业之际，他去南京，我去厦门，彼此叮嘱看到什么好书，记得为对方留意（我们对彼此家里的藏书都早已了然于胸），但他笑了笑说：“这对你容易，对我可难了。”我明白他的意思：你感兴趣的东西太多了，我不知道帮你买什么书好。

英国思想史学者以赛亚·伯林曾在其名作“刺猬与狐狸”中，引用古希腊谚语“狐狸多机巧，刺猬仅一招”，将不同的思想家、作家划分为两类：狐狸兴趣多元，注重万物之复杂与联结，偏向“渊博”一端；而刺猬却致力于寻求唯一的真知，以不变应万变，崇尚专精。就此而言，我是“狐狸”，而张晖是“刺猬”——某种程度上说，这两种不同的阅读方式，或许本身就是我们自身秉性的合理化。

但事情并不就此告终。在我们长久的讨论中，我们都发现了自身的问题所在：我很早就意识到，他因其专注而能阐幽发微，而我所追求的广博，如不收敛，最终可能散漫无归——这也是他作为诤友当面提出过的。只是到了大学之后，他得偿所愿，主攻古典文学，很快声名鹊起，而我误打误撞去读了与自己兴趣完全不相干的专业，术业无专攻，也就愈发顺水漂了。

张晖在大三即出版了《龙榆生先生年谱》

那时读到伯林这段文字，我也感觉那个“想当刺猬的狐狸”就像是我自己：“他无论怎么说，都不曾有个整体之见；他不是、他根本不是刺猬；他所见者不是一，而是多，他那苦执困心、逃无可逃、不屈不挠、穿透一切而令他疯狂的清明眼光，看到的是一个比一个细微、一个个充满个性的许多事物。”

张晖的路径则相反，他是专深多年，直到去香港读博，才感受到转型的痛苦。那时本来南京大学想挽留他下来编撰《全清词》，但他致力词学多年，愈发看见其窄小，有次和我当面感慨“难怪前人说‘词是小道’”，因而他坚拒了母校挽留，想拓展自我的视野，看到更开阔的世界。然而此时，他深感痛苦与挫败，因为这个转变远比自己设想的更为艰难。多年后他和我说，后悔自己少年时过于专深，其实那时应当博涉群书一点——他竟然也变成了一个“想成为狐狸的刺猬”。当然，和我不同的是，他说到底是认为“成为狐狸，才能更好地成为刺猬”，着眼点毕竟仍在后者。

当他以三十六岁英年早逝，我在漫长的追思中，逐渐看清了我们从少年时代以来走过的道路：如果最初我们都是“循性为学”，那么后来也都不约而同走向“矫性为学”，也就是说，意识到自己秉性与治学中存在的问题，有意识地去矫正它。虽然前些年也有朋友忠告我：“经济学是你知识结构中的一大缺口，如果补上，会很有助于你深入观察社会。”但这两年我愈发意识到人的精力终究有限，不得不稍稍收缩战线，更聚焦于自己感兴趣的问题。

当然，不同的人对这必定有迥然不同的理解。据说金庸在北大演讲时，当被问及怎样才能写好小说时，他反复强调“一定要多读书，要成为一个杂家”，因为他觉得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好看”。苏珊·桑塔格也从评论家的角度说过：“我的胃口很大，兴趣广泛，但是我不认为自己是个美食家。就随笔而言，我喜欢写些我钦佩的东西。我钦佩的东西数量众多，如果它们未被充分写过，我愿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认为我无需在苦行与热切之间做出选择。”也就是说，在她看来，“评论”本身类似于西方古典传统中的“博雅”，本身应基于广博的兴趣而生发。

美国作家、评论家桑塔格

这两者确实不必然对立。宋史前辈邓广铭先生在谈论治学时，也强调“第一就是要博”，然而他所说的博却是指“专业定下来后，在本专业领域内的博”——这看起来是“专深”的另一种说法，只是用以反对琐碎割裂的治学之道。

唐史学者陆扬则道出了另一重境界：“如果史学工作者也可以分为狐狸和刺猬两个类型，本人无疑属于后者，也就是说只能在一个缩得很小的范围内进行聚焦式的工作。不过我读到过一个立陶宛的创始传说，里面提到说上帝一开始曾把大地弄得比天宇还大，多亏一只刺猬的提醒，才把大地缩小到和天宇相称。由此可见，在那只刺猬眼中，大地虽然被缩小了，却仍可以有天宇一般的浩瀚。”

这些年来，我曾听很多朋友说，倒是羡慕像我这样可以自由地阅读，而他们苦于学术分科的职业化，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啃一些其实自己并不喜欢的本专业书籍。当然，阅读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行为，如欲有所发现，原本也早就不像古典人文时代那样，仅凭自己“喜欢”就可以了。

但现在的学术分科之深也是事实，就像《北美中国学》中所说的那样，研究上古史与近代史的学者可能从来不会看彼此的成果，甚至不觉得对方是自己同行。我一度向一位专治近代史的学者提起李峰的《西周的灭亡》写得好，得到一个尚属积极的答复：“是吗？倒是从来没读过先秦史的，我找来换换脑子也好。”也许只有我这样的外行才把“历史学”看作是一个统一的门类。

李峰的《西周的灭亡》

在这样一个遍地是刺猬的时代，狐狸式的阅读方式很可能会被讥为“一英里宽，但只有一英寸深”；但就像几十年前美国大学教育的职业化激发了通识教育一样，当下知识共同体的内部分裂也有必要倡导一下公共阅读。这可以使人们从本专业的洞穴中抬起头来，体验更广阔的时空与现实，促进不同领域的交流对话，借用爱德华·萨义德的话说：“从根本上来说，阅读行为可能是一次谨慎有度的人类解放和启蒙。”

我相信，狐狸与刺猬最终可以殊途同归。要有所创见与发现，最重要的是积累。没有积累的灵感与聪明，很快将耗尽而无后劲；而那些乍看灵光一闪的创见，其实也无不因深厚的积累而来——在发明创造上，术语称之为“前置技术”。个人或许还有自己都无法解释的突发灵感，但如果是一生成就、一门学科、一个社会，则其发展恐怕没有跳跃性可言。

这也就是为什么如果深入了解有些顶尖学者的学术成就会让人绝望，因为差距并不是他偶然写出了一篇比你更好的论文，而是你和人家之间差着许多年的积累。从这一点上来说，“博”与“专”的对立是虚假的，真正的关键在于，这些知识是否有积累，彼此之间是否产生了结构性关联。如果没有积累和关联，那么再多的知识也只是一堆五颜六色的海洋球。

问题是，怎样才能有意识地积累知识？这样的问题意识，本身就是在阅读、在阅历中涌现的，它是过程的产物，而不是先有了它才开始阅读。正因此，阅读应当带来思考，而不能带来思考的阅读，只不过是一种拜物教。每一次知识领域的范式转型，常常未必是后来者积累了更多东西，而是领先者所积累的东西，忽然之间变得过时乃至没有意义了，率先拥有新意识的后者，就此捕捉到了机会。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相信不论是哪一种阅读方式，都可以通向全新的视野。托尔金曾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云游的人并非都迷失方向。”（Not all those who wander are lost.）阅读也是一次云游，但要发现点什么，仅仅云游是不够的，而这最终，是为了通向一种智性的自由。

（作者原题《两种阅读方式》）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家·见书（ID：Hi-jianshu），作者：维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