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绑架案的落空

这不是一次寻常的春游，这是一桩罪案的序幕。

七岁的男孩宽宽坐在面包车的后座，他家的保姆于玲坐在副驾驶，开车的是于玲的男朋友，陈东虎。宽宽对春游充满期待，还在途中救下一只送往菜市场的鹅。他不知道的是，这次春游驶向的不单是露营地。

陈东虎欠下了高利贷，于是撺掇于玲绑架宽宽——宽宽的姥爷是省部级官员秦心伟，母亲是画家秦文——以换得大量的赎金：“他们家的钱本来都是老百姓的，我们就是老百姓，拿走点有什么问题吗？”

然而，在途中，于玲和陈东虎得知了男孩一家因贪腐而受审的消息。此外，于玲在陈东虎的后备箱里发现了乙醚、麻绳、弹簧刀，还有一把铁锹。这次绑架没有她想的那么简单。

她决定离开陈东虎，带着宽宽回家。在那里，宽宽搭建了他的“天鹅旅馆”。但是，生活将以怎样的方式持续下去？有一天，于玲发现后院的瓦片碎了，鹅受惊，摄像头也不见了。是谁闯进来了？本应象征着童真的天鹅旅馆，最终迎接的是救赎还是罪恶？

我们将在张悦然的全新长篇小说《天鹅旅馆》中，发现于玲的命运走向，揭穿这些复杂秘密的始末。《天鹅旅馆》并不只是一个关于绑架的故事，它着重书写的女性所面临的诱惑、困境与突围，以及贯穿小说的善与恶、爱与罪、友谊与成长，都值得我们去探索。

今天，我们节选了小说的前半部分、于玲罪念的起始与挣扎的过程。当绑架计划包含着谋杀，她将如何抉择？

以下内容选自《天鹅旅馆》。

设想

在梦里，她相信她是这个世界的主人公，其他人好像不过是老天爷派送来的家具，可以退回和更换。只有她自己，是一个活生生的、每个毛孔都在呼吸、每时每刻都在产生念头的人。

后来她当然意识到这种想法很幼稚，不过梦的确提供给她一种尊贵的感觉，在梦里你再穷困潦倒，也是主人公，你对面的国王坐拥整座城池，依然单薄如纸，随时有可能消失。她有几个要好的朋友，现在都已经不知去向，她们总是喜欢不停地换地方，有时打一份工连月底都干不到，这样做并非出于对现状的某种具体的不满，也不是有什么更好的去处，就只是得一直走。

于玲想，也许她们都做过那种梦，周围的人消失的梦。但在现实中周围的人不可能消失，你只能让自己消失。通过不停地换地方，得到生活的主动性，这是她们做主人公的唯一方式。

于玲必须承认，陈冬虎的计划里，一个很诱人的地方在于，他能把她从这里带走，以一种不能反悔的方式。她被困在这里了——被什么困住？丰厚的薪水？合得来的孩子？还是生活的巨大惯性？今天你把几根黄瓜封进密封罐，明天最重要的事，就是拿出它们看看有没有腌好。整理换季的衣服，给孩子预约龋齿检查，你今天做的很多事，都在为明天做准备，如果你不过明天，等于今天也浪费了。就再干一年，每次于玲都这么对自己说，她必须着手建造自己的生活。这些年除了攒下一点钱，她什么都没有。

然而现在，消失的是他们，是那些环绕在她周围，无时无刻不在挤压她的人。她和其他保姆交流过，她们都承认，雇主不在家的时候是最惬意的时候。她们希望雇主出门应酬，希望他们喝醉、迷路、找情人。没有保姆不喜欢空房子。

于玲经常感觉到，这些周围的人在她的屋子外面走来走去，每次脚步离近，她的心脏都会感觉受到压迫。然后就会有人喊她的名字。无论是谁，无论什么时间，她都得马上答应，然后拉开门走出去。这扇门上有一个旋钮的锁，但是她从来不用。要是他们看到她锁门，一定会问，为什么要锁门呢？当她说这个房间很舒适的时候，是在她听不到外面有脚步声的时候，就像今晚。她想到那只鹅，她应该把它抓起来，防止它在地毯上拉屎。是的，地毯很贵。可是那跟她又有什么关系？

舛错

男人相信，无论如何，他们不可能不管这个孩子。所以现在到底是等秦文联系他们，还是主动联系奶奶，他也有点拿不定主意。男人叼着烟在大树下来回踱步。于玲看着剩下的食物发呆，变冷的肉串，蜷缩起身体的红魔虾。春游结束了，她长呼一口气，起身收拾东西。同时，她意识到孩子离开了她的视线。

