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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12 09:47

巴黎奥运会没讲完的故事,不止法式松弛

“先把事情启动,再逐渐摸索建立章法,如果不涉及严重问题,通常会维持一种松散的管理模式。”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冷杉RECORD,作者:徐爽、黄珊莹,编辑:杜雯雯,题图生成:豆包大模型

文章摘要
巴黎奥运会志愿者的经历与“法式松弛”文化。

• 🌍 志愿者体验法国松散管理与文化差异

• 🏅 志愿者见证运动员比赛压力与真实状态

• 🎉 奥运会成全民派对,志愿者收获成就感

巴黎奥运会的赛场内外,不乏中国志愿者的身影,他们在按部就班的人生法则之外,体验了“法式松弛”带来的文化冲击,也以第一视角见证了近来中文互联网争议事件的现场。


但这并非是奥运志愿者的全部体验,光鲜之外,具体细微的疲惫与琐碎也真实存在。志愿者的故事是一个切面,帮助我们理解,对于普通人而言,奥运会还可能意味着什么。


“巴黎没有原则”


曲棍球馆的志愿者培训大会,推迟了半小时还没开始。


原本以为要交代很多严肃工作安排的场面并没有发生,培训官说完几轮打气鼓舞的话,大家就开始随意逛场地,直到培训结束,志愿者们也不完全清楚自己的具体工作内容——社交媒体上,一位Vlog博主分享了自己“松弛的奥运志愿之旅”。


同为志愿者的孙安琪,把这趟来巴黎当作法国学习生活的预热,她即将入读法国高等商学院。奥运前夕的一次志愿者聚餐,孙安琪小心地问起席间的伙伴,工作期间,原则上是不是不允许拍照?


有人笑着回复她,“但你知道的,巴黎没有原则。”


“其实没有打扰到运动员比赛训练,并且征得他们同意后,简单地拍几张照也是可以的,”孙安琪后来意识到,“没有原则”那句话,更像是某种戏称,概括了一种法国人自由的精神状态,中文互联网语境下把这叫做“松弛感”。


比如在法国,迟到半小时开始根本不叫迟到,本地人倪金城告诉我。


在跆拳道馆,孙安琪与中国香港队的合影‍


交通志愿者王初诞,也在具体的工作细节中有类似感受。他所在的调度中心,主要负责调遣车辆接送人员,这里每天都能产出新鲜的“吐槽内容”,比如:有乘客需求的地方没派车过来,派遣车过去的地方没乘客,呼叫中心的电话甚至没人接。


“你根本无法想象这些事在中国发生,但其实这是法国的日常。”王初诞总结法国人的工作观——先把事情启动,再逐渐摸索建立章法,如果不涉及严重问题,通常会维持一种松散的管理模式。


例如,乒乓球混双决赛,中国运动员王楚钦的球拍疑似被摄影师踩坏。场馆志愿者李忆发现,从第二天开始,摄影师们身边就多了一个引导员角色。


但这也只是在乒乓球馆进行了改良,在具体执行层面,每个场馆秉持着“自治原则”。“在公司也是,没有人规定谁应该怎么工作”,王初诞觉得,这种工作模式的出发点是,人首先不应该被管住,严格划分了个人自由与权利的边界。


对法国人松弛感的来源,他给出了自己的一种理解,“比如,社会福利保障好,躺着在家啥事不干,一个月至少都有三四百欧,社会不卷,当然松弛。”而在诸如劳动保障之类的边界问题上,法国人则变得“有原则”。


李忆和丈夫都是这次奥运会的志愿者,为了将两人的时间错开得以照顾孩子,她打电话给后台申请调班,将自己次日的晚班(17:15-00:10)换成早班(06:30-14:00)


后台工作人员在电脑上折腾很久,一直显示系统错误,他边点击鼠标边嚷嚷,“为什么啊?怎么就错误呢?为什么不允许更换啊……哦,原来是劳动法不允许!


