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秦朔，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增长也是硬道理

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重要关头，即经济增长如何回归正常轨道，确保运行在合理区间。

很难说百分之几就代表正常与合理。但放长来看，在2011年中国经济增速9.3%的基础上，2012～2015年进入7时代，2016～2019年进入6时代，2020～2021年进入5时代（两年平均5.1%），今年一季度进入4时代（4.8%），增速缓缓下移，可能从量变到质变，这一趋势是堪忧的。

2016年《人民日报》引用权威人士观点指出，“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现在看，L的这一横正在下移。

就我的理解，“L型”强调的是，没有发展的增长、靠加杠杆刺激的增长，是低效、无效甚至负效的，隐患很大。所以要告别GDP崇拜，不盲目追求速度，而把经济金融稳定、防风险、调结构等等，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但近年来一些新的情况提醒我们，没有增长的发展也是无根的。没有一定的增长，内卷就会不断加剧，机会就会不断减少，政府也没有力量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所以不增长本身就是酝酿风险。

经济活力来自经济人的动能。凯恩斯最早提出“动物精神”，“我们大多数决策很可能起源于动物的本能——一种自发的从事行动、而不是无所事事的冲动；它不是用利益的数量乘以概率后而得到的加权平均数所导致的后果”。他认为，“我们积极行动的很大一部分来源自自发的乐观情绪”。

换句话说，自发的内在冲动是市场主体之必须。如果抱着无所事事的态度，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或一切都要事先算好，不敢闯不敢试，那他们就不是野生动物而是圈养动物了，那样的原野怎能不暮气沉沉？

再从政治角度看，中国经济需不需要努力追求增长呢？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到2035年，“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中央对建议的说明中，进一步指出，“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

多位经济学家据此测算，按到2035年人均GDP翻一番计算，要求未来15年GDP实际增速年均达到4.8%左右。

中国经济过去有过一段“保8”的时间，即努力保持GDP增长8%以上。现在能不能提出“保5”？今年是“十四五”第二年，如果现在都没有“保5”的决心，往后基数越大增长越难，估计很快滑到和发达国家差不多的速度也是有可能的，而我们的人均水平只有他们的几分之一。如果那样，就不只是“未富先老”，还是“未富先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发布的最新《全球经济展望》，预计今年美国GDP增速为3.7%，日本为2.4%，中国为4.4%。中美速差已经收敛到不到1个百分点。

林毅夫测算说，“如果我们的人均GDP（购买力评价指标）增速每年比美国高2.5个百分点，那么到2050年大概就可以达到美国的50%；如果高1.5个百分点，那么要等到2070年；如果只高1个百分点，那么还要等到2090年”。他的结论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就不得不加快发展。

经济学家余永定在其文集《太阳之下无新事》中指出，回顾过去20余年中国宏观调控的历程，“所有这些经验教训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增长是硬道理”；增长不是一切，但没有增长就没有一切；我们当然应重视“增长的质量”，但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脱离增长就谈不上高质量。

在现实中，如果经济低迷，则结构改革、技术创新和共同富裕等工作的推进就都会变得十分困难。

经济没有增长，国家就没有未来。

二、增长并不容易

中国经济当然有着坚实的基本面和回旋空间。但也要客观看到，今天要让增长回归正常并不容易，必须依靠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紧迫感方有可能。

目前我国拥有8.8亿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年龄38.8岁，有评论将此作为中国人口红利依然存在的依据。但如果知道2011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4亿左右，10年之间下降了近6000万，就会明白人口红利是一个昨天的故事，已有很大衰减。再看年龄，印度人口的平均年龄为28.4岁，比我们年轻10岁。

当然，年轻未必就是优势，因为年轻的人口还要和教育、产业、社会流动的自由度等因素结合起来，才能转变为红利。但中国人口的结构性变化对增长不利，无疑是确定的。

人们常说，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是中国经济的坚强支撑。但现在的情况是内需的增速远远赶不上外需，尽管外需的增速已在明显下降。今年1～4月，我国出口同比增长12.5%，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则同比下降0.2%，就连增速最快的网购也只是同比增长了5.2%。

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与全球化深度依存。但在地缘经济分裂风险上升、经济一体化被各种限制因素所困的背景下，昔日的大风口也被一道道阴影笼罩。

国际货币经济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今年4月指出：

“世界经济正在分裂为拥有不同贸易和技术标准、支付体系和储备货币的地缘政治集团。这种巨变将带来痛苦的调整成本。供应链、研发和生产网络将被打破并需要重建”。

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时，各国领导人在战争阴影下齐聚一堂，共同展望一个更加光明的世界，而今天，“全球治理的碎片化可能是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治理框架的最严重挑战”。