“宽宽——”她喊道。孩子在很远的地方应了一声，她往那个方向看了看，只有一片树林，没有水塘之类危险的地方。她继续干活，将烧烤架折叠，把推车拉到面包车跟前。有一只编织袋塞了太多东西，她使劲拽住拉锁，想把它合拢，拉锁却掉下来，袋子整个被撑开，再也合不上了。她看到后备厢里垫着一块沾满泥巴的白色毯子，决定用它包住散架的编织袋。

于玲把毯子拽出来，发现它比想象的要大，而且有个角被什么东西压住了。她用力一扯，毯子出来了，下面露出一个黑色的尼龙背包。于玲把它勾出来，很沉，拉锁封得严严实实。于玲打开了它，里面有一把锤子、一把弹簧刀、一卷很粗的麻绳，还有个玻璃瓶，她剥掉外面缠着的毛巾，是乙醚溶液。她把东西塞回包里，推进那个角落。尼龙包好像碰到了什么东西，咯噔响了一下，她低头朝车座底下看，那里横着一把铁锹。她打了个寒战。

她初中毕业那年暑假，在小舅舅的养鸡场干过几个月。他们对她很照顾，没让她杀过一只鸡。她只是负责冲洗。她攥着鸡脖子，感觉到鸡皮在手心滑动，那些时候，她总在担心一件事，就是手中握着的鸡忽然睁开眼睛看着她。她的数学不错，知道有种东西叫概率，她相信如果你经手足够多的鸡，这样的事早晚会发生一次。既然人们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奇迹，谁能保证在这件事上就不会出现奇迹呢？一只没死透的鸡，一只从死里活过来的鸡？

随着年龄增长，她明白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死亡很彻底。那里有一条清晰的界线，你可以尽情地在生这一边挣扎和反抗，可是一旦死亡降临，把你带过那条界线，你就绝对不可能再回到这一边了。

她拉起宽宽往回走。宽宽挣开了她的手。“不能这样把它留下。”

她问宽宽想怎么样。宽宽沉思了一下，“我们应该埋葬了它。”

“动物不需要埋葬。”

“为什么？那样会让它睡得更舒服一点。”这是有一天讲故事的时候，宽宽追问为什么要埋葬死者时，于玲给出的答案。有时候，你需要给孩子一些简单又不算太离谱的答案。她当时对自己的回答挺满意，现在却发现它给自己添了个大麻烦。

于玲回到车边，从后备厢里拿出铁锹，返回树林。男人还在草丛那边打电话，他挥动着手臂，看起来像是在极力辩解着什么。

于玲走到男孩旁边，开始用铁锹挖土。男孩神情肃穆地看着她。铁锹戗在没有松动的泥土上，每一下都很刺耳，揪得于玲的头皮生疼。但她还是抡得很用力，像是要让自己记住这种声音，记住这把铁锹为什么会出现在后备厢里。她双手托起猫的身体，把它放到坑里。猫的身体没有她想象的那么硬，在她松开一只手的时候，它的身体甚至打了个弯。男孩帮她一起把土推进去。多出来的盖在上面，拢成小山的形状。

转变

去年过年，于玲开始包饺子的时候，冬虎打过来电话，说他迷路了。车子开到了一条死路上，周围漆黑一片，面包车有一边的车灯也不亮了。“我就是这么倒霉，你看见了吗，这一年都到头了，老天爷也不让我过上一天舒坦日子！”听筒里传来冬虎用力捶打方向盘的声音，喇叭一下下地叫起来。

过了一会儿，刺耳的响声停止，听筒里一片安静。于玲一度以为电话断了，直到那边传来一阵很轻的呜咽。她歪头用肩膀夹住手机，听着时断时续的抽泣声，还有一种从喉咙深处发出的悲鸣。他们在一起一年多，于玲从来没有见过冬虎有过那么脆弱的时候。宽宽和几个孩子跑进了餐厅，他们的叫嚷把那个声音盖住了。

于玲洗掉手上的面粉，握着手机走到窗前，另一只手撑在窗台上，分担着身体的重量。她受不了男人哭，每次听到男人哭，都感到非常痛苦。好像她能从中听出一种发生在他们身体里的断裂声，有些东西被损坏了，不可逆转。

“好了，好了，”她轻声说，“我答应你，我跟你离开这儿。”

他们都很清楚，她所说的“离开这儿”的意思是什么。在这之前他们经常半开玩笑地讨论那个计划。对她是玩笑，对冬虎不是。冬虎急需还上他欠的高利贷，把那个计划看成救命稻草。或许她没说一定那么执行，但她给了冬虎某种信心，就是有很大把握能从这户人家弄到那笔钱。