前一天李忆上的晚班,要过了0点才下班,如果6点30接着早班,当天工作时间会超过每日8小时限制。最终李忆收到的安排是,没有任务,休息一天。


网球馆的志愿者辛艺连续几天被排到的都是晚班,经常要半夜2点才能到家。她申请换过两次班后,就不敢换了,因为“怕换多了人家就直接把自己给调走了,不让我在这个区待了。”


王初诞觉得这种担心有些多余。在法国生活了十几年,他觉得这里有一套自己的运行逻辑,“其实法国人才不管你换几次班,他们也不会特地记这些事。”他同组的一名法国志愿者,觉得这边“无聊不符合预期”,便申请调到场馆当志愿者,“在法国,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交通志愿者出车前的例会环节


志愿者们发现,有时在中文网络上,这种松弛也会被偏离解读为一种讽刺或嘲笑,就像“巴黎奥运会穷得买不起空调”的帖子一度流传很广。


张茵在奥运村做志愿者,她的工作是协助布置社区,领取和安装家具。运动员的房间里有几条沙发,几张床,张茵都再熟悉不过了:“房间里确实没有空调,但巴黎的家家户户通常也都不安装空调啊!”


常居本地的张茵做了一个简单的科普:巴黎的纬度和哈尔滨差不多,加上洋流影响,终年气候温和,昼夜温差大,夏季平均温度通常30摄氏度以下。并且奥运村所有建筑地板中都安装有水冷系统——一种环境友好的降温模式,以符合欧盟A级环保建筑标准——能有效保持室温。


有些运动员选择租借或从本国携带移动式空调过来,张茵觉得也能理解,“大家都有选择的权利,毕竟运动员要冲刺比赛,应该是为了保证他们有最舒适的状态。”


张茵的感受是,“法式工作”似乎把奥运会变成一场全民参与的派对。


和开幕式中设立分散的“小型路边狂欢点”类似,巴黎每天都有各种庆祝活动,活动免费,任何人皆可参与,通常在名胜古迹或街头公园。前几日,张茵在埃菲尔铁塔脚下的冠军公园,参加了一场冠军选手的见面会,大家唱歌跳舞,“是紧张的赛事间隙里一段不错的放松小插曲”。


而中国观众对待奥运会的态度则相对正式。李忆在观众席工作,她留意到,和其他国家的观众比起来,中国观众显然是最具有凝聚力和认同感的群体。


只要中国的国歌音乐响起,现场的中国观众几乎都会大声合唱。一些国家的观众并没有唱国歌的习惯,李忆说,中国观众的合唱,给众多到场的法国观众也来了一场“culture shock(文化冲击)”。


赛场内外


网球,是今年中国观众最关心的巴黎奥运会项目之一。网球女单决赛,观众席里大约有三分之二的观众都是中国球迷。


短短两周的时间里,网球馆混采区志愿者辛艺见证了采访郑钦文的媒体,从个位数变成五十多家。


原本,球迷对郑钦文的成绩普遍预测是八强左右,赛程前期,每次出席郑钦文赛后采访的中文媒体只有三四家——转折出现在郑钦文对战科贝尔的那场八强晋级赛。


辛艺的工作是协助球员和媒体对接采访。比赛那天,辛艺和同伴紧盯监测器画面,临近赛事结束,志愿者需要划分区域,预测采访该名选手的记者数量,预留相应的坑位。这次他们把最大的空位留给了郑钦文。


再到半决赛郑钦文赢下斯瓦泰克后,在混采区出现了更多“新面孔”,每一个坑位都挤满记者,每位记者只有90秒的提问机会。辛艺举着一只托盘蹲在郑钦文的话筒旁,上面放满了各国记者的录音笔。


对于网上“冠亚季军不合”的传言,辛艺感到诧异,“我一直在现场,没有感受到三人有什么嫌隙,她们全程笑着接受采访,也各自为获得的奖牌感到开心。”辛艺注意到,赛后,斯瓦泰克很快把社交媒体的账号背景图换成了三人拿奖牌的合影。


网球女单决赛后,志愿者组长为大家争取到和郑钦文的合影机会。合影前,组员们纷纷自觉把中间位置让给了和郑钦文同国籍的志愿者辛艺。被郑钦文搂入怀里合照的那一刻,辛艺内心的想法是,“做了十几天的免费牛马,值了。”