把里里外外的情况盘点之后就会明白，“保5”很重要，“保5”不容易。

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团队2020年所做测算已经显示，按照目前的经济结构、资源禀赋以及发展趋势，在基准情形、谨慎情形、乐观情形下，中国2020～2035年的平均潜在增速分别为3.76%、3.17%、4.36%，2020～2025年的平均潜在增速分别为5.12%、4.67%、5.64%。

即无论哪一种情况，如果不做大的改革、大的重构和大的战略调整，都很难完成2035年翻番的要求，即年均增长4.8%左右。

显然，要实现已经明确的战略发展目标，中国经济需要一次新的激活。凝聚共识，共克时艰，激发众智，众志成城。

人民大学当时提出的四项改革是：实现新技术红利；构建第二轮制度红利；推进人口红利转化为人力资源红利；构建新一轮全球化红利。他们预测，只要对要素市场改革进行75%的深入改革，未来15年年均增速可以提升0.72个百分点，达到5.03%；如果要素市场改革进展到90%，那么潜在增速将提升2.4个百分点，达到6.6%左右的水平。

我每年都去几次农村调研，深感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如交通通讯）越来越好，但要把资本、人才、市场、管理、技术等要素更流畅、更充分地引入乡村，需要在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和经济权利的法治保障方面来一次深刻变革。

否则，无论是乡村振兴的可持续，还是农民工的市民化都很难实现。

何以解忧？唯有深化改革。

三、改革要以市场化+法治化为主线

经济压力重重，但出路就在脚下。只要理性客观地厘清问题，真抓实干积极行动，就能扭转被动，续写增长。

这里的关键是，要对经济增长的原因有准确和透彻的认识。

2008年，世界银行发布了由两位诺奖得主罗伯特·索洛和迈克尔·斯宾塞牵头的《增长报告——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战略》。报告研究了二战之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记录，发现只有13个经济体实现了25年或更长时间每年平均达到7%或更高的增长率。7%的增速意味着，一个经济体的经济总量每10年翻一番（按不变价）。

这13个经济体是：博茨瓦纳、巴西、中国内地、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马耳他、阿曼、新加坡、泰国和日本。其共性有5条：对全球经济的开放融合、稳定的宏观经济形势、高水平的储蓄和投资、良好的市场激励机制、高效的政府。

报告牵头人之一斯宾塞说，在所有实现高增长的13个案例中，中国内地是增长幅度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但几十年以前像这样的经济成就被认为不可能实现，分析家们每年都观察到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并对其增长过程的稳定性不断产生质疑，“但我们都错了”。

以报告总结的5条共性看中国，特别重要的是开放和市场化改革，因为这两条在1978年之前基本不存在，是最关键的变量。

林毅夫1992年发表的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与农业增长》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以前，中国农业增长十分缓慢，谷物生产和农业产出仅仅勉强赶上人口增长，这一沮丧的图景在1978年后发生了变化，1978～1984年的总产出增长为42.23%。

在各项改革中，从生产队体制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转变显然是最重要的，仅制度改革一项就使产出增长了约46.89%，大约相当于要素投入增加的总效应。

显然，比起要素投入（如化肥），旨在激发农民积极性的制度变革更为关键。

有更多产出，就会有商品交换的需要。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这一句“不得乱加干涉”，保住了农民的经济权利，也开启了农村商品市场的发展。

农村经济改革见效后，城镇经济体制改革继之而起。1979年国家提出恢复和发展个体工商业，1980年12月颁发了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1982年发展和保护个体经济被写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经济增长是怎么来的？从农村和城市最初的发展起点就可看到，是通过政策和制度的激励，让无数市场主体涌现出来，在阳光下奋斗，展现市场生机。

这里不再具体梳理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政策、制度、法律演化过程，结论非常清楚，要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市场主体必须安心放心，“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2018年采访新希望集团创始人刘永好时，他说他们四兄弟1982年创业，为了确保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没有“拉社会主义后腿”，找到新津县委书记钟光林，问回乡创业“要不要得？”钟光林说：“没啥子问题嘛！但你们要带起10户专业户。”

1982年，新津县委县政府破天荒地召开了万元户表彰大会，喊出“恭喜发财”的口号，向被表彰对象奖励凤凰牌自行车，车头奖牌上写着“做勤劳致富带头人”，推车走在街上感觉特别光荣。

1990年前后有一股“姓资姓社”的争论，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数量下降了很多，到处都在卡他们。刘永好兄弟又去找钟光林，说把企业交给政府算了，只希望他们还能当管理者。钟光林说，我也说不清“姓资姓社”，但你们在农村，用科技帮助农民，这没有什么大问题，你们悄悄干，不要说话，我也不找你麻烦。就这样，“希望”延续了下来。