她这么做当然是为了把冬虎留在自己身边，同时，畅想那个邪恶的计划，能够排解掉她内心的怨气。但是在除夕夜冬虎让人难以忍受的哭泣里，她意识到自己有多残忍。她对他身体里正在发生的、不可逆转的断裂负有责任。

冬虎赶到碧湖山庄的时候，已经接近凌晨两点。他把车停在外面，跟着她走进来。路的两边都是红灯笼，空气中弥漫着硫黄的气味。天空适时地飘下小雪，明亮的雪花消失在松树尖塔状的树冠中。她拉着精疲力尽的冬虎一路小跑，来到宽宽家门口。他们经由车库的后门进入院子，顺着石板小路下到酒窖。

除了不算暖和，那里没有别的缺点。柔和的射灯、暄软的皮质沙发，还有数不尽的酒。他们随便从格子里拿下一瓶打开，于玲去厨房煮了两盘饺子，还带回一瓶半个月前泡的腊八蒜。

升腾的热气濡着冬虎的眼窝，让他的睫毛变得毛茸茸的。“从此我们两个一条心。”他把手中那只水晶杯举得很高，好像它是他刚赢得的奖杯。那晚他们都喝多了，躺在一张羊毛毯上亲热。冬虎的身体又宽又厚，像个暖炉，驱走了他们周围那些湿冷的空气。

初五那天，于玲在另外一家银行开了个账户，并把全部积蓄转了进去。因为冬虎说，等到他们实施计划的时候，胡亚飞有可能会让银行冻结她接收工资的账户。那天从银行出来，她走在冬天干燥而明亮的阳光里，拨通了冬虎的电话，告诉他新卡已经办好。她还忍不住提到，自己把密码设成了两人的生日。这是一句完整的祝福语。

“谁的生日在前面啊？”冬虎问。

多美走后，于玲回到餐厅。桌上放着那个蓝色茶包。现在它看起来蓝得那么确凿。她撕开它，泡了一杯茶。拉出一把椅子，在中岛台边坐下。她拿起手机登录银行，账户显示她还有二百零七元四毛。这次银行没有像以往那样，热心地给她列出一些可供选择的理财项目。页面上空空荡荡的——她乐意拿着这二百零七元四毛干点什么，就干什么吧。

转账发生在昨晚九点五十一分。他们回到这里以后，冬虎拿着她的手机捣鼓了半天，应该就是在做这个。而他让她暂时不要开机，也就避免了她接到银行打来的核实信息的电话。她想了一下，除了自己在这件事里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之外，冬虎所执行的计划基本和原来一样，拿到钱之后连夜跑路，甚至连跑路的路线，或许都没有变化。

先坐长途汽车到武汉，从那里再去云南，他赌玉认识的当地人可以帮他安顿，还可以把他送到缅甸。他向于玲保证，只要他们到了云南，后面的事就不用操心了。所以于玲对于他们去了云南要找谁，具体是去哪里，一概不知。冬虎提到过大理，也提到过瑞丽，她以为瑞丽是大理的一部分，现在她搜索地图，才发现它们离得很远。

她盯着那张地图，好像在等着某个地名凸显出来，告诉她冬虎现在到哪里了。过了一会儿，她发觉自己好像没有那么想知道他的行踪了，就关掉了网页。昨天她还是罪犯的同谋，今天就变成了受害者。冬虎挥舞着的拳头，谁也没打到，最后抡到了她的脸上。

可她忽然觉得这样挺好，她不是本来就打算用上自己的那笔钱了吗？她心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对冬虎的承诺，只是没有来得及付诸行动而已。现在那笔钱平了冬虎的麻烦，事情得到了了结。如果她一开始就愿意拿出它，也许就不会有这次“春游”。但当时她认定那笔钱只有一个用途：在她结婚时盖一座房子。她太执着于结婚的事，甚至把它看得比宽宽的安危更重要。

她想起冬虎放在后备厢的麻绳和乙醚。铁锹戗在泥土上的声音，在她的耳边响起。与那个可怕的后果相比，失去这些年的一点存款也就算不了什么了。她把它当作一种必要的牺牲，一种不良欲望的纠正。而现在，她也终于能清晰地看到那个先前不愿承认的事实，她和冬虎结婚是不会幸福的，他只会把她带入巨大的危险之中。可她还是很怀念他敦实的身体，用那两只健壮的手臂将她揽在怀里，看起来就像一座永远不会散架的房子。

于玲捧着杯子，提拉了几下茶袋上的线绳，让它释放出最后一点滋味。然后她将它拎起，扔进了垃圾桶。现在她应该给那最后的二百零七元四毛寻找一个新的密码了。