网球女单赛后颁奖合影


在奥运比赛中,观众可以是最振奋的存在,也可以是最残酷的:一个运动员得分了,会有大量的欢呼声,失误了,声音瞬间降低,夹杂着叹息。外界的高关注度对于运动员来说,也是一种压力。辛艺每天看到的郑钦文,不是在比赛就是在训练,而她真正放松下来的一个时刻,是在采访结束后——所有人的“下班时间”。


有位志愿者送给郑钦文一枚Pin(奥运会特色徽章)——这是奥运会期间大家表达友谊的方式。“对哦,我还一个都没有收集到!”郑钦文笑着说。合影完毕,郑钦文又凑过来问,“你们还有没有别的徽章啊?”那位志愿者赶忙把自己徽章包递给郑钦文,“你随便挑!”郑钦文开心地挑选起来,顺手给她签了名。


十几平的采访区,每天同时混杂了赢者的欢笑与输者的失落。有外国球员哭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但他们还是不敢拒绝媒体采访,因为这可能也会被写到稿子里。”这时候只能由志愿者出面与记者们协商。


“关注度没有那么高时,运动员的心理包袱少点”,辛艺感觉,和女单相比,中国队在混双和男单的采访氛围,显得轻松很多。男子单打比赛输了后,张之臻在采访中失落地表示自己要负全责,“说了一堆消极的话”。有记者问:“这场比赛有没有积极一点的收获?”


“没有,积极不了一点。”张之臻回应干脆,引得现场一阵轻笑。


低调的存在


比起最主流的场馆志愿者,交通志愿者是一个更低调的工种。


他们并不直接接触到运动员以及观众,也较少出现在赛场里的高光时刻。大部分时候,他们都默默地待在路边,等着激动的人们从场馆出来。


这样的志愿者共有近5000名。交通志愿者负责开车,需要熟悉巴黎本地情况,志愿者张舒发现,这个岗位上巴黎本地人和老年人的比例相对更高;中国人和场馆区比起来也少了很多,整个组里不超过10个。由于不需要太多的行走,这一岗位也常出现残障人士的身影。


在巴黎一家科技公司当程序员的王初诞,作为交通志愿者,每天都穿梭在不同的场馆和目的地之间,他日常接送最多的是来自各国的官员。


官员们画风各异,有的平易近人,有的会摆架子,“像个老爷”,还有的在车上邮件短信不停,同时耳机里开着电话会议。王初诞也遇到过来自中国的领导,“他们问了我几句法国当地情况。”


大部分官员说话克制谨慎,“几乎没有多余的表达”,王初诞感觉,他们总能快速判断出你是否安全,这里是不是一个安全的对话空间,“而我也明白,不该问的问题不要多问。”


他搭载过一名来自阿根廷的女性高级官员,大约60岁,“很像《纸牌屋》里的Jane”。车上闲聊,王初诞提及自己2008年北京奥运会也是志愿者。女性官员回应,那年在阿根廷的火炬传递是她组织的。


两人交换了对彼此国家的初印象。王初诞提起中学地理课,课上讲,从中国挖个洞,通到地球的另一边就是阿根廷。官员说,听说长城是在太空中唯一能看到的人类造物。“事实上,这是个谣言,杨利伟说他没看见”,王初诞答。


聊天逐渐深入,王初诞小心地抛出一个自己的困惑,“阿根廷资源丰富,幅员辽阔,后来经济怎么就被毁了?”他表达了一些惋惜。继而话题转向去年阿根廷世界杯夺冠后的疯狂。


交通志愿者负责开车接送‍


王初诞把每天的相遇写在日记里。有时候,他会因为偶然获得一个新知而高兴一整天,比如从一位巴拿马的高官那里了解到,巴拿马有很多中国移民,不少当地人早餐吃的是广式点心。


他也搭载过刚看完游泳比赛的法国网球联合会主席夫妇,就着孩子打网球的话题唠了一路。下车时,主席老先生把通行证带子上别着的所有徽章都送给王初诞。


志愿者载客是义务劳动,但不少乘客都会在下车时留下一些特色徽章,以表达感谢。志愿者张茵喜欢把五颜六色的徽章穿在脖子上的带子,方便随时随地和人交换,她说,“徽章意义不是摆在那里,而是获取它的过程。”