这些三四十年前的故事说明，让民企“离场”并不难，民企在压力下有时也会想“离场”，难得的是让他们不离场，让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创业者精神在场上永续。这不仅要靠政策和开明官员去落实，更需牢固的法治来保障。

经济学家周天勇最近在做一项研究，主题是“以市场化改革稳定增长速度把中国建设得更好”。他说，搞清楚经济奇迹的来源对于改革与增长的部署意义极其重大，而推进市场化改革来释放生产潜能和财富价值，是历史已经证明可行、成功和正确的道路。根据他的测算，改革和创新形成的TFP（全要素增长率）增长占中国GDP增长的36.70%，其中改革TFP增长占GDP增长的26.18%。

周天勇提出，目前中国的要素配置仍然存在着二元体制扭曲，如果同过去一样，设计、安排和落实大力度的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坚决从计划行政和市场配置二元体制并存，朝着向一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并轨”，将会形成又一波经济增长，释放和发展生产力，并且改善收入分配、提供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进入一个“居民富裕、社会繁荣和国家强盛的时代”。

坚持市场化改革不动摇，加快市场法治化建设，经济动能就会从你想不到的地方涌现出来。

四、快不忘好，走向世界

这篇文章强调增长是硬道理，指出中国增长的内外部环境没有以前那么畅顺，因此更要时不我待，通过市场化改革和法治化建设，激发潜能，让经济重回增长轨道。

而对微观的企业家来说，还要提醒，快，不能忘了好。加快发展，要的不是“萝卜快了不洗泥”，而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好的发展。

简单重回固有模式，越想快，很可能越会摔趴下。

上周我作为独立董事参加一家上市公司的培训，律师一上来就说，曾任广州市工商联主席的一位上市公司董事长因为2016年涉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已经被深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局立案调查，对其取保候审。

当年他在筹划员工持股计划时，事先向自己好友的银行账户中汇入巨款，在资金到位、账户开设后先行买入自己公司的股票，然后再向市场发布预案公告。

我了解这家企业及其董事长，是一家很不错的科创企业。但过去相当长时间，诸如此类的法定约束，在很多企业老板那里都不重要，是“洒洒碎”。最终摔了个大跟头。很难想象这样的企业能成为伟大的企业。

最近刚好在看《发明：詹姆斯·戴森创造之旅》，是戴森创始人的自述。1983年，经过4年创造和测试，失败5126次后，詹姆斯·戴森在家中的老式马库里成功设计出了气旋吸尘器原型机。如今戴森已是一家世界级的发明驱动的科技公司。

坚持不上市，每年大量投入新产品研发，追求新的和更好的产品；不外包，自建工厂，生产核心零部件；自建大学，培养工程师。走长期主义道路。戴森说：“我们走的是朝圣者的苦旅，而非迈向成功的捷径。” 

在我看来，这就是企业家、工程师的基因，他们热爱技术与设计，而不是天天想着赚快钱和套利。这应该是我们对标的标杆。

中国经济需要一次新的激活，中国企业家也需要一次对自己的激活、刷新。

改革开放40多年，在竞争激烈的中国市场上磨砺出的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和核心能力（包括供应链能力、极致成本效率、快速灵活响应能力、贴近客户能力等），才是企业家群体最宝贵的资本。

未来的选择应该是，以这种能力资本为依据，以中国/世界，增量/存量的维度，重新思考事业边界，重新出发：

• 在中国，所处的是欣欣向荣的增量市场，该怎么办？

• 在中国，所处的是总量见顶的存量市场，该怎么办？

• 走向世界，中国能力和资本在哪些地方有用武之地？

亚马逊全球开店的数据显示，过去4年在亚马逊完成品牌注册的中国卖家增长了40倍，涌现出大量年销售额几千万、数亿乃至几十亿的源自中国的品牌。这是中国供应链+数字化+创新的结果。

这些年的全球市场，不仅“科技+消费”的中国智造影响力越来越大，而且像TikTok、Shein、Shopee等和中国有连接的新兴平台已经成为现象级的商业传奇。这都是中国能力的证明。

前几天我和一些企业家在线交流时说：“建设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是政府的天职，对此不断呼吁是学者和媒体的天职。而对企业家来说，无论是风和日丽还是二万五千里长征，天职就是永无止境地提升竞争力和创新能力，这也是本分。如果觉得中国市场不够了，不稳了，那就走向世界，也不要浪费了改革开放几十年长出的一身本领。我们的祖辈那么困难都敢于下南洋，今天反而没有出去闯荡的勇气了吗？”

我的一位老师说，过去几十年中国奇迹，是9个字，天帮忙，人努力，不折腾。

现在我们依然寄望未来，不折腾，人努力，天帮忙。

世界很大。无论如何，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人努力，天也帮。

靠山山会倒，靠水水会倒，靠自己永远不倒。

都是老话，与君共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秦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