张舒是和王初诞同一小组的中国志愿者。她觉得徽章交换像是奥运期间的一项通用社交语言。有一次张舒开车至某个红绿灯路口,一名警察大叔敲窗来问,“交换徽章吗?”坐在前排的乘客小哥,穿着运动员队服,递给了警察两枚徽章。看到徽章上的“EOR”的标志,张舒才反应过来,她搭载的这一车乘客是难民代表团。


难民代表团的运动员来自世界各地,不代表任何特定的国家或者地区,他们通常离奖牌榜很远,本届奥运会是难民代表团第三次参加。


那天下班后,张舒在朋友圈刷到一篇难民代表团的文章,她很快将那位前排小哥和其中信息对上了,“原来他来自叙利亚,是一名游泳运动员啊!”


王初诞与教练、领队等人的合影‍‍


有时候,交通志愿者也得处理培训内容之外的突发情况。


8月7日晚,埃塞俄比亚选手拉梅查·吉尔马在3000米障碍跑比赛中被跨栏绊倒,有现场人士看到,吉尔马摔倒后浑身抽搐,口吐白沫,失去意识,当场被救护车送到医院。当晚在场馆外值班的王初诞,也在同一时间接到调度中心的一单特别派遣,一行三人,是吉尔马的教练以及埃塞俄比亚队的领队和队医。


那天深夜,王初诞带着焦灼的三人连跑了两家医院,先是在沙普提厄医院确认了吉尔马的颅内状况,又迅速转移到比夏特医院,检查其他身体部位。


一直忙到凌晨三点,好在吉尔马各项指标无大碍。坐在回程的车里,终于放下心来的领队和王初诞轻轻碰了一下拳。


乌托邦的AB面


事实上,志愿者的工作很少涉及钱。


在奥运场馆,志愿者无需过问与钱有关的事,比如志愿者如果只负责检票,遇到逃票等任何与钱有关的争端,会交由奥委会的正式员工来处理。志愿者的工作时间里,也用不到钱,凭借志愿者卡,他们可以在员工食堂用餐,免费搭乘公共交通。


更重要的是,志愿者做事的价值,也不由薪水来衡量。人们表达感谢的方式通常是赠送或交换徽章。“我们像是短暂地进入一个乌托邦的世界。”王初诞说。


王初诞遇到的每一个志愿者,都有着强烈的积极性。大家闲聊时常抱怨活太少,“为什么我今天只接到了一单?”如果有谁多接了几单任务,其他人会一起感叹,“你这是什么狗屎运呀!”


这和人在职场的状态是完全相反的,“没有人上班是想主动揽活的,上班本质上是出卖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来获得报酬。而对于志愿者,做这些是爱好,是主动选择,工作本身就是对自己的嘉奖。


这也带来一种更为平等的相处方式。不存在利益冲突,也没有上下级的关系,志愿者之间的关系融洽,鲜有矛盾发生。走在奥运村的路上,王初诞会和警察、官员们打招呼,对方也点头以回应。


在跆拳道馆工作的志愿者孙安琪有类似的感受,当志愿者获得的成就感远大于上班。“上班,我好像只是在满足某些领导的需求,永远在内耗。但志愿者工作,哪怕是简单清理垫子上的汗渍,我可以看到我真的帮到运动员比赛。”


孙安琪的另一项收获是情绪价值。起初,孙安琪总担心自己的法语说得不够流利,“而且咱们东亚人嘛,在这样大型场合通常羞于表达,不敢表现得太主动。”但她遇到的运动员或者志愿者,总是充满鼓励,也不嫌自己说话慢,会认真倾听并给予反馈,孙安琪感到被尊重。


她形容最近的自己像是掉进了一个“夸夸群”现场:不经意的一次帮忙,或者今日穿搭妆容,都可以成为其他志愿者夸赞的主题,“渐渐地,我好像也变得更自信了些。”


孙安琪的工作,是协助运动员使用比赛专用的电子护具‍


这趟志愿者之旅,辛艺收获了跨越年龄和背景的友谊。同组的一位法国大哥,曾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志愿者,在那里遇到了同为志愿者的一名东欧女孩,现在是他的妻子。他们在北京朝阳公园相遇,每天完成志愿工作后,夜晚再去三里屯蹦迪。对于这位法国大哥来说,志愿工作具有特殊意义,所以这次巴黎奥运会他和妻子再次一同报名。


一个所有志愿者都遵循的规则是,穿着制服的志愿者工作期间,不表露任何立场或者佩戴国旗这样的国籍元素。跨文化、无国界、反歧视……这些词汇反复出现在志愿者培训中,共享一种理想的语境。这种理想是珍贵的,在俄乌冲突的战火尚未消弭的当下,在疫情隔绝后,世界也需要这样一场盛会。


一位志愿者在社交平台晒出与朝鲜乒乓球运动员金琴英的合影,他特地将照片打印出来送给金琴英,“方便她日后查看”。


但乌托邦的语境之下,很少人谈及志愿工作在世俗层面的好处。比如志愿者们把自己的经历发布在社交平台,收获点赞关注和社会认同。一些国外大学申请中,志愿者经历也是一项重要的考核标准。而对于一些进入事业轨道的人来说,参与大型赛事某种程度上也能拓展人脉……


“你只有以一种不计回报的付出心态,才能做好志愿者这个岗位。”在倪金城的观念里,乌托邦语境是一种主动选择,筛选出那些“付出型人格”的人成为志愿者。志愿者的工作通常琐碎,有时需要大量情绪劳动,或者承受枯燥。比如,作为一枚“人形立牌”站在路口2小时。


倪金城在高尔夫球场工作中‍


倪金城此前是中国旅法工程师协会的会长,经常作为组织方,招募一些志愿者来帮忙筹办会议和活动。他自己成为一名志愿者后,每天需5点起床,搭乘奥运班车前往郊区的高尔夫球场,日常主要工作之一,是在入口处检票和接待问询——期间,他既无法接触运动员,也看不到精彩的比赛,高尔夫这类在中国相对冷门的项目,对志愿者的“精神鼓励”似乎也少了一些。


“招募志愿者以及培训的时候,强调志愿者是奥运会的脸庞,是灵魂,是最伟大的存在。”但是在真正执行过程中,倪金城也感受到一种渺小。光是他所在的高尔夫球馆,就有799名志愿者,有时候他在想,某些岗位是否一定必要,“没有的话是不是也办得下去?”


他举例,高尔夫球场内,有志愿者是专门引导观众不要走上草坪的,可绝大部分观众都不会主动往草坪走。“当然有这样一个志愿者在,可能让大家觉得体验更好。”他补充道。


出于各项现实考虑,奥组委招募的志愿者人数通常多于实际需求,在奥运会场馆,有时候会出现站在那里无所事事的志愿者。另一方面,志愿工作没有任何强制性要求,偶尔有志愿者发现,前几天出现的同伴后面就再也没来过。


“你们只是来服务他人,不用取悦他人”,社交媒体上,有志愿者记录下培训官说的这句话。


奥运期间,法国前总理让·卡斯泰也成为地铁五号线上的一名志愿者,负责引导人流,维护站台秩序。对于巴黎民众,盛会固然美好,但是生活也很重要,不少人更关心的是,奥运周期的地铁和住宿涨价了怎么办,奥运的财政支出压力是否意味着更多居民纳税。


在一些欧美国家,志愿者也成为一种参与公共议题的方式:能弥补政策的不足,也是公民社会的黏合剂。法国政府数据显示,每年大约有1100万人参与到各种形式的志愿工作中,这个数字占总人口的17%左右。


倪金城有法国朋友,每周的工作时间,一半用于有偿工作,另一半用于志愿工作。这次为了志愿者的工作,倪金城也请了将近半个月的假期。


采访结尾,我问倪金城,你的公司允许你请假这么长时间来当志愿者吗?


他随即向我科普:在法国,每位职员通常有30天左右的带薪年假;此外,法国劳动法规定每周工作时长不超过35小时,如果按照每天工作8小时计算,每周会超过35小时,那么,公司需要把超时的这部分以假期形式返还。


“这样算下来,除了公共假期,我每年大概能拥有40多天的年假。”他淡淡地说。


(王初诞、李忆、辛艺、张舒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冷杉RECORD,作者:徐爽、黄珊莹,编辑:杜雯雯,运营、校对:李项